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结束后怎么办

王羚 王林 任明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中国青年人口的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未来五年将净减3000万人。

人口学者呼吁，2020年以后青年人口减少的势头更猛，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青年人口呈减少趋势

对于青年人口，目前存在多个不同的统计口径。比如联合国将15到24岁的人口定为青年，世界卫生组织将18到44岁的人口定为青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则将15到34岁的人口定为青年。但人口学者发现，无论按照这些口径的哪一种来计算，中国青年人口都是呈现减少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室主任王广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作的测算表明，中国18到44岁青年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五年间减少3000多万人。18到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同样呈减少趋势，将从2017年的3.66亿减少到2022年的3.44亿，共减少2200多万人。

这一趋势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所作的测算相同。根据他的测算，中国15到24岁的人口将从2010年的2.25亿减少到2020年的1.78亿，十年间减少4700万人。这一年龄段人群占总人口比例则从2010年的23.17%下降到2020年的18%，低于美国的19.91%和印度的26.33%。

李建新表示，即使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最新数据，中国青年人口的减少趋势也是一样的。李建新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会影响到国家创新的活力，降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导致未来发展后备力量不足，应该引起各方的高度警惕。

青年劳动力短缺

华侨大学兼职教授姚美雄分析，青年人口的持续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成为新常态。随着1982年后的0至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至2016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也曾表示，青年人口是经济主力人口，这批人口的数量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同时，青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青年人口比重下降，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

李建新建议，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规律，当前要尽快从两头加以调整，一是放开生育限制，鼓励育龄人口生育，以增加未来的青年人口数量。这其中除了放开政策限制，还需要努力减轻养育成本，让育龄人口敢生、生得起。二是健康老龄化，老人健康可以减少医疗支出，减轻养老负担。

“60后是最大一波婴儿潮，现在60后逐渐进入老年时期，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李建新说。

人口红利结束后该怎么办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红线”。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易富贤研究人口政策十余年，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经济在1978至2011年间能够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但是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滑，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减少。

按照他的预测，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2，这相当于日本1992年的情况，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有可能会爆发日本1992年的危机。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看来，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和素质，但现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恶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90年代出生的人口多了30%～40%，而相比前几代人，90后人口数量“可以说是断崖式减少”。

梁建章表示，虽然全面放开“二孩”后，很多人会“补生”，可能会迎来几年的红利期，但当本身数量就少很多的90后成为社会生育的主流人群后，婴儿出生率和出生数量将会更低。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根据易富贤和梁建章等人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创新和大众创业带来负面影响。

梁建章以东北地区为例解释说，东北地区集中了很多国企，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好的地区；再加上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缺乏创新活力，所以东北地区经济缺乏足够的年轻人引领创新，由此导致经济衰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担心，中国没有完成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实质上已经是“未富先老”。

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少壮不养孩，老大徒伤悲。”2016年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一场关于人口政策的分论坛上，易富贤的发言引起一片哄笑。但他依旧一脸严肃地提醒：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80后、90后普遍生育意愿较低，生活成本较高，梁建章认为，未来需要更多地考虑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有人口结构年轻化，社会和市场的创新活力才会释放。

“首先教育资源要公平，其次是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住房要保证。”杨燕绥说。但这些想法落地面临着巨大困难。杨燕绥指出，虽然我国设立了专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但这个部门难以协调其他部门，导致“政出多门”。

梁建章认为，放开户籍制度管理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出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住在大城市，如果不放开户籍限制，他们就很难在大城市生儿育女，因为在这些城市难落户，家庭住房、小孩上学等都会成问题。

但他提醒，户籍管理的放开要与城市规划同步，比如需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如何增加大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供应，如何改善交通，治疗“大城市病”。

老年人都是包袱吗？杨燕绥认为未必。未来可以通过挖掘“银发经济”拉动经济，以减轻年轻人养老负担，实现养老压力的代际平衡。在她看来，迎接未来的“银发经济”需要决策者提前做好准备，实现“有备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