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见钟情的杯子

时间：2024-05-04

王秀云

如果没有以后的事情，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其实是一段极为平庸的时间。当然，我之所以到今天才敢于说出那个下午，是因为我在这之前有太多不敢相信的事情。甚至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心怀幻想，指望一切都是假的，然而事实那么清楚，即使是伯格曼和洛林都无法虚拟另一种可能。我吞咽那个下午，像吞咽一颗别人丢弃的牙齿，十五年了，我不想再让它盘踞在我的胃里。

林小麦是被手机短信吵醒的。短信是林东发来的，他说：“你什么都忘了。”她心里一动，也只是一动，风吹过一样。那六个字转瞬成了春末的花瓣，挣扎着，飘落了。她没有立刻回信，而是洗漱、喝水，正常日子该做的都做完，才懒洋洋地回了一句话：“除却巫山尽浮云。”被她怠慢的六个字，很快被删除，不留一点痕迹。

才几年啊，一切都这样了。这个男人可以不影响她的生活。过去想都不敢想。然而，这个周末注定是不能安宁的。她刚煎了一个鸡蛋，杨凌就来了电话，杨凌的电话蚯蚓一样，弄得她再无食欲。杨凌其实就说颐和庄园的房子买下来了，准备简装，主要就是出租。林小麦克制着情绪，假意祝贺一番，放了电话，心情就沉到深不见底的地方去了。林小麦再次意识到，身为女人，杨凌过的是好日子，房好车好，丈夫在二中当教导主任，有个小身份，女儿被二中老师们宠着，学习中游就上了一中的重点班。

坐下来，喝一杯茶，只能喝一杯茶。已经很久了，林小麦解脱自己的方式从找人聊天、抽烟、喝酒，最后就到了喝茶。各种茶，菊花茶、正山小种、铁观音、毛尖、大红袍，有什么喝什么。没有什么征兆，在和时间的磨砺中，突然有一天，诉说显出了某种脆弱和矫情，她停下来，就这样坐着，听任身体和心灵一起下沉，沉到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有时一小时，有时几分钟，甚至会一整天，她就沉在黑暗中，然后再看着自己慢慢攀援起来。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在某一个岔口，你一意孤行，那样不经意的闪念，就注定了你的一生。

房间里只有风吹起窗帘的声音，米白色窗帘，有几朵玉兰花，俗气地点缀，像曾经的岁月，被那些自以为清高的理想，执拗地布满荒唐的岁月。

荒唐，只有在世事中跌打滚爬的人，才能把这个词和理想、远方、真实、爱、信仰之类放在一起。像只有在缺少御寒衣物的冬夜，人们才能把锦袍和麦秸视为贵物。

她突然意识到，她信奉的一切，豆腐渣工程一样，在杨凌务实的具体生活中不堪一击。

真的败给杨凌吗？可杨凌是什么人啊，一个初中生，在党校糊弄了一个大专，在单位就接个电话发个报纸什么的，她竟然又在颐和庄园买房了，这已经是她第四套房了。而她比杨凌大三岁，杨凌没考上初中那一年，她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瀛洲大学。关键是杨凌在单位至今只是一个没职称、没位置的普通职工，把贿赂念成“够路”，而她是全省优秀调研工作者，文章经常在中央省市大刊发表，早在五年前就是处级干部。她有什么理由败给她。

林小麦站在镜子前，以为发泄一阵就好了，可一转身，她心里还是黑屏的电脑一样。也难怪，她至今还和女儿住在八十年代末期的统建楼里，小区连路灯都没有，原来有一个大门，被偷走了，再也没有安上。杨凌的旅游鞋都是阿迪达斯，而她每月算计着把工资尽量存起来，用零零星星的手机补贴、取暖费、防暑降温费和稿费买米买面，每次给女儿零用钱都要教育女儿勤俭节约……

她坐在几年前淘到的布衣沙发上，凌乱的客厅里，木质茶几早已经漆皮剥落。墙面上有一幅画，从云南花 15块钱买的。还有一盆绿萝，养了几年，藤蔓环绕，生生不息。屋子里再也没有别的，可是，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感到困顿，她总觉得这穷途四壁的日子还有一些气息，一些别的气息，那种气息强大而又柔软，温存又执拗，似乎从生命之初就不离不弃地追随和陪伴着她。

可是，这个早晨，她对这种气息甚至产生了怨怼：假设没有这种气息的笼罩，今天的她会怎样？她会败给楊凌吗？她知道不会，因为知道，所以悲愤。可是这悲愤瀑布一样，除了倾情一泻再无出路。倾泻给谁，想想还只有林东，于是又找出林东的手机号，一时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最后写到：“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发出去很久，仍然觉得言犹未尽。

认识林东之前，她谈过一个男朋友，淮河大学的学生，人长得很帅气，浓眉、国字脸、眼睛亮闪闪的，连嘴唇都线条分明。后来她也多次想过，为什么别人都觉得她们合适，可她自己就觉得不行，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不会。看电影不会拉着她的手，两个人在一起不会谈情说爱，让她觉得他爱的表现就是：她只要一说分手他就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交往快两年了，那个美好的嘴唇才颤颤巍巍凑上来，那时候林小麦早烦了。最终导致她决心离开他，其实就因为一句话。

那时候他已经分配到市政府工作，林小麦去找他玩，正碰上他顶头上司从外面回来。那人穿着一件浅咖色西装，非常有型，上司和他们打招呼之后就走了。上司走了之后她对大学生说：“这西服特别适合你。”大学生哼了一声，说：“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天天早晨吃馃子。”她一下兴趣索然，突然明白她为什么一直希望离开他。站在她眼前的男人是一只家鸡，他的羽毛再漂亮、形体再挺拔、叫声再悠扬都是家鸡，注定被豢养，永远贴着地皮生活，连一座墙头都飞不过去。而她内心藏着一只鸷鸟，她向往飞翔、天空和远方，她不可能和一只安分守己的家鸡留在眼皮下的窝里。

很快，她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他。她是他的初恋，据说他受伤很重，不出两个月就和一个矮小的中学教师结婚了。多年之后她见到他同事，说起他的家庭，她妻子已经是特级教师，孩子上大学了，打麻将的时候，大学生会让着他的妻子。他同事这样告诉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多年，言外之意无非是让她后悔当初的选择，她当时心里也确实有一阵狭隘的不舒服，但很快她想通了——她和他结婚他也会处处让着她。他和任何人结婚都会处处让着，然而，这不是她要的生活，这个男人也不是她要的男人。即使她落魄至此，她也不会重新选择他，她无法爱他和他那样的生活。

她有时想，都是人，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一双脚，看起来是一个种群，却又千差万别，迥然各异。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差异而瑰丽绚烂，处处玄机。她和林东能走到一起，就是被这种差异所引诱。林东和她周围的人不一样，他长相个高，眼小，脑门突起，头发暗黄，在人群里立刻就被区别出来。他们是在那年春天那个众所周知的活动上认识的。她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林东也去了，他看上了她。后来他跟她说，他找了几个哥们，商量怎么办，曹文河那时候还在中学教书，曹文河说：“我和她中学班主任是同学，我去给说。”林东说：“玩蛋去，你要去还有我的份？”

林东知道她爱好文学，就让曹文河约请了市里几位作家。先是一起吃饭，吃完饭当然他要送她，她坐在他自行车后架上，风吹过来，林东那件银灰色西服的衣角打在她脸上，她闻到了一种大学生身上没有的味道。她那时候已经写诗了，写诗又加上和大学生的情感生活不如意，就有些那个年龄的文艺女青年常有的忧郁，爱谈论死亡、萨特、查拉图示特拉之类。她的学校在城郊，能看见很多坟丘，林东就说：“你看见那些坟头了吗？在死亡面前，人是平等的。这是简爱说的。”她正写的论文就是《试论简爱的人格魅力》，她就很高兴，觉得自己结交了一帮高雅的朋友。

