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能“绿色投资之路”

周红玉

从北京开车到内蒙古,在京张高速北侧可以看到一大片白色风车,这些都是官厅风电场的风电机—用于进行风力发电的设备,官厅风电场是京能集团在2007年投资建设的一个风电项目,“在风电的财务结构里,发电小时数未能超过2200小时就不经济了,而官厅这个项目,它是1800-1900小时,这肯定是亏损的。”京能集团副总经理、CFO刘国忱在谈到这个项目立项时的情况时说,“可是如果放弃,这个资源就丢掉了,那可是每年2亿度电,而且是绿色电。”刘国忱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财务人员而言是个考验,如果按照常规的财务思维,这个项目是不能上的,“很多财务人员只是静态地看项目,只看现在的发电时数,按当时的电价,加上财务费用、折旧,算死账肯定是亏损的,可是,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电价,控制财务费用,就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

现在看来,京能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处在低风区,官厅风电场不仅没有亏损,反而略有盈余,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都倡导绿色能源的今天,这个决定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不仅仅是官厅,京能早在2003年就投资了内蒙古辉腾锡勒100MW风电项目,这也是中国的第一单风电招标项目,现在京能的风力发电已经达到102.275万千瓦了,另外还有燃气发电、水电、光伏发电等,从2003年到现在,京能在清洁能源方面投资接近250亿元,如果加上对传统火电厂的节能减排改造,京能的绿色投资超过300亿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的,这些年京能集团总投资是600多亿元,而绿色投资差不多占了整个投资的50%。”

资本不再“唯利”

在谈到绿色投资时,刘国忱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是“保本微利”,比如他们在北京已经建成的两家燃气发电企业——太阳宫燃气热电有限公司和京丰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接近80亿元,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本微利,“80亿的资本只是保本,从投资上来讲就是无效运营,因为投资是要讲回报的”,刘国忱说。在风能发电上也是一样,从2003年中标的辉腾锡勒风电项目到2007年建设的官厅风电场,都只是保本微利。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资本逐利而生”这个基本准则,那么京能集团的这些资本为什么没有逐利?

“为了给北京提供清洁能源,我们承担了大量的投资成本。”刘国忱解释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上天燃气发电项目,因为北京不可能都从外送电,从北京电网安全角度来讲,必须要有支撑性的电源点,自己的发电厂占一定比例,外送电占一定比例,这样北京的电网才能安全,如果都是外送电,一旦外送电路发生故障,北京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其实,在建燃气发电厂之前,北京也有自己的电厂,只不过都是燃煤的火电厂,为了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北京的环境必须达标,这些会造成严重空气污染的火电厂肯定要下马。

就这样,作为北京市的企业,京能揽下了为北京提供清洁能源的重任,投资燃气发电厂。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京能在绿色投资上的投资是为了给政府分忧。

2004年年底正式挂牌的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原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和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重组合并而成,注册资金88亿元,目前总资产接近900

亿元,作为地方军的排头兵,下属电厂承担着北京市70%的用电负荷,此外集团旗下还拥有京能热电和天创置业两家上市公司,其在北京经济战略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京能集团在做绿色投资方面应该有世界的眼光,中国想要在新一轮的产业文明中胜出,北京需要率先突破,京能集团作为北京市企业,要责无旁贷地担起这个责任。”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的刘国忱,对于事关企业、国家、人类的战略性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从国际能源署发布的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碳排放最高的前三名行业是公共电力和发热、制造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无论哪个国家,电力行业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大户。数据显示,2002年电力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94亿吨,占全球总量的24%,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常规预测,由于全球电力需求翻番,到2030年,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至每年168亿吨,而中国的电力行业对煤炭的依存度高达82%,大规模的火电发展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损失,燃煤发电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发电行业以大型集团为主,这里面也包括了京能,他们在中国政府这场节能减排的战役中,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

