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创新中的中国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艾平

全球治理创新中的中国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艾平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反映了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政府的实力、利益及理念，并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在创新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无疑需要贡献智慧。

全球治理体系是随着全球化而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而全球化实际上又是我们对现阶段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概括。换句话说，世界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发展成为世界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主要“主体”博弈形成或默认的“规则”即是国际治理体系。而当国际体系发展到全球化阶段，这种规则即成为全球治理体系。随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治理体系也必然随之变化。但从“实力”对比的变化到“规则”的变化，往往有一个时间差，而且要经过“博弈”。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全球治理体系创新”的背景。

在“一战”前到“二战”后，即“全球化”的1.0和2.0阶段，推动全球体系变革的决定因素是世界大战，是对战败国的惩罚。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确保相互摧毁”的局面，使得大规模全面战争无法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决定性手段，“两霸争夺”体现为军备及其科技、经济基础的竞赛；结果，主要由于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原因发生剧变，冷战以“一超独霸”的局面结束，出现3.0阶段。与此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主动改革开放，加入全球供应价值链，出现群体性崛起局面；而“7国集团”越来越无力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出现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性。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反映了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政府的实力、利益及理念，并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在创新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无疑需要贡献智慧。

全球化面临“危机”，有人甚至称之为“逆全球化”

全球化有其内在规律。西方国家，以其跨国公司为代表，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最大获益者。西方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首先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在微观层面建立现代企业，在宏观层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融资调动几乎无限的资源，发展科技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取得“先发优势”，在全世界销售其产品，获得“垄断利润”，从而为延续“领先”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推销其“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多党民主等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导致集中、两极分化、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危机的内在矛盾，历史上曾导致无数次经济金融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西方国家总结经验，调整政策，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世界、全球市场，延缓危机爆发；另一方面制订反垄断法，开展全球范围的竞争，保持创新活力。随着科技以及交通通信发展，距离消失，在全球配置资源，形成供应价值链。扩散技术、管理，兴办工业园区，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形成“后发优势”，日本、韩国等“四小龙”、“四小虎”。“后发国家”曾试图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经一度显示优势。但“指令经济”，违反客观规律，只有在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才显示出优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化，增长的好处被跨国公司和“1%”独占。有效需求不足，滥发“次贷”，引发金融危机。救市：“大到不能倒”。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寄希望于人口大国，提出“金砖”概念。中国、印度改革开放后，加入全球供应价值链，现代经济活动卷入的人口，从百万、千万、亿上升到十亿级别，扩大国际贸易，拉升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原有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补短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实现“五通”。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其实一直在做。

全球化最新阶段发展引发实力对比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当然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当前，世界经济曲折复苏，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之中。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政治安全冲突、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影响世界经济，完善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1. 适应新的力量对比。传统力量与新兴力量此消彼长，挑战问题此起彼伏，政策协调不敷需要：需要加强、改革、协商、积极互动。2. 适应不断扩展的议程：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民族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跨国资本流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等非传统安全挑战。3. 适应更加多元的主体：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进程，发挥作用。4.适应日益加深的改革诉求：现有体系不适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改革力量进一步集聚。归纳起来说，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要求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正、合理、有效，具有可持续性，适应力量对比的变化，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发言权等。

在全球治理中，有人认为中国有“四重角色”：利益攸关方，关键行动者，议程设计人，变革领航员。这其中包含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在内的治理思路。在实践方面，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开展金融合作。在理念方面，强调正确义利观，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网络。在倡导新发展合作规则方面，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务实有效。

杭州峰会提出的中国主张，通过各自行动和集体合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果阿会晤推动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聚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打造有效、包容、共同的解决方案”。

初步看法

1. 背景：全球化的发展，使原有“治理体系”相形见绌、不敷需要，随之产生调整、加强、创新的必要。

2. 目标：创新要适应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带来新的动能，实现发展，公平分配，克服阻力和弊端。

3. 途径：创新要反映新的经验教训、释放动能、丰富理念、搭建平台、优化机制。

4. 顺序：扬长避短，由点到线，优化环境，突破瓶颈。

5. 提升综合国力和“巧实力”：扎实做好本来就要做的事；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实现更好效益；打破“条块分割”，“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包括察哈尔学会等智库要在公共外交上多些实践创新，为增强中国公共外交实力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