几天以后，林东又来找她，说那几位作家周末一起去泰山，让她也一起去。她倍感荣幸，好像被高高在上的文学圈接纳了一样。等到周末上了火车，才发现那几个作家一个都没去，只有孙高和老婆，再就是林东和她。她非常失望，但也没有说不去，她以为那几个作家真像林东说的，临时来不了，根本没想到这是林东刻意安排的。再说她不反感林东，对不着边际的生活也心存向往，就跟着他们去了泰山。

林东特意安排在小路下山，又累，靠在石头上休息的时候，林东就表白了。她记得非常清楚，她听完他的表白后其实一点感觉也没有，她只愿意和他做文学朋友，当丈夫是想也没想。可此情此景，她不能太冷酷，就说：“我有男朋友。”林东当时说：“我知道，你要是和你男朋友成了，咱就什么也别说了。你们要是不成，你什么时候散了，我什么时候找你。”她当时觉得应该为这句话感动，她也这么表示了，其实她心里什么也没有。也别说，那几年她的确轻狂，身边男生写血书的都有，这样的表白就显得浮泛了。

两年之后，她参加一个饭局，和林东偶遇。林东那时有女朋友，据说女朋友很爱他，经常给他买罐头吃。他听说她和大学生散了，愣了一会，说：“你还记得我当年说的话吗？”她嬉皮笑脸地问：“你说的话多了，我知道是哪一句啊？”林东就又重复了在泰山那句话。她并不当真。

第二天早晨，她刚到教室，宿舍管理员阿姨告诉她，有人找她，她一看，林东在宿舍楼下等着她。昨天刚见面，今天又来了，她觉得奇怪，直接问：“你怎么又来了？”

林东一手扶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插到裤兜里，眼望远处说：“我已经和女朋友分手了。”

她依然有些冷淡。

但最终她还是跟了林东，究其原因，就是林东有一个“会”字。林东会在她寂寞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她揽到肩上，林东会对追她的男孩子说：“那是我女朋友。”刚结婚没钱，时兴变速自行车，林东也会想办法给她买变速自行车，那辆自行车是蓝色的，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林东兴致勃勃地蹲在地上，帮她调速。有女人穿脚蹬裤了，林东迅速给她买一条，她穿上脚蹬裤，下班后从火车站过，一个出租车司机拉开车门，一直跟着她。林东笑一下，也不说什么。后来她想吃自己做的冰，就攒钱买了冰箱，冰箱嗡嗡响，林东就坐在冰箱前听着，好像看着自己得病的孩子。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林东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一天，但他坐在冰箱前的样子深深铭刻在她心里。

是的，那时候没钱，林东从来不和她说没钱，但她要什么，林东会给她弄来什么，林东的“会”竟然也让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不自卑。

后来，绝大部分认识她们的人都说，她跟林东，是因为林东父亲是她们当地的高官，这种说法既是对她的侮辱，也是对林东的侮辱。当然对这件事用侮辱这个词，可能和当下大部分人的价值观有冲突，或许只有她们那代人，或者说她们这种人才把攀高附贵作为奇耻大辱。事实是，她和林东从认识一直到结婚，他都没有说过他父亲的事情，她甚至跟一帮朋友去他家玩，也没人告诉她那是一个市长之家——普普通通的六间平房，两位看起来阅历丰富又慈祥宽厚的老人，像大街上普通市民一样。

這也正是他不同流俗的地方。

因为自己从没有放弃努力，她后来在那个小城成了一个小文化名人，也有了一个足可以遮风挡雨的小位置，可以说，当地政界、文化界、甚至企业界所谓成功人士大部分都能接触到。林东后来买断工龄，自谋生路却又无路可走，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但林东当年没有在她面前炫耀老子这一点，至今让她敬重。

当然，林东一度也怀疑她是为了他老子跟了他，这是一个轻狂幼稚的误会。这件事情和她最好的女友阿敏有关，阿敏也写诗，为了表明自己对友谊的忠贞，她写信给阿敏说：她跟林东是为了她。她这人大大咧咧，这封信就在桌子上摊着，林东看见了，毫无疑问，他当真了。

在和林东的生活中，林小麦其实已经不再考虑远方、飞翔之类东西，与其说她收敛了内心的翅膀，不如说她忘了，她忘了她心里蛰伏着一只鸟，随时准备冲天而上，飞向不可知的未来。她只安于眼前生活，希望林东能始终这样，给她一些别的女人领略不到的小情小调，浪漫、时尚，尽管林东长相一般，但这点点滴滴的技术性操作，让她们婚姻生活有那么一点唯美。仅此而已。然而，林东不是那个大学生，大学生的翅膀是一种生理性装饰，她能清楚地看到林东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然而她没看透的是，长在林东身上的不是益鸟的羽毛，那是秃鹫的巨翅，坚硬、孤绝、不惧风雨、不惜一切。

发现这一切已经是她们结婚五年之后了，女儿刚两岁，还不太会说话。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

她那天还刻意打扮了一下，脸上从下往上涂了营养霜，又反方向抹了一层遮盖霜，这是听杨凌说的，杨凌说皮肤就像鱼鳞，营养霜逆着皮肤走，有利于皮肤吸收。遮盖霜是美白的，没有美容作用，顺着皮肤纹理，减少伤害。其实她对这些并不上心，也就是兴之所至才弄一下，她觉得没有理由这么折腾。她在统战部工作，算上她一共六个人，只有她和杨凌两个女人。说是和杨凌同事，其实她们根本不在一个楼层，杨凌和司机在二楼，她和副部长周川、办公室主任吴佳勋、部长吕家安在三楼。她那时算办公室副主任，其实就是副科级干部。一年到头就这几个人，没有晚宴没有聚会，折腾给谁看呀。杨凌说：“给自己看。”她就不以为然，绝大部分女人就是折腾给男人看的，怎么掩饰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她除了丈夫林东没有别的男人，只要林东不在乎，她就没有理由折腾。其实她知道林东也希望她漂亮，出差的时候经常给她买衣服口红什么的，意思她明白，可她还是懒得弄。她也审查过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觉得林东不值得她这样做，有时觉得是，有时又觉得不是。究其原因，她其实不愿意和杨凌她们那些女人一样，她也始终觉得自己和她们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才让她得意，因为这点得意，她对她们喜欢的脂粉提不起兴趣，觉得那些东西俗。

她那时候也算漂亮，眉眼嬉笑，长发飘垂，豆绿色一步裙配白色短袖小衫，细腰细腿，结婚三年多了还有人追着来给介绍男朋友。等到林东到单位找她，大家都愣了，林东个子倒是够高，可是秃顶，眼睛小得几乎看不见。林东走了之后，副部长周川忍不住说：“这就算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她抄起墨水瓶子就砸了过去。她和周川就这样成了死敌。

她打扮好了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见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几个警察。在这之前她经历的最大风暴就是父母吵架，母亲顺手把锅碗瓢盆甩出去，噼啪一阵乱响，她就做噩梦，恨不能母亲死了才好。警察也就在路上见过，被警察找上门来，做梦也想不到。她愣怔之后就故作镇定了，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又在机关工作，装也要装得有觉悟，就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其中一个长相白净的警察问：“林东在家吗？”

她说：“没有。”然后吸了一口气，像电影上那些大义灭亲的人一样说：“他要犯了什么事，我一定让他自首。”警察大概以为她会受到刺激，就说：“他有点事，不过不影响家庭。”警察这样说的时候，她其实像演员还没进入状态。她甚至一点异样的情绪也没有。一直到多年之后，她也不能理解警察那句“不影响家庭”是什么意思。丈夫被警察找到家门了，怎么能不影响家庭？

