潘玉良：从惨淡的人生到一代画魂

俞肖

通晓艺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国时期，能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来就不多，女画家尤其罕见。算来算去，这些女画家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

这六个人中，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因其他的五位，大多是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或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唯潘玉良出身最贫寒，经历最波折屈辱。

但时至今日，潘玉良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位。这个名望是她低到尘埃里的不幸身世与至死都跌宕的人生所导致，更因是她盖世的艺术才华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公认与臣服之故。

2019年3月21日至6月9日，安徽博物院与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历时三年打造、法国塞努奇博物馆馆长易凯先生担任主策展人的“春之歌——潘玉良在巴黎”大展亮相安徽博物院新馆二楼临展厅。透过四个板块“蒙帕纳斯工作室”、“裸体绘画的争议”、“隐形城市”、“春之歌”，65件涵盖肖像、裸体、风景、舞蹈人物等作品，观众可细细揣度“潘玉良”，也借由此展之啟幕，大众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位传奇艺术家。

潘玉良的传奇身世

《红衣自画像》，约1940年，布本油彩，安徽博物院。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出生在古城扬州一个贫民家里。1岁时丧父，8岁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孤苦伶仃的她被舅舅收养。14岁时的潘玉良一副鸭蛋形脸庞，五官匀称，高高的鼻梁，水汪汪的眼睛.且身段儿苗条，显得亭亭玉立，丽质天资，是个天生的小美人儿。她舅舅看着这些，不由忘却了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财迷心窍，偷偷地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

因为年龄小，虽然身在妓院，但做的主要只是些打杂跑腿的活儿。在看透了妓院的奢靡生活后，她不甘心于此，想抓住任何可以逃跑的机会。潘玉良曾试图逃跑十次，但都失败了。逃跑没用，她便选择毁容上吊，以为将自己毁容，以后便可以不用接客，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抓住。被抓住后的结果就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

17岁那年，她因姿容清秀，气质脱俗，渐已芳名远播，成了芜湖地界令人瞩目的一株名花。幸好，命运无常却也最有情。那年的一次宴会上，和往常一样，她认真整理了发髻，唱了一首平常拿手的小曲：“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似乎是唱进了人心一样，那时候身为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也被打动了。他想知道是谁把这样凄楚的曲子唱得这么撩动人心，后来发现是一名青楼的小小雏妓。不过，这个人和他见过的别的青楼女子不一样，软软糯糯，她的眼神里却全是一种刚毅和不屈服。

果然，这次相会让两人互生情愫。潘赞化最后竟然冒着会损害一个男人名誉的风险把她硬是给赎了出来。潘赞化没有把她只当作一个烟花女子，彼此心生爱慕，后来娶作二房，张玉良改姓为潘玉良。

有人说，青楼女子有两样东西看得最准，一是首饰，二是男人。潘玉良的眼光果然很好，认定了潘赞化便是一眼定终身，而潘赞化待她也是一生一世。潘赞化安排玉良居住在上海，并为她请了教师，潘玉良开始了新生活，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又跟随画家洪野先生学画。

人的机遇是难以预料的，有时偶然性也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会把做梦也意想不到的幸运赐给人。认识了潘赞化，是张玉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一路有艺术为伴

潘玉良爱画画，爱到什么程度？她并不满足于跟着画师学画，在1918年，潘玉良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刘海粟的学生。那时候，开始学人体素描课，她完全陶醉在人体这精妙的艺术构造中，为了画好裸体，她便跑到女生浴室去画，这种行为当然被所有女生唾弃，很多人视她为洪水猛兽。无奈，她只能对着镜子画自己。

毕业后又以优异的素描成绩取得了到法国留学的机会，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足迹和身影。即将毕业时，潘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当下，刘校长给她写下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九年异国他乡的漂泊，历尽艰辛，带着圆满和喜悦，她回国了，与潘赞化久别又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两个月后，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展品两百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

1932年，潘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

潘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面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潘玉良任教的几年，也经常展览画作。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有一次，潘玉良展出了一幅油画《人力壮士》，画面里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搬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这幅画寓意她对战场将士们的敬重。然而，这幅画却给她带来了一辈子难忘的羞辱。

第二天再来画室的时候，这幅画已经被人划破，边上还贴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总有那么一些人，看着别人的名气越来越大，却总也想着用别人的过去来揭别人的伤疤。

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她只能又重新和潘赞化商量着出国。这一次的离别，和上一次一样，两人在码头依依不舍，然而不同的是：這一次离别，竟成了永别。

潘玉良又坐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离开了潘赞化，离开了故土，她又来到巴黎。

不久，她在“中大”的学生王守义来到巴黎，专程找到了潘玉良，想让潘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潘玉良答应了。为了这尊雕像，她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后，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看完了作品赞不绝口，当即决定他们博物馆收藏。

