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在高地的想象与抒情

刘晓林

西宁诗人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仿佛生长在一棵躯干粗壮大树上的叶子，密密匝匝簇拥在一起，青翠欲滴、生机盎然，同时又以形状、色泽、叶脉的相异各自显现着独有的魅力。下面讨论的10位居住西宁的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诗风各异，美学追求和所借助的诗学资源也各不相同，作为青海的新生代诗人，他们并不是以趋同的诗学主张和诗歌的地域属性来彰显集体的力量，而是抗拒“被命名”的个人化写作昭示着自我的存在，真可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如果一定要归纳他们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始终与中国诗坛此起彼伏的诗歌潮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不事张扬，却葆有对诗歌虔敬的态度和诗歌的纯粹精神的执守。

一

马非、郭建强、洛嘉才让是西宁新生代诗人的年长者，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们已然开辟了自己长袖善舞的领地并日益产生着更为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已步入中年的他们正在以持续不断的努力拓展着青海诗歌这条歌吟河流的河道，以一种自觉、诚恳、富有韧性的态度连接着青海诗歌的过去与未来。

由于青海诗人的对个人化立场的坚持和“不结盟”的行为选择，大多很难通过流派、风格的尺度进行归类分析，每个人都有专属自己的诗歌品质。马非的诗歌在青海诗界颇有异端色彩，却可以在新世纪中国诗歌的流派谱系中获得明晰的身份确认。马非是一个坚定的口语诗人，他曾多次表述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诗是要人读的，而且是能读懂的，而且一再强调历史上的口口相诵的佳作多是由口语写就，口语诗是诗歌史的主脉，也理应是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当下很多诗学主张表述的晦涩和论证的繁复，马非对于自己诗学观点的表达爽直明快，几乎是素面朝天，但却有着绝不简单的理论及实践的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在陕西师大就读的马非结识了伊沙，这对于马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前热爱诗歌的他仅仅满足于用诗歌倾诉心曲，而伊沙则彻底改变了他对于诗歌的理解，由此，他与伊沙建立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深厚情谊。随着伊沙在诗坛的声誉渐隆，他所代表和引领的运用口语为最鲜明形式特征的“民间写作”成为中国诗界一个重要流派，而对伊沙的诗学观有着深刻认同的马非也成为“民间写作”诗歌阵营的主要成员。“民间写作”注重对现实场景的还原和直接呈现日常生活的琐屑、凡庸，拒绝崇高以及对生活的升华，强调用日常口语和民间俗世的语言进行写作。这一诗歌立场无疑与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漫溢有密切关联，拆解一切元叙事的虚妄，消解深度，颠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构成了疏离体制和拒斥特定意识形态介入的“民间写作”的理论基础。马非正是对“民间写作”主张的身体力行，而成为青海诗人中少有的具有潮流性质的诗人。马非的诗歌直接呈示浮世绘般的生活事象，将日常生活的琐屑凡庸的事物纳入笔端，立此存照，以调侃、戏谑、反讽的方式和直白无忌的语言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中的乖谬、荒诞，同时在他反精英的平民化的眼光渗透着对物理人情透彻的理解和尊重，早年间的《恶作剧似得的改写》在一种恶搞似的戏仿中对浪漫诗意的沉沦日益鄙俗化社会中的嘲讽，《命令商业道歉》对寿衣店“骨灰盒零售兼批发”的广告语的专事商业利益违背世故人情的愤怒。当然他的诗歌中也不乏温情和对人生的叹惋，《安慰》中一句对窗外的远山的赞叹让诗人动容，《那个人》中那个一辈子拖走廊却越拖越脏的同事，让诗人感慨在周而复始机械劳作中对生命价值的消解，《略感疼痛》中对生活角色转换之中自我的不确定性的感知，幽默诙谐嬉皮化的书写，呈现的却是对正常的符合人性尺度的生活的期待的底色，尖刻爽利的语言袒露的是诗人率真的性情，曲折表达的是诗人的用世情怀。