警察看林东不在，就说你想办法找到他，让他下午四点之前到小赵庄派出所。她急忙说：“放心吧，找到他我一定让他去。”

警察走了，她还是很平静，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见到邻居微笑着打招呼。等到了单位，她才醒过味来，堂堂一个机关干部，被警察找上门来，于情于理于面子她都不能忍受，况且一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林东到底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被警察找。又联想起和林东的种种不如意，不禁悲从中来。她不愿意让同事看见自己流泪，就进了厕所，在厕所哭了一阵，出来洗脸的时候，杨凌看见了。杨凌问：你怎么了？她急忙连说几个“没事”躲开了。

那时候电话还要总机转，她就到总机房，给林东的哥们打电话。林东最好的朋友就是孙高，孙高在交通局，只是个司机，个子矮不说，还胖，老婆却是报社资深编辑，美女。据她所知，孙高的老婆和她一样，年轻时身边追求的男人很多，都没有得逞。她曾经深想过，孙高的老婆为什么跟了孙高，她又为什么跟了林东，估计原因都差不多，摆不到桌面上，但又实实在在存在。那就是一个字“会”。会什么呢，会吃，会玩，会谈恋爱，会勾引女人。这当然属于价值观不高尚，说不出口，但女人大多迷恋这些，她和那些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自命清高的女人一样，把这些谈情说爱的小把戏，当成了纯真爱情的最高形式，盲人摸象一样，挂一漏万。后来她有了些人生阅历，发现女人但凡迷恋这些，大多际遇坎坷。

林东遇到麻烦了，这样的事林东不会和她说，就像从来不会和她说没钱一样。

她找到孙高，孙高说没和林东在一起，但是几分钟后，林东回电话了，说没事，现在就在刑警大队。她有些意外，就说：“小赵庄派出所的警察让你下午四点前去报道，你怎么到刑警大队了。”

林东说：“那边没事了，你别管了。”

她不知道刑警大队是干什么的，就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林东就说：“我说话你还不相信吗？什么事也没有，就一个误会。别的朋友出事了，把我带出来了。我能出卖朋友吗？扛着呗。”这话就让她觉得是爷们了，爷们出事了，为朋友两肋插刀了，当老婆的也不能袖手旁观。她一下午的焦灼很快化为激情，她决定义无反顾地站在丈夫身边。于是就和吕家安告假，说有事提前下班。吕家安认真看了她一会，问：“林东出事了？”

她张口結舌，没想到吕家安会这么问，就吞吞吐吐地说：“可能有事，他妈妈让我早点回去。”

吕家安沉吟了一下说：“需要单位出面就说话。”

她有些感动，说：“谢谢。”吕家安点了一下头，又说：“让司机送你去吧。”说着就拿起电话，她急忙阻止，说：“不用不用，我自己骑车就行，谢谢。”说完她赶快出来。考虑林东在刑警大队可能连水也喝不上，她特意把保温杯灌满开水，准备带给林东。这保温杯是结婚第二年林东从上海给她买回来的，粉红色杯体，点缀着几朵杏花，也可能是梅花，或者是梨花、樱花，这几种花她至今也分不清。杯子腰部凹下去，要是刚斟满热水，雾霭缭绕，颇有风情。

林东说：“我和这个杯子一见钟情，跟第一次见到你时一样。”那个杯子花了她半个月薪水，她心疼银子，却也因此对这个杯子格外钟爱。当时她把这个杯子拿到单位，大家很是议论了一阵，连周川都过来看了看。

刑警大队在瀛洲市东城区，平时骑车要半个小时，这次她为自己与丈夫共患难的大义所驱动，竟然只用了 17分钟就到了。刑警大队门卫不让进，她想起有一次和林东去看扬帆酒店的青歌赛，当时有个搞摄影的朋友，叫戴明，印象里就在刑警大队，就和门卫提了戴明的名字，门卫就客气地让她进来了。

刑警大队院子很大，靠南墙是自行车棚子，停着各种摩托车、自行车，东面有几辆警车。她把自行车放好，在楼道里转了几圈，不知道到哪里能找到林东，只好去找戴明。她看出戴明表情不自然，但觉得这也正常，出事了，谁又能泰然处之？戴明放下手头工作，领着她到了后院西头一间房子里。路上她问他：“林东到底是怎么回事？”

戴明说：“没什么大事。”就抬起头，绷起脸，不再多说。这种地方处处都是险情和机密，问多了显得不懂事，她也不再多问。

她觉得路很长，可是看看表才走了几分钟，戴明把她带到西边一间房子里，门上能看出痰迹和被踹过的脚印，层层叠叠地，真像到了垃圾处理站一样。她原本走在前面，在这扇门前有些犹豫。她嫌脏。戴明到是很习惯，立刻就转到前面，推开门。林东看见戴明急忙站起来，脸上显出少有的谄媚和期待，等看见她，显然有些意外，问：“你怎么来了？”

她说：“我不放心，他们凭什么让你上这来？”

戴明说：“你们待会，我还有事。”

林东和戴明互相点了一下头，什么也没说。她看见了，觉得他们对视的眼神很有谍战色彩。

她把杯子打开，让林东喝水。林东说：“这里没你事，你早点回去。”

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东说：“朋友的事。”

她迅速搜索了林东那些朋友，她觉得最值得林东舍身相救的就是孙高，就问：“是孙高？”

林东说：“你别问这么多。你不知道最好。”

一个警察进来，林东看了那警察一眼，那警察看了她一眼，她从警察的眼神里看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这种东西直到多年以后她才能解读出来。像许许多多这样的细节一样，她显示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个警察的眼神刻录在她的大脑皮层，终生都清晰如初。

前两年，大学生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她的手机号，时不时给她发个短信，说实话，她觉得很无聊。她一般不太喜欢和别人谈论私生活，无论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可能因为她对他的轻慢，竟然和杨凌说起，杨凌到是很同情他，说：“其实人家不坏，就是心里还有你。”

她冷笑一声，说：“谁又是坏人呢？”

杨凌正要站起来斟水，听她这么说，转身对她说：“我说了你别不高兴，林东就是坏人。”

她愣住了。林东是坏人吗？林东做了很多坏事——找女人、偷税、甚至离婚这么多年没看过孩子一次，更别说抚养费了。可是，这些就能证明林东是坏人吗？甚至，她恨他，曾经无数次想过拿一瓶汽油和他同归于尽，有一次在梦里竟然拿菜刀把他剁了很久。刚离婚的时候，她像那些丈夫出轨的女人一样，满身怨妇情绪，她恨他，是真恨，恨到骨头里的恨，可是，她恨他，他就是坏人吗？

她不能确定。

林东第二天就回家了，始终也没告诉她为什么进去，又是怎么出来的。孙高和一帮朋友给他压惊，没回来吃饭。她吃了碗杂粮粥，就看《绝代双骄》，这时候电话响了，她后来回想这个电话的时候，总感觉当时空气也跟着震动，一个人的空房间忽然弥漫着晦涩和冷酷。她第一次意识到，她实际上和她置身的生活有着永不能切进的距离，她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隔离了。

她接通电话，电话只有喘息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喘息，均匀淡定，对方始终不说话。她问了几声是哪一位，对方始终一声不吭。她后来隐隐觉得不对，索性也不说话，就听着那种喘息，对方甚至还咳嗽了一声，她能感觉对方的从容镇定，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这种胸有成竹的气息让她慢慢愤怒了，她说：“你吃饱了撑的？”

对方还是不说话，只是又咳嗽了一声，咳嗽得非常优雅，像演员专门咳嗽给观众听一样。她觉得时间被凝滞，对方应该是站起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之后，她感觉对方在吃东西，也是吃给她听。她被对方这个动静弄得很自卑，她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泼劲，竟然骂了一句：“婊子。”

