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薪酬制度与盈余管理——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盛 闽

（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Shackelfordand Shevlin（2001）和Erickson等（2004）的研究在考察公司所得税税负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的权衡时，假定盈余管理行为一定会导致所得税负的变化。研究表明，公司所得税税负越高，盈余管理的收益越低，则公司越没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即所得税课税的负担成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及相关会计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

（二）国内研究现状 吴迪（2009）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性分析公司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把盈余管理的动机归纳为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政治动机和税收动机；高志英则从外在客观条件着手将盈余管理的产生归结为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现行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饶雅君认为股权分置结构的缺陷给市场主体留下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破坏了证券市场运作的效率。从股权分置所引发的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行为着手，分析股权分置对其的影响及推动作用，继而在全流通背景下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盈余管理行为的遏制作用，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有些则侧重于实证研究，如杜兴强等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分别选择会计绩效指标（ROA、ROE）、市场指标（Tobinpq）以及股东财富指标（OF）构建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当局的薪酬激励、特别是现金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研究，在减弱了相关的多重共线性现象后发现，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公司以及股东财富前后两期的变化均成正相关关系；而与本期Tobinpq的变化成负相关关系，与上期Tobinpq的变化成正相关关系。公司的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在决定高层管理当局薪酬时青睐于会计盈余指标的变化更甚于信任股东财富指标；刘斌等从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关系入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590家样本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审计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的主要因素，而存货与资产总额之比、盈亏情况、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并不具有重要影响。伍利娜（2003）以公开披露的2001年年报为基础，依据一定标准筛选出28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盈余管理与收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分析了管理层盈余操纵的目的以及审计方和被审方对盈余管理风险的态度后认为：审计结果不同可能直接影响到审计费用的不同；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的同时，若能得到审计师的配合，则可能会以较高的价格履行审计合约；而若得不到审计师的配合，则审计服务的酬劳可能会很低。由此提出：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处于达线配股区间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薪酬制度包括现金工薪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得委托人不可能对代理人有权自行决定的所有会计政策进行调整，而只能根据审计的会计利润来决定代理人的报酬。代理人能否领取报酬以及报酬的多少就取决于公司年末利润水平，从而不可避免地使代理人产生了通过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来获取最大报酬的动机。要改变委托代理关系下基于盈余管理的报酬契约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在委托代理双方建立一种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激励约束机制，如管理层股权激励等。通过对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分析可知，公司价值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Jensen and Meckling，1976）。在管理层持有一定股份的情况下将管理层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相关联，对管理层有较好的长期激励作用，有利于管理层关注企业长期价值，避免短视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层出于增加个人报酬而损害企业价值的盈余管理行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管理层年薪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假设2：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二）变量选取 （1）高管报酬变量。本文用管理层现金报酬、股权激励两个指标反映管理层报酬。鉴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数据披露的局限性，选择了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年薪总额来代替管理层报酬变量；由于我国股权激励制度尚未普及，方式也过于单一，故仅采用总经理所持股份的价值大小来代表高管股权激励水平。每一报酬变量设置为一个潜变量，每一潜变量均采用单一指标度量。（2）盈余管理变量。一般而言，公司盈余管理的途径包括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两条主要渠道。应计项目主要由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债项目构成，如应收帐款、存货、应付款项等；而线下项目主要由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和补贴收入等项目构成。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与关联方之间的大额资产交易方式或通过投资关系产生巨额利润（陈信元、原红旗，1998），其金额大小容易控制，因此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首选途径；而在国外，由于证券市场相对成熟，对企业监管比较严格，通过线下项目进行大量的盈余管理较为少见，其盈余管理主要通过应计项目进行，如多提或少提存货和应收帐款的准备金，应计项目中的操控性应计项目的大小即可代表盈余管理的程度。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模型来分离应计项目，其中最普遍的就是琼斯模型。为了更准确地计量盈余管理，与已有研究采用单一模型进行度量的方法不同，本文将采用线下项目模型与应计项目模型共同测度盈余管理，具体模型如下：线下项目指标=线下项目合计数/总资产。其中，线下项目（即非正常损益）等于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补贴收入3个项目的合计数扣除营业外支出之差。应计项目模型采用陆建桥（1999）使用的扩展琼斯模型：

