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贸易质量和服务贸易

张曙光

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贸易大国。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2%，位居世界第3，但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目前正在向贸易强国前进。中国海关完成的《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排行榜》（以下简称《竞争力》），从一个方面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

《竞争力》具体测度了2001和2005年前100强城市的外贸竞争力，并做出了初步分析，为人们观察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有价值的参考，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正确解读城市外贸竞争力，不仅对进一步改善本项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指导贸易实践，也具有重要作用。

在评价指标的构建和评价方法选择方面，《竞争力》做了一番比较认真的研究，突破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局限，重视了外贸质量指标的选取和评价，同时也关注到我国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比例较大的特征。特别是除了综合竞争力排名和评价外，还分为水平篇、结构篇、效益篇、发展篇和区位篇等五个部分，分别做出了排名和评价。如果不是简单地观察综合排名和使用某一个方面的指标，而是将综合排名和评价与分项排名和评价结合起来，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我国城市的外贸竞争力。对此《竞争力》实际上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依据。

从正面来看，综合竞争力排名和评价与水平竞争力排名和评价、发展竞争力排名和评价相关度较高。综合排名的前5位分别是上海、深圳、苏州、东莞、北京，而水平排名的前5位是深圳、东莞、苏州、上海、珠海，北京是第6位，发展排名前5名是苏州、上海、深圳、东莞和北京。如果把水平竞争力中人均出口额指标加以调整，不是简单地使用常住人口，而是使用实际人口（即包括外来劳动人口，这一指标可能更好），不知前5位的排名会有什么变化。不仅如此，这一点从表1－2各个主成分代表指标列表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对综合竞争力贡献51.1%的第一主成分指标，和贡献度为15.9%的第二主成分指标，基本上是水平竞争力、发展竞争力和区位竞争力的指标。

从负面来看，综合竞争力与外贸结构竞争力的差异最大，与外贸效益竞争力的差异也很明显。综合竞争力排名前5位的城市没有一个进入结构竞争力排名的前5位，苏州第15位，上海第20位，其他三城市分别落在20位以后，深圳排名第36位。综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只有宁波和广州进入了结构排名的前10位，分别是第1位和第10位。综合排名前20位的城市只有8个进入了结构排名的前20位。更有甚者，水平排名前10位的城市没有一个进入结构排名的前10位。综合竞争力排名前5位的城市只有上海和深圳进入了效益排名的前5位，其他三市均在20名以外。结构竞争力和效益竞争力指标构成第三、四主成分指标的主体，其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度为23.9%。

之所以看重结构竞争力指标，一是因为在5个分篇指标的设计中，结构竞争力指标比较合理，其他几个均有不同的缺陷。比如，在水平竞争力中，人均出口额是个重要指标，但按哪个口径的人口计算却大有讲究，笔者断定这里是按现有户籍人口计算的，而不是按照实际人口计算的。这就像计算人均GDP一样，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上人为地夸大了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的经济绩效，而缩小了人口流出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绩效，扭曲了评价结果。至于进出口份额指标的含义并不清楚，是进出口占GDP的份额吗，看来不是，因为有贸易依存度指标。是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吗,也说不通。再如，外贸效益竞争力评价中的出口增值率和加工贸易增值率指标是将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相比，也不大确切。这一点也许从出口技术含量低但出口增值率相对较高的现象中就可以得到说明。至于发展竞争力指标的设计，可能过分看重了外资的作用。而结构竞争力的两类指标，含义清楚，评价确切。一类是高度化指标，一类是多元化指标。产品高度化是出口产品技术高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高度化指标值越大，产品附加价值越大，单位资源消耗越少；多元化从市场和产品两个方面采用等价数目来度量各个城市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能力，以及应对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二是从评价对贸易实践的指导来看，结构竞争力的设计正是提升贸易质量，打造贸易强国的需要。前已指出，中国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没有摆脱粗放经营的贸易方式。各个城市的贸易竞争往往局限于规模和速度的比拼，单纯追求贸易输出的巨额增长，而以大量耗费资源和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造成初级产品定价话语权旁落，高新技术产业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竞争力》设计贸易结构和贸易效益竞争力指标的思路是正确的。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内部资源，有效吸引和控制外部資源，促进要素间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使我国的贸易竞争力有一个大的提升。这是走向贸易强国的关键之举。

从排名和评价结果来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是贸易大市存在明显不足。综合竞争力排名前5位的上海、深圳、苏州、北京，进出口额超过千亿美元，2005年四市合计6353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45%，但是，只有上海和苏州以及上海和深圳分别进入了结构竞争力和效益竞争力的前20名。二是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失衡。加工贸易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2005年，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58.2%，而且加工贸易产品高度化指数也高于一般贸易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高度化指数低于全部产品技术高度的城市占上榜城市的87%，其中54个城市的技术差距5年来不断拉大。三是浙江和广东的差距。在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化指标排名中，浙江省的宁波、温州、金华位列前3名，广东的广州和佛山位列第10和11。在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化指标高于全部产品高度化指标的13个城市中，浙江有6个，而广东没有一个，惠州、深圳、东莞一般贸易高度化指标反而比全部产品高度低11.2、8.4和7.9。浙江省所辖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平均为15.6，温州和绍兴长期雄居榜首，温州货目前已经销往15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达14个，而广东所辖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平均只有6.7，深圳作为首个出口突破千亿美元的城市，市场等价数目位列倒数第7，分值只有4.0。浙江所辖城市平均出口产品等价数目为77.1，而广东只有41.6。此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东、中、西之间贸易竞争力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竞争力》的最大不足在于，只评价了货物贸易，而忽视了服务贸易。如果增加有关服务贸易的内容，也许对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更准确，对于中国的贸易发展也更有意义。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货物贸易大国，但却是一个服务贸易小国。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体现为，服务贸易集中于传统服务部门，运输出口服务的迅速增长就是证明，而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却是金融、保险、咨询、电信等技术和知识密集行业。从1982－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年平均增长15.9%，明显低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率；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在全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下，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务贸易长期逆差，2006年上半年的逆差就达56.9亿美元。

服务贸易落后，与服务业发展落后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重生产、轻消费的计划方针下，服务业长期受挤，严重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其发展有所加快，但落后状态至今尚未、也无法根本改变。尽管中国经济普查修正了以前的统计数据，服务业的比重有了提高，但到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40.67%，2005年下降到40.26%。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04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只占35%，同年，印度和低收入国家占52%，中等收入国家占56%（参见《公平与发展——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大力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及其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