她以为对方这回该愤怒了，但是没有，对方还是咯吱咯吱吃东西，一声不吭。她“啪”就挂了电话。

她站在电话旁，看着金色的话机，像等着即将燃烧的火焰，然而话机竟然沉默了，一点动静没有。她心里有一块冰封的东西，被这个电话给击打开了，缝隙越来越大，有一颗连她自己都遗忘的小苗忽忽悠悠钻出来。她忽然知道自己错了，这些年她安于林东在外面遮风挡雨的日子，其实就是安于自己被蒙蔽的日子。

她准备给林东打电话，金色话机上环绕着十个数字，每个数字就是一个黑洞，二拇指擦进去，稍微用力，发出尖锐粗糙的声音，这声音突然有了浓度，热乎乎地，从十个黑洞里喷射出来。

这个电话机是林东淘来的，据说属于大英帝国时期的旧货，和家里其他物件一样，这个东西同样给了她惊喜。家里原来用的是无线子母机，可以一边接电话一边到处溜达，可和这个帝国产品一比，就显得轻薄俗气了，尽管这个话机用起来很费劲，拨电话还要一圈圈转来转去，但她还是喜欢。她立刻就换上了这个。没办法，她就喜欢这些玩意，不实用，但是好玩，可爱。

她实际上从小就表现出这种禀赋。小姑娘们一起踢毽子，没有人找她，她也懒得找他们，她倚在门口，等着风拂过额前刘海，就这么等着，心里温润充实。那帮女孩子们干什么都比她强，跑比她快，嘴比她会说，连绣花都比她漂亮，她似乎什么都不会，胡同的男孩子不和她玩，他们远远抛开她，和那几个女孩开心地大喊大叫。

她很孤独，可是，她就是看不起她们。

后来上学，她也是独来独往，可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使一个人走在路上，也好像被人注视一样，这种错觉跟了她一生。这使她做什么事都不敢輕易造次，即使眼前没有一个人，她也觉得有观众，这个观众隐藏在一个虚无的地方，别人看不见，她也看不见，但是，她知道，他在。

小升初，她从考场出来，监考老师拦着她，把她吓了一跳，监考老师跟另外一个老师说：“这个孩子学得真好。”她脸腾就红了，说不出话，从老师胳膊下钻出去就跑了。考试结果她果然出众，竟然是全县第二名，家里人高兴，到处找她，却发现她在院子里，埋一只死去的小燕子。她家里并不富裕，几个孩子，衣服都是大的穿剩下，小的接着穿，过年的时候都抢新衣服穿，她不抢，她看见一直舍不得吃的柚子里，长出了绿莹莹的叶子，她怕这绿苗死去，特意做了一个棉笼，把柚子包起来。母亲看见了，说她：“净折腾这些没用的。”是呢，她就喜欢这些别人看来没用的。说起来酸溜溜，可她自己很沉浸。说到底，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怎么也不能融合的不一样，像花不能嫁接成草一样。要按那些人的标准，她不能和大学生分手，大学生多好，长得好、有学历，知根知底，可是，她不喜欢。

林东那边乱糟糟的，她甚至听见了孙高在招呼大家喝酒，她心里竟然妥帖了些，毕竟林东没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一起。林东问什么事，她胡乱说，她有些头疼。林东说是不是感冒了？她说不

知道。林东说：那我马上回去。

林东二十分钟就回来了，说那帮弟兄们还喝着。她看着眼前的男人，那个高大威猛的人，此刻已经卑索地不值一提。她心里说：“那种干净的生活没有了。”

其实她知道，林东要是找别的女人，也和她有关。她们恋爱期间，林东问她和大学生有没有发生性关系，她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性关系。林东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立刻告诉她，他和女朋友早就发生性关系了，女朋友怀了他的孩子，他妈妈给了人家 500块钱才解决的。她便说起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又提出和大学生分手，大学生又喝醉了，就粗暴地把她压到他们宿舍床上，大学生一边颤抖一边喊着她的名字，她还记得那天她新买了一个头花，蓝色的，也被折腾没了。她以为大学生在她身上颤抖了，喊她的名字了，就得算发生性关系了，自己要和林东结婚了，瞒着林东是不道德的，她就把这次和林东说了。为此，他们吵了不只一次。一直到多年之后，她的生命中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说起来难以置信，她跟他在一起，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太需要一个男人帮她揭开那个谜底，她和他说出了她和大学生的一切，他指着她的脑门哈哈大笑，直到这时她才知道自己当初多么愚蠢。她的愚蠢，让她百口莫辩。

她最懊悔的，还是自己干干净净的身子，没有给一个珍惜的人，在这意义上，她恨林东，恨了一辈子。

当然，她更恨自己，恨得痛心疾首，顿足捶胸，但生活不会重来，因为一语不慎，她苦了一辈子。后来别人都说女孩要单纯，她对这话很愤怒，她就是因为单纯吃尽了苦头。后来别人再提单纯这个词，她不当褒义词想，而是解释为没见过世面、无知浅陋的意思。

林东最初的报复是把前女友和一帮朋友请到家里，林东频繁地替前女友喝酒，她开始还装出很有涵养的样子忍着，后来就一脚把桌子给踹了。林东前女友也不是吃素的，在外贸局办公室，一心向上，不把林东放在眼里，林东后来过手的女人不少，但恰恰就没有人家。

这次吵架把她和林东的关系弄成了斜坡上一路下滑的载重汽车，无论林东怎么会做，她都再也找不到刹车。她实际上为这种处境感到疲惫，她甚至想过和林东离婚，自己再找一个男人，她认为再找一个重新开始，就用不着再为这些事纠缠，可她又找不到可以替代林东的男人，林东身上有的东西，那些男人没有。

有一件事，她一直印象深刻。她和同学们联系不多，刚结婚的时候，一个男同学来瀛洲，顺便家来看看她。她和同学说话，林东就说：“你们聊，我出去一下。”她觉得奇怪，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过了一个多小时，林东回来了，理了发，还给她买了一块手表，非要当着同学的面给她带上，弄得同学特别尴尬，很快就告辞。等同学走了，她问他哪来的钱，林东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把国库券卖了。”

其实，她和林东可以有钱，林东的父亲是她们当地主管商业的副市长，尽管孩子多，但林东要是管父母要点钱还是很容易的，但林东不愿意这样做，结婚的时候他们就靠那点工资，维持着捉襟见肘的日子。那些日子虽然困顿，但充满了细微的快乐。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喜欢红色摩托车，那时候家里只有 400块钱，买摩托车简直痴人说梦。林东没说话，第二天说到天津出差，拿了 400块钱就走了。几天后回来，给她买了白色小领西装和一件绛红色呢子裙，还有两万块钱。问钱是哪里来的，他说跟天津石油公司的许处长要了一批油，一倒手赚的。后来她和许处长见面，才知道林东为了拉近和许处长的关系，买了一个小霸王游戏机，两人喝酒喝到胃出血。许处长感动了，特意批给了他。

林东调到中直企业后，收入大幅度提高，然而生活已经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后来因为这个许处长，他们渐渐有钱了，先是有了摩托车，后来就换了大发汽车。他只要出差，回来基本都有惊喜，最离谱的是有一次她去看母亲，回家打不开门，防盗门换了，打电话把林东叫回家，满屋家具都换成了宜春光明。

她后来想了很多词语——花心、温存、义气，似乎都有，又都不准确。多年之后，她终于明白了，林东是个为女人可以孤注一掷的男人。孤注一掷，和林东简直就是绝配！她享受了他给予的孤注一掷，也必将承受他给予别人的孤注一掷。

