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瞿秋白的凄苦少年

◎陈铁健

瞿秋白出生在破落的知识分子家庭，为早年共产党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后来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迫害。最后，落入国民党魔掌，英勇牺牲，走出了一条曲折悲壮的人生之路。

母亲之死

瞿秋白家中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到1914年，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维持最低的水准。有时家中的午饭，只有早上吃剩下来的白粥。瞿秋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不了。我们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有多少家连粥都吃不上嘞。一次，瞿秋白在街头遇见一位老农，身边站着一个头插草标的女孩待卖，周围不少人在看着。瞿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说：“那个小孩低垂着头，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他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头戴阔边礼帽的胖子对同伴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人就好过了。”

一家八口，生活无着，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当变卖，以为糊口之计。逐渐地，衣服、首饰，全部送出去了；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最后，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质了。当铺、旧货摊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接过很少的几个钱，然后再到米店去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

由于支付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们早已停学在家。1915年夏天，瞿秋白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快要读完本科的最后一年，家里实在无法供给他学费，不得不停学了。瞿秋白体谅母亲的困难，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但是，这对母亲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她总觉得做母亲的对不起自己的爱子，时常叹息地对人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弄得他连中学堂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

典无可典，卖无可卖，借无可借，欠无可欠，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大量的账单，母亲无限伤心地对人说：要等到我70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

家道如此，自己又无能为力，瞿秋白痛苦极了。他时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写照。

1915年中秋节，这一天前来讨债的人络绎不绝，家中房门后粘贴的无法偿还的账单，已经有一寸来厚。这些债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时拖欠下来的陈年老账，还有一笔是祖母逝世后买棺柩欠下的。讨账的人言辞峻刻，盛气凌人，堵门逼索，迟迟不走。秋白的母亲，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恳求他们再拖延几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么来还债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她每次把讨账人打发走，回到房里，总是泪流满襟，不胜悲楚。生活的煎熬，社会的摧残，使她对未来已经完全绝望了。

1916年农历正月初五之夜，大雪纷飞，满城响彻爆竹声。母亲伏在瞿秋白书桌的煤油灯下，含泪写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然后把剪下来的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了下去。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儿子的床前，为孩子们盖好了衣被，俯下身亲了亲儿子们熟睡的脸庞。这时，大女儿轶群忽然醒来，她睁眼看了看母亲，又翻身熟睡了。母亲环视了一下儿女的睡态，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时，轶群看到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上乱滚，知已服毒。在邻居资助下，急忙请来西医急救，但是已经无效了。延至初六日晚，终于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遗下六子一女。

初七上午，瞿秋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便急忙从无锡赶回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他看见一堆烧化的东西，晓得事情不妙。他急忙走进院内，父亲啜泣着说：“人已经死了。”瞿秋白看到母亲的遗书、剩下的火柴头和母亲惨白痛苦的脸，悲恸地抚尸呼唤母亲，倒卧在床前放声大哭，痛不欲生。

为了安葬母亲，瞿秋白到处奔走借债，典当衣柜，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将母亲遗体收殓。母亲的死，极大地震颤着瞿秋白的心弦。母亲温厚善良的性格，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母亲身上纯真的爱，母亲对儿女的教养和期望……这一切，是他永生难忘的。母亲这样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给了别人，给了子女，而她自己却成了穷困、势利、诽谤折磨下的牺牲品，被这万恶社会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这首《哭母》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对那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亲自杀以后，瞿秋白的大弟云白暂留常州，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还留在宗祠。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坚白）往贤庄舅舅家暂住。

瞿秋白把诸事安顿好，便独自一人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去了。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月薪10元。有学生几十人，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因此，他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教师。他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10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弟妹们。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村舍，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很受群众的欢迎。每当过节，群众总要请他吃糕饼团子。这时，他心中的苦闷会被冲淡一些。

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告别家乡

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满17周岁，少年时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颠危簸荡中逝去了，结束了。他已经跨进了青年时代。

故乡，家庭，给予这位年轻人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并非答案的回答是：

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这一席饱含情感又富于理智的话，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他的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家庭，以及对人生道路进行探索的总结。

他正是带着这一人生的“绝大的问题”，也带着这“一心苗的光焰”，告别故乡家园，告别逝去了的少年时代，开始了他冲破“万重疑网”，砸碎“心灵的监狱”的新的旅程。

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开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