有着十年炼铝工人履历的郭建强外表健硕粗犷，而其诗歌的质地却精微细致。从创作伊始，他便选择了一种以艰难的跋涉和心智的苦役膜拜诗神的庄重、肃穆态度，他把对诗歌的热爱化作了诗人的自觉担当，他是怀掖着一种使命感进行写作的，早期的《致新一代诗人》中有这样的诗句：“高贵的先人们呐喊过/轮到你们挺身而出保卫微弱的/——诗歌之火”，这是郭建强的诗歌宣言。联想到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诗坛花果飘零，郭建强却执着于接续表达人类精神高贵的诗歌传统，强调诗人的责任，“守望”、“保卫”诗歌的纯净之地，这种姿态不能不让人感动，一个在信仰被悬置的年代恪守信仰的人是孤独的，但也是坚强的。郭建强的诗歌有一种尖锐冷峻的气质，充满了穿透文化的成规撕开生活的假面道出真实的智慧和勇气，他在经过“心化”的物象中注入复杂的生命感受，将个体生存境遇和生命本相的体认引入生命哲学界域，构成了一个紧张对峙又极具张力的诗歌世界。他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穿过》，即体现了诗人的一种态度：穿过表象直抵真实的坚韧与决绝，穿越俗世的羁绊迈向澄明诗境的渴望。“穿过”郭建强20余年的写作历程，最初的诗作，弥漫着日常生活的琐屑、庸常带给诗人的焦虑，呈示逼仄的现实与幽深温润的诗歌世界的冲突在诗人内心引发的灼痛感。继而他以质疑的眼光审视着现存的价值和秩序，以批判的态度刺破现实的帷幕，触摸赤裸的残酷的真实，在《绒布老虎》、《演说》、《孔子》、《病月亮》等诗中，诗人发现了浸淫其中的文化语境的悖谬，某些神圣之物在他的逼视下显现出虚假、矫饰的实质。当确认身外的一切都令人绝望之后，孤独挣扎的诗人在现实和传统中无以栖身，领略到生命的痛感，转向内心去寻求自我救赎的可能，诗人反刍自我内心，注重个体精神体验，注重呈现精神本相和心灵真实，力图用苦难残缺印证存在，在这一体验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诗歌生成的缘由：“清醒的忍耐就是尊严/痛楚的抗拒造就诗歌”。由表及里，最终参悟生命奥秘，是郭建强的创作意识行进的轨迹，从诗艺角度而言，他一出道时便比较成熟，繁复的意象，精确的细节刻画，书面化的语言，致密的思辨，是其诗歌一以贯之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努力营造一种高贵华美的文本氛围，或许在他看来，只有选择这种形式，才能真正体现诗歌标识人类精神高度的意义。

藏族诗人洛嘉才让兼具母语写作和汉语写作两种能力，自如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歌翻译者，他在将藏族诗人的母语作品转化为汉语时，在保证汉语语感的妥帖适宜前提下，还力图呈现原诗的结构，甚至是节奏和韵律，他的译本之所以屡屡得到评论者的褒奖，当然得力于他跨语际书写和沟通异质文化之间的坚实功力。进行汉语写作的洛嘉才让表现出了相当的成熟心智，并没有像许多出于种种原因必须采用其他民族语言书写的创作者那样表现出某种不适、疏离与孤独，而是熟练地毫无隔膜地操持着汉语，并且能够时时抵达汉语词语指涉的精微境界。在草原戈壁度过了少年时光的洛嘉才让，其汉语诗歌涉及的主要场景自然指向了西部草原，但又与那些有草原生活背景的少数民族诗人相左的是，他的笔下极少眷念土地赞美草原的浮泛抒情，也殊少立足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对草原传统的陷落表示愤慨，他笔下的草原是悲情的，在组诗《照亮这片父性的土地》中，那缓缓流淌的河流，“淹没了时间”的狂风，藏羚羊忧伤的眼睛，“草木饮泣”“山水沉默”的大地，无一不流露出剧烈的创痛感，这种创痛感源自族群历史的进程中淤积的沧桑，源自置身旷野之中无言的孤独，洛嘉才让在审视藏民族的生存境遇和触摸民族心灵的意义上成为了自我民族的一名忧郁的歌手。现实中，洛嘉才让生活在西宁，供职于某报社，职业稳定，家庭和睦，过着都市人既丰富又刻板的日子，所以书写都市体验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重要的领域。组诗《时间笔记》将在庸常、琐屑的日子中意绪的碎片收集起来，呈示了一个心灵敏感的诗人对于流动不居时间中某些瞬间的感兴，以及对某个瞬间的多层次探究所获得的启示。这类反映都市体验的诗歌，已完全褪去了诗人的民族背景，完全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心理体验。洛嘉才让的诗歌意象鲜明却含义丰赡，语言简劲，张力十足，有一种既深沉又灵动的气质。

