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名人简史

梁刚

老白人

我们村的大人小孩，总是叫他“老白人”。

听我奶奶说，老白人一过六十岁，就不洗脸洗脚了。奶奶只小老白人五岁。七十岁的奶奶模仿着老白人的口气说：“我就是不洗，我要人嫌鬼怕，活满一百岁。”儿子为他做了棺材，被他偷偷叫人来低价卖了，养了肥猪准备为他办后事时用，他一有空就去打猪。

老白人并不白。他长年一身黑衣黑裤，依然还浓密的头发由于经年不洗，粘粘腻腻，猛看上去，就像顶着一泡牛粪。牛粪飘逸着干草青草气，而他的头发散发的却是死耗子一样的恶臭。他从黑布底下漏出的地方也污黑如牛皮。平常，他身上唯一白的地方就是他的一双眼睛，里面汪满了两团河雾，像他从不离身的旱烟管喷出的浓烟。

從老白人的家到村头走到晃桥河边的那棵大青树下，像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孩子，只要五分钟。但老白人一趟走下来，差不多要一顿饭的功夫。每天一早，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出工后，往往，我们一群孩子早就在他家的门口候着他。老白人口衔着两只筷子长的烟管颤巍巍地出来了，顺手摸起靠在一边门框上的红木拐杖，光着脚，敞着胸走出家门。先前有孩子上前想搀扶他，被他一把推开。之后，就没有人上前帮忙了。老白人的红木拐杖足有两尺长，他挥动拐杖不断地在路上划着“之”字探路，就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日本人在八路军驻扎的村子里探雷，狗屎马粪烂泥之类的脏东西，他都能明白无误地避开。即便是寒冬，老白人也要到大青树下呆上大半天。二双曾把他的拐杖藏起，老白人不动声色，四肢着地爬回家。晚上，拐杖被老白人的大女儿设法找到，次日一早，老白人从围在他身边的孩子中，准确无误地一把抓起二双，高高地举起，生是将这个正在吃长饭的孩子丢进晃桥河，好在是丢在水里，要不村里肯定会多一个跛子、驼背或傻瓜。此后，没有人再敢动他的拐杖。

就这样，在一堆大呼小叫着的孩子们的前呼后拥下，老白人到得大青树下，摸了摸树，轻轻点点头，解开用布条做的裤带，裤子刷拉一声掉到脚脖子上，他从一堆黑毛中拉起他耷拉的东西，迸出一汪茶黄的尿水。孩子们捂着鼻子，四散开去。但不等尿水完全被泥土吸收，又都围上去，轮换着抽旱烟，呛得涕泪交加、大咳不止照样抢着抽。一旁，老白人一边抓挠着身子，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身子前仰后合。老白人也有哭的时候，老白人抱着大树大哭不止时，连我们这些孩子都明白，他一定是受了几个儿女的气。

春夏时节，我们和老白人一起在大青树下玩耍时，偶尔会有不小心的喜鹊，把它们的蛋从窝里给蹬下来，打在我们头上、肩上，蛋黄蛋清溅了我们一头一脸。这时，我们就会抬起头，打量着大树，连老白人也会跟着我们，尽管他的眼睛连头顶上的大太阳都看不到。

有人偷偷咬耳朵：“听我爹说，解放前，这棵树还是老白人家的。”孩子们听而不闻，这是村里公开的秘密。

这棵树还有一个别称“吊脖子树”。

这棵树以前属于地主白得富家。白得富就是老白人。白得富娶过三个女人。村里的人都知道，白家的钱并不是从土地里来的，据说这个对村人来说神神秘秘的人，是靠贩卖烟土敛财的。他常出入县城的烟花柳巷，女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可村人都尊敬他，因为每年白得富都会拿出不少钱为村里修桥补路，还周济贫困潦倒的私塾先生。但在土地改革时，县城派来的工作队指使民兵，把他用棕绳五花大绑了，给吊在他家的大青树上批斗。九死一生活下来，公社干部要他在三个女人中选择一个，白得富选择了小老婆，二女人带着自己亲生的一个孩子改嫁了。大老婆一脸麻子，厚嘴唇、浓眉毛，一双小脚，却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多年来家里的吃喝拉撒，都靠她主理。听男人不要自己，她伤透了心，一天夜里，大老婆用一根棕绳，把自己挂在这棵树上。人们次日发现她时，她穿着得体的寿衣，她甚至还用一块崭新的黑布片捂住自己的嘴，防止吊死后那可怕的长舌头伸出来……

埋葬了大老婆后，白得富得了一种怪病，眼睛突然瞎了。人们都说这是报应。

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帮着老白人在树下烧纸钱、泼水饭。对于这一封建迷信行为，村里的干部群众都睁只眼闭只眼，小老婆路过看到，会向我们抛白眼，吐唾沫，但从不走近。

而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不管天气好坏，老白人总会摸到河里，指使着我们把他浑身上下用皂角擦了又擦，要是天气好，他会在阳光下晒上好一会，浑身还真像一头被刮了毛的架子猪，乡下人少有的细皮嫩肉上闪着惨白的光，还真是个老白人。天气寒冷也不要紧，老白人会指使我们从河边找来干柴，烧一堆火，把自己一身白肉烤得土红土红的。

