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生命实践——从马克思说起

杨时革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资本逻辑与生命实践
——从马克思说起

杨时革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他的唯物史观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实践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与感召力。文章从马克思说起。指出了《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洞察，揭示了按经济学理性展开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right（权利）”的领域而是一个“power（权力）”的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理性”安排出来的运动。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实践带来的。资本逻辑畅通无阻、高效运行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正是扎根于中国人民感性生命实践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

资本逻辑；生命实践；权力；权利；理性

一、前言

马克思，一个伟大的名字。他的伟大，不仅是光炳千秋，世人皆知的那本《资本论》，而是他与他的《资本论》为中国人知晓的那一天起，就与近代中国的未来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五四运动虽然举起了西方民主思潮的大旗，但中国人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的学说，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学说的指引下，以中国人的生命实践诠释了这个学说的真理。在新中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而且必须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始终是而且必须是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①。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虽然有目共睹，我们的国家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的说法仍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老百姓几乎很少有人再去想到马克思，再去相信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被抛弃了！

他的学说变成了一门在学校配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得不学的政治课而已。这和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不断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二、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的昭示

上世纪末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苏东剧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了。1992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的名噪一时的大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该书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重新提出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认为自此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他认为，随着苏东巨变，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抗的结束，历史就终结了！人类也终于确认了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从此，民主政治将大行天下，自由经济也将大行天下。

福山的这本书在当时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但很快，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就召集了一次全球范围的国际研讨会，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何处去？”。欧洲大陆的许多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云集于加利福利亚大学。这其中就有一位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他在会上的发言后来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名曰《马克思的幽灵》。他在大会上致词的开场白就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今天，向马克思表达我的敬意。”

德里达把马克思比做“幽灵”，他用“幽灵”说明什么呢？它是双重比喻：一个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亲国王是被国王的弟弟谋杀的，哈姆雷特的性格却是懦弱的、优柔寡断的，于是他的父亲的幽灵两次向他显灵，昭示他不要忘记复仇的使命；另一个是《共产党宣言》开篇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德里达意在表明，马克思就是我们当代人类史的、徘徊在资本世界上空的“父亲般”的“幽灵”——只要资本世界存在一天，马克思的“幽灵”就不会散去。

德里达提醒着当代人类：不要忘记“复仇”的使命！

因为当我们把资本主义歌颂为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将万古不朽的同时，我们也在根本的意义上遗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根源、它的生存基础的迄今还无法被超越的分析，人类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中创造着自然界都不能给予的“谴责”。

三、马克思的学说：误读与聆听

自从人类进入了资本和科学的时代，我们以为自己的错误都可以用“理性”来控制，我们始终迷信着资本的力量和科技的力量，它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们遗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以当代西方主导的资本和科学的文明，它的生存基础是“虚无的”，它没有“站在大地”上。

中国人选择马克思，选择他的学说或主义，并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更是一位现象学大师，马克思的思想是当代现象学的渊源。借用当代现象学鼻祖胡塞尔的一句名言“回到事情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他的《资本论》三卷本无论分卷还是从整个体系看，都是循着“回到事情本身”这条基本原则。马克思一生两大伟大发现之一即唯物史观，是贴合中国人生命实践的。在中国人的文化品性上，在有洞见的中国人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因为中国人是“踩在大地上”的民族，《资本论》也是实践导向、历史导向的。

但是，写在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让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学说对于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的革命性意义。因为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原理的，非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的教条式甚至扭曲的解读，这似乎成了马克思学说的“命运”。

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境界从一开始就被误读，这差不多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共同“命运”。就像当初尼采一样，整个欧洲把尼采看成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预言家，一个疯子般的人物，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就听懂了尼采的声音。同样，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人也听懂了马克思的声音。

事实上，早在08危机发生前，上个世纪末（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发起的校内征询活动——“谁是千年第一伟人？”，投票结果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同年秋天，英国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下来，汇集全球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后来，路透社又邀请政商各界等领域名人评选“千年风云人物”，对39名候选者的投票比较平均，爱因斯坦仅以一分的优势领先于马克思。

西方人在以内心的敬畏重新聆听马克思，重新认识他的伟大思想，我们中国人呢？

四、“right”和“power”：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及“资本本质”的深刻洞察

马克思留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让他永载史册的，主要就是两部著作：一部，是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另一部，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论》。

《资本论》表明，迄今为止，从资本来到人间，对其本质和未来命运作出无可超越的深刻分析的，除了马克思，无出其右！

什么是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的学说首先是一次人类思想史的哲学革命。这个哲学革命，是批判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以来一直发展延续了几千年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以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马克思颠覆了这个传统，让我们回到“感性世界”中去。这样一个感性原则的树立，已经让我们体会到它与中国思想相通之处了。

马克思年青时代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是鲍威尔②的忠实信徒。马克思完成他的思想蜕变是从他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开始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这一难事，成为推动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当时，莱茵省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剥夺摩塞尔地区农民对其生存所在的自然环境（树林、土地资源）所拥有的天然权利，马克思站在摩塞尔地区贫苦农民的立场上与莱茵省议会辩论。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

黑格尔法哲学。

马克思论证所使用的法律理论必须站在“理性”基础上，即必须利用黑格尔法哲学去论证那些农民的合法权益。结果让马克思大失所望的是，运用这个法哲学完全可以证明这些立法是正当的，是“理性”的，而不是其他。问题是，马克思明明发现了剥夺摩塞尔地区农民的天然权利的“不合理性”，于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产生了深刻怀疑。他本来相信黑格尔的思想，以为人类社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现在他发现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是物质利益领域。在物质利益领域，马克思看到的不是“理性”的东西，而是斗争，是“非理性”的斗争。

