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影响因素研究

周 菁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影响因素研究

周 菁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密集度、投资报酬率和股权结构方面探讨与实际所得税率(ETR)的关系。研究发现，实际所得税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投资报酬率和股权结构显著负相关，而与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

实际所得税率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一、引言

税收负担在税收活动过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合理的税收负担既是税收制度、政策调整和改革的出发点，又是评价其科学性的基本尺度。流转税和所得税是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最大比例的两大税种，而根据税负归宿理论，流转税的税负承担者是最终的消费者而非企业，因此企业的实际税负则主要体现为企业所得税的负担。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这对企业所得税的负担及所得税的行业及地区结构都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实际税率ETR（Effective Tax-rate）在税收政策和税法制定上已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iegfried（1972）最早运用行业数据计算不同规模企业的ETR；Stickney&McGee（1982）研究表明ETR与公司规模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并为Shelvin&Porter（1992）、Mazon&Smith（1994）等支持。Zimmerman（1983）通过分组检验得出公司规模与ETR之间存在正向关系。Porcano（1986）则提出政治权利假说，他得出公司规模越大，ETR反而越低的结论。Derashid和Zhang（2003）以马来西亚的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ETR与公司规模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公司并不比小公司的ETR更高，对特定的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大公司的ETR显著较低。国内研究方面，王延明（2003）探讨了税制改革前后1994-2000年ETR与公司规模、地区、行业的关系，结论是不同规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ETR都有极为显著的差异。李筱强、刘岩（2006）分析了2001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的ETR情况，研究发现行业间ETR的差别较大，规模较大、利润较高的企业ETR也较高。娄权（2007）以1994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实行分税制以来上市公司税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总体税负存在地区差异，行业差异，总体税负与所得税负担、流转税负担、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本密集度和年度变量显著正相关，却与负债水平和投资收益显著负相关。本文通过对新税法实施前后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结合宏观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对税收政策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为政策制定者理解其决策的有用性和进一步调整方向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影响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因素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类，宏观因素有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税收政策等，微观因素有公司规模、投融资决策、股权结构等。本文将微观因素作为研究的侧重点，结合上文中对的宏微观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的综述和分析，提出本文的实证研究的五个假设。

假设1：公司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大企业有更大的能力影响其政治过程、进行税务筹划和组织其经营活动以达到最优节税的目的，在这个政治影响力或游说理论下，大企业会面临一个较低的所得税率

假设2：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税法规定利息费用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抵扣，股利却不能，这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会直接影响公司所得税率的高低。因此所得税税率越高其债务融资的成本越低，这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大量举债，可以推测所得税率与公司财务杠杆呈正相关

假设3：公司资产密集度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我国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折旧在会计上计入费用，应该在当期所得税税前抵扣，同时税法鼓励企业选择加速折旧方法，所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越大，则折旧也越多，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少，从而所得税率也就越低

假设4：公司投资报酬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投资报酬率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高低，公司所得税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进而计算得出。于当企业盈利能力增加时，相对固定的抵税金额（包括债务性税盾与非债务性税盾）都无法与当期所得等比例增加，所以会有较高的实际税率

假设5：股权结构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系关

由于上市公司国有大股东控制及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ETR更有可能体现大股东的意志，大股东有动机通过影响管理层来达到减少税负，增加企业税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目的。而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结构中国有控股的比例最大，所以本文仅讨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所得税率的影响

（二）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全部来源于聚源数据库，按照如下程序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数据信息披露不规范和不完整的公司；考虑到极端值的影响，剔除PT、ST公司；剔除实际所得税率大于1和小于0的公司；剔除为所得税费用为负数的公司。根据以上标准，我们共筛选出共928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其中2007年有500家，2008年有428家。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ETR=α0+α1SIZE+α2LEV+α3INVINT+α4ROA+α5COCEN+α6AREA+α7INDUSTRY+α8YEAR+ε

其中：ε为常数项；α1~α8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项。对样本数据和模型采用EXCEL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计算、分析与检验。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所得税率ETR采用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负债作为分子，而不是直接采用所得税费用的原因是考虑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分母为利润总额。由于ETR计算的取值大于1或小于0时没有经济含义，故将取值范围在这区间的样本剔除。（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投融资决策、股权结构等三方面的指标，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密集度INVINT、投资报酬率ROA和股权结构COCEN五个变量。（3）控制变量。考虑到微观因素并非影响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的唯一因素，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些能对实际所得税率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主要包括：一是地区变量。由于我国对不同区域的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来说这些地区的实际税负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用AREA表示公司所处地区变量。当公司注册地址位于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西部地区和上海市等税收优惠比较集中的地区时，样本取值为1，位于其他地区时，样本取值为0。二是行业变量。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制定以及行业的性质的不同，税负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的分类，将样本数据分为十二大类，用INDUSTRY表示公司所处行业变量。当公司所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信息技术业等税负较轻的行业时，样本取值为1，处于其他行业是样本取值为0。三是年度变量。由于新的企业所得税从2008年开始实施，即2007年的所得税率为33%，2008年的所得税率为25%，为了比较税率变化带来的差异，用YEAR表示公司数据所在年度的变量，2007年的样本数据取值为0，2008年的样本数据取值为1。各个变量以及说明如下（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1 变量说明表