那天林东回家后，林东坐在客厅沙发上，刚喝完酒，满脸通红，他在打电话，和正在喝酒的几个哥们胡侃，看起来轻松愉快。如果没有那个女人不出声的电话，她会感觉一切正常，但她知道这是假象，是错觉，孤注一掷这个词语所蕴含的一切——毁灭、决绝、伤痛和绝望正在他周身的气息中弥漫出来，林东吐出的烟雾此刻犹如密集的急速炸弹，正扑面而来。这个突然闪现的意象让她发抖，她转身回到卧室，感觉内心长期堵塞的线路被即将到来的疼痛打通了。她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她必须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这个概念如此坚硬清晰，让她措手不及，她别无选择。她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时间，但是她的一切是汇聚在林东生命里的，林东是一条河流的上游，她是那条河的下游，林东想去哪里她就被冲到哪里。可是，现在，她知道她错了，既然她无法把握河流的上游，那她只能選择自己的走向和流程，再不能安于被林东淹没。

吕家安是省里的挂职干部，官场这样的人大多有些来历，也必有去处，据说他是准备接任宣传部长的。他一个人在瀛洲，老婆孩子还在省城，他老婆来过，和大家都见过面，很温婉的一个女人，满脸笑意，特意教给她做松鼠鱼。送走他老婆的那天下午，吕家安找她，说他西服上的扣子掉了，让她帮着缝上。她有些奇怪，为什么不让他老婆缝？她也不敢问。她其实针线活非常差，但也不好拒绝，她拿着性子，一针一线地缝，吕家安就站在她身旁，她能感到他的呼吸，甚至能感到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到处游走。她缝完了，站起来，他还站在她身旁，忽然说：“你头发染过

吗？”

她说没有，他说：“真好，缎子一样。”

她有些紧张，说：“缝完了，我走了啊。”

他并没有挽留她。

这之后他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让她去他的办公室，替他拿报纸、买面巾纸、给哪个领导送材料。直到有一次，她帮他打印一份总结，他还是站在她身旁，他忽然摸她的头，摸得很轻，但她还是噌一下站起来，说：“你要干什么？”

他红了脸，愣怔一会，说：“我就想像父亲一样抱抱你。”这个理由看起来光明磊落，她有些难以适应，她以为他会像三流影视剧中的色狼一样扑过来，那她就有理由像那些义正词严的三流女演员一样，气宇轩昂地反抗了。但是，他找了这么一个理由，一下把她多年深受教育的套路给打乱了，她只好说：“不行。”

他好像没听见一样，往前走了一步，她终于可以表演忠贞烈女的光辉形象了，她回头看看，窗户开着，她说：“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他笑了，停下来，没说话，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那天她早早就回家了，特意做了林东爱吃的红烧带鱼。吃饭的时候，她有些卖弄地和林东说起这一切，她本以为林东会为她的坚贞而感动，但林东吐出一根鱼刺，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没事，以后少搭理他。”她有些意外，也有些失望。

让她终生倍感羞辱的是，她最终还是背弃了做贞洁烈女的信仰，一生先后有过三个男人，林东之后她和一个擅赋诗词的银行小官员有过一段缠绵的感情，他在一次酒后因脑溢血去世。多年之后，她终于不堪孤独的生活，嫁给了一名大学老师。最终，妥协，让她的肉体生命获得了安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她就将回到那天——1996年 11月 14日，到这一天，她们相识 3822天，她们结婚 2867天；距离他被小赵庄派出所找去是 56天，距离她听到那个女人电话中挑衅的喘息声是 37天，离他们诀别的日子还有 122天！在这个日子之后，她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他也成了另外一个男人，在这一天，她和林东一起丢失了。

那一天距今已经 5831天了，她从一个腰围一尺八、体重 48公斤的少妇，成了一位臃肿的中年妇女，一切都在蜕变，唯有她在那天经历的一切，清新地随时让她能穿越回去。

1996年 11月 14日，还没有给暖气，办公室出奇地冷，是那种从身体内部渗透出来的阴冷，尽管阳光毫无成见地从玻璃窗上倾洒过来，她仍然感到室内各种摆设在瑟瑟发抖。当然，如果没有以后的事情，那天上午，真的没有什么。她像往常一样无所事事，她看了报纸，然后看玻璃窗外的常青藤，叶子已经变成红色，绛红，凝固了，像涂上的油彩。她那时看常青藤并不是故作优雅，而是因为无聊。她后来也看常青藤，多是周围没有比常青藤更好看的景色。那个上午的常青藤，如今已经缠绕了不堪的往事，在她记忆深处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带来一阵心血的堆涌。还有成堆的文件、黯黄的办公桌和几个同事出出进进的身影，都清晰而冷酷地存在她记忆深处，他们相继呈现，如同一道阴森的分水岭——这个上午之前和之后，她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知。

十点多一点，她听到了楼道里一阵杂沓的腳步声，那绝对不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脚能制造的声音，那种声音仿佛扯着惊雷和风雪，带着山石的尖锐和刀锋的不可一世。然后，她就感觉办公室门口突然黑压压一片——林东和孙高、曹文河进来了。

这时候，曹文河早已经调到财政局，最近刚提拔当了财政局预算科科长，是个名副其实的肥缺，人人都给面子。孙高已经在江湖上小有名气，号称二哥。她以为林东是来报复吕家安的，担心闹出什么乱子，急忙把林东叫到旁边，说：“你别胡闹啊，我还得上班呢。”

林东看了孙高一眼，俩人相视一笑，然后林东说：“你想什么呢，天津石油公司的许处长过来，我请吕部长陪陪。吕部长从省里来的，我想弄个加油站，要省里批文，请他帮个忙。”

孙高也弯了一下腰，晃动着肩笑起来。她记住了他们的笑，现在看来，那笑很诡异，早已经带着煞气，而她当时阅历所限，只是觉得那笑有些莫名其妙，没有心智找到漏风处。

她有些愣怔，像她的坚贞被他轻描淡写时一样，失望、疑惑、尴尬，蛛网密布，灰暗笼罩了她的心情。当时看来，林东似乎和平常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她才看见他眉目中的诡诈和狡黠，她甚至也听出了孙高当初隐藏在笑声中的尴尬和冷酷，她当然没忘记曹文河，他站在旁边，像一根电线杆一样一声不吭，只是，挂在杆子上面的灯是黑着的。

她对生意一窍不通，至今如此，她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她只能当作是真的。那时候，他还是她的丈夫，起码，她毫不怀疑，支持他，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尽管这些日子是嶙峋的——小赵庄派出所、刑警大队、那个女人均匀的喘息，无数疑问旷野的麦秸垛一样，白天看不出什么，一到夜晚，全都隐没在黑暗中，勾勒着连绵不尽的寒意。

她没有再接着问，她知道问他也不会说，就是说也不会是真话。与其这样，不如沉默，选择另外的方式解脱自己。

林东又要弄加油站，这让她吃惊，她知道林东承包了曹文河单位的三产，成立了一个公司，具体经营什么她也不清楚。她还和以前一样，到点上班，到点回家，可一切不一样了，那个女人的喘息就在她的屋子里，在她上班的路上，在她写就的文字中间，她好像在等待，像当年等待大学生那根突然出现的馃子一样。

同事们都在和林东打招呼，她注意到周川招呼了一声就出去了，他丝毫不掩饰对林东的厌恶，这让她很没面子。所幸林东并不在意，他很快就去到吕家安办公室，他推门就进，像进路边一家餐馆一样随性、霸气。

她没有跟着，她不想跟着，觉得带着林东求助吕家安是一件让她自己难为情的事情。她本来以为林东起码会对吕家安有一点男人该有的成见——他毕竟挑逗了自己的女人。事实是，林东不但没有计较，还专程过来请吕家安吃饭，这逻辑超出了她的思维定势。

