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父亲

任继敏

父亲的多余处处可见。

父亲 1938出生，他是奶奶怀胎 12月才产下的老来子，据他的大姐讲，他出生那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初三，旧俗耍凤凰山的日子，一帮孩子伙着九点来钟出门去凤凰山时，奶奶还在干活。中午饭前回到家，我的父亲已经出生，他的奇迹是一出生就自己抓了自己一把，小脸上被抓出一道红红的伤痕。我想这就是所谓预兆和宿命，预示他一生都要靠自己的手艺吃饭。

父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除了夭折两个哥哥之外，他的前面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哥哥，脚下还有一个小九妹。这样的出生顺序注定了他不被重视的命运。我奶奶的妹妹——姨奶奶家只有两个女儿没有男孩，他就被送给姨奶奶家当儿子。姨奶奶家是开铁匠铺的，距离爷爷奶奶家不远。有一天父亲的姐姐去看他，看见大人们都在忙活，年幼的父亲一个人站着哭，屎尿糊了一裤子没有人管。大姐一生气就把他抱回了家。

父亲自己对这件事情没有记忆，但即使他懂事了，也会同意把自己送出去的，因为他是孝子，爷爷奶奶的话是他的圣旨。他突然去世后，他唯一健在已经八十岁的七哥来告别，第一句话就是：老八啊，你是爸爸妈妈的孝子，你去那边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哦！！

照顾父母一直是我父亲最主要的事情，他对父母的照顾就是留在父母身边，跟着父母做皮革手艺、修自行车赚钱养家。初中毕业时，他曾被选中去彝良教书，但奶奶说她养了五个儿子，前面四个儿子散落在昆明、巧家、东川等四处，她要留一个在身边，父亲就毫无犹豫地留下，继承了家庭手艺。据说有一段姻缘，因为奶奶不喜欢女方，父亲就听从母命断了。这样听话的儿子，与他前面的几个哥哥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昭通街上非凡无比的“混世魔王”，奶奶很宠爱他，结果是他除了手艺好，生活能力差得一塌糊涂，不会洗衣，不会做饭。

对于一个出生在皮匠家的孩子来说，手巧是必须的。皮匠家的孩子自然都会做皮货，除了做一般的生活用品之外，他们的作坊还兼做皮球——足球、篮球，解放前就开始为昭通城的各个学校做各种皮球。这门手艺在解放后大规模地行销机械制作的皮球之后消失，但父亲说起此事来却总是津津乐道，说皮球有四块皮镶缝的，也有六块皮镶缝的，工艺如何等等。皮球原来真是皮子做的（我一直认为是机器一次压成形的），而且可以手工制作，我父亲小时候就会做这个！

父亲的家庭除了做皮匠之外，还兼营出租单车，因此要学会修单车，父亲很小就跟着他的大哥一起修车，这是他的爱好，同时也是一门手艺。在昭通城，说起修单车的手艺来，我父亲非常出名，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练就的童子功。

手巧的父亲不仅继承家庭传统，还在传统的皮匠手艺之外发扬光大了修自行车、缝纫机等手艺，一般机器经他仔细琢磨之后，能很快地搞清结构制造出来。他最为自豪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昭通发生武斗，为了防身，他偷偷做出了手枪，那时我的小姑爹置身“革命斗争”中，为了他的安全，父亲悄悄给他做了一把钢笔似的小手枪防身。这话听起来好悬，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说的钢笔式手枪是指小巧只有钢笔大小还是样式像钢笔，我只是问他自己有没有留一把，他说原本有一支的，那时常常放在枕头底下，我满一岁之后开始学会拿东西了，他怕我好奇惹事，就把枪藏起来，后来送了人。这个事情我没有亲眼所见，也就权当传奇听他说说而已。

但我亲眼看见他手工开凿铜磨片模子给二机厂翻铸磨片来销售，以此养活了二机廠很多年。他在一块几厘米厚的圆形铜模上手工画出磨片的每一个齿刻，然后用錾子手工一刻一刻地錾出深浅一样的刻度来。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单是在一个 360度的圆盘上纵向划出三种长度和弧度的齿刻，就要用到高等数学里的渐开线等知识，这对于只有初中水平的父亲来说，他咋个弄懂的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圆铜上画出上千条间距在毫米之间、而且丝毫不差的相等刻度的线条，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工程，他只用一把钢尺，一只真正的钢笔——笔尖和笔身一体像钉子一样尖利的“笔”仔细画好，这就需要几天的功夫。然后静下心来一刻一刻地錾出来，就像石匠錾石磨的磨齿一样，但比那个精细，深浅粗细必须保持一致，以它做沙型翻铸出来的铁磨片才能精确吻合磨碎包谷等作物。这是一件极其需要耐心的活计，可能只有我父亲这样的慢性子才能坐下来慢慢敲。

