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马勇

在过去一百年，孙中山的爱国情怀不断激励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抛头颅洒热血，不懈奋斗。但最近若干年，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现，以及思想解读多元化，孙中山的思想、言说、行动不断受到质疑。最严重的指控莫过于以为孙中山往往为了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甚至有人将其行为上升至卖国。其实，如果将孙中山的思想、言说、行动放在近代中国大转型的视角下进行观察，批评者的指控并非不可解释，孙中山仍然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西方工业化的冲击，寻找一条从传统通往现代的路。用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话说，“中国能现代化吗？”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敏锐的一群盗火者、领路人之一，他对西方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有着深刻理解，知道世界潮流的基本趋势，知道中国必须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知道中国必须踏上现代化康庄大道。

从这个观点理解孙中山的选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为此目的，他可以像千百万中国士大夫一样，遵从旧权威，改良、改革、变法、渐进。但当这些一一都化为泡影，孙中山意识到此路不通时，他不仅有权利革命，有权利推翻旧权威，而且正当、正义，无可挑剔。

孙中山并不是天生的革命者，留学归来，他像儒家伦理所教导的那样，遵循修齐治平的原则。但改良主义理想在近代中国并不容易实现，毕竟清王朝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人们早就习惯了旧有统治秩序。

据孙中山回忆，他之所以放弃改良主义，转变为革命者，主要原因是对满洲人的失望。在他看来，在满洲人的统治下，改良根本没有机会。满洲人的政府并不是中国人的政府，清王朝只是周边异族对中原的殖民统治。因此，中国现代化要想成功，必须推翻清王朝，重建汉人国家。

我们不能以“后世之明”指责孙中山狭隘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思想深处，改良依然是社会进步的常态，但当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时，革命就是不得已的选择。中国革命的主题，在孙中山那里，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重建一姓之天下，而是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熔于一炉，毕其功于一役，既要重建一个汉人国家，更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一定代表爱朝廷。

革命与爱国，并不冲突。这是孙中山爱国主义的精髓。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中国不败而败，年轻的孙中山极为愤怒，萌发了反满思想。九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清军的无能，看到了列强对中国的蔑视，于是告别改良，投身革命。在清朝两百多年历史上，孙中山第一个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由一个人的觉醒逐渐唤醒了一个民族。

甲午当年发布的《兴中会章程》解释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理应站出来表达立场，“振兴中华”“恢复中国”，重拾辉煌。

振兴中华，恢复中国，就是否认满洲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从清朝统治者立场看，这当然是叛逆，是谋反。但从现代民族国家立场看，甚至从儒家传统看，一个王朝的结束只是亡国，并非亡天下，振兴中华，恢复中国，用后来人的话说，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就是士大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勇敢站出来挑战清王朝，名正言顺，并没有伦理上的任何窒碍。

许多否认孙中山爱国主义情怀的人，一个重要理由，是孙中山为实现革命理想，总喜欢与西方、日本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结成联盟，甚至为了实现目标和获取武器、款项，不惜承诺转让某些利益。质疑者不禁发问：这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相反？

事实上，孙中山那一代革命者自从投身革命，就不再认同满洲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既然不认为正当，理所当然有权利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联合“敌人的敌人”。这与多年后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1895年初，中日战争大局已定，日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开始大规模向中国本土用兵。中国军队在东北、山东也确实进行过一些有力的抵抗，但败局无法挽回，台湾岌岌可危。于是，有人举兵勤王，保卫清王朝，进而保卫中国;也有人变对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借势推翻清王朝，进而保卫中国，重建中国。孙中山既然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有权“不择手段”，变“敌人的敌人”为“我的朋友”。

经朋友介绍，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援助步枪两万五千支，手枪一千支，以“颠覆现政府”。日本正在与清政府作战，为敌国，日本政府不相信孙中山的力量，中川恒次郎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

孙中山没有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起义照样进行。很多年后，有学者讨论孙中山该不该借着甲午战争的外部危机推翻清政府，该不该向敌国借力寻求帮助，认为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马关条约》还未签订，日本为敌国，在这种大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自己推翻本国政府，显然有损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如果日本政府真的加以利用，给予支持，将会给中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局面。这个说法值得注意，也很有意义，但用后来“民族国家理念”去要求孙中山爱“大清国”，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上无法说得通。孙中山之所以向敌国借力寻求帮助推翻清政府，是因为他已经不再认这个清政府为合法政府。在孙中山的概念中，他、清政府、日本政府，是等边三角形，而不是“清日两国”对立。

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新政府白手起家，为了巩固政权，孙中山确实“从权”处理了一些今天看来并不那么恰当的事情，比如答应将满洲权益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方的援助。

这个做法多年来一直受到“卖国贼”的指责。指责者认为，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军队因财政崩溃而解散;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无法支持而与袁世凯和议，交出权力;即便革命失败，清王朝继续统治中国，都不应该将满洲权益租借给日本，不论日本用什么样的理由。

这是后来者的看法，但从孙中山、临时政府立场看，如果得不到有效经济支持，军队就会哗变，政府岌岌可危，政权就会拱手让给袁世凯，革命就只能继续在路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传播开来，汉人士大夫阶层一个普遍看法，就是将满洲人赶回老家去。这就像元末明初种族革命将蒙古人赶回大漠以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体谅，在孙中山那一代政治精英看来，满洲并不是中国本部。中国本部，就是长城以里，山海关以南。这是那个时候的普遍看法，也是孙中山愿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的一个历史原因。

必须承认，中国为这个认识付出了惨痛代价，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满洲国，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都为短视的民族主义上了一课。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历史学家章太炎、傅斯年，甚至连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都在重新论证东三省“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事实。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近代中国的一曲高歌，也是中国从传统走出的一个关键。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利弊相伴。关于内争与外争，如果不注意长远，而汲汲于当前，往往会造成出其不意的后果。当然，对孙中山来说，这都是后话。

历史问题，不能抽象地谈。历史问题，只能就事论事。抽象谈，爱国也可以解释成卖国抑或国家权力的丢失。

孙中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对国家、朝廷、政党、主权、国土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都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话语中去理解，放到近代中国大转型的脉络中去考量，否则就很难弄清孙中山的逻辑，就表错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