而且，林东没有让她带他去的意思，他抛开她直接去找吕家安。好像她和吕家安，和他，都毫无瓜葛一样。

她弄不懂，就采取了回避。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吕家安和林东、孙高、曹文河就一起出来了。林东这回冲着她说：“晚上请吕部长撑撑门面，你记着啊，下班陪吕部长一起去。我定好饭店给你打电话。”然后转身握住吕部长的手，连说下午见。他前倾着身子，右脚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鳄鱼皮鞋与水泥地面摩擦的声音袭来，她猛然又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喘息声，从他脚下传来，盘旋在他的膝旁、衣领和胯骨之间。

他们转身离去，三个人塞满了整个楼道，身影把光线一截截切断，然后拖着又黑又长的背影，像拖着刚刚过去的黑夜。她和吕家安互相看了一眼，她能看出吕家安比往日复杂。她觉得她看他的目光，一定更复杂。外人看来一切正常，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如果陈述就有意外。

那天下午，她一直在等，等林东的电话。直到四点多，林东才打来电话说：“六点半，咱们去荷塘苑吃鱼。”

还是很正常，他说话的声音正常，过程的来龙去脉也正常。但是，林东定的时间不正常。她们五点半就下班。六点半才吃饭，下班之后他们有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需要消磨，她觉得时间晚了些，问：“干吗定那么晚，这一个小时我们干什么去啊，大家都走了，就我和……”她故意省略了吕家安名字，反正林东也知道她在说谁。

林东说：“你们随便找点事，看看报纸，我还约了别人，是人家定的时间。”

她还是有些不情愿，说：“报纸都看完了。”

林东说：“那你们下棋，你不是刚学会下象棋吗？你也实弹演习一下。记住啊，马走日，象走田。”

那时候一个办公室就一部电话，她打电话所有人都能听到，所以说话时措辞非常别扭，她跟林东说：“我不想留下，你知道为什么。”

是的，尽管那时候她听到了一个女人从容的喘息，但她还是在讨好林东，她仍然觉得林东才是她这个世界上最近的人，她那时候对人生的认识就这么矫情和无聊，她肤浅又美好，总是简单地直陈她的心意和欲望，没有任何表演天赋。

林东说：“没事，我很快就到。”

她不情愿地放下电话去告诉吕家安。

她敲门进去，说：“吕部长，林东说六点半到荷塘苑吃鱼。”

吕家安从报纸上抬起头，看看她，然后身子往靠背椅上挺了一下。她注意到他不自觉地晃了一下肩，她知道他也坐累了。他点了一支烟，等烟雾从他鼻子里出来之后才说：“你，拿得准吗？”

她说：“没问题，林东刚来电话。”

吕家安说：“我说的不是这个。”

她有些疑惑，问：“那是什么？”

吕家安只是笑了笑，说：“没事。我就随便一说。”她有些诧异，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当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莫名其妙地，心里一直回荡着他那句话——“拿得准吗？”是啊，她拿得准吗？她拿得准什么呢。

同事们都在准备回家，大家像往常这个时间一样，亲如一家般谈论台海局势和已经初露端倪的通货膨胀。她注意到阳光终于离开了常青藤，鲜红的叶子此刻显得沉重又颓败，屋子已经暗下来。

她跟周川说：“周部长，把你的象棋借给我。”

老周说：“怎么？你还不走啊？”

她說：“林东找吕部长有点事，我和吕部长学学下棋。”

周川显然有些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拿出象棋，说：“好好下，别马失前蹄。”

有些堵心，但也没办法，她只好说：“放心，不会的。”

大家下班之后，她请吕部长过来，下棋等林东。她走的是文棋，支士，吕家安是武棋，架炮，看起来都来势汹汹，一盘还没有下完，林东就来了，他看看她们的棋局，忍不住笑起来，说：“怎么回事？你们这棋局早该结束了，吕部长，你这车往这一挪小麦就完了。小麦这马往这一跳你也死定了。你们还在这下。”

吕家安笑着说：“我根本不会下棋，谁知道小麦也是李逵三斧子。有什么事你说就行，还请客。”

林东说：“走吧，吕部长，车就在下面。”

林东还请了税务局几个人，她对商业往来之间的事一无所知，她只能零零星星知道，林东请税务局是公司做账、发票之类事情，吕家安是区委常委，多少有些名头，拉虎皮扯大旗，给税务局的人看；他也是给许处长看，让许处长看到他的实力。但归根结底是给她看，或者说，给他自己看。

几个月之后，她分别在吕家安和周川嘴里听到了林东对这个过程的另一种叙述。

那时已经是冬天，她终于发现林东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女孩，她在一座简陋的平房里见到了这个女孩，她让女孩写他们之间的通奸经过，女孩哭哭啼啼地写着。女孩咳嗽了一声，林小麦立刻就意识到，那个喘息的女人不是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没有那么淡定。然而，这对她已经不重要。

她点了一颗烟，透过烟雾，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不堪一击的女孩，她压根没有想到，最终，就是这个瘦弱的身影颠覆了她的家庭，甚至一生。她以他背叛家庭为由，选择了分手，但分手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她和林东相互之间撕扯地死去活来。现在想起来其实原因很简单——她和林东都需要借口。

她其实那时候不想离婚，因为她要提正科，这是她等了六年的机会。她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一个女人的婚姻和公众形象至关重要，可是，她不愿意为了一个正科咽下这口气。她找到吕家安，把女孩写的东西给吕家安看，吕家安只是随手翻了一下，就说：“不用看了，我知道。”

她非常吃惊，说：“你怎么知道。”

吕家安笑笑说：“从我见林东的那一天，就知道会有今天。你就说吧，想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除了离婚还有其他出路吗？她跟吕家安说：“我就是希望您给法院说一声，尽快判决离婚，我要孩子。他没资格要孩子。”

吕家安笑笑说：“他不会要孩子的。”

单位已经都知道了，她回办公室的时候，周川正在扫地，看见她进来，低声说：“别离婚，为了孩子。”

她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周川会这么说。是啊，孩子，只有两岁的孩子，刚断断续续会叫爸爸妈妈的孩子。多么宿命！那时候正上演电视连续剧《孽债》，还不会说话的女儿竟然学会了其中的主题歌，动不动就唱：“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她想起不久前，林东开车带她们去东光铁佛寺，女儿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林东，胖乎乎的小腿悬起来，大喊着：“爸爸，妈妈；妈妈，爸爸。”这是孩子已经意识到他跻身的家庭就要破裂吗？是用她的方式在挽救这个家吗？可是，孩子的良苦用心没有阻止林东去找别的女人，也没有能阻止她解散这个家庭，一直到多年之后，她才从灵魂深处知道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她和林东，都对不起孩子。

2002年，有一个地方领导难以忍受夫妻长期分居，选择了离婚，找到她，希望和她在一起。她用自己的经历和孩子的苦难说服他，让他回到了自己妻子身边。

她经历的，不愿意别人再经历。

那位地方领导后来和妻子一起信了基督，过年的时候他妻子特意找到她家，给她孩子一百块压岁钱，说：“走过来再想那些事，都是小cassi。”她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夫妻两个人当年都在外面有情人，男人是和自己的办公室副主任，女人是和一个驻华大使。

人到中年，她才知道，对于一个普通女人，生活就是盘根错节的关系链，哪怕在最细小的环节出现变故，也会全盘崩溃，永难修复。

人到中年，她才知道，家庭是孩子的王国，一旦家庭破裂，你的孩子就成了亡国之民，必经太多流离之苦，那种苦，堪比黄连。

人到中年，她才知道，生而为人，她们没有翅膀只有双腿，少了一条就是残疾，长出翅膀就是怪物，她们只能靠双腿走路，总想着高飞必定要摔得头破血流。

而那个冬天，她还年轻气盛，她甚至丝毫没有为孩子着想的意识，她一意孤行，选择了离婚，理由看起来很充分，他有外遇，正是因为这个充分的借口，她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帮助，甚至周川都主动出面帮她找房子。吕家安带她找到法院院长，他们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她提拔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吕家安在这件事上非常积极，帮她找了组织部，据说都已经准备公示了。