王山叔和他的狗

乱哄哄的人群中，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撕扯我的裤脚。低头看了好一会，才认出它是王山叔家的那只大黑狗。它长长的尾巴都摇圆了，身躯也随之大幅度摆动。这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跟妻子到城边的农贸市场买菜。我轻轻拍了拍它，它“嘤嘤”叫着走开，见我不动，它又回头走了几步，像一个走得快的人在等走得慢的人。我心一动，跟它走。穿过一排肉摊，我看到王山叔埋头坐在一块砖上，他的面前，几片阔大的南瓜叶闪着青光，上面，摆着碗大的几堆菌子，有青头菌、牛肝菌，还有一堆土馒头，沾在菌子上的红土还是湿润的。一看我就知道，这是王山叔昨夜摸黑到龙潭坡上的收获。看我和王山叔亲热地寒暄，大黑狗像一个领客人进门的孩子，兴奋得摇头摆尾，还嘤嘤直叫。

同为一个村的人，我是王山叔看着长大的。王山叔脸上长有大导演张纪中那样的络腮胡子，年轻时黑得如墨，长得好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和嘴巴，同样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他嗜酒好烟，卖菌子的钱大多被他买烟打酒花掉。每隔十天半月，邻村的一位姓崔的理发匠到我们村来，他宁可理村里那几颗剃刀一下去便流脓的癞疮头，却不愿为王山叔服务。好在王山叔并不恼，总是自觉地排到最后才坐上理发匠那只用黄栗木胡乱拼凑起的木椅上，再慌手慌脚地披上看不出颜色的大外套，跟别人理发，姓崔的都是先从头上下手，但对付王山叔，却总是先从脸上开刀。几刀下去，一张有棱有角的大脸露出真容，笑得像得了糖果的孩童一样开心。理发匠笑骂道：“比猪鬃还硬，一张脸一个头，要收双倍钱。”王山叔一笑，想说什么，理发匠将剃刀往他眼前一晃，他赶紧闭上眼睛。就是因为这脸胡子，王山叔快到四十岁才娶到媳妇——邻村死了男人、拖着一对儿女的寡妇向家仙。好在结婚一年后，向家仙便为他生下了王子森。

这年菌子出土的一天，女人跟他去城里卖菌子，卖了菌子，她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无师自通学会了理发，以后，王山叔的一张大脸总是干干净净的，焕发着健壮男人的英气、血气。

但我跟这只大黑狗，只有一面之交。我们村是典型的“城中村”，几年前，我们一家就离开住了几辈人生活过的村子，搬到城西西山脚下一个小区，平时我很少再回村。几个月前的一天，王山叔的大孙子王志龙娶亲，婚礼那天，我和妻子应邀去村中吃喜宴。就是在那天，我认识了王家的那只大黑狗。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村的人办红白喜事，都到县城中心的大旅社设一个晚宴了事，门口摆着几张木桌，收钱的人对挂账的人报名报数：“王家强一百块，刘树芬五十块……”中餐在主人家中准备一顿杂酱、酥肉米线，款待村中的亲朋，还有就是一早赶来贺喜的亲朋。不像以前，办一回红白喜事，前前后后要欢闹三五天。王家的喜宴办在本村，讓我有些意外。

喜宴照样设在老地方，村头当年的打谷场。每年麦收和秋收，这里是粮食的集中营，我用诗描写过秋天的晒场：

这是土地上最隆重的节日 ！

金黄的稻谷，银白的玉米

有棱有角的荞籽，翠鸟

眼睛般乌亮的高粱仁……

带着各家族的温度、特征、气息、质地

从水田、旱地、高山、平坝

汇集到村中心的场院

接受阳光最后的洗礼……

我奶奶的丧宴，我哥哥、姐姐和我的喜宴都在这里办。而现在，我们村改成了社区的居民小组，场院也成了老人们聚会的地方，老人们在这里打牌，折纸钱，或什么也不做，只聊天。

那天，我有意去早一点，在村里东游西逛。我整个童年、青年生活过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十几年前，我们村的土地就被城市建设全部征用，乡亲们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三百多号人或坐地生财，或外出经商、打工，就在我家对面，当年我们村码草垛的地方，耸立起我们村第一幢十层高的宾馆，此外，还有数以百计、奇形怪状的出租房。而更多的是等待居民低保金的人。村里有的人家照样用柴火煮食，燃料，是破鞋底、烂车胎等等形形色色的东西，照样使用祖辈传下的露天的粪坑。不久前，我在一个制高点上打量过我的小村，它就像一片破旧不堪的布给打上了许多崭新的补丁不堪入目。但村庄里仍残留着不少见证我当年成长的气味、色彩和物象，几排土屋、几间老墙、几株果树、几条村巷，游走的鸡狗……让我回到过去的时光。

诚然，在熟悉我们家境的人看来，我这样写是矫情的：事实上，我们家是村里城市发展的受益者之一。我家处于二环路边，十几年来分两次建盖了三层小楼出租，房租供两个儿女读完了研究生、大学。

是的，逝去的东西，在追怀的时候，有时逃不开被想象美化的成分。理智告诉我，无论是过去的乡村，还是眼下的乡村，并不都是美好的。如果有人问过：“你愿意回到过去的乡村吗？”我肯定会很纠结，无法作答。我们无法拒斥的，还有一个更广大、对时代影响更深刻的现实：天翻地覆的城市，风生水起的城镇化。

王家的客人有三十多桌，二百多人，大多是村人，都穿得和城里人一样体面。王家办了两天酒席，我只去了一餐，和几个当年的好友透透地喝了一番。当年的少年，现在的中年人，有的头发已经半白，有的腰背已经微驼，一张张或白或黑或平常或俊逸的脸，都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褶。我们也常在不同场合见面，但大多只是发支烟，说几句闲话，慢慢都有些生分、客套了。几杯酒下肚，一时亲热起来，有说不完的话，在土地里劳作的青少年时光慢慢浮现，让我回到过去的村庄，被乡亲们包围的日子。

