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中国文化新生态

张凯滨

近年来，《亲爱的》《湄公河行动》等在电影市场上缔造了票房与口碑不俗战绩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身份。内地与香港的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彼时两地电影人通过各种交流学习，使两种不同的美学观念与制作理念相互渗透交融，对彼此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两地电影之间的融合加速。随着香港电影市场陷入萎靡以及内地电影市场不断壮大，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和内地共同制作电影，成为香港电影业发展的一种潮流和趋势，从而推动了双方在叙事手法、产业形态等方面更加深广层面的融合发展。据统计，2016年内地与香港合拍片达43部，在内地院线上映的纯粹港片越来越少，合拍成为香港电影人创作的主流。

因势而谋

共同促成合作交流之势

香港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美誉。从全球电影产业布局来看，香港是亚洲电影生产的重要节点城市，其电影导演尤其擅长动作片、警匪片和悬疑片，形成了富有特色与较高辨识度的电影美学风格。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就因高度类型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亚洲电影格局中独树一帜，树立了华语电影的独有品牌。但是，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业由盛转衰，行业困境之下又遭金融危机，致使电影从业人员从80年代的2万余人下降到2003年的5000人以下。

电影业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其内在属性，追求广阔的销售市场是促成其变局的内生驱动力。本地电影市场的困境，以及基于文化心理的接近性与内地庞大消费市场的强大吸引力，驱使香港电影人纷纷来到内地，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驱动下，香港与内地电影业的合作进程开始加速，合作范围不断拓宽，合作层次日益提高。当香港成熟却缺乏创新驱动力的电影工业生产体系遇上在勃勃生机中寻求产业变革的内地电影，双方的互补优势逐渐显现，这促进了香港电影行业的复苏和内地电影业的市场化发展，碰撞生发出华语电影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更为新一轮的中国文化创新拉开序幕。

融合创新

催生“主旋律商业大片”

商业类型片的特点在于能更多地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让电影变得好看，进而满足更多受众的观影期待。而一批以商业类型片创作见长的香港导演和演员投身内地的电影制作，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内地电影类型片的多样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助力华语电影市场和产业规模的拓展，这一点在2016年内地华语电影票房排行情况中可见一斑。在排名前十的影片中，香港导演执导的作品包揽了前五名，有七部是由香港导演或由香港电影人参与的。在越来越市场化与规范化的内地电影市场，深谙商业电影门道的香港影人可谓集体发力。尤其是香港导演在主旋律电影的类型突破方面大展拳脚，得到了业界认可。从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到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再到今年的《非凡任务》，擅长警匪动作片的香港导演在主旋律电影创作中为其快节奏、多线索、重视觉冲击的电影拍摄技法找到了“新出口”，也凭借其现代化艺术表达和商业化包装手段的自如运用，使创作跳出了以往一些程式化、套路化的制作宣发窠臼，让作品更具可看性和影响力，使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弘扬落在了实处，开辟了主旋律电影新的市场空间。如香港动作片导演林超贤在执导《湄公河行动》时，没有让“为了世间正义舍我其谁、为了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的主题流于说教，而是在保留主旋律慣用故事框架和真实事件基本走向的同时，融入刺激的爆炸、追车、肉搏、枪战等商业元素。与此同时，与内地合拍制作主旋律电影的过程，也为香港电影人开拓了眼界，为其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更大的格局。诸如电影《非凡任务》《湄公河行动》，都将港片里常见的兄弟情转换为内地公安干警的战友情，把都市小空间里的警匪缠斗变成了更宏观的跨国行动，使其创作多了一份家国情怀、时代视野和现实观照。这正是香港电影人在纯熟运用香港警匪片技术与类型经验的同时，受到内地文化的影响，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拓展创作胸怀的结果。

文化交融

增进彼此的认知与情感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产品的流行与整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相关。因此，一时一地某一类型电影流行所折射出的人的需求、品位和社会心态，是与其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密切联系的。作为文化产品，电影属于非刚性需求。因此只有与人类心灵熨帖的文化叙述，对观众才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分离百年，内地与香港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人们在文化品位、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别。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要想同时获得两地观众的喜爱，电影人必须在异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比如《桃姐》在剧情上涉及内地生活，却又充满了浓厚的港式人情味；《春娇与志明》系列表现的是港式男女的生活与心态，却将故事的发生地挪到了内地城市。借助影像的流动和虚拟，内地与香港的时空切换，使地方性的情感完成文化空间的置换，进而制造出一种不同的观影感受。

因把握不好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曾面临两地观众都觉得不接地气的尴尬局面。而化解这一问题的方式就在于电影人去体认两种文化与情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主动去了解彼此的历史与社会，分析不同观众的需求和期待。这一趋势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香港导演会说普通话了。不仅如此，陈可辛早在八九年前就将自己的工作室设在北京，体验并融入当地的社会与生活。出于工作的现实需要，刘伟强在执导《建军大业》的过程中，主动查阅资料、了解党史，探访南昌起义旧址、毛泽东故居。可见，电影合作在不自觉地指向一种相互了解、彼此认知的行动，尤其是直接促进香港电影人去了解内地的现在与过去，也促使香港观众去体会内地的历史文化，间接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国史教育与国族认同。

文化的感知与历史的认识从来都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合作，冥冥之中使彼此的认识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感性的经验，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新的生长点。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内地电影票房将有望突破500亿元，这个数字融会了两地电影人的共同努力。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收益，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