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威胁论”

李静文

一、引言

“中国威胁论”的最原始雏形，始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开始宣扬华工威胁论，美国政府于1882-1884年通过了《排华议案》。1990年8月日本杂志《诸君》月刊发表了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的一篇文章，题目为《论中国潜在的威胁》，从发展势头、发展潜力、综合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论述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在世界上开了“中国威胁论”的先河。 1992年，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他在文中发难，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此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逐渐扩散开来。“中国经济威胁论”、“资源环境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其他中国威胁论”相继走上世界舞台。

二、“中国威胁论”的四次泛滥

1992-1993年间，随着美苏冷战结束，中国升格为美国的主要“潜在对手”，有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而快速发展，军事力量不断扩张，中美军事冲突在所难免。 1995-1996年间，台独分子李登辉发表台独言论，中国政府进行军事演习，形成台海危机，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亚洲地区的势力均衡，对海峡和平与稳定形成威胁，不符合美国在当地的利益。1998-1999年间，美国接二连三出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如《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正值献金案”西方与欧美传媒大肆报道，炒作崛起的中国已经在政治、军事、科技等层面渗透美国，威胁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2002年至今，中国加入WTO，外资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引起西方国家的疑虑，欧美指出中国军力对台湾和亚太地区构成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军事、环境等多方面构成威胁。

三、“中国威胁论”的类型

（一）中国经济威胁论。这种论断提出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和利用低廉的劳动成本等方式来取得经济发展， 不仅与其他国家争夺国际资金， 而且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 从而西方国家失业严重。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向美国国内市场倾销商品，同时却阻止美国产品和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从而造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

（二）资源环境威胁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消耗资源和人均污染环境的数值在不断上升，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硫氧化物排放对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各国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导致中国能源的危机，对全球形成“潜在的能源威胁”，1994年起中国成为能源的纯进口国，2014年能源进口环比2013年依然上涨12.6%。

（三）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是亚洲军费最高的国家。2014年，中国占亚洲军费开支的比例从2010年的28%上升至38%，中国的军费增长促进了军事装备的采购，特别是海空领域的装备。2002年7月12日，美国国防部长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中宣称，中国在华南部署的数百短程导弹，不仅威胁到台湾，也威胁到琉球的美军，以及日本、菲律宾等盟国，美国还担心中国向伊朗、朝鲜、巴基斯坦扩散导弹有关技术。

（四）其他中国威胁论

1、“粮食威胁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势必带来耕地的大幅减少，粮食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降低，将会导致中国在未来将大量进口粮食，世界粮食供给力的萎缩和中国粮食需求的膨胀将会产生激烈的矛盾，粮食的价格将会大幅攀升。

2、“网络威胁论”。2013年3月13日，奥巴马首次公开称中国政府支持网络攻击，并表示希望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遵守国际规则。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利用网络“黑客”手段，窃取美国主要技术机密和军事机密，利用网络设备后门为“黑客”攻击美国网络系统提供便利。

3、“地缘政治威胁论”。从美国担心中国威胁其在太平洋及亚太地区的利益，突破“第一岛链”，到日本担心中国侵占东海，到韩国担心中国协助朝鲜入侵，到印度、东南亚对中国争霸南海、印度洋的担心，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出现同步改善。

四、“中国威胁论”的成因

（一）人性观念影响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古代哲人，特别是宗教先知是明确人性本恶的代表者，认为所有的人生来有罪，要用一生来忏悔、赎罪，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即原罪说。中国古代圣人主张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命运。

（二）地缘政治因素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直接原因。日本最早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明确的反映出中日所处的地理关系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是“中国威胁论”的推波助澜者，其用意是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紧张氛围，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挑起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及军事防卫力量快速发展产生的不应有的戒心，为美日同盟控制亚太经济、军备出口、资源掠夺提供借口。

（三）政治体制差异化。西方国家把分权与制衡作为对待国家权力的基本原则，他们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相互制约。三权分立的制度实际上是分权和制衡原则的结合。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完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种代议机关，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就在于一种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一种是分权制衡原则。从根本上二者体制结构明显不同，对权力的分配和约束不同，西方国家在过去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对集权制产生了抵触心理。

（四）中西文明的历史差异。西方文明以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为代表，受文明发源地地中海地理局限性影响，航海文明往往表现出扩张性和侵略性，尚武是西方战略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中华文明虽然也是以农耕文明为代表，发源地黄河流域地大物博，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包容和防御性是中国战略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五、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

（一）加强话语权，提升意识形态建设。快速成长的中国，GDP稳居全球第二，贸易总额也与美国旗鼓相当，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种种挑战缺乏了解，长期从意识形态上挑衅中国，他们不理解中国的政策和艰苦努力。由于我们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的滞后，使得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与被动，遭受较多非议，抵消了我们的很多努力，影响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外界正在用新兴世界大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滞后使我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困难。

（二）提高国家软实力。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稳定，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硬实力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相较之下，软实力的水平明显落后，已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未来一个阶段，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社会制度的科学性，提升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系统研究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不断加强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不断提高国民的凝聚力，不断增强民族的创造力，不断加大文化的感召力，危难时期的动员力，不断加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唯一性，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事实上，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不是对世界的威胁，而是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并在最终意义上有利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http：//baike.so.com/doc/5397699-5635042.html

[2] 王宏.日本“中国威胁论”述评.东北师范大学，2008（5）.

[3] 李成.分析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外交学院，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