饭菜很可口，但王家请来做饭的人肯定是些毛手毛脚的人，先是我搛到一个毛没有拔干净的鸡头，我随手往桌下一丢，引来了一只大黑狗。它一口吞下，并趴在桌下就地啃嚼起来。接着我夹了一块猪蹄，一看，竟然连老壳都没剥掉，于是只好忍痛一丢，猪蹄还没落地，就被那只黑狗稳稳接过。趁着酒兴，我大胆地摸摸它的头，它口里含着骨肉，抬起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望着我，眼神先是锋利如刀，但随着我的摩挲，慢慢软和下来。这时，新郎、新娘端着酒来敬大家了。就这么一个场景，大黑狗竟然记得我了，几个月不见，在闹市上遇到我，竟跟我打招呼，并把我带到主人面前。令我眼前浮现我遥远的少年、故乡与土地——我们的母体和出发点。

王山叔个子瘦高，干农活一般般，却是个拾菌子的能人，早年，他一直在生产队的畜牧组，每天赶着二十多头牛上龙潭坡上放牧。后来没有土地，牛马派不上用场，但他拾菌子营生一直没有丢。

家乡的百里群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农历五月，雨水一落地，上百种菌类就破土而出，纷纷在山坡上打起了五颜六色的小伞，可食用的有青头菌、牛肝菌、谷黄菌、扫帚菌、香菌、鸡油菌、冻菌、铜绿菌、火筒菌、土馒头、荞面菌、松毛菌、奶浆菌、干巴菌、老人头、松茸、树花、黑木耳、白木耳、灵芝、细木耳、青苔、地卷皮等上百种。而鸡枞是菌类中的上品，煮吃，有鸡的鲜味，炒吃，有火腿的醇香。有人形容说：“好看不过大姑娘，好喝不过鸡枞汤。 ”“鸟中凤凰，菌中鸡枞。”

那时，王山叔身强力壮，走起路来两腿生风。他从五岁起就跟父母拾菌子，一晃就是五十多年。其它菌类大多没有固定出土的地方，鸡枞却像小鸟一样，也有窝。小鸟的窝在树上，而鸡枞的窝在土里。王山叔的脑子里装着六百多个鸡枞窝，全走完，得两天功夫。他从小穿惯草鞋，有时出门拾一天鸡枞，一双草鞋也就磨烂了，拾鸡枞的艰辛由此可见。大包干时，一到五月，村里就分派他去拾鸡枞和其它杂七杂八的菌子，拾一公斤挂二分工分。土地、山林承包到户后，菌类出土时节，家里不要他干活，每天让他上山拾菌子。城里的贩子晚上骑着摩托来村里收，一天能卖三四十元。

我和他的小儿子王子森曾跟他一起去拾过菌子。走在一面长满栗树的山坡上，他忽然用手一指：“看，这儿有一窝鸡枞。”果然，真有两朵一大一小的鸡枞出土了，出土早的那朵已成伞状，筷子般高，盖面大如海碗，杆茎粗似小孩手臂。另一朵刚出土的，顶部还沾着厚厚一层湿润的红泥，酷似将绽放的荷蕾。王山叔取下别在腰间的钢钎，三下两下将鸡枞连根挖起。我惊奇地发现鸡枞窝里有一个白蚂蚁窝，几只白蚂蚁在出出进进。王山叔见惯不惊地说，“这是鸡枞的特别之处，没有白蚂蚁，就不会有鸡枞。”

有人说过王山叔卖鸡枞的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是个“蚱蜢眼”（近视眼），一天到他的摊子上买鸡枞。那天，他摆在芭蕉芋叶子上的鸡枞都还没有长好，鸡枞有五朵，像是五根粗大的蜡烛，只是戴着帽子。他习惯地把两腿摊开，坐着讨价还价。最后讲好价钱，他站起身来，那女人说鸡枞少了一朵。他仔细数了数，说不少嘛。蹲下，又是六朵。这回，女人双手把鸡枞全部按住，他一下跳起来。女人细瞅，竟是他那沾满泥汗的家伙从被荆棘挂破的裤缝里伸了出来。有人每每讲这段故事，都引来哄然大笑，我也笑，笑过了却感到辛酸。

向家仙生下王子森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肝病，一张脸黄得像秋天的南瓜叶，不能下田地干活不说，怕传染，连吃饭也要分开碗筷。家里三个孩子，全靠王山叔一个人扛。王子森两岁那年秋季的一天，女人不见了，他放下田里熟透等待收割的稻谷，满世界找她，三天后，有人在流经我们村的晃桥河汇入甸溪河的入口处，发现了一具女尸，他跑到现场，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女人。他跳下河，紧紧抱住她。岸上，三个儿女哭得惊天动地。

往后很长一段日子，他再没有理过头发刮过胡子，很快像个野人，村人都叫他“大胡子”，但大人小孩都尊敬他。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吃喝拉撒，生活还在继续。他戒了烟、酒，农活开始做得精细，拾菌子的季节，除了到县城去交易，他差不多都行走在龙潭坡的密林里，每天从田地里回村，就到晃桥河里捉鱼摸虾，冬天冻得鼻青脸肿，他还在房子后面搭了一个小棚养小兔，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五十多只，兔子不用他操心，三个孩子都会去河边割草来喂。每隔一个星期，他就拣一只肥胖的杀了，煮一锅，一家四口吃得满头大汗。三个孩子都穿得像村里家境好的孩子一样有模有样，三张小脸白里透红。姓崔的理发匠知道他的遭遇，数次表示愿意免费为他理发，他断然摇头。他的女儿小蕾聪慧早熟，小学毕业，不肯再升学，到城里跟人学理发，很快出师。一天，我到王家约王子森去上学，看到小蕾正用她母亲当年使用的那套理发工具，为她父亲理发，动作远比姓崔的理发匠优美。王山叔系着用化肥口袋改成的大白外套，刚刚刮过的一张大脸，像葵花一样洒满阳光。不知为什么，少小的我，那一刻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吃公家饭的刘老师