变故是在一周之内发生的。

吕家安改变了态度，因为林东找他了。

说实话，她没有预料到林东甚至比她还需要理由。当然，她是后来才懂的，一个市长的儿子，有个把女人并不能算什么，但被女人甩了，这就有失尊严。他需要理由证明自己出轨的合理性。尤其让她措手不及的是，他们在婚姻生活中一直没有感觉到这个家庭的威力，但她想离婚了，她才意识到她是嫁给了一个副市长的儿子，她敢于选择离婚，就不仅仅是和一个人分手，而是和一个利益集团甚至一座城市决斗。

曹文河首先找到了她。他穿着蓝色手工西装，脸上毫无表情。她愚蠢地以为他是来看她的，她还特意让孩子管他叫伯伯。他抚摸孩子的时候她像遇到亲人一样泪流满面。

是啊，在这个小城，她只有林东。没有了林东，她才意识到什么叫举目无亲。但他后来说的话让她一下止住了眼泪，他说：“非要离吗？”

她说：“他有女人了。”他说：“你要个礼，让他跟你认错。”

她说：“晚了。”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在瀛洲，我们站成一溜，你不是个。”

这是威胁？她猛地抬起了头，她那颗久已埋没的好斗之心突然蠢蠢欲动。她淡然地说：“随便。”

那时候，她以为他和他的家庭只是需要理由证明没有被她打败，没有想到，其实他们是在寻找理由把她毁灭。

几年前，美國以伊拉克拥有杀伤性化学武器为由发动了战争，然而直到莎达姆走上绞架，那片有可能隐藏着战争借口的地方仍然一片空白。美国以救世姿态观照世界，她身边那些家庭健全、物质充裕的知识分子对此倍加推崇，她常年单身，生活在底层，她周围的人最大的希望是平静、富裕、自在。历史可以证明，以任何理由挑起的战争都是以牺牲这些人的利益为代价，她和他们一样，厌倦战争，任何战争。

这其实应该感谢林东，没有林东，她想她该是一个盲目的右翼知识分子，是林东让她看透了生活和人性，让她不得不把内心的翅膀生生折断，学着像身边那些她曾经看不起的人一样，小步走路，低头生活。

曹文河找她的第二天，吕家安把她叫到他办公室，告诉她，她的正科解决不了。她再三追问才知道，是林东的妈妈给组织部部长打了电话，具体说什么她不知道，组织部具体以什么理由否定曾经的决定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时候她还清爽得一尘不染，她桀骜不驯的内心其实深深套着正统教育的枷锁，她不屑偷情；无职无权，没有贪污受贿的资格；她体重刚刚 86斤，没有任何可能打架斗殴；她已经入党，没有丝毫反党反国家意识，她甚至假日很少出门，总是一个人在家里守着孩子，给孩子念《旧约》和《太平广记》。也就是说，那时候她既没有机会犯错误，也没有资格犯错误。

她没有错误，可是，她的正科提不了了，她等了六年的机会转瞬就没有了。她如果知道，她还要等十一年才会重新拥有这样的机会，估计她当时就崩溃了。

她站在吕家安面前，不知所措。

吕家安欲言又止，但还是说：“你把那事告诉林东了？”

她不知道他说什么，问：“什么事啊？”

吕家安沉吟了一下，说：“我的确只是想像父亲一样抱抱你。你和林东都想多了。”

她听到吕家安亲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黑了。没有别的选择，她再没有脸面对吕家安。那是 1997年的冬天，那年冬天格外寒冷，雪久久不化，每到黄昏都能看到那颗彗星，巧合的是那一年一代领袖邓小平去世了。她周末自己到单位收拾好东西，悄悄离开了那家单位。但她并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她东奔西走，慌不择路，脸上留下了永不能痊愈的冻伤。

她和周川直到多年以后重新相聚，她才知道1996年 11月 14日的阴谋，那是林东的阴谋。周川说：林东和他母亲说：林小麦和吕家安关系不正当，下班不回家，有一次我到她单位，看见她正陪吕家安下象棋。林东母亲信以为真，支持林东外遇，并且找到了组织部部长，当时的部长姓孙，是林东母亲的同乡。

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她经历了这么多疼痛，这么多疼痛她甚至都可以放过，然而她永远无法释怀这件事在她内心的巨大震荡，那个下午在她回忆中越来越狰狞、黑暗，每一个清晰闪现的瞬间都带着锋刃的冷酷和嗜血的寒意。这么多年，她和林东有那么多机会和理由可以重新走在一起，然而，每当她回忆起那个下午，她就知道她和他之间是永生永世的背弃，甚至是仇恨！

她从统战部调走之后到了研究室，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位小个体老板，他可能以为她在市委能为他处理一些事情，很殷勤，听说她写作，就给她讲了他同学的故事，她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小长篇，题目叫《花折辱》。题目来自袁枚。袁枚说花在 17种情况下是快意的，而在 23种情况下是被侮辱的，比如花下饮酒、折枝、花前秽语等。她取此为题，写一个原本优秀的女孩后来沦落风尘。这篇小说在《瀛洲晚报》连载后，在当地引起轰动，市领导终于开始关注她，尽管在这之前她写了 300万字各种材料，人人尽知她有才，但提拔从来没她。组织上终于开恩，调她到一个地方担任副县长，她终于苦尽甘来，每天舟车接送，门前再不冷落，她以为少年的济世理想从此可以实现，她都已经想好如何做好当地中小学撤并解决危房问题、迁建中心医院等事情。她回报了小老板，给他在高速公路边上找了一块地，帮他建起了一座食品厂。但忽如一夜秋风来，仅仅三年，她又被不知道的力量左右，免去副县长职务，到瀛洲文联担任副主席。当时，曹文河已经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了，她不知道这事是不是和他有关。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在官场，她到文联就算被放逐了，而她已经 42岁，她知道自己再没机会了。

刚开始她只是对文联办公条件的简陋吃惊——都这年头了，文联就一台微机，还是几年前的，连她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文联办公的地方是原来瀛洲市第二招待所，三层小楼，十多年前黄了，第一层给了爱卫会，第二层给了外事办，第三层给了文联，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部门，尽管这样，文联和人家比还是有巨大差距，人家爱卫会和外事办都重新装修，只有文联还保持招待所的原貌，因为实在没能力折腾。最难堪的是上厕所，原来招待所每个房间都有厕所，但一楼二楼装修之后，文联的厕所就不能用了，再上厕所就只能上一楼二楼，每次去都像管人家借东西一样，不管对方态度多么亲近，心里总觉得不自在。时间长了就尽量少上厕所，少上厕所就得少喝水。但她的水杯显然太大了，一个蓝色不锈钢保温杯，能容纳 180毫升水。这个水杯是她刚下去任职的时候那个小老板送的，那时候这玩意还很时髦，后来到基层经常不断有人送个杯子什么的，她一直也没换。那个杯子在文联这地方，显得大了些，文联就在楼道里一台饮水机，她自己一次就灌下去半截，有些于心不忍，她得换一个水杯。

活到今天，她不得不说缘分这东西，人们习惯在人和人之间讲缘分，对人和物质之间的缘分讲得少。回头想想自己走过的路，她甚至觉得任何东西之间都是需要缘分的，比如她和文联，她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初就感觉她会上文联，她2002年出了一本诗集，很多人也传言她上文联，说实话她其实更愿意到县里当个县长什么的，（当然，她认识一些县长，也看出自己不是能担任如此要职的料。）还能实现一些个人理想，文联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真到文联她就不这样说了，她说她热爱文化事业，一直不愿意在官场那种尔虞她诈的部门，她还特意以诗明治，她那时正看董其昌的画集，顺手写了这样几句话：