我还记得有一次，过春节时他拿回一个铜模到绥江板栗农村的家里面去做，我很好奇，一有时间就在他旁边研究他如何敲打那个铜家伙，眼见着一条一条的齿刻在他手下慢慢扇开，规律整齐却又刚硬的线条延伸开来，像犁铧开垦的田地。终于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我赶忙坐下去学着他敲了几锤。结果可想而知，我把他的工作全毁了，那么精细的东西岂容我去乱敲几锤。他非常生气，气得瞪大眼睛作势要反手给我耳光的样子，但他没有揍我，最后只是摇头叹气，憋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如何补救的我不知道，因为挨了骂，我对他这个工作也就不热心了。但即便这样，我还是知道，正是因为他做这个细致活路，伤害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后来完全失明，在黑暗中摸索了二十多年。也就是这样一个他全身心热爱和奉献的工厂，在他接近失明后也没有给他一点照顾，九十年代末工厂垮台后，连基本的退休金都没有，致使他一个失明老人有十多年时间毫无保障地在黑暗中生活，完全靠我们子女每月定时送钱供他和母亲生活。今年他过世时，虽然厂子已经跨了，但这个厂曾经存在过，现在也还有建制在，照规矩应该跟他的同事和管事的人说一声，但我们想起他大半生在厂里为技术改造、做磨片模子把眼睛苦瞎了，最后却老无所依的遭遇，觉得已无必要再去瓜葛那个倒霉的厂子了。

赡养父母是做子女天经地义的责任，但父亲因为没有退休金需要我们负担生活费而觉得毫无尊严。他多次跟我说“拖累”我们了，有一天我又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不要蜷缩在家里，应该出去走走，这样对身体有好处时，他嫌我唠叨，愤怒地说：“我都是一只混时虫了，混吃混穿的，拖累你们！”我知道我的父亲对我是忍无可忍了。他一向好脾气，很少生气，很少大声说话，尤其对我很依赖和迁就，我们四姐妹中，只有我小时候跟他一起在昭通生活过两年，我又是长女，他对我的感情与众不同。就算小时候我淘气敲坏了他的磨片模子，他也没有真的责备过我。但我在他那里第一次听说“混时虫”这个词，感觉心被人挖走了一块，这个世间最悲凉事情莫过于彻底地感觉自己很多余地活在世上，尤其是多余地活在自己依赖和亲近的子女面前。

父亲感觉到的老来无用的多余，不仅是一般老人的失落，更多的是对自己失明的无能为力和愧疚，生性平和、与世无争的父亲常常在我面前叹息，命运的无常说不清楚。后来我不再唠叨叫他出去走走运动之类的话，也不再强迫带他出去走走，我深刻地理解一个意识到自己是一只“混时虫”的失明老人，龟缩在自己的世界里远比出去安全多了，尤其对于他的心灵而言，他需要一份黑暗中的安宁，不主动去惊扰这个纷繁的世界。尤其最后一年，我们全家约着在外面饭馆聚会吃饭他都不愿参加了，他觉得累，2014年旧历三月十三，母亲过生日时将他带出来吃饭，他就严重地不适呕吐，后来再也没有出来过。

他看不见了，上街也没有意思了。

上街游玩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之后，我知道父亲的大去之期不远矣，但没有想到会这样突然。我内心很清楚父亲其实是非常愿意上街瞎逛的人。他出生在怀远街上一间临街的皮匠铺子里面，怀远街是昭通城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在那条街上养成的，有事无事在街上跑来逛去是一种生活状态。后来怀远街上戏院着火，他们住的房子也被烧为灰烬，搬到云兴街上一个公产的四合天井里居住，他自己有一间临街的二楼住房。1960年和 1961年闹饥荒，爷爷奶奶因为饥饿相继得水肿病去世之后，父亲和小娘成为孤儿，小娘后来考起大学走了，就只剩他一个孤儿。二十二三岁的男子汉原本不应该叫孤儿，虽然他未婚，而且他那时在工厂上班领工资，个人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生活能力差，不会洗衣做饭，他就能依靠着兄长生活，在哪家吃饭就把工资上交给哪个嫂嫂。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原本很懒的父亲竟然一时很受欢迎，免不了这家争那家抢的。他就在这个哥哥家住一段时间，在那个哥哥家住一段时间。就在这个备受“欢迎”的游走过程中，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事情，引起了兄长的不满，于是将他在云兴街居住的一个套房给“别人占领”了。