在我们七八十户人家 320多人口的村子，那时，吃公家饭的不过七八人，刘老师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离我们村十多公里路的一个村小教书，乡场上少有的公办教师。

刘老师真名叫刘凤冠，但外村人来找他，说找刘凤冠，没有几个人知道，只要说刘老师，村人就会把他或她带到刘家那青竹簇拥的三间瓦舍。刘家的小院不大，但有一株梨和一株桃，往往几场春雨一下，桃红李白，鸟语花香，小风轻轻从青竹梢上走过。过路的人，都会透过竹林，往里望上几眼。假期或是星期天，院角的梨树下，刘老师倚靠着竹椅子，一书在手，头也不抬一读半天。他一旁的一个小木凳子上，放着一碗金银花泡的水。每年阳春，晃桥河边的金银花开得正好时，朱金花会采很多，摊在河边的草地上，让大太阳晒透，备用。刘家院子一角还有一眼井，井栏边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大青石，他读书的时候，他妻子朱金花，从田地里干活回来，就在井邊洗菜、淘米，打水、泼水，轻手轻脚，尽量不弄出声音。看男人碗里的水少了，朱金花就悄悄地上前续上。

刘老师教的学生，有公社的书记、干部，工农兵大学生，服役军人，还有几个是像他一样的公办教师。在大人的指使下，刘老师在家，我们这些孩子有做不来的家庭作业，就会上他家请教。刘老师毕竟不是村里那些代课老师，水平高，再难的问题，人家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去的时候，常常看到他在辅导村里“双职工”陈勇政、李桂花的儿子水生。陈勇政在县饮服公司上班，李桂花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夫妻俩是四乡八寨羡慕的人。

用一句老话形容，刘老师长身玉立，面如满月。一入夏，手中就持着一把上面有梅竹兰的扇子。不时打开、合拢，扇几下，气流中，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他一年四季都穿着两套笔挺的卡布料的中山装，洗得干净干净，天气再热，风纪扣也别的严严实实的，布料是朱金花托李桂花弄到的。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碰到他，都见他神情平淡，步履舒缓。

听说，村里有多情的女人背着人对刘老师流目送盼，见刘老师一脸正色，女人就酸溜溜地说，朱金花配不上你刘老师。刘老师微微摇头，轻轻走开。刘老师长得俊，有学问，在乡场上举足轻重，他还勤快，家里大人小孩的衣物，都是他自己动手洗。在晃桥河边，有一溜青石板，是村里浣洗衣物的好地方，刘老师把衣物用一只木桶提到河边，上过肥皂，用棒头捶，用脚踩，动作俨如女人们一样熟练。刘老师是顾家的。学校有什么肉菜，他会省下来，走十几里路送回家给妻儿享用。一次，他到河口县开一个教学研讨会，带回几斤当时我们村的人连见都没有见过的芒果，亲手削了皮递给女人。朱金花吃了，不一会就过敏了。一身的红疙瘩，呼吸急促，目瞪口呆。刘老师赶紧请邻居驾起小马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急救。她的病很快好了，刘老师自责不该让她吃从没吃过的东西，她一点不怪自己的男人，还自嘲道：“我没口福。”这些事，村人都是听水生说的。但以后，只要有人在朱金花跟前提到“芒果”两个字，她就呼吸急促，一身冷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听水生说，刘老师有时还会讲故事给朱金花母子听，他也是听众之一。

朱金花矮胖身材，大嘴小眼，一张嘴，满口指甲大的板牙，一双小脚走动起来，浑身摇晃。可也有公道的男人说，女人好看当不了饭吃，你看看人家朱金花，人家到田地里抢工分，做家务，带孩子，家里家外一个人撑。还有人家好得都要用手心煎鱼给男人吃了。村里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

高兴或不开心时，刘老师爱喝点小酒，朱金花就养了一群鸡，下了蛋，就送到供销社换酒。刘老师喝酒不光有荷包蛋，有朱金花用粪箕从田间地头捞回的小鱼小虾，朱金花还一粒粒剥了南瓜子或葵花子，让他下酒。村里的男人没有不羡慕的。刘老师有工资，家境比大多人家好，但鸡蛋、鱼虾孩子们不是想吃就有，刘老师喝酒的时候，三个孩子就被朱金花悄悄支使出家门。天大热，刘老师也会带着三个孩子到晃桥河里游泳。父子四人一身清爽回家后，朱金花一一为他们剪脚指甲、手指甲。村里的男人和孩子见了，没有不羡慕的。

朱金花不识字，打扫家里卫生时，只要见到字纸，她会用心地收好，妥帖地放在垫床的草席上，和布票、糖票还有零星的几张纸币放在一起。跟刘老师一同去上街或是做客时，她不像村里别的女人与男人形影相吊，她远远走在男人身后，像两个互不相干的人。

