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企业提质增效研究*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计财处 毛成银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提质增效研究*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计财处 毛成银

近年来，由于受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企业用工、融资、节能减排等成本的不断增加，“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着力解决我国企业在提质增效的各种制约因，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赢得市场竞争优势核心任务。

经济新常态 提质增效 竞争力

一、引言

2015年，我国GDP虽较上年度增长6.9%，增速却创下25年新低点；2016年1季度GDP增长效率（6.7%）进一步放缓，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5个月负增长，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受外围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需求疲软等影，一些实体企业生产经营仍十分困难，市场风险点在逐步增大。部分制造业相继倒闭，既有技术跟不上时代，前期投入过多，造成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也有无法忍受成本的急剧上升，出现歇业的企业；更有试图转型，却未成功的企业。对错综复杂矛盾和问题，我国企业要高度重视，主动适应新常态，稳中求进，要以改革激活力、增动力，在变中求新、求进、求突破，以新战略、新思维谋求新发展。从政府层面来说，要想方设法，为企业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为企业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搭建平台，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提质增效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企业提职增效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不强，提质增效亟待破题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发布报告表明：2014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我国的企业的盈利能力最差，入围世界500强其他国家的净利润增长了27%，而我国入围企业净利润增长不到8%。入围500强的美国企业平均利润率（9.33%）是中国入围企业的1.82倍（5.10%）。2014世界500强企业发生亏损的49家中，我国企业占了28.57%（16家），而美国企业仅占4.08%（4家）。2015中国企业500强中亏损企业多达57家，比2014年的43家增加了14家。2012～2014年美国入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6.59%、6.60%、9.33%，而我国入围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5.56%、5.36%、5.10%。数据表明，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不强。

此外，受沉重人员压力影响，我国500强企业的人均利润明显落后于美国及世界500强，2014年我国500强企业的人均利润仅为1.24万美元，分别相当于世界和美国500强的41.53%、30.55%。尽管我国多次提出企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发展目标，在这方面，企业一直做出努力，但这一目标似乎离我们还很远很远。因此，如何提升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

（二）制造业成本接近历史最高点在劳动力成本高、融资难贵、税费负担重、土地租金高等重压之下，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差距低于5%，成本接近历史最高位。2015年我国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率达到85.68%，制造业成本优势进一步下降，当于美国95.5%，高于墨西哥、印度、印尼等竞争对手。其主要原因如下：

（1）用工成本较高。2015年全国产业工人平均工资为56339元，平均工资较2001年的10834元提高了4.2倍。据统计，2012～2014年人均工资增速为11.3%，而同期人均名义GDP增速为9%，名义工资增速比名义GDP增速平均高2.3%；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净减少，标志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相对劳动生产率过快上涨使得企业不堪重负，再加上“五险一金”缴费基数，每年已经约定俗成要增长约为10%，企业的缴费比例又高达缴费基数的33.3%（个人11%），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

（2）金融机构利润畸高，企业融资成本高。在2014年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利润排在前10名的都是我国内地银行，而美国入围企业中，盈利前10名中仅有一家是银行，中国金融机构平均利润率约为18.61%，是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的9倍（2.24%），美国金融机构平均利润率为22.85%，是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的3倍（7.87%）；日本金融机构平均利润率为9.12%，是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的3倍（3.93%），比较而言，我国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润利率明显大于的日本和美国，融市场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均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我国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比重超过60%，但融资占比仅30% -35%，，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同类型企业债发行中，私企利率显著高于国企，私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我国企业我国企业提质增效的阻力。

（3）企业流通成本较大。由于受基础设施要素保障和能源体制垄断的影响，我国工业所用的能源诸如水、电、气等普遍高于民用价格，如上海市工业企业用水、电价格分别为5元、1.1元，而民用的价格是0.6元和1.1元，在能源比较紧缺年代，由于电、气等能源供需形势严峻，为优先保障民生用气、用电的需要，通过价格杠杆优先保障民用。这种定价政策在数年前是必要的，但时过境迁，过高能源价格增加了企业的流通成本，不利于企业竞争。