从此他在昭通——他的出生地、衣胞之地失去了住所，成了一个流浪汉，成天在兄长家流浪来流浪去。1965年父亲跟母亲成婚后与四大爹一家挤在一起住着，到 1969年我的二妹出生满月后，无法在城里面继续生活下去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回到绥江板栗农村去投靠外婆。父亲一个人搬到位于北边郊区的二机厂，在集体宿舍里面占领了一张床，他终于在昭通城里彻底失去依托，开始了他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这是六十年代的事情。跟此事有关的他至亲至爱的亲人们说起此事来，都是说各有理，父亲说起这一段来，每每叹气，但从来不抱怨。他在二机厂里面一间破落的土坯房子——原来的马圈里跟七八个单身汉挤了十多年。

我 1983年考取师专来昭通读书，每个周末出了学校，要么在四大爹家帮他洗洗衣服，要么去大爹家给他洗洗衣服，他连给我提供一个为他洗衣服的场所都没有。星期天我和父亲见了面，也没有个去处，他就带我去服务大楼一楼他常吃饭的那个小饭馆里点两个小菜一个小炒肉，他喝二两酒，父女俩坐着说说话，夏天还好，冬天很冷，那个饭馆从崇义街通到顺城街，风很大，也坐不住，很快吃了饭出来，一望陡街口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我们父女俩却没有一个去处。然后我就回到学校去，他就去四大爹家看电视，据说每天都要看到“再见”后才一个人顶着北风回到北门外二机厂那个冰冷的破房子里面去。厂里每月领了任务后他晚上摸黑回厂后则去车间完成他的工作任务。这样的状况直到 1986年政策松动，母亲再次来到昭通定居后，二机厂的那间破烂的土坯房子才成为父亲真正意义的家。算下来，他从 1961、1962年父母相继去世后，二十多年的光阴都在自己的出生地流浪，近五十岁才有自己的家。

这时他的眼睛已经出了问题，视力渐渐下降。他手工开凿磨片模子原本就很伤眼睛，后来在车床上工作时眼睛又被砂轮打伤，住院医好了外伤，眼睛内部的问题没有注意，导致他渐渐病变成青光眼。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工作，三个妹妹都在读中学，正是家庭困窘需要他的手艺挣钱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也没有能力去医眼睛，他的视力像他的人生一样，渐渐缩小直至最后完全熄灭。但失明之后，他照样每天跟着母亲一起去顺城街边摆摊子修车。他对单车的每个部件了然于胸，凭着手感和声音就能调校出优质的单车来。母亲则跟他打下手。要是上面没有“领导”来视察，像我父母这种为社会抹黑的“牛皮癣”就无需回避，母亲就搀着父亲天天来街上摆摊求生活，刮风下雨从来没有耽误过。遇上卫生大检查或者有上面领导光临时，就有红袖套来撵街，他们才“躲藏”在家里“偷得浮生半日闲”，父亲就可以很难得地享受一下他睡懒觉的幸福。那时家里买米从来没有一袋一袋地买过，都是十斤二十斤地买，三妹或者四妹放学后就去背回家做饭。每天天黑后，母亲搀着父亲踽踽而行，穿过顺城街繁华的街道，穿过下排街弯曲的小巷，绕过下排街口的养老院，往北再走一里多就能回到二机厂那间破烂的土坯房里。

有一天天黑了，母亲挽着父亲走到巩固小学门口，因为顶着北风走路困难，母亲就光顾着闷头走路，没有给父亲留出路来，父亲一下就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将半边脸撞得青紫肿胀，因为他是毫无防备地借着惯性撞上去的。人生的苦难也许就莫过于此了，你在亲人的搀扶下最放心、最猝不及防的时候却狠狠撞在一根刚强的电线杆上。父亲在云兴街上的房子就是这样丢掉的，父亲的生活大多是这样丢失的。当然，撞了脸后，他捂着疼痛继续搀着母亲前行，不远处就回到了破烂却也温馨的家，在大小三代六个女人的包围中，父亲喝一杯小酒，睡上一觉，明天继续去街边守候。