我们上小学时，记得老师为我们上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绝句》时，老师讲了整整一节课我们也不明白。我们村里的几个孩子不约而同上门请教他。想不到他用实物为我们讲解。那是春天。他把我们带到村外的田野，指着晃桥河边柳树上的几只喜鹊说：“我们这儿没有黄鹂，就以喜鹊充当吧，你们听，它们喳喳地叫着，它们的叫声喜气洋洋，把柳树都叫绿了;而白鹭，你们看，就不止是一行两行了。青天，就是蔚蓝色的天，看我们头顶的天空多蓝。”他用手一指——的确，在田野蔚蓝的上空，飞翔着十几行白鹭。他接着说，“我们滇南很少下雪，可以看看龙潭坡上的梨花，你们看，它白亮亮的一大片，完全可以将它想象成西岭的雪。至于东吴，也就是长江下游，我们有晃桥河，虽然远远没有长江大，船呢，黄花村的采沙船，不是好好地停在河滩那儿吗？”多年过去，我总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生动、最及物的一堂语文课。

放寒假，是刘老师最忙的日子。四乡八寨的人来请他写春联，大家不会空着手来，家境好的人家，会提着酒肉来。再不济的人家，也会揣着几个鸡蛋上门。刘老师挥毫时，朱金花就忙着裁纸、兑墨，一张大脸上，闪着春联样的红光。刘老师一笔楷书，一字一句，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不只写春联，村里人生了孩子，十有八九都请他取名。村里的马秀兰，孩子早产，七个月就生下了。次年，第二个孩子亦是早产，八个月就生下了。老二满周岁那天，马秀兰叫丈夫刘忠城杀了鸡，又从供销社打回酒，把刘老师请去给两个孩子取名。喝了酒，啃了鸡，刘老师说：“两个孩子的名字他们自己带来了，现成的。”说着挥毫在他带来的一张红纸上写下：长女刘七上，长子刘八下。马秀兰不解，刘忠诚却有些文墨，连连点头。一年，村里宋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刘老师为男孩取名叫“宋诗”，女的叫“宋歌”。晃桥河沿岸村庄的人闻名，都跑来看两个孩子。

这年夏天，为生产队放牛的老人钱忠上山被雷打死，村上在这个时节空旷下来的晒场上为死者开了一个追悼会。是刘老师拟的悼词，生产队长一字一顿地念了，其中有一句话让村人感到新鲜也让我一直记到现在：“钱忠同志是土地的儿子。为土地流尽最后一滴汗，现在又回到了土地。”死者家的门框上，也贴着他白纸黑字的对联：“任他门外四时春守我堂前三年孝”，横批是“守我素风”。一字一句，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土地承包到户后，每年，春种或秋收，不用刘老师请，总会有很多人自发来帮他家收种。

朱金花模样长得差，小妹朱银花却真的像一朵花。朱银花初中毕业后，刘老师内举不避亲，多方向上举荐，让她在邻村村小代课。听刘老师所在学校的老师说，晚上，朱银花常常骑自行车到姐夫的学校向他请教教学上的事，有時请教到天快亮。这话传到姐姐耳里。一天深夜，她打着火把，颠着一双小脚去一探究竟。到得学校，村子的鸡已经开始叫第一遍，远远地，看到男人宿舍的煤油灯还亮着，上前从门缝往里一望，男人和妹妹一人坐在一张办公桌一头，男人面前摊开一本厚书，目不斜视地指指点点，一脸正色，像在课堂里上课一样滔滔不绝，妹妹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男人的床上，躺着两个男孩，睡得正香，一看就是他的学生。女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事是她对村里最要好的女人说的。次年，朱银花参加县上的公办教师考试，一考即中。朱银花成了公办老师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走后门到供销社买了一大坛酒，又托水生爹割了一大块肉到姐姐家答谢姐夫，朱金花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请来，吃喝了一顿。那晚，他们猜拳行令的声音，让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无法入睡。

医生医不好自己的病。让村人为刘老师一家遗憾的是，他的三个儿女，连高中都没考上，后来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和那个时代很多同龄人一样，青春十八，我们连恋爱都忙不得谈，日日夜夜让人沉迷的，是诗。

当我的第一首小诗被我工整地抄录在小楷本上，我跑到村头的晃桥河，爬上一棵最高的清香村上，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大声朗读。邻家正在割麦的少女银瑞，拎着镰刀，从篾帽下抬起头来，手搭凉棚，在她不远处，正在犁秧田准备撒谷种的康德老爹，喝住了他的牛，抬起头来，手搭凉棚……那一刻，流水，花木，飞禽走兽，连同整个世界，静下来，倾听我变声期的嗓音：啊，我爱你，被阳光点燃的金银花！啊，我爱你，炊烟袅袅燕影翩翩的家！啊，我爱你，磨坊里的石磨吱吱呀呀……

听说我会写诗，几天后，刘老师来了，给我送来一本信笺。我用半个月时间，在这本在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漂亮的信笺上，写满了诗。

我鼓足勇气，把那沓写满诗的信笺送到他家，请他指正。一个星期后，他的小儿子送还我的诗稿。他只改了几个别字，同时附诗一首《日子》，批字要我“指正”：

要比别人种田

不要比别人过年

再好的年

三天五天就过完

新衣裳会旧

力气用不完

做人啊，一世到老

要死的时候，揣几颗种子在身上

当土埋葬了你的身体

说不定有一颗

会生根发芽

看到的人都会说

那就是你的今生

我此前从未读过这样的“诗”，像老农在说话，但有的话他们又不会这样说，这如同当年钱忠老人被雷打死时他写的悼词一样让人感到新奇。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一知半解，后来冲动地跑到他家当面向他请教：“我以为文章中只能像报刊上发表的那样，什么‘玫瑰、‘夜莺、‘心跳‘月亮、‘麦子、‘水……”

他微微一笑，把手中的扇子打开，说：“写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写你心里想写的东西。”