（4）企业税费居高不下。据统计，我国一些企业的总税率高达69.04%（30%的消费税，增值税、城建教育附加19.04%，所得税税率20%）。比七国集团平均税率高出近20多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加大了企业负担。我国税收收入一半以上来源于征收的流转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80%的税收来源于所得税和财产税。此外，我国非税负担也较重，各项行政性收费基金达四十多项，非税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达到3%，远远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

（三）土地财政长期导致租金居高不下，影响企业提质增效由于我国对不动产只是再交易环节征税，对持不动产期间确没有税收负担，土地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再加上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不断抬高土地拍卖价格，土地出让金、流转金逾演逾高，基层政府及土地使用者漫天要价，折迁补偿也日益增高，一些发达地区用地仅能满足部分大型企业的需求，其他企业发展受到地价、房价的严重影响、制约。多年来，我国房租不断上涨，特别是商业房租金的上涨，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我国许多城市的地价年年创新高，地王一个一个出现。据统计，2014年土地出让金高达42940.3亿，较2004年的6412亿增加了近6倍，年增长高达21%，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是造成房价年年飙升根源之一，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水平，这就导致了企业的物流仓储成本、生产用的厂房成本不断增加，企业负担怎么能不重呢？

（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创新的动力不够。2014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只有1.16%；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10%，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40%左右；我国专利技术交易率及实现产业化均不足5%。在2012～2014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我国企业连续3年无一入选。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在出口贸易中，主要以引进技术、组装生产为主，这种贸易，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在对未来发展具有关键、颠覆性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上，欧美国家的领先优势和我国的弱势地位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我国对基础性、配套性产品重视不够，很多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如80%的芯片、95%的高档数控系，特别是全部密封件、高档液压件及发动机都件依赖进口。再如，我国高端主轴承平均寿命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1%，不足300小时，且故障频发，整体薄弱的基础能力限制了我国先进制造业整机能力的提升。

（五）互联网监管缺位，导致众多企业创新与盈利能力降低近年来，互联网销售增长迅猛，截至2015年12月，我国企业开展在线采购、销售比例分别为31.5%、32.6%，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的营销活动带来的严峻的挑战，2015年，通过互联网开展营销的企业高达33.8%，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由于监管长期缺位，在网购领域，在网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电商越来越多，这似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近年来，我国为了鼓励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发展，对这一领域放松了有效的法律监管，没有及时对互联网新兴事物进行规范、监管。2014年以来以“创新闻名”的互联网产业接二连三发生一些事件足以说明，似乎到了让其“自然而野蛮”生长。在互联网繁荣而又美丽的外表下，由于缺少第三方的监管乏，出现了一大批因互联网引发的商业陷阱、消费欺诈等问题层出不穷。

电商发展虽然方便了消费，降低了物流成本，但由于没有监管，一个企业辛辛苦苦研制出一个新产品，没多久就被不法分子以低价销售伪劣产品把利润全部挤掉，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企业的创新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在加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执行成本又过高等，很多有创新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因创新技术、新产品容易被这些电商轻易仿冒和剽窃，担心创新投入与收入不对等而被迫放弃。

（六）国人对国产商品质量的信任度在降低据《全球自由行报告2015》显示，在国外购物已经成为大多数国人出国的必要选项之一，在所有支出中，购物占比达55.8%，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海外消费预计达到1.2万亿元（实际数据远不只这么多），居全球最大的出境游消费国，如马桶盖这类如此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品都要跑到国外去抢购，显然，质量仍是中国消费品的痛点，我国面临“制造大国，品牌效果”的尴尬。这一方面说明国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消费观也大为改变，另一方面也表明除了国内税率比较高，特别是指定奢侈品的消费税高；国内流通成本高，环节过多外，我们的一些产品质量、安全性的确存在问题，有些企业连最基本的社会责任都没有，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典型案例，这一事件以后，促使了许多国人选择国外奶粉，以致国人在世界各地抢购奶粉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2016年在全国人大四次会上颇为痛心的表示，“大批国人到国外抢购奶粉，你买人家东西，给人家送钱，人家还限购，这是中国奶业企业的耻辱。”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但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际上驰名中国食品、服装、汽车等。