潘玉良顷刻觉得心里凉爽和甜润，脸上绽出宜人的红润，那赛夫先生又看了玉良的工作室，他兴奋地说：“这就像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

潘玉良《春之歌（三女）》，布本油彩，45×54cm，1941年，安徽博物院。

1950年，潘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胜利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潘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晚上回到住处，潘玉良又见到了潘赞化从中国寄来的信，他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此时此刻，她说不出有多激动，有多高兴，她顾不上疲劳，立即给潘赞化写了回信。

最扎心的中国往事

潘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为画展准备作品，不得不花费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中，与潘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她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清洗知识分子的消息，心里一阵悸动！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成功了！

展会归来，画桌上摆着潘赞化的一封来信，她的手颤抖着拆读起来。当她读到“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时，潘玉良的心碎了，顿时两手冰凉，她的头显得膨胀，她万万没想到，潘赞化会讲她最尊重的校长是敌人！

她又继续读下去：“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暂缓为好……”

读到这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潘赞化措词的用心。当下不宜回国，这是潘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颤栗，她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1959年，巴黎大学把多尔利奖颁发给了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形佩章授给了她。

1964年，法国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潘玉良的住处，她是代表大使馆来看望潘玉良的。这时潘玉良才知道潘赞化于1959年7月已经离开了人世。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潘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了！

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王萍又来潘玉良住所，她捎来了周总理传来的信息：“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候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

在法国的日子是孤独的，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日子过得贫困又艰辛。命运总是如此奇妙，潘玉良一生都是各种不幸，然而却又有各种贵人出手相助。她住在巴黎的房子附近有一位中餐馆老板，他很欣赏潘玉良的才华，并且心生爱慕，不断地尽自己所能接近她、帮助她。来来往往久了，或许是觉得时机成熟了，或许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中餐馆老板就想要告白，然而，这一次告白却让潘玉良惊恐万分。

潘玉良说：“朋友，我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到他的身边。”

一晃又是10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王萍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潘玉良，并向她报告了喜讯，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潘玉良颤抖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赞化合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她身旁的王守义的身上，用尽最大的气力说：“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这两样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潘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在法国滞留了40年，没错，是滞留，她心心念念的家乡，回不去，也不可能让她回去了。她留下了两件遗物，一件是项链，一件是怀表。这两个都是当时和潘赞化离别时潘赞化送给她的纪念物。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潘玉良心里念想着的也还是潘赞化，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最让她记在心里一辈子的男人。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无声地蠕动中闭上了。就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春之歌”大展

《春之歌》可谓潘玉良最出众的主题之一，她在其中营造了一个美丽桃源：远处薄雾缠绕的高山，近处无虑无忧的裸女，嬉戏在绽放的粉色桃林和弯弯细柳中，黄金时代世俗的热烈欢畅与东方女子柔媚细腻的躯体交相呼应，惠风和畅，湖柳婆娑，充满潘玉良浓厚的个人色彩。本展即以此为切入点，深度探讨了潘玉良自1937年至法国后四十年的创作。

此次在安徽博物院展出的65件作品风貌多样，其中安徽博物院的一级藏品：潘玉良画于1943年的失落群像《论画的友人》值得關注。虽然这幅画如今已下落不明，但这七幅肖像和展示于本展厅的绘画初稿《庭园聚会》保存了群像的原貌。潘玉良先画了小型初稿，再逐一描绘每个独立人物。她罕有地运用这种创作方式，反映出这幅作品与众不同的重要性。在完整的画作中，这七位女性聚于私人花园，潘玉良坐在正中审视一幅小画作，而其他六位友人在旁边讨论她的创作。一班法裔女性在艺术家身边结伴成群，反映了女性情谊以及在战间团结和平的景象。

那件众所周知的《红衣自画像》则被用心安置在一面墙上，尤为醒目。身穿暗红色旗袍的潘玉良坐在椅上，身后墙上挂着一块花布，她双手下垂，右手拿着一封信，写着“玉良”二字。在潘玉良远赴法国的漫长岁月里，她与家人的情感联系全依托彼此来往的信件，这件作品是她回到巴黎约三年后完成的。

潘玉良回到巴黎后定居在蒙帕纳斯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艺术中心。她的居所邻近著名的大茅屋画室，一所提供廉价开放工作室 （ateliers libres）作为人体写生的私人艺术学院。开放工作室强烈地挑战了高等美术学院的传统艺术教育。潘玉良经常在大茅屋画室素描及绘画，《三人头像》《友谊头像》等这些描绘各国艺术家和学生的群像很可能就是在那儿创作。群像多样的人物、姿态、表情和构图反映潘玉良细腻的观察力以及捕捉动态人体的纯熟技巧。