其中:TAit=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代表i公司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Ait-1:代表i公司第t-1年末的总资产；△REVit:代表i公司第t年和t-1年主营业务收入差额；△RECit:代表i公司第t年和t-1年应收帐款差额；PPEit：代表i公司第t年的固定资产原值；IAit:代表i公司第t年的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之和。由于我国股市诞生时间较短，使得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历史数据估计模型参数，从而利用琼斯模型预测操控性应计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本文采用国内研究常用的变通方法，即使用全部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截面估计，将模型计算出的残差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以此作为盈余管理的测度指标。（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年度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Watts和Zimmerman（1986）认为，公司规模与政治成本大小有关，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将当期盈余递延到将来，降低当期盈余以避免高额利润而受到政府管制。债务契约假设认为，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公司，为避免违约成本，越有可能将未来盈余转移到现在。超产权理论认为，绩效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发挥其激励高管的作用，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则盈利难度越大，越有可能刺激高管进行盈余管理。根据市场竞争程度不同，将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不具有竞争可比性的行业，包括金融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和综合类四个行业，这一类行业属于存在巨大进入壁垒的垄断性行业；第二类是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农林牧渔三个行业，这类行业总体上属于资源性或基础设施类行业，具有一定的进入障碍；其余的行业归为第三类，其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进入壁垒较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逐渐完善，监管日趋严格，上市公司激励体系的逐步健全有利于实现高管和股东的激励相容，对此本文设置年度虚拟变量控制高管报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三）模型建立 本文主要研究管理层报酬与盈余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利用LISREL模型考察管理层报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研究中，有许多现象或事件无法直接进行计量，这些无法直接计量的因素被称为潜变量。为此，一般只能通过对与之相关联的因素计量，进行间接评价，这些因素被称为显变量。LISREL模型正是用于分析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一种统计建模方法。LISREL模型由测量方程与结构方程两部分构成，通过考察各变量之间的方差、协方差结构或相关结构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与任何统计方法一样，LISREL模型的最终目的也是寻找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与普通的多元回归分析相比具有以下优点：通过多指标测量，准确有效地探索潜变量，同时避免了多元回归分析中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层次对误差进行分离，较大地增强了统计效率；在一个系统中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变量间相互作用机理进行深层次分析；模型设计中蕴含了系统化的专业知识，突破了传统的依赖数理角度而寻找变量关系的局限，模型拟和更为合理。基于前述假设构建线性结构方程模型（LISREL）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形式如下：

表1 变量定义

其中，盈余管理变量（EM）作为内生潜变量；报酬变量（I）与控制变量（C）为外生潜变量。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2006年至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的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的焦点是以报酬最大化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为尽可能避免非报酬动因的盈余管理对本研究产生的影响，有效提高模型中盈余管理测度的精确性和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筛选样本，剔除金融类受管制公司、配股增发等动机的盈余管理、总经理不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等样本以控制非高管报酬动机产生的盈余管理对本研究的干扰。最终确定总体研究样本为195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表2 描述性统计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的全样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五分位数的分布可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的均值和中位数接近相等，分布较为均匀；超过80%的公司总经理持股远低于均值，说明上市公司中总经理持股情况两极分化严重，绝大多数公司总经理持股量很低，且超过一半的公司总经理是“零持股”，但极少数公司总经理持股量非常高；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分布比较均衡，超过一半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获得了高于均值的年薪，但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低值与最高值差距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将全部有效样本数据代入上面的模型，运用LISREL软件进行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从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看，χ2=5.23（p=0.41），LISREL模型的χ2值较小，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从拟合优度评价指标来看，GFI=0.99，CFI=0.99，均证明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模型中各参数的估计值与t值见（表3）。由此得到反映潜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为:EM=0.0086I1-0.0001I2-0.0021C1-0.0049C2-0.0033C3-0.0018C4。分析数据可知，第一，管理层年薪与盈余管理（γ11）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证明在剔除其他诱发盈余管理的干扰动机后，公司高管确实有动机为增加个人收入而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支持（Wattsand Zimmerman，1986）的“报酬计划假设”；第二，总经理持股与盈余管理（γ12）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增加公司总经理持股额能够抑制高管的短视行为，但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持股比例过低，基本无法发挥有效激励高管或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与描述性统计得到的结果一致。至此，假设得到验证。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从管理层和股东不同的目标诉求和会计信息不对称入手，应用LISREL模型深入分析管理层报酬方式与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现金报酬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因此可以看出，以利润表税前利润作为管理层业绩考核指标是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说明适度合理的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这为我们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指明了方向。

（二）建议 （1）加强公司控制权的监督和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当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或来自控股股东单位时，大股东、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管力度大大降低，造成公司控制权失衡，总经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相对增加，使总经理对薪酬契约的设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或影响力，从而能够直接提高管理层的报酬水平，增加代理成本；高管通过控制权获得了更直接的寻租渠道，在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方面拥有了更直接的选择，造成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失效。因此，加强监督与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的前提。（2）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改变单一的以利润表税前利润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考核指标的做法，推动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股票期权）的有效实施，使得管理层更多地着眼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不是为了眼前短期利益热衷于在会计政策之间玩数字游戏。（3）建立相关法规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空间，有效监督和抑制高管短视利己行为，使其更关注公司可持续发展。国家或政府可以凭借其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关注“公共利益”的“法定身份”介入到会计信息的披露中来，对财务报告所披露会计信息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容与表达方式进行管制。并通过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加大国家的监控力度，对违反规定的企业给予严惩，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4）改善管理层报酬契约的激励功能。使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应有作用，抑制利益相关者自利驱动行为；健全外部经理人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在完善内部激励机制的同时，通过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监督体系，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成本，从而有效杜绝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使得管理层更加积极投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中来。

［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陈信元、原红旗：《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财务会计问题研究》，《会计研究》1998年第10期。

［3］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4］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2期。

［5］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6］Bebchuk L.A.，JesseM.Fried，ExecutiveCompensationasanAgencyProblem，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