火电也绿色

刘国忱表示,从成立至今,京能集团在节能减排,绿色能源投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常规火电的节能减排;二是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他说:“往往我们一讲绿色投资就是发展新能源,这是比较偏误的概念,绿色投资除了发展新能源,还应该对占权重最大的能源进行低碳投入,而火电是权重最高的。”在中国能源业中火电占了差不多90%的比例。按照刘国忱的理解,中国在绿色投资上应该做两项工作,一是做增量,发展新能源;二是做存量,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改造,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中国是个多煤、少气和缺油的国家,煤是支撑中国能源的主旋律,原来我们国家火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高,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刘国忱举了京能集团火电改造的经典案例——岱海模式。

岱海电厂是京能集团在内蒙古地区首次控股建设的大型能源基地,共规划了8台60万发电机组,这个电厂在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的南侧,选择这里主要是考虑到离煤比较近,其实早在1958年各方就开始考虑立项,最终这个项目落在了京能集团肩上。“为什么给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提出要把环保和火力发电相结合,我们在电厂建设过程中,投资4500万元,上了节水设备,灌溉设备,并大量地植树。”在投资岱海电厂前,他们还在岱海北岸建立了岱海建设发展公司从事整体规划,并聘请了澳大利亚著名的COX设计集团,用了一年的时间对岱海的发展进行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包括生态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乡村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规划,并在电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始终按照规划进行。刘国忱说,岱海电厂投资5.59亿元,用于配套一期工程同步建设环保工程,环保投资比例占电厂总投资比例的10.1%,实现了电厂建设、经济与环境高度协调。“尽管是火电,但通过周边的加密环,保护了周边的环境,去年岱海被国家设定为4A级风景区,被政府有关部门和业内专家称为岱海模式,这个项目在行业内非常有影响,全国60万机组的现场会是在岱海开的。”

刘国忱认为,北京是能源消耗量极大的城市,所以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打造主营业务,发展清洁型能源产业;另一条要走出北京,在能源丰富的地区,如内蒙古、山西,建立煤电联营的大型坑口电站,降低成本。但在走出北京时,必须要做到两个和谐,一个是与当地被投资对象的和谐,另一个是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和谐,而岱海电厂正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刘国忱骄傲地说:“岱海电厂虽然是火力发电,但外面看不到一丝烟雾,进到里面,地面比我的办公室地面还干净,国外的同行看了以后,也非常惊讶,现在看来,只要充分进行科学处理,有效地投入,煤是可以达到清洁燃烧的。”

财务要认这个账

刘国忱说,现在京能旗下的各个电厂都在按照岱海的标准进行脱硫、脱销处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也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我觉得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如果仅从经济效益上考虑,不投这个钱,电厂也会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要付出这方面的成本,能源企业投资应该谋求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有些能源企业只想着赚钱,那它只是一个经济动物,不是一个有效的,让社会尊重,让国家政府认可的社会主体,将来我们的企业要想真正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懂得要对社会负责任。”作为京能集团的财务掌门人,刘国忱看到的已经不仅仅只是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还包括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我认为企业做能源开发当然不能赔本,赔了会侵害国有资产,但也不是说要赚得盆满钵溢,一定要有合理的比例来维持环境平衡,这样才能可持续,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这笔钱必须投入,而且还应该做一个合理的成本,这些东西不是企业的额外负担,而是应付成本,财务必须要认这个账。”

对于像京能这样的能源企业,还有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降低自身能源消耗,发电企业的能源消耗量很大,平均产能用电率为8%,也就是说其发电量的8%都被自己消耗了,电力企业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每度电的标煤消耗,每个企业管理的不一样,消耗的煤是不一样的,京能旗下的电厂,煤耗年年降低,他们主要是通过技术改造和运行管理,有的电厂没改造的时候每度电标煤消耗450克,改造后降到280克,这个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你用最少的煤耗换取一度电,这实际上是能源的有效利用,如果消耗的多,不仅是资源的浪费而且增加了排放,同时成本也高了,效益下降。