日子是平淡的，生活是多彩的。他的话震动着我的心扉。这也是我写作最初得到的启蒙。杂花生树，流年风雨。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但每每作文前，我都会想一想他的话再动笔。

百货公司的水生妈

在我们村，大人小孩，没有人不羡慕水生一家的。

水生的妈李桂花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卖布料，村里手头有闲钱的人穿的灯草绒、的确良等时兴货，都是她给走后门弄到的，甚至大队书记要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而又不想交半头猪的肉给饮服公司换一张购车票，也要托李桂花走后门。我跟母亲去百货公司买过布料，卡其布、阴丹布和花布。我们先去开单，收了布票和钱，开单的女人用圆珠笔往一张饼干大小的纸上写了几行字，往挂在头顶上一根铁线上的红夹子一夹，只听刷一声，单子像一只倒挂着的蝴蝶，扇动着翅膀飞到李桂花负责的柜台。李桂花微笑着对我们母子点点头，取下单子，瞄上一眼，摊开我们要的布，用角尺边丈量便用细细的画粉划上一条线，用剪子开个口，刷刷几下，布便拉开了。紧接着，她用麻纸三下两下捆好，递给我母亲，再抬手将划过一个红勾的单子夹了，往另一根铁丝一别，刷地一声送回开单处。我常常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些飞来飞去的蝴蝶，觉得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画面。和大队的供销社一样，百货公司散发着让人着迷的气息，要说这是什么气味，又说不清。还有，李桂花还真像一枝花，她人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每天穿得光光鲜鲜，你从她身边走过时，会闻到雪花膏的香味儿，我们这些孩子背后都叫她“香女人”。

而水生的爹陈勇政，是饮服公司的屠宰员。村里大人小孩去交售肥猪时，看到他足蹬长筒水鞋，站在水池中翻猪大肠，或蹲在一个烧烫猪水的大锅炉前烧猪头猪脚。如果从李桂花身上闻到花的香味，从他身上就只能闻到牲口的味道。

但没有人敢小瞧他。每天早晚两顿饭，不年不节，村里四五十户人家，除了浓浓的烟火味就是煮猪食的青涩味，而他家，竟不时飘散出炒猪肉的香味。村里的何老二与水生家是邻居，他从供销社打回甘蔗渣酒，总是闻着陈家炒猪肉的香味一口口细品。村里大多数人家婚丧嫁娶，饭桌上，往往是洋芋、白菜、萝卜唱主角，十几桌饭菜，每桌最多摆着一小碗肉。生产队长家金秀招婿时办酒席，好不容易托陈勇政从县食品公司扛回三个猪头，酒席上每桌两大碗猪头肉，当天被请去吃喜宴的人，多少年后还在津津乐道。

陈勇政是个称职的职工，一有空，他就宣传肥猪收购政策的“三得一好”（得钱、得奖励布票、得奖励粮食;一好是边收边供，及时方便供应好）。对有怨言的人家，他常说：“支援国家人人有责，社会主义建设好了人人有份，人家一个儿子养大也送去参军，万一发生战争也不怕牺牲流血，难道我们连一头猪也舍不得卖出来？而且卖猪后还得钱得布票得粮食，钱拿到手要吃肉

也随时可以找我买，要买布做衣裳穿只要跟水生他妈一说……”

尽管经常沾不上腥，村里家家户户都儿女成群。按理说，陈勇政家要什么有什么，但两口子只有水生一个儿子，水生长得像个女娃一样俊俏。后来才听大人在暗地里说陈勇政一天在杀猪时被猪一脚踢坏了睾丸，再不能生育。这事不知是真是假，反正陈家只有水生一个独苗，被父母尤其是老爹奶奶慣得像电影中的少爷：大热天，穿着鞋袜上学，冬天，口里舔着冰棒，更让我们孩子馋得流口水的是，他不时拿着一块猪排骨，不紧不慢地走着，漫不经心地啃上一口，好像他手中拿的不是骨肉，而是一截玉米杆。好在水生不爱吃独食，村里很多孩子都能吃到他手中的东西。

不光这些让水生家在村里人缘好，还有他家的石榴，村里大人小孩每年都能吃上。他家有三间大瓦房，房前屋后栽着六七棵石榴，有的开红花，有的开白花，味道也有酸有甜。石榴粒才有米粒大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偷食到成熟。陈家大小见了，也从不会说什么，好像是公家的石榴。雨水多的年份，到了成熟时节，很多石榴就会“炸水”，露出一颗颗或红或白的“牙齿”。每天，大人小孩都会去摘几个吃。中秋节，家家户户的供桌上，不光摆着月饼，还供着他家的石榴，一个个又红又大，一望就是主人精挑细拣送来的。

村上的孩子很少有考上县城高中的，但有刘老师天长日久的辅导，水生就考取了。考进县城的水生穿着当时很多男女青年都求之不得的军衣军裤，虽然没有领章和帽徽，他出手又大方，很快便结交了很多朋友。读高二这年，他与县城的同班女生刘爱红谈起了恋爱，这期间，他花了十五元钱向县城的一个同学买了一本手抄的《少女之心》，晚上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读，读得惊心动魄，次日晚，他把刘爱红约到学校外的玉米地边，拿出手抄本和女生一同看。两人还没有看完，就走进了玉米地。这是他后来交待的。刘爱红的父母都是公社干部，发现女儿怀孕，未婚先孕，尤其是在校的中学生，在当时不只是头号新闻，简直是一件惊天的大事。他们咆哮如雷。尽管刘爱红一再哭诉说是双方自愿的，可他们说什么也不愿跟陈勇政李桂花夫妇“私了”，就向县革委会告发了。刘老师也受水生父母所托，找他那当公社书记的学生走动求情。后来传出话来，他那当了书记的学生亲手给他倒了热茶，却说了一句风凉话，书记说：“一个人光读书好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做人。”传话的人还说了刘老师当时的反应：“他一点不像老师倒像个做错事的学生，面红耳赤，还连连点头。一句话不说，低头走了。”