就算是这样艰难的温馨生活中，父亲在家也没有享受到唯一一个男子汉的威严，仍然是很多余的人。他被一群与他完全没有文化认同的女人隔在外面。他娶了一个地主女儿，他的四个女兒被当地主的老岳母按照阶级斗争高压下仍然难以消灭的“封建观念”教育着。父亲与大小三代六个女人对立着，严重倾斜的性别比例导致父亲没有任何话语权。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着当时父亲天天在黑暗中摸索着去街上摆摊修单车，然后又摸索着回到那个贫寒的家里，听到这么多女人在耳边吵吵攘攘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境？但当时，父亲是发自内心地高兴，每天乐滋滋地出去，晚上回来也乐滋滋地，喝一杯酒，吃三碗饭，听一听电视，自己摸索着到家背后的公厕里去上厕所，然后睡觉。有时做了奇怪的梦就会说给我们听，大多数时候都会说：“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他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啊！

尤其是后来我们四姐妹相继结婚生子，他只看见过我的儿子小时候的样子，后面这些孩子他都没有见过，只能用手“看”大家，每次孙辈孩子回家看望他，都让他摸一摸。每次我站在旁边看见他开心地用“手”捧着孩子们的脸高兴无比的样子，我就难以忍受。我经常学着父亲的样子在街上走盲道，每次一闭着眼睛陷入黑暗中，一种无助的恐惧就统治了我，我很害怕。有两次我挽着丈夫的手臂模仿父亲走在街上，只一会儿我就无法相信他，我怕他恶作剧把我带到车道上。我想起父亲跟着母亲的节奏在人潮如涌的顺城街上走了十多年，那是一种赤诚的信任和无助。忍不住又想起有一天晚上风雪交加，他们在顺城街上走着时，不小心与一个对面而行的年轻伙子相撞，父亲被吓了一跳。小伙子一看一对缩头缩脑的夫妻，破口大骂：“眼睛瞎了，没有看见咯！”母亲一生气就说：“就是瞎的！你的眼睛呢，咋不看着点？”差点打起来。回到家了，俩人还在愤愤不平地数落。生活的艰辛也许莫过于如此吧。

但回想起来，那时也应该是父亲最幸福的时光，他的女儿们还未成年，围绕在他身边，每天带着希望摸索着出门去挣十斤二十斤米回来，晚上回来六个女人吵吵嚷嚷的声音充满那间破房子，安稳踏实。那时他们天天去街上劳动，父亲的身体相当好，近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喝了酒还能吃三碗饭，日子就每天充满希望的一天天过去。

时光流逝，父母亲盼望的日子真的慢慢就好起来了，二妹三妹也都逐渐工作，小妹也上了大学。1997年外婆突然中风瘫痪了，家里需要人照看，父亲一人不能独自去街上修车，母亲就单独去摆摊修车，遇上难度大的父亲再去，父亲就承担照顾外婆的责任，他主要是陪在外婆身边，必要时将母亲准备在手边的水喂给外婆喝。我从学校一下班就赶紧回去替换他。这个情景也是我平时无法也不能去回想的，一个瞎子照顾一个瘫子，而且外婆渐渐老年痴呆，无法交流了。父亲照顾她真是力不从心，一辈子都不能生活自理的父亲，这时天天照顾外婆，只有他才能把外婆抱到坐便器上大小便。我回去也需要他帮忙才能抱得动外婆。这时候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男人在家庭里的重要作用。

一年后外婆去世，我们这个由父亲和母亲建设起来的大家庭也跟着分叉成了五个小家庭，我把我结婚时买的房子让给父母住，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我们四姐妹各自一个家。父母原本早就不需要上街摆摊修车了，但他们闲不惯，觉得在家里清熬熬地坐着等两顿饭吃太无聊，还是要去修单车。后来在我们的强迫之下才停下，我的父亲修了近六十年的单车终于“退休”，但他们不习惯清闲的生活，我们又帮他们在北门开了一个杂货门市。两个老人早晨坐个三轮车去门市上，晚上坐个三轮车回来。附近有几个老人无事会来门市上跟父亲吹吹牛，说说闲话，每天有点小钱可赚，两个老人就高兴得很。后来三妹的厂子垮了，需要找事情做，父母就把门市让给三妹去做。