三、企业提质增效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企业的提质增效正处于调整的阵痛期，增长的换挡期，已经到了提质增效的紧要关头，要实现企业继续持续健康发展：一是要加快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为企业打造协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二是解决好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规范金融秩序；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税收政策；四是加强互联网监管、完善知识产权等。

（一）政府要简政放权，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政府要进一步梳理权力清单，从“大包大揽”到“做加减法”，通过放权让利来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明确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切实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既要当好“裁判员”，又要做好改革创新的“守护神”。建立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要明确规则、优化流程，使企业“可预期”；特别是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方面，充分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多重作用。进一步规范好所有价格行为，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力激发了市场活力。一是加大淘汰落后产能；二是规范涉企收费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其他具有强制垄断性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等均纳入清理规范的范围，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推进普遍性降费。

（二）调整能源政策，加快体制改革从价格供给侧、形成机制、需求侧多方面入手，促进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发展，推进销售电、气价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工商业及民用电气同价，切实为企业减轻了电气费负担。创造效益、发展生产力，是企业中心目标、是基础、是生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企业利润增速减缓，对电气费成本的敏感度也在提高，降低工商业用电价格，切实为企业减轻了电费负担和实现提质增效提供保障，就江苏而言，这一调整，如按每千瓦时降低0.69分来计算，一年就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26.726亿元的生产成本。

（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企业要积极推进发展、经营、管理等改革创新，要抓住“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机遇，实施“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并举，加大研发力度、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从单一制造向研发、设计、集成、服务转变并举，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并举；从单一产品贸易与低端产品服务贸易到与技术贸易、知识产权、文化艺术版权贸易及各种高端服务贸易并举，最终达到优势更优、强项更强，全力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不断有新突破、新发展。

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证明，谁先领先启动产业创新革命，谁就领跑这个世界，在金融海啸以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和“再工业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这是美国21世纪最伟大的创新，“页岩气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在美国，固然与美国对油气的渴望有关，但更与创新机制不可分，正是受益于“页岩气革命”（每百万英热单位仅售1.64美元）美国本土油气开发成本大幅下降，很多人或许难以想象，在发达国家的美国，油气价格竟然要大大低于我国。低成本，高质量，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这场革命，现在的原油价格估计已经超过200美元。

当前，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口号；最需要的其实是肥沃的土壤。阿尔法狗的神奇，一方面是DeepMind公司的成就，但这更体现了Google公司强大创新能力，Google公司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搜索公司，它现在研发的高科技，已能挑战人类的智商。创造力是桥梁，是纽带。我们要认真学习世界上成功企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发展要心正，不能把创新当噱头，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效益，要把中国的知识产权证书从厂史馆、校史馆中释放出来，产生21世纪的生产力和国外市场的规模，我们的专利不少，但真正有多少带来经济效益的，专利不能仅仅成为职称评审的摆设，模仿不能作为创新。***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国家富强靠什么？靠自主创新，靠技术，靠人才，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

在《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日本以入围40家（占比40%），超过美国（35家）高居榜首，而我国内地无一企业入围。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一个没有创新企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我国的企业要清醒认识到，不能再像80、90年代那样一味引进关键技术（不能占有，仅是流水线的廉价劳动力），要通过建立行业联盟、联合创建国家标准、申请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拿出“工匠精神”，不断提升品质，把产品做到极致，唱响中国品牌，推动企业的提质增效。