二

邢永贵、刘大伟是两位出生农家，从互助走出，居留西宁却又始终将抒情的根须伸向乡土，时时回望胎血之地的诗人。

邢永贵在极其清贫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在家人眼中，一个在土里刨食吃人家的孩子想成为诗人，这之间的距离不啻天壤，但邢永贵却认为正是家乡村庄背倚的小山清晨那幽静芬芳的意境，开启了自己对于诗歌的热情与向往，而给予自己生命养料的土地和河流，家人的关爱，成为自己的诗情可以依托的最重要的元素。的确，在他的诗作中，最感人的还是那些敬畏土地、感念亲情、展示民间风俗事象的诗篇。南门峡、磨尔沟，这与家乡相关的地名在诗中出现频次最高，父亲、母亲、兄长是他诗中最主要的形象，最醉心的是民间的节日。“从第一片树叶变黄开始 就握针在手/为更小的孙子缝补冬衣/那件远离体温许多时日的旧衣/在她粗糙的掌心里/渐渐发烫”（《温暖》），这是诗人关于母亲的记忆最经典的细节。诗人眼中一年之内准时莅临的节日，包含着深厚的情致，是人们对时光的遗忘中唯有的可以感知疼痛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从外面疼到内心/我们不知疲倦，一遍遍地想念亲人/并被他们反复想念”（《民间节日》）。正是对乡土深刻的记忆和体验，使邢永贵的诗作中洋溢着一种植根民间的道德、正义的情怀，在《一则报道》中，对受骗的农民表示了由衷的同情，而对污浊的世道人心表示了极度愤慨，他不能容忍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农民兄弟受到欺骗伤害。自然，这些诗篇与传统的悯农诗无涉，他拒绝俯视乡土世界，在《低些、再低一些》中，他自己谦卑处世的姿态，看似与世无争，却显示了一种平等的意识。邢永贵的乡土诗篇不事意象的创造，语言朴素、平实，情感传达直白率真，似乎缺少了一些诗歌的蕴藉之美，但却传达了诗人心思醇厚的本色。事实上，邢永贵的诗歌是有多种表情的，在他《一个人从黑夜里突然醒来》、《在一张纸上终生流放》等诗中便呈现了主题指向的多义性和对生活本质的多层次考量，诗歌文本汇合着具有复调性的文化信息，足以证明其诗歌写作资源的丰富。

刘大伟的诗歌致力于与自然、大地建立稳固而健康关系，温暖、诚挚，乡土质感饱满深厚。有着乡村生活经历、对故乡怀有深切感念的刘大伟，其写作的内驱力便是对回家之路的守护，他的笔下不是出现一个名为“林川”的遥远村落，那既是自己生命的根蔓所系的一片土地，也是连接着有关价值、情操、道义、责任以及灵魂归宿选择的精神领地，长时间漂泊外乡的游子时时瞩望着回乡之路，因为他深知“这条路/安宁洁净且浸染幸福/可供柔弱的良知款款深入”（《三岔路》）。“我一直唱着故乡的歌，唱父亲的山/也唱母亲的河”，出现在《顶针：母亲一生的戒指》一诗中的诗句，表述的恰是刘大为诗歌的精神内核。故乡的村庄、田野，土地里生长的青稞、小麦、洋芋，生活在大山褶皱中的父亲、母亲和乡亲，是他的诗歌中最主要的物象和意象，这一切连接着诗人生命的根须，是他的情感所系和精神的寄托，乡土伦理和情谊构成了诗人的精神底色和永远走不出的背景，已然在都市成家立业的刘大伟，近乎本能地愿意远离喧嚣，顶着烈日，在静默的田地里侍弄青稞，成为一个田地的守望者。当然，一味地表达乡情，传达乡愁，将乡土神化为圣洁的处所是一种肤浅的抒情，刘大伟对此颇为警觉，他没有把故乡幻化为“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而是注意到了乡村的现实负累和历史的苦难，因此，他的诗歌中也不时出现带着忧患感的沉重的音调。他关注着乡村的现实处境，关注着与土地相连的普通民众，继而将关怀与理解扩展到寄身城市的弱势人群，不单单表述一种同情，更是在挖掘平凡生活中尊严的力量，比如《街角的鞋匠》中，就表现出对“延长了自己要走的路”的普通人的敬意，这使他的诗歌带上了草根性质和底层写作的特点。刘大伟曾遭受了一次丧失爱子的惨痛经历，刚刚出生的婴儿因病离开了人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年幼、最无助的过客，这让刘大伟对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有了切入肌肤的深刻体认，这次变故让刘大伟的写作经常从乡村书写中脱身，而留意一些关于生与死、偶然与必然、开始与结局等内含哲理性的命题，这是刘大伟从立足乡土的本色抒情转向经验传达的知性写作的起点，也是他走向写作自觉和成熟的开始。