父亲这时才算彻底“退休”，已经是近七十的古稀之年了。闲下来的父亲却因此迅速枯萎，再也没有必要天天早起，也没有必要天天出去走一圈，他喜欢睡懒觉、不爱运动的旧习慢慢抬头回来，他的身体渐渐大不如前，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机会出门，他只能天天在家听电视，对大小国际国内新闻了如指掌，却很少有机会跟别人交流，渐渐地开始有点木讷，而且听力也不好了。我们带他去昆明检查。医生告诉我他的眼睛是无救了，耳朵是老年性退化，听力还会渐渐弱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他被自己的眼睛禁锢在家里面了，真是牢笼随处不在。家里的孩子们大大小小的该工作的工作，该读书的读书，只有他没有什么事情，成天从天亮坐到天黑，关键是天黑了他也不知道。要找个玩的地方都没有，他感觉自己彻底的多余。

我自己的事情多了，成天瞎忙，又爱上摄影，瞎跑乱跑耽误了很多可以与父亲团聚的时间，父亲都不怪我，每次我去看他跟他讲我在外面的奇闻，他就倾过身来认真地听，然后开心地大笑，嘴里原本整齐的牙齿老得七歪八扭地跟着他开心地大笑。尤其是 2011年底我们姐妹花了两万多块钱给他买了养老保险之后，他每月可以领两千多块钱，着实把他高兴坏了。开始领的那几个月，母亲每个月都会去银行把钱全部取出来交给父亲装在贴身口袋里，几千块钱装在口袋里，他觉得很踏实。我取笑他“守财奴”，钱都是母亲用的，你白装着激动什么呢？他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自己装着偷着乐。然后就一心想着多活几年，把过去没有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赚回来，虽然眼睛依然看不见，但是他活得特别开心和努力。他活着有收入，母亲就可以靠着他生活，这是多么扬眉吐气的事情。

最近两年，我经常下午回去陪他说话。他说起过去老昭通的事情，非常活跃。有段时间我对老昭通的庙子感兴趣，他能一一说清楚四城哪里有个什么庙；他小时候家里喂养了一只羊；爷爷奶奶如何如何；他的婚姻；他的幸福。父亲的幸福里有我，我算是他的骄傲之一吧。但我一想起这个就愧疚万分。我是长女，我以前在中学教书，妹妹们读书多少得到过我的一些帮助，父亲对此非常感激，经常说托我的福，沾了我的光。我虽然确实对家庭做过一点贡献，找了一个好丈夫，他也乐意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但因为我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好强又暴躁，在父母面前尤其霸道，还自以为是，常常打着读书的旗号躲避家庭责任，对父母指手画脚，完全没有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规范。即便我有这许多的不孝，他们依然还是以我为荣。

2013年底，我获一个荣誉，他非常开心，竟自念叨：我这个大宝，就是了不起！我觉得好笑得很，我从小独立，母亲从小教育说我是“出林笋子先遭难”，必须跟他们一起承担所有风雨，我就从来没在父母面前撒过娇，听着父亲叫我大宝，我自己害羞，也觉得怪异。加上这一年，他细细地把记忆中好吃的东西都历数出来要我们买给他吃，然后又说不好吃。我心里有不祥的预感，听说有一个算命先生很准还专门找人给他算，算命先生说他还要活到七十九才有一劫，挺过还可活到八十四岁，我非常高兴，哪知才过了二十天，我的苦难的父亲就突然离世。

2014年 1月 10日，我回去做清炖羊肉给他吃，他特别喜欢吃羊肉，那天他的午觉睡到了六点过才起，起床来喝了一碗羊肉汤，吃了点羊肉，我们照常一大帮人吵吵嚷嚷地闹着，这个家庭已经繁衍成十五个人的大家庭了，除了我的丈夫在外工作之外十四个人齐聚在父母的家里，闹热非凡。这是进入过年的节奏了。父亲很开心，尤其是见到我和二妹家的兩个在北京读书的孩子回来，特别开心；但也明显看出精神不济，我正想着带他去医院看看，要让他好好过个年。

我们闹到九点多钟才全部撤离父母家 ，毫无预感地睡下。一点来钟母亲突然打电话来。我们赶回去，母亲说她自己洗了脸脚，喝了牛奶，走进房间上床去睡觉，发现时已经没有呼吸了。我看见父亲安详地在床上躺着，静静地离开了。

父亲与世无争，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我们为他办了简朴的丧事，他活了一辈子，终于在自己的丧礼中当了主角，不再多余。从此世上再没有终身将我当宝爱我如初的人，一个给我生命的人。去年我们举行了周年祭祀并脱孝，父亲与我们从此路桥两清了。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