（四）加强互联网企业监管，为企业提质增效营造安全环境“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将线上与线下进行融合，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传统行业中，感觉我们的生活分分钟都在被颠覆着。互联网的兴起让很多事情有了改变。“饿了么”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开公司的门槛，让以前成套的监督体系被绕过。2016年3月15日，“饿了么”被央视点名曝光，这只冰山一角，“饿了么”自己一没有能力，二没有意愿进行监督，消费者就成了鱼肉。互联网兴起之后，从支付到理财，拉跟网线，登记一个公司就能搞金融，各路骗子都加入了进来，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监管保护，大量人血汗钱、养老钱被骗。互联网在发展，但是监管并没有同步跟上，以前已经成熟的监管体系被绕了过去。消费者就成为受害者。我国一些互联网电商销售额越做越大，与此同时，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电商越来越多，这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一是创新就没有动力，企业刚严研制出来一款新产品，很快就被不法分子以低价的仿制品将利润全部剥夺；二是大量的产品从网上销售虽然方便消费者，国家税收流失也是一个不小数字。e租宝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两年内非法集资500多亿元，所涉及的金额之巨，投资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历来罕见，e租宝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反思：机构名人的站台、广告的效应、监管的漏洞、社会诚信、社会责任的丧失等，一些虚假医药广告满天飞，充分暴露我国互联监管的缺失。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监管，监管与互联网必须同步，要发展互联网发A业务，那么互联网A业务监管就要跟上，如互联网发展购物，购物的监管就要跟上；发展互联网金融，金融的监管就要跟上。否则企业还要去创新吗？因此，法律监管要及时跟上互联网创新步伐。一是要加大知识产权、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违法和侵权成本；二是加大网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诈骗惩罚力度，查实后要加重处罚，要让其付出沉重代价。习总书记指出：“办网站的不能够一味地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的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互联网企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无论什么监管，核心都是四个字“利益制衡”，当利益被损害的人能够制衡加害的企业，加害的企业就不敢过分。当消费者向政府投诉时，政府必须及时用足够强的法律法规威慑互联网厂商，譬如处以巨额罚金，中断违法企业（个人）的网络服务，用巨额罚金补偿消费者，要让违法企业倾家荡产。只要有利益制衡，让消费者能够严重损害到互联网企业（平台）从业者的利益，消费者就能达到保护，那些守法经营的创新才有保障。

（五）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助推企业提质增效2014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1.92万亿元，其中房地产企业贡献了约1.65万亿元，超过2013年纳税最多的商业（批发和零售业），排在各行业纳税额首，此外，全国上交土地出让金4.29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我国房屋销量持续升温，在一些大城市更是开始出现了投机行为。房屋销售较2015年同期上升60.3%，至1.61万亿元。仅1-2月，房屋销售跳升49.2%，突破了2015年16.6%的增长记录。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税收收入过度依赖房地产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再看2014年股市，好多人都不再搞实体经济了，连大妈都去炒股了，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与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有很大关系，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再次提醒我们，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它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国民经济的基石。

针对当前情况，笔者认为一是要进一步实施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成本；二是对优化税种结构，发挥复合税制的作用。对消费税、财产税、遗产税等进行改革，优化税种结构，实现从“在生产经营环节征税”向“收入、消费、财富”环节征税，发挥复合税制的重要作用；三是尽快开征房地产税。土地和房地产均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当前税制短期利益和不可持续比较明显，如不尽快改变现状，我们拿什么留给后代。西方许多国家都早在50年代就开征房产税，我国对这个问题关注得不算迟，各类研究报告有一大堆，数年过去了，可以这么说，当前的房地产已成了决定和影响我国经济命运的产业，而我国对房地产税却迟迟无法推出，原因或许是既得利益在平衡和选择中。

房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是一种可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及遏制少数人偷税漏税的重要工具。如果越不征收房地产税，就会对绝大多中低收入者于不利。因此，笔者建议可按“宽税基、简税种、低税率”原则将减少流通领域的税负，增加持有层面税负，住房和商业不动产可能在原来费用比较多的开发环节、交易环节税负总体都要往下减少，这样一方面可以打击那些投机者持有过多房产导致房价过快上涨，也促使房地产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也能保证水税源的可持续性，就可以确保税源的稳定性。

此外，要改革我国股票交易制度，当前，我国投资者获得的分红需交税但资本利得不用交税，较低的现金分红水平和剧烈的股价波动，投资者就不愿意以获取投资收益而长期持有股票。在高风险市场中控制持股时间，是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减少市场波动幅度，稳定投资者预期，则是监管者、市场组织者责无旁贷、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对于监管者来说，要对交易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要利用金分红等多种手段向市场释放正面信号，不断提高投资着信心，将这些融资所得为提质增效提供保障。总之，要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训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的出发点。