《少女与红玫瑰》与《酣梦》两幅女性裸体油画是潘玉良二度赴法后，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脱离学院派柔和用色及细腻笔触的早期实验作品。画作明显受亨利·马蒂斯（1869～1954） 20世纪20年代的宫娥作品影响，同样描绘了在华丽闺阁中双手或单手高举、侧躺在花哨坐垫上的女人。然而潘玉良的绘画依然有学院派影子，身体塑造较平滑工整，应在休息的人物姿态稍微僵硬刻板。潘玉良要待到20世纪50年代才发展出对女性体态的自然描绘。

展厅其他作品中，裸体模特儿多以更传统的审美客体形式向观者呈现，但《临窗窥视的女人体》的裸女却与众不同地窥视着窗外我们无法看见的事物。窗口散发的光晕引人入胜，而裸女们对窗外好奇地窥探，好比我们对裸女的凝视。潘玉良透过多重视觉层次，幽默地点破艺术观众的窥视心。

而在《歌舞艳声》这幅作品中，潘玉良以中国绘画元素和形式重新诠释西方的“黄金时代”经典主题。在画面中间的一群女子身穿民国时期的中式服装，跳着传统扇舞，而右边有另外两个女子弹奏琵琶类乐器和吹奏笛子。虽然作品以彩墨所绘，但以色块点染和交错线条绘画的风景带着后现代主义抽象意味。这幅作品也对传统中国手卷作变奏。本应从右至左展开细琢的卷轴长达二十米以上，潘玉良大幅缩小的作品更接近西方绘画。

这位从人世黑暗底层挣扎出来的新女性的自我救赎，有着漫长的蜕变过程。对比早中期作品，潘玉良第二次出国后技法更成熟，尤其是用细腻笔致勾画人物轮廓和五官，东方韵味更突出，那些中西兼容的笔韵和线条形成了她的独特风格。潘玉良实际对很多艺术门类都有精深造诣：她在法国学过油画，又到意大利学过雕塑，回到中国又学水墨画，一生都在不停地学习。这些带着浓烈中国意味的符号，是艺术语言返璞归真的探索，也映照着一颗想念故土的心。她的画总让人感到某种毫不掩饰的情绪，她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绚烂的色彩里展露无遗。

《三人头像》，1940年，布本油彩，安徽博物院。

其中，印象派技术和东方艺术情调是她绘画演变的两大根基，由此及彼形成了她艺术发展的轨迹。不论人像画还是裸体画，潘玉良对人物的描写实则直指人性，如她画的大量裸体，出自于学院派训练的价值观和追求艺术精神的本能，她从学院派掌握了形体造型，从野兽派学到了色彩的自由表达，从后期印象派那里吸收并延续了点描技法，同时融入了中国水墨的笔法和彩墨晕染的气韵。她倾毕生心血和精力创造了“合中西于一冶”的独特风格，留下了展示她多方面艺术才华的大量作品。正是这些独特际遇与独特时代的结合，造就了潘玉良颇具自我叙述意味的绘画。

从1937年至1977年，她旅居法国40余年，始终没有加入法国国籍。期间不与任何画廊、书商签约，维持着清苦的生活和独立的人格。“我在卧室画素描，常常一画就到天亮，地板上、墙上，全贴满了我的画，屋子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四个月没有收到家信和补贴。我饿着肚子画罗马的斗兽场、画威尼斯宫，我觉得很快乐，我从来没有那么快乐地找到自己。”她在绘画中找到了自己。而据曾到访潘玉良家的张仃回忆，“那是极旧极旧的楼，木头楼梯，一上去吱吱嘎嘎响。房子很小，拉一根铁丝，挂一块布帘子，里面可能放个马桶什么的，她在里头换衣服。楼上没有自来水，她每天要到楼下提水……”相比生活上的孤寂凄冷，此时的潘玉良在艺术上却更见成熟。她频繁参加巴黎的沙龙展;于1945年出任留法中国艺术学会会长;1955年更是成为首位巴黎市和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分别收藏其作品的中国画家。

潘玉良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在于独特的艺术风貌，更在于能克服时代女性之逆境脱颖而出，接受现代美教迅速成长，用艺术之名勇敢地和不公正的人生际遇斗争，懂得自己的价值，也明晰个人的弱项。正如她的画，很少矫揉造作，无论造型还是色彩多爽朗而直接，尤其在艺术生涯中晚期，“合中西于一冶”的融会贯通愈发明晰，于油画、水墨画、素描、版画、色粉画、雕塑等领域均有建树，成为一个全面的艺术家。

1977年7月22日，82岁的潘玉良长眠于巴黎蒙帕纳斯墓园第七墓区，临终前她交待友人，将所有作品运回国内。在1984年，包括她生前收藏的4000余幅画辗转由安徽博物院收藏。安徽，始终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