三

生活在西宁的曹谁和西原是青海80后诗人的佼佼者。他们从不同的省份来到青海，就读于同一所高校，毕业后，他们选择留在了青海，或许是强烈感受到了青海这块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在曹谁眼中处于中国文化龙脉之祖昆仑的怀抱中青海对他们思想、情感巨大牵坠和对写作的重要影响。在校期间组织北寒带诗歌沙龙，通过举办诗歌朗诵会、创办同仁性质的内部刊物聚集了一批青海及外省高校的校园诗人，成为新世纪青海诗坛颇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现象。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构建诗歌理论体系——“大诗主义”，在曹谁执笔撰写的《大诗主义宣言》中，正式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其核心理念是“融化古今、合璧中西、和合天人”，力求诗歌揭示纵贯于世界的宇宙本质精神，寻找与这种内在精神相匹配的“大意象”，从而“关照诗歌万世一系精神”。这是一个雄心勃勃、志存高远的诗学目标，它不仅试图解决当今的现代汉语诗歌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试图开启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甚至于曹谁还希望通过一本《大学》的写作，将大诗主义的理念贯穿到所有的精神学科中。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大诗主义”这一处于进行时态中的诗学主张的得失，但却可以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窥测“大诗主义”力求抵达的境界。

曹谁的诗歌勾勒了一个以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亚欧大陆地理背景，立于帕米尔高原的放歌使其诗歌获得了宽广的视野和内在的宏阔感。曹谁的“亚欧大陆”与自然地理中的真实地域无涉，这是借助冥想构建的一个世界模型，具有自在自为的文化秩序，长诗《亚欧大陆地大史诗》就是对这个存在于想象中世界从有生命力的物质元素的聚集、化合、生长、人类的诞生到秩序形成的历史书写，解构由现代科学认知体系建立的有关世界的知识，以原始神话思维重构关于物质起源和人类生成的创世过程，描述这一虚拟世界与宇宙形态的同构关系，诗中对混沌世界的外在品相勾勒和内在精神的挖掘，由此而生的神性、广袤气象或许就是曹谁所心仪的“大诗”境界。

在曹谁写作的形制精悍的短诗中，其内在的抒情依然借助“亚欧大陆”这一玄想中的地理板块向四方辐射，《西域组诗》便是描摹了这一辐射范围内的西域的历史、现实、文化事象的一组作品，诗作多以西域不同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地名、族名、器物作为意象，唤醒着种种掩映在历史烟云中的古老记忆，当然曹谁不愿意也不屑于用有据可查的史料去复原历史，而是以自我的理解和想象，在诗人主体“我”和历史记忆的化合中的激活那一个个历史舆地名词的意义。《大太阳》一诗显现了空间的扩展与延伸，从而建立了绵延曲折的地域联系，诗人行走其间，无拘地极目远望、心骛八荒，营造了漫游者的精神世界和想象中的朴野苍寂的地域背景叠印的弘阔的诗歌图景。曹谁的诗歌是一种拒绝历史与现实的形上玄思的写作，他诗歌中所传达的个体精神的孤独感和焦灼感与现实体验、遭际无太多关联，倒是与自己不断寻找的那个作为世界本质的“道”的模糊与不确定性相关，同时，作为“文明的失败者”，他也不愿从历史文明中寻找精神栖息之所。他祛除了诗歌有关使命和道义的担当责任，他遗世独立，只在自己所创设世界独舞或奔突、仿佛通灵人，口唇间吟出词语朴拙而含义丰富的谣曲，飘散在空气中，漫溢着神秘、原始的气息。

“大诗主义”的另一位倡导者西原则在诗歌中渲染着一种阴冷、幽暗、绝望的末世氛围。他似乎特别迷恋那种浸透骨髓的悲剧感，他的诗歌题目中时时出现诸如“牢狱”、“哀歌”、“遗址”、“最后的时间”、“最后一夜”等字眼，诗中经常出现诸如“黑夜”、“遗书”、“晚钟”、“刑场”等意象，无不指向失重、凝滞的末世。如果说曹谁是在诗中通过空间的链接抵达疆域的极地的话，西原则是走向了时间的终结处，在没有未来可以期冀的地方怆然哀歌。绝望感不仅是其诗作中的主导情绪，而且本身也成为诗歌审视的对象。他的绝望来自对人类历史的失望，“爱恨交织的世界犹如冰山/沉寂而灰暗”，来自对所存身的世界生命力衰竭的认知，“世界老了”，“世界空了，留下灰烬”，于是“人类聚在天空停止的地方，将世界解散”，末世景观由此而生“黑夜作为判断句，将世界指陈”，黑夜吞没了一切，然而“黑夜因为一无所有而空虚”，这些诗句中所呈现的荒芜、死寂、虚无即西原冥思中处于末日的世界的基本品格。

不能断定80后一代普遍注重俗世生活价值的现实语境中，西原在哲学层面上对于世界的绝望是否源于自己先天的悲观、忧郁的气质，但可以从西原对世界的尖锐否定中，看出他对前辈诗人理想主义情怀的彻底拒绝，如果说理想诗人是用黑夜给的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的话，那么西原则是从黑夜看到了黑夜。西原之于他所面对的世界，并不将自己完全摆在“他者”的位置，自己也可能是构成这世界的一颗粒子，因此“汉语作为我的方言被他模仿，在二十二世纪的病中/他