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镇的校车风波

杜先菊

每天早上，我都早早起来，催着小朋友吃饭，然后送他上学。

学校上课太早，高中7点23分，初中7点30分，如果要坐校车，六点半就要起来。我们家离学校又近，坐上校车以后还要绕远道去接别的孩子，绕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最后又经过家门口开到学校，所以孩子们很早就养成了习惯，天好时自己走路上学，天不好时我开车送。

早上的校门口，永远是拥堵的。有一辆一辆的黄色校车，也有和我们一样开车送孩子来上学的，还有近处走路上学的孩子，熙熙攘攘，却也乱中自有秩序。镇上有一所高中，一所初中，几所小学，早晨上课时间也依序错开。校车接学生时，先是高中学生，然后是初中学生，最后连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也都到校了，父母们也各自开车前往自己的办公室或回家，小镇又重新归于平静。

上学和放学期间，学校周围的交通标志都亮起来，限速一律降为20英里。哪怕路上没有人，你若是驾车呼啸而过，说不定哪个角落里就会钻出一个警察来，赠你一张罚单。

普通的校车之外，还有一些小校车，有的是专门特制的校车，也涂成大校车那样的黄色；也有一些是普通的中巴、小轿车或SUV，但配有特别的“校车“的执照和标牌。这些校车，有的是专门为私立学校接送孩子的，也有的是公立学校的，专门接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普通校车并不家家上门，镇里各条路上有站点，每年开学时，校区会通知哪条街上的哪一趟车在哪个路口候车。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乘坐普通的校车不方便，于是这些特殊校车会负责上门接送。

我最初是从一个同事那里听说特殊校车的。两个同事互相开玩笑，一個同事说，你这样笨，我一点也不奇怪，从小是坐“短校车”长大的嘛。我好奇地追问，他们扭扭捏捏地承认，这是比较出格的笑话，意指某人智障，故而小时候坐的是专供残障人士乘坐的特殊校车。

特殊校车之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在学校还有特殊教师，如果有聋哑学生，学区便一定要配备一位手语专家，上课时随堂翻译。孩子们之间，自然是不会像我的同事那样，拿小朋友的生理缺陷来开玩笑。

那些步行或者骑车上学的孩子，也得到特殊保护。学校附近的主要路口，都有专门的马路交通指挥（crossing guard）。他们也穿着醒目的黄色马甲，看到有学生或其他步行人士走过来，就会扬起手臂，示意两个方向的车辆都乖乖停下。等行人安全过完马路以后，他们才放下手臂，走回路边，车辆们又开始以20迈的低速缓缓开动。

这些马路交通指挥大都不是正式的交通警察，有的是退休的老人，有的是全职妈妈，由学区支付工资。我查了一下，马萨诸塞州各镇的马路交通指挥工资了略有不同，大抵在两万六到三万美元之间。

放学以后，大部分孩子都回自己的家，各班老师都有记录在案。低年级的孩子，若是父母临时要来学校接，或者要去小朋友家，事先都必须给学校通报记录在案。镇上有不少全职妈妈，她们要么专门去学校接孩子，要么在家门口等孩子，其他妈妈和爸爸都工作的孩子，要么上学校的学后班，要么坐校车去别的幼儿园或补习中心呆几个小时，等父母下班时来接。

有一段时间，镇上因为放学以后校车送孩子地点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议，在这个平静的郊区小镇里，这次争议算得上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了。

争议的焦点是，放学后，部分校车把一些孩子拉到了课后补习中心。提出挑战的一方有几个理由：

1. 补习中心没有像幼儿园或托儿所那样专门照顾学生的执照，孩子们下校车时没有专人迎接，安全得不到保障；

2. 校车由镇里的税收支付，这些校车专门送部分孩子到补习中心，结果是部分学生享受到了特殊待遇，对其他的孩子不公平；

3. 学生们在学校的课业本来就繁重，这些补习班更加大了压力，对不参加补习班的同学是很大的挑战。

参加补习班的，大部分是印度裔或华裔后代，他们往往启蒙较早，父母多为专业人士，自己进行各种辅导，课业本来就优秀一些；父母双收入，也使他们能够轻松支付这些课外班的学费，而但收入家庭可能会有些困难。参加这些补习班，自然是更加拉大了他们和别的孩子们的差距。

学区最后的决定，是比较中性的安全考虑：凡是有看管儿童执照的幼儿园、托儿所或学后班中心，放学后，校车就可以把学生们送过去。这样一来，最终被从校车车站中拿掉的，也就是Kumon（日本人创办的数学中心）和RSM（俄国数学学校）。

学区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以后，直接受损失的，就是那些父母都在上班、收入比较高的家庭。没有了校车送孩子去补习中心的便利，他们就必须付款雇请私人或者自己拼车接送孩子。当然，也有些家长腹诽：学区这样决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管理的学后班的利益，因为他们毕竟是有执照的，孩子们的父母如果无法安排他们去日本或俄国的数学中心，自然为他们扩大了生源。

校车问题，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涉及到的，既有种族、移民冲突，也有经济条件、家庭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冲突。当然，在这场争议中，种族、移民这些敏感话题，大家都很小心地避开，要真正解决，就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