不到半个月，刚满十六周岁的水生就被判了五年徒刑。

在县城俱乐部公审那天，按大队的安排，我们村有手有脚的人都被生产队长带着去现场接受教育。个儿高挑的水生脸白如纸，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红笔写着“流氓犯陈水生”，当他和反革命、贪污犯、强奸犯等一干人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进会场时，成百上千的群众都向他们吐口水，尤其妇女，边吐口水还边翻白眼。

这年，水生家房前屋后栽着的石榴还像往年一样，有的开红花，有的开白花，味道也有酸有甜。但村里最馋嘴的孩子都没有去动一下，人们说，就是吃泥巴吃石头，也不吃流氓犯家的东西。秋天，水生家很多石榴“炸水”，被鸟雀啄食了一些，其它的干枯在树上。还有一家人因为儿子偷邻村的耕牛被判刑，他家的水井再没有人去挑水。后来成了枯井被主人填埋。只有刘老师有些反常，以前，他从不上水生家，水生坐牢后，他倒时常去，陪水生父母说些闲话。他的形象在村人眼中打了折扣，有人说他毕竟是个教书匠，黑白不分。

水生的事还没有完。水生入狱后，刘爱红以死相逼，坚决不到医院做流产，还退学了，四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男孩。水生的父母闻讯，立即带着大块猪肉和给孩子做的一大堆衣裤到刘家，百般恳求，把刘爱红母子接回家。他们比对水生还宠爱着刘爱红母子，陈家只有水生一个后代，又加上家境厚实，刘爱红母子的日子过得比她的三个兄妹强多了。刘爱红长得丰满结实，跟村人打个招呼都会脸红，刘家有两人拿工资，用不着她到生产队抢工分，但做得一手好针线，她做的鞋和给孩子织的毛衣都成了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样品;她吃得好，奶水多，常给别人家的婴儿喂奶，又听公婆的话，村人都夸水生有眼力，为这样的女人去劳改，值得。过年过节，刘爱红总会一头挑着猪脚、一头挑着孩子和布料回娘家。水生的父母也不顾刘家的白眼，经常带东西上门，带去的礼物中，当然少不了石榴。一来二去，到孩子满周岁，刘家人开始上水生家。很快，刘家动用关系，改了当初的口供，水生服刑两年就出狱了。要不是被判过刑，他还能像当时大多有公职的人的孩子一样，父亲退休后，顶他的班到县饮服公司去杀猪。

水生却一点也不后悔，只是默默在土里刨食。土地承包到户后，他将自家的两亩责任田挖成鱼塘养鱼，一养就是七八年，什么草鱼、鲤鱼、江鳅都养，除了自己吃，每年还能收入一二万元，在鱼塘边呢，他种了五分地的菜，他还养过兔子，皮肉兼用那种，最多时养到八百多只，拉到通海、玉溪等地出售，但兔价一直不好，就没养了。年纪大了，他不爱热闹，就想找个清静又能做点事的地方，他用自己家的田地，跟人调换了几亩地，加上自己的，建成了一个小果院。他和刘爱红一起，栽花，种果树，养鸡，花有菊花、月月红、炮竹花、玫瑰花、绣球花、君子兰等，养了三十多只鸡，有土鸡、肉鸡，也有蛋鸡，栽种梨树五十多棵，桃子五十多棵，苹果二十多棵，还有枇杷树。每年除了自己吃的，还能收入一二万元。村里他有宽敞的住房，但他和妻子刘爱红吃住都在这里，一天有干不完的活，晚上一睡下就到天亮了。一个月他才赶一次街，很少跟外界接触，在村人看来，他家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只要杀鸡或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水生会请刘老师去，师生透透地喝一顿。刘老师老得牙齿都快掉光了，又不肯安假牙，他去的时候，刘爱红总是把肉菜煮得很烂。

和村里所有庄稼人一样，水生的“农耕”时日在十几年前彻底结束。水生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年过五旬的水生现在为一家金融单位守大门，刘爱红在家里做好饭菜，用竹篮提到门卫室，夫妻俩一起享用。

酒鬼人生何老二

这天，太阳快落山了，我举着用青竹挽成一个圆、上面网满蛛丝的扑子，正在心在意地捕捉到处乱飞的蜻蜓和蝴蝶，邻居何老汉躬着腰，手拎着一个酒瓶走来，我心一动，知道他要上供销社打酒。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不是学校，而是供销社，全世界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我迎上去，亲热地叫了他一聲：“二老爹！”何老二张大嘴巴，一脸的激动。在村里，大人小孩都叫他“何老二。”他说：“今天我家小舅来，走，跟我到供销社去打酒，我买一颗狗舔糖给你！他妈的，半年没喝过一口了。”

我转身就跑，到了家门口，把手中的扑蝶网隔着围墙扔进去，转眼间就来到何老二跟前，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酒瓶。

供销社离我们村十几里路，我和何老二几乎是一路小跑，好像不是去打酒而是去救火。供销社到了，而且还开着门。在我的印象中，供销社是经常关门的，人们去十次，有一两次开门就算不错了。供销社的橱窗开在半墙上，是活动的，用四块军绿色的木板拆卸、组合关闭。我跟母亲去用鸡蛋兑换作业本或购买火柴、盐巴、针头线脑什么东西时，她总要我站在橱窗前，看看是不是又长高了。