乾坤放下一身轻

其昌翰墨画飘零

十年流寇无踪迹

潮头依旧闹东风

她这样一弄就让自己显得清高脱俗一些，多少能掩饰一下自己败走官场的不甘与尴尬。再说她虽然在市委、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社会上传说的那些特殊待遇，开始真没觉得到文联有什么不好。

事情还是从买水杯开始的。

她过去三年一直有专车，想用车就一个电话打过去，很快就来接她。包括小老板在内的很多有车族也随时恭候。文联只有一部车，她出去再用车就只能自己找车或者打车。刚到文联不久，她想用车就给朋友们打电话，让她醒悟还是小老板，她有一次给小老板打电话，小老板没接电话，后来再打，小老板接了，说，正忙着，走不开。她就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了，小老板从此再无音信。也有朋友让她治他一下，尽管她到文联了，治他一下也不是做不到，他所在的乡一把手和她就是多年的朋友，但她感念他当年给她讲过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她再用车就不自讨没趣，自己打车。

那天她挂了小老板电话，出门到路边，手一摆一辆出租停下来，到瀛洲商厦，转过来转过去，几柜台水杯——塑料的、不锈钢的、玻璃的、树脂的、陶瓷的；套装的、单体的、便携的、成双成对的、手绘的、卡通的；乐和水杯、特百惠水杯、水宜生水杯、派化能量水杯、水森活活化微电解质水杯、麦饭石水杯、托玛琳能量水杯、中威电气石活化水杯，赤橙黄绿青蓝紫，高低胖瘦方扁圆，养生保健无所不能，价格从几块一直到近万块钱，无所不有。还有一款骷髅黑魂水杯，全黑色，水杯外壁一圈骷髅，她不能想象该如何下咽。

轉了几圈，她发现找一个一眼看上的杯子其实很不容易，她拿了几个，觉得都可以，但真要掏钱买却又犹豫，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她能感觉这些都不是她想买的那个杯子，但她想要的杯子什么样她不知道，这真像谈恋爱一样，知道什么人不适合自己，却不知道适合自己的人在哪里。正踌躇，接到周川电话，他说你提拔到文联这么长时间了，也没给你庆贺一下。她说到文联叫流放，不叫提拔，庆贺什么啊。他说中午一块聚。她说行啊。他告诉她地点在扬帆酒店，她听了之后虚荣心得到一点满足，这是瀛洲市数一数二的酒店了，她到文联，他还舍得这样安排，说明人还是厚道的。没有什么理由，她和林东离婚后，和周川的关系反而和谐了。周川的电话让她愉悦，但这种愉悦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周川接着说还请了吕家安。

她立刻如鲠在喉，但又不能说别请他，一下兴味索然，再也没有心情看水杯，就准备打车回单位。

还是站在路边手一挥，还是一辆出租停下来，她钻进去，司机问去哪里？她说上文联。她回答的时候突然涌起一种类似自卑的情绪，跟说她是穷人一样难堪。可她只能说上文联，因为她就是上文联。司机问：“文联在哪里？”她心里的失落感汹涌而来，以前在市委的时候偶尔打车，司机问去哪里，只要一说去市委，司机就立刻羡慕地说：“那是好单位啊。”现在说上文联，司机竟然不知道在哪里。她说在西环，司机还是不知道，她又说在人大常委会南边。司机说人大他知道，文联他不知道。她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说：“老第二招待所院内。”司机恍然大悟，说：“那里啊，知道，是不是和司法局一个院？”她说对。司机叹口气说：“你以后别说上文联，就说上司法局，没人知道。”说司法局？文联要借司法局的名头才能找到？她不再说话，看窗外的风景，其实也没什么风景，就弄了一溜观赏桃花，还没到季节，光秃秃的。

在很多人眼里，她和吕家安关系很不错，包括周川都这么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国光苹果，看起来很好，其实从里往外烂，外人看不出来。如果没有林东，她和吕家安之间的这个苹果用刀子剜去坏掉的部分，剩下的部分还能吃，但林东让这个苹果彻底坏掉了，她是再也不想吃了。

有时她想，身为凡夫俗子，每个人，包括她自己，多少都会做一些按照伦理不该做的事，比如说谎、掩饰和逃避，绝大部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在这个底线之上，在这个底线之下的事情她们是永远做不了的。可是，有些人的底线就会低很多，所以会有人去杀人放火、诽谤陷害、落井下石。那个下午，她看到了人的底线原来可以这么低。

当年，吕家安并没有当上宣传部长，他在统战部又干了四年，然后到一个县级市当了几年纪检书记，后来到民政局当了局长，结局还算不错。

这些年，她和林东有过几次联系，最早的一次是一天深夜，电话铃声突然想起，一接，竟然是他，那时候她们已经离婚六年了。她以为他喝多了，但他说没有，他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许处长死了。”

她有些惊讶，那时，许处长也就四十多岁。

还有一次是他真喝醉了，夜里站在她楼下，给她打电话。她下来，看着黑暗中的他。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可能因为冷，他双臂紧紧抱在一起。他说，你是万里挑一的女人，我就这样把你丢了。

她告诉他以后别喝酒了。转身上楼的路上，她没有啜泣，没有呜咽，但泪水像开闸的洪流，一直流，流不尽。

最后一次是去年，她和新认识的教授正和孩子家教谈话，他来了电话，问她干什么呢？教授看着她的表情，她只好说：“和我爱人在吃饭。”他沉默了一会，就把电话挂了。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还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回家，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钥匙断了，他们再也打不开那扇回家的门。

那天在路上，她给杨凌打电话，说中午周川请客，大家一起聚聚，杨凌说：“没请我，我去合适吗？”

林小麦笑了，说：“只要有我，怎么都合适。”

杨凌哈哈大笑，说：“做女人能做得这么牛，真羡慕你。”

她愣怔了一下，她值得羡慕吗？一个失去了从容生活的女人，一个离婚的女人，一个不愿意在肮脏的婚姻里苟且的女人，一个至今住在筒子楼里的女人。也许吧，她还有点别的，杨凌没有的，或者说，杨凌那一套又一套楼房不可替代的，比如，敢于选择生活的勇气。林小麦权衡着。管她呢，过去永不能再，她不能改变过去，也不想为过去而影响现在。那和吕家安吃一顿饭又算什么呀。

她说：“吃完饭你陪我去买一个水杯。”

杨凌说：“你还用买水杯，多栽面啊，我送你一个。”

她说：“那我得喜欢才行。”

杨凌说：“不花钱还这么挑剔。”

是啊，能不挑剔吗？不挑剔她不会这样选择生活。

那天中午，她如约而至，扬帆酒店灯火辉煌，她一眼就看到了吕家安。吕家安老了，他们目光相撞的瞬间就成了同谋，阅历犹如寒衣，能遮蔽所有的羞耻和伤痕，杯筹交错之间，任何情意都不敌尴尬一笑的扫射。

楊凌真给她带了一个蓝色奴比易握水杯，和当年林东从上海给她买的那个外形差不多，比那个水杯更精致，浅咖色，和她的年龄身份也匹配，她真的一见钟情。为这个水杯敬了杨凌一大杯白酒。

她坐在周川身边，六个人喝了将近三瓶御河春。周川说：“这事我不知道是告诉你好还是不告诉你好？”

她看出周川喝多了，眼睛已经睁不开。她也觉得周围人说话的声音若隐若现，她扶住他肩膀，说：“有什么呀？还吞吞吐吐地。”

周川翻了一下眼皮，趴在桌上，说：“其实跟你也没关系了。”

她给他倒上酒，给自己也满上，说：“真娘们。”

周川说：“那我就说了呀，我看见林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