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政治家将面临考验”等一组

新一代政治家将面临考验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从现在开始到十六大的两年时间里，中央部级领导干部50%多要退下来，在地方，省委一级干部20%要退下来，这是非常大的变动。整个权力将交给新一代政治家。这新一代政治家能不能完成老一代革命家留下的重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民群众对老干部的感情与对新干部的感情恐怕是不一样的。像毛主席尽管犯了错误，老百姓都谅解他，因为他打天下，出生入死。以后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新干部、不要说犯那么大错误，小一点的错误，老百姓也难以谅解。

人世门票：第二张要昂贵得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安：中国与世贸组织就如何遵守世贸规则进行谈判关达成协议。这是中国入世的“第二张门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第一张要昂贵得多。国际会更关心中国入世后能否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但入世后并不是企业该如何遵守世贸规则，世贸组织与中国在1997年达成的议定书草案，其中19条规则全部是关于中国国内行政管理的，没有一条涉及企业行为。这必将给一些地方法规带来挑战，地方政府不能以地方利益为，作出违背世贸规则的行政管理行为。

小政府的底线在哪里？

中央党校熊若愚：在我国，官民比例失调，县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已经到了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地步。小政府、大社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就像政府不能不存在一样，政府也决非越小越好。小政府的底线在哪里？关键在于确定政府的大小与什么因素相关。官民比失调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编制是想出来（准确地说是一系列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不是科学计算出来的，通过立法明确影响编制的因素及权重，编制数量就可以精确计算。

中国企业十年内应解决自然人持股问题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中国企业必须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自然人在股权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影响一个企业的关键的自然人，不管他是董事长或是董事，还是总经理，作为一个人，他在股权结构中有没有份额？这一点将来会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应普遍解决自然人持股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地方还在回避这个问题。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企业谁解决得早谁就有竞争力。

以“赎卖”解决“元老难题”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好多民营企业最后垮掉，并不因外在因素，而是因内部的权力争斗。一些创业者初创时期所处的地位，与企业成长后他们的能力所对应的地位，很可能是不匹配的。如果这个企业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结构转型，它就会垮下来。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元老”问题，“元老”们争的是权力，而它的实质又是产权问题。因此最好一开始就理顺它，如果当初已预见不够而先天不足，则应当机立断去解决，可能关键并不在于给多少股权，而在于借此要彻底一刀两断，从此一身轻。

中国需要国际投机家

复旦大学李和杰、陈岗：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面临来自日本的严峻挑战，当时美国提出两项对策：一是在国内由企业家发展信息产业，二是在国外由投机家攻击日本金融市场，结果美国经济起来了，日本经济落下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蕴藏着巨大机会，如果我们的投资家能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其财富创造效应远非一个海尔、一个宝钢所能比拟。我们资金匮乏，为什么不可以走出去，利用全球化和时空差价赚取财富呢？

西部开发关键是资本流动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艾丰：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其实是造就资本流入和流动的条件。不能只考虑流入，以为以特殊的办法，“哄”起一个“热”来，“钱到地头死”，结果造成许多新的问题，开发也持续不下去。同时西部也有强势企业，也需要向外扩张。以本地缺少资金或为了避免减少税收为理由，阻拦资本向外部流动，其实也是一种短视行为，对本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关没有好处。

大开发不一定会缩小东西差距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西部一搞大开发，有人就以为要像深圳、浦东一样搞特区。现在时间、空间都和当年不一样，不可能去照搬深圳和浦东的做法，而只能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经济发展有其递增规律，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东西部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还会扩大。所以，西部地区应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正确认识这一差距，调动各方积极性，努力缩小这一差距。

要给西部全面的税收优惠

全国政协常委厉有为：要想真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差别税率政策是国际通行做法，美国财政税收体制允许各州在保证联邦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可实行相对独立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以利于各州创造有利的区域投资环境。当年东南沿海也如此。大开发的最初10年到20年，中央应对西部平均水平，而且要低于沿海特区最初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