售贷员姓陆，大家都叫他“陆同志”。陆同志镶一颗金牙齿，脸细长如黄瓜，坑坑洼洼的，常年戴一顶军帽，白衬衫扎进军裤里，一看就是“同志”。我和何老二走到橱窗前，他正在看一本新华字典一样厚的中草药采集手册，闪了我们一眼，却连头也不抬。

烟草气、糖酒气、酱醋气、农药气杂七杂八地飘进我的鼻孔，我幸福地嗅着。“陆同志，打半斤酒，外加一颗狗舔糖！”何老二豪气地喊道，同时一边递进火柴盒一样大的酒票，一边不慌不忙地往内衣袋里掏钱。陆同志接过我踮起脚尖才递进去的酒瓶，朝屋一角用草团作塞子的大酒坛走去。

“紧打酒，慢打油。”只见陆同志把冬瓜木作的提子那么快地在酒坛里出没了五下，半公斤冒着泡沫的甘蔗渣酒便递了出来，同时出来的还有刺鼻的酒气。何老二一手递进一大把锑币，一手接过酒。陆同志又把一颗狗舔糖扔给我，埋头一分两分地数钱。

何老二蹲下，把酒瓶口塞进他的大嘴里，仰头大灌。转眼间，瓶里滴酒不剩，他慌忙地用油腻腻的袖口抹抹嘴，站起身将酒瓶递将进去。这时，陆同志刚将钱币丢在抽屉。见到伸到眼前的酒瓶，陆同志万分惊疑。他眼珠转了一下，高叫道：“酒不是刚打过吗，你想骗人？”

何老二不说话，只见他往后走了几步，把身子转了几个圆，又脱下外衣，把两只裤袋往外翻出，大喝道：“你看见了吧，难道我会把酒倒在地上。你能说我一口喝了？我请你试试，半公斤酒，你敢不敢？”

陆同志痛苦地摇摇头，骂骂咧咧地又给何老二打了酒。何老二拎着酒，回头给我一个胜利的笑容。我含着何老二买的狗舔糖，当然不好揭发他。

何老二拎着酒，我走一段路含一会儿糖，两人走在田间小路上。这时，天快黑了。走进村时，他的酒劲上来了，东摇西晃地走着，我上前扶他，被他甩开了。走着走着，他一脚踩在一泡牛屎上，一下摔倒在地，手中的酒瓶丢出好远，砸在王友龙家的围墙石脚上，“砰”地一声脆响。

我刚走进家门，何老二女人朱如芬的咒骂声和何老二的大哭声便破墙而来，一浪高过一浪，我感到嘴里的狗舔糖一点也不甜了……

何老二女人朱如芬性格暴躁，却是村里的一枝花，还有，屋里屋外的活计都拿得起放得下。最让村人惊奇的是她有一种异秉：刚下的鸡蛋、鸭蛋，她轻轻一握，就能知道这蛋是否能孵出小鸡、小鸭，从没出过错。何老二比爱自己的眼睛还爱她，除了喝酒，他都看女人的脸色行事。

一天半夜，何老二尿急起床，发现女人却没有躺在身旁，女人内体好，从不半夜上厕所，这他是知道的。女人夜里不在身边，他吃了一惊。这时，却听到从家院的围墙外的村巷里有男女在说话，一听，男的是隔壁的马国。马国年轻英俊，人又风流。女的就是自家媳妇。只听马国说：“朱大姐，你好过不好过？”女人回答：“好过好过。”

何老二的头一下大了，气急败坏从床底下摸到斧头，冲出院门。

月光下，却见女人双手抬着一个大竹箕，小心翼翼地向院门口走来。他很快明白：白天女人在邻居村的矮墙头上晾晒柿子干，晚上忘了收，怕露水打湿，半夜想起来，就去抬。马国是去邻村看露天电影回来，因村道狭窄，两人相互让路而产生的对话。

他为自己的小心眼害臊，赶紧悄悄撤回，连厕所也忘记上了。这事是他一次酒后亲口对人说的。很长时间，村里不正经的男人一见朱如芬，就问她“好过不好过”，朱如芬莫明其妙，正色道：“这么宽的路，你是大象？”问话的男人感觉到自己的轻佻，一脸羞惭地走开。

何老二的儿子也视酒如命。一天，他们一家去一个山村的亲戚家送葬，晚上，何老二吃喝回家，刚躺下，就听村人跑来告诉他，他儿子喝多了，在回来的路上掉下悬崖，摔得浑身是血，被送到乡卫生院救治。他一点也不惊，板着脸对来人说：“五公两的酒量都没有，还好意思去人前丢人现眼，老子像他这个岁数，有一年一顿喝了一公斤，抬十几里棺材都不要人换。”

何老二生于 1945年，因成分问题，按当时的政策，读完小学后，又半工半农读了三年初中后，被支派到生产队煤窑挖过煤。他身强力壮，又舍得出力，干起农活像拼命，一个人常干三个人的活，一张掼盆一个人背，是村人公认的好庄稼汉。土地承包到户后，何老二忽然爱上了养羊，靠养羊，他的家底一年年厚实起来，于是经常扔下羊群，骑摩托到县城吃香喝辣。但好景不长，一天生病到医院一检查，竟是绝症。他断了酒，到处求医无效。于是忽发奇想并付诸行动：羊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苦蒿、麻叶、酸果、甘草，羊喜爱去粪坑边啃硝，他也照样跟着啃。这样“草食”半年，人们从他身边走过，再也闻不到一丝“人气”，闻到的是扑鼻的腥臊。

但诡异的奇迹发生了，他一直活到现在。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