表2 描述性统计

表3 Pearson相关性分析

表4 回归系数检验表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样本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于2007年和2008年的税率有所不同，故分别对两年的数据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年的实际所得税率的平均值为18.73%，要低于国家法定税率，这说明大部分企业都享受到了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国家法定所得税率由2007年的33%降为2008年的25%后，实际税率略微有所下降，说明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确实为企业减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这两年数据比较明显的差异还体现在ROA上，2008年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2007年，说明上市公司2008年的盈利能力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二）相关性分析 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实际所得税率ETR与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地区变量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这说明负债多的公司，实际的所得税率越高，对税收的贡献越大；盈利能力强的公司、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越多的公司和处于有税收优惠地区的公司，实际的所得税率越低。

（三）回归分析 对面板数据进行OLS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回归模型通过了F值非常显著，说明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为0.046。最终进入方程的是资产负债率LEV、投资报酬率RO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OCEN和地区变量AREA，其中LEV和AREA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ROA和COCEN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公司规模变量SIZE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也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ETR没有明显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各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任何一家公司在当地都属于有影响的企业，它们在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进行政治游说、税收筹划等获取税收优惠的能力在各公司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公司规模与ETR之间没有显著性，因此假设1不成立。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财务杠杆决策，MM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是有效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会借入更多的债务以获得税盾收益（Makie-Mason 1990），本文的结论显示支持这一观点，即具有较高资产负债率的公司其实际税率会更高，这说明了基于平均税率的ETR确实受到资本结构中的债务“税盾”的影响，假设2成立。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反映了企业资产组成形式中的资本密集程度，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公司的投资决策，总所周知，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加速折旧法等税收优惠方法企业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与投资改造，从理论上来说，固定资产越多，折旧越多时的实际税率会越低。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两者呈负相关，但显著性关系并不明显，原先的假设3不成立。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说明了在促进企业更新改造，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效果，这也许是因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税收优惠的成本要低于向税务机关等部门报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所耗费的成本，从而削弱了固定资产投资等非债务税盾的作用。总资产收益率ROA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达到1%，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实际所得税率越低，这是与原假设4相反的结论。这说明当企业的获利能力增加时，企业有动机去规避税收，增加自己的利润，一边为自己增资扩股提供条件。因此，在盈利增加的同时，税收并没有同步增加，所以实际税率减少了。公司股权结构COCEN与实际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与假设5相同，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第一大持股比例越高，ETR也就越低。显然，在国有股控股占大多数的股权背景下，企业管理层会主动地利用与政府的关系优势获取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保证企业税后利润的最大化。在控制变量方面，地区变量AREA与ETR显著负相关，即说明经济特区、西部地区和上海市等具有税收优惠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实际的税率要更低，这与实际的情况相符。行业变量INDUSTRY与ETR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具有税收优惠的行业如农林牧渔业等的实际所得税率比其他行业要低，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年度变量YEAR与ETR也是非显著的负相关，名义所得税率由2007年的33%降为2008年的25%，实际所得税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也是必然的。

（四）进一步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通过对方程各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或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最后的模型中的变量容忍度（最小值0.937）和VIF（最大值1.068）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同时DW值接近于2，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据此本文认为变量间的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2）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方程各解释变量是否具有稳健性，我们采用相近的指标来替代部分变量。在自变量检验方面，我们还用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代替公司总资产作为规模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代替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盈利能力变量，回归结果与表5类似，但公司规模SIZE呈现出与ETR的1%的显著水平下负相关关系。对因变量的检验方面，则使用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值作为ETR，回归结果中与之前的类似，即资本结构LEV、盈利能力ROA、股权结构COCEN、地区变量AREA等指标均进入最终方程，同时公司规模SIZE也呈现出与ETR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们认为是由于分子中取消了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使得公司规模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关系更加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回归方程各变量的稳健性较好。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上市公司的税负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就企业自身的角度而言，实际所得税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报酬率和股权结构显著负相关，而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关系并不十分显著。新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欲使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达到预期效果，首先要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要切实为企业减负，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鼓励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对企业的自主研发行为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允许推行加速折旧、允许其实际发生的科研开发费在税前予以加计扣除；二是对企业扩大再投资实施税收抵免政策。积极推行对企业和个人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给予退还其再投资额抵免当期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政策，可以刺激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

［1］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3年第1期。

［2］钱晟、李筱强：《对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2年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实证研究》，《税务研究》2003年第9期。

［3］孙玉栋：《我国主体税种税收负担的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6年第11期。

［4］娄权：《上市公司税负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5］曹书军、张婉君：《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影响因素及其稳定性研究》，《财经论丛》2008年第6期。

［6］谭康：《我国上市公司税负的实证分析》，《商业经济》2008年第12期。

［7］许景婷、许敏、陈静：《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实证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8］Porcano，T.Corporate TaxRates:Progressive，Proportional，or Regressive，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1986.

［9］Derashid，Check and Hao Zhang.Effective Tax Rates and The Industrial Policy Hypothesis:Evidence from Malaysi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2003.

（ 编辑 聂慧丽）

周 菁（1985-），女，湖南芷江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