（六）加强品牌建设，将建设质量强国纳入国家战略中国消费者到海外大量购物，而且购买了不少Made in china的产品，原因多种：一是一些人长期以来骨子里的“崇洋媚外”思想在作怪；二是我国关税抬高商品国内售价，国外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三是国内生产的商品在质量和安全上不能够达到人们心中的高度，中国制造业与国际的先进水平确实存在着差异。不管是核心技术、工艺方法和基本材料来说，相对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有很大的落差；四是国家在相应的监督管理也是屡屡引起民愤，一些生产企业的管理制度也着实堪忧，缺乏应有的“匠人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随之提升，价廉早已不是选择商品的唯一评判标准，人们对于品质的追求愈发热衷。就如马桶盖这类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品都要跑到国外去抢购，这应该值得我们反思，显然，质量是中国消费品的痛点，我国正面临“制造大国，品牌效果”的尴尬。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的企业向国外的企业学习国外的营销策略，要适应消费者购物的需要。从短期情况考虑，国家在关税方面对一些特殊产品进行倾斜式的辅助，当然，通过降低关税吸引消费者回流并不是解决长期策略，我国只有强化品牌意识、质量意识及社会责任意识，制定品牌发展战略，加大品牌建设的投入力度，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上、增强底气上，加快创建国际知名品牌，织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程，达到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目标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品牌与形象溢价对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这是提升我国企业盈利能力，缩小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力差距重要措施。此外，应该将建设质量强国纳入国家战略，坚持“质量为先”，建议设立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为我国企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七）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进一步实施减税政策，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整合增值税税率，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降到14%。取消不合理的缴费缴费基数年年上涨，精简“五险一金”降低企业低社会保险费，为利率正常化创造环境，金融企业要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气等能源价格等。一是要强化互联金融的监管，鼓励发展民商银行、产业银行、行业银行、同业公会银行等；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适度推动债务置换；二是进一步深化税费改革，整合营应改增后税率较多，不利于监管问题，研究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三是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协调人均GDP与实际人均工资增长同步发展，实施五险一金跨省转移程序；四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五是降低用地、房租成本。平衡供需，大力实施城市资源均衡化及城市中心分散化。

（八）加快管理会计在企业的应用，助推企业提质增效企业要大力加强管理会计的运用，通过强化管理以实现企业管理升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价值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好管理会计这项工具，强化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营造良好的内部经营环境，做好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是管理会计的基础，进而做到企业的提质增效。

（九）主动拥抱TPP，加快国营企业的改革2015年10月15日，参加TPP谈判12国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对于这个新的贸易规则，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TPP是冷战思维，中国终将可以战胜TPP；有的则认为，现在的TPP将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排斥在世界贸易主流之外，我国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客观看待TPP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将受到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这也许是倒逼国营企业改革最好办法，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放开市场转入的最佳机遇。从TPP和TTIP、WTO相比，它更加重视劳动者、环境保护，更加注重市场开放和反对垄断以及信息通畅。从这方面看，我国经济或许真的有问题，特备是在劳动权益及市场垄断方面。从国际贸易角度，没有很好体现其公平性；而垄断市场，就是对境外资本持不开放，对境内私营资也同样不公平。因此，要具有全球视野，主动拥抱TPP，以开放的态度及积极作为适应国际竞争格局演变。

撇开TPP和对外贸易，中国经济要实现软着陆就必须得转型，要让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15年，我国GDP总量约为68万亿元，而基尼系数为0.462（数字越大，反映贫富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0.4被国际公认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相比2014年，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切实保护好的劳动权益，打破国企垄断和扩大国内消费能力，要让市场自由竞争，是中国提质增效和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我国为什么要融入TPP的需要。

*本文系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高等职业院校分会2015年研究课题（项目编号：Z2015005）；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5SJA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1］沈坤荣、滕永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增长效率提升》，《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边静如、毛成银、陈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改革与战略》2016年第2期。

（编辑 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