马克思认识到莱茵省议会利用立法，原来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理性”原来是为“非理性”的利益而辩护的——莱茵省议会（资产阶级）的立法是要将他们在“非理性的权力”论证为“理性的权利”。

这个重大发现，让马克思震惊了！

而正是这件事，促使马克思于1843年转而开始了从事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伟大的《资本论》就是这样才问世人间。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出发，深刻分析了物质利益作为权力关系（生产关系）范畴的本质，从而生产关系成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利益是最讲究实际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

摩塞尔地区的农民（利益）成为资本家（利益）的敌人，资本家要消灭这个敌人，这是事情的真相。而把这个真相论证为哪一种“权利”是正当合理的，那叫“立法”。也就是说，法律赋予我们占有私有财产的那个东西，不是“power（权力）”，是“right（权利）”。

“right”和“power”是什么关系呢？当下按经济学理性展开的资本主义，是一个“right”的领域还是一个“power”的领域？

这是我们正确认识“资本逻辑”及“资本本质”的核心问题。

“power”是非理性的，因为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自然界不存在“power”。简言之，权力是人与人的关系。一部分人统治、支配甚至奴役另一部人的关系，这是权力。究其本质，权力关系一定是非平等的关系。

而“right”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理性意味着什么呢？按照理性原则，人与人就是平等的。

资本逻辑一开始就是理性的，它是“最大化”的。在经济学意义上，“理性”与“最大化”是等价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最大化的理性主体，这是一以贯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定。按照这个资本逻辑，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理性的，同时又是平等的③。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平等，是因为你是理性存在者，我也是理性存在者。我们可以通过“诉说道理”来公平解决意见分歧，只因为我们是理性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通过“诉说道理”建立起来的呢？在我们“诉说道理”之前，已经发生了什么呢？

已经发生了“权力关系”。

因为人类无法从“理性”中推论出一部分人应当统治另一部分人，无法从“理性”中推论出一部分人应当支配另一部分人。

“理性”证明的应当是平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法律制度，经济体制设计所体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关系都归于生产关系，这与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即物质资料生产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可见，生产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或权力关系，它决定了资本时代或市场经济中所谓平等主体之间契约联结的“法权关系”，后者则是理性的“权利关系”。换句话说，是权力决定了权利，权利的“理性”叙说只是一个目的即论证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五、资本逻辑与生命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揭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型的社会运动，不是“理性”安排出来的运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实践”带来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斗争”推动的。

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不是最高政治层下命令发指示就能推动起来的。没有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位农民冒着风险，写下血书相互“托孤”的联产承包，也就不会有后来农村改革的成就，也就不会有后来国企承包制度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是民众的生命实践，是老百性的生存斗争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人可以用思想和观念去“征服”另一个人，因为你接受这个思想和观念，原因只是你“认同”了它，就如同当年小岗村的做法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认同一样。

认同一个思想或观念的基础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在非理性或感性的权力中。对于社会变革而言，这是权力斗争，是社会斗争，体制外的新生权力与体制内既得利益之间的斗争，它将会一直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④。

资本逻辑即作为价值形式（货币）体现的物质财富增长并不是资本的“事情本身”。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它是社会关系，或者说是权力关系。市场经济无疑是资本经济时代，“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说法，实际是资本逻辑的另一种诠释，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市场交换是平等的权利（产权）交换，它显然忽略了支撑这种所谓平等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的非平等性注定市场交换的非平等性。

在货币经济和金融资本时代，货币与资本都是一种“social power”（社会权力）——商品交换体现的权力关系以货币与资本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它不是理性范畴所能容纳的东西即西方（或一般意义的）资本逻辑不能说明它的本质。资本增殖的本质实际不是财富（货币或资本）增长，它是权力关系的演化，这就是人类的生命实践。

人类“自由联合体”的真正实现，不是靠理性资本逻辑来完成，而只能依托人类生命实践的不断演进。当货币和资本这些范畴进入历史记忆，平等自由的人类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这也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早就展望过的人类理想社会。

六、结语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我的理解是，资本逻辑畅通无阻、高效运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它的代价是社会的不公正的加剧、资源的耗费并趋于枯竭以及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以***为首的中央决策层已经高屋见瓴地调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结构、大布局——“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正是扎根于中国人民感性生命实践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

注释

① 文化大革命的惨痛记忆，恰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背叛，恰好是不遵循马克思学说真理性的代价。

② 青年黑格尔派，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激进派。亦称黑格尔左派。活动中心在柏林。主要成员有：．施特劳斯、鲍威尔、卢格、施蒂纳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

③ 这里将“资本逻辑”与“市场经济”并列，是从“资本一般”或从西方经济学所认知的资本性质出发，也就是说抛开“姓资姓社”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资本一般性质去看待资本逻辑。凡是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运动，就是资本逻辑的应有之义。后文涉及的资本逻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说明的，不特指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活动。

④ “斗争”一词，如果不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用法去看待，它似乎更能体现我们对“权力关系”的深入理解。

[1] (美)弗朗西斯•福山,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法)雅克•德里达,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德)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德)马克思, 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责任编辑：刘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