其实,仅从账面上看,进行技术改造的投入和标煤消耗成本是差不多的,加大技术改造也要花钱,这个钱变成折旧也构成成本。“但是我们人类应该花这个钱,节省能源是根本,有些企业不愿意在技术改造和运行管理上多付出,而愿意加大消耗,这个理念就有问题了,我们这代人不可能把地球都消耗光,下一代怎么发展,子孙怎么办,而且消耗越大,排放量也越大,对环境不负责任。”在刘国忱看来,一个企业的环保成本绝不是多余的,这个时候财务人员要“算大帐”,从全社会、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况且国家现在已经对节能减排的企业进行了奖励。

作为一家能源企业,京能一直很注重对环保技术投入,为此他们还特意成立了科技环保部,专门负责有关环保的工作。“虽然多了七、八个人,加大了运营成本,但从整体上看,能有这样一个部门进行环保监测,负责所有电厂的环境保护和技术改造,对于能源企业的节能减排意义重大。”刘国忱说,对于绿色投资,一方面国家给了企业很多鼓励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企业的自觉性也在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火力发电也是可以达到煤的清洁燃烧,在提供能源的时候也可以保护环境,但这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财富链与价值链

除了对传统火电项目节能减排的绿色投资,京能在新能源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几年他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超过200多亿元,包括天然气发电、风力发电、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

其实,除了京能,现在各个能源企业对新能源都开始重视,和其中的一些企业相比,京能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北京的清洁能源资源还是比较贫乏的,不过这些年由于京能在传统能源上的投资,在地方上树立了很好的形象,当地政府对他们很认可,这使得京能在内蒙古、辽宁等地拿项目的时候,当地政府对京能还是比较信任的,另外,对于新能源项目,京能没有一味地挑肥拣瘦,比如在做风能时,一些低风区的项目,京能也会承担下来,前面提到过的官厅风电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项目,在上的时候就担负着巨大财务压力,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不让它亏损。”刘国忱说,由于近些年政府对绿色能源项目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发改委在定电价时,会考虑到低风区的因素,把电价定高一些,再加上通过技术改造和控制财务费用来降低成本,以及通过国际上的“碳交易”来换取回报,即使是低风区的项目,京能也可以做到微利。

投资绿色能源其实是在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尤其是奥运会前,中国定下的绿色奥运战略,为此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奥运会之后,北京要把绿色理念继续发扬光大,京能是一个重要支撑点,刘国忱说:“为了奥运我们配给了那么多绿色能源,现在需要乘势而上,不过在新能源上,我们主要占了投资的上风,而不是技术上风,新能源需要的核心技术,我们还没有掌握的那么充分,大量还掌握在国外,但是国外这个技术一定要在产业中来寻找,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他们的技术,但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引进技术之后一定能快速吸收并改造创新,在新能源的第一波浪潮中我们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去买国外的技术,但是到一定程度,我们通过市场和技术的合作,一定能产生共同效益,我们用全世界的技术来发展新能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一定非得用中国人的脑子发展 ,用中国人的钱外国人的脑子也可以发展新能源。”

除了对发展新能源的模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刘国忱对新能源企业的具体运作方式也考虑的非常仔细,他说:“发展新能源,第一步是你的思维链,你是怎么想的;第二是你的能力链,能不能获取你想要的;第三是产业链;第四是这个产业链能否变成价值链和财富链,这个非常关键,这个失败了,前几个链都没用。新能源既讲财富链,能挣多少钱,又讲价值链,对社会有多大奉献,财富是对投资者来讲的,价值是对全社会来讲的。”

而在这四个步骤中,CFO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可以起到金融资源的获取配比作用,“我们获取资源都是有偿的,在有偿的过程中有人获取的高,有人获取的低,初始成本,建设成本,运营成本,这个财务一定要把控好,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激进。我们目前的管控还不理想,还有很多优化空间,一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经验量、知识量、信息量和管理量积聚的过程,最后都会变成一个管理团队的管控能力,做新能源,一定要进行集约化管理,由分散的变为集约的,由集约的产业再向资本市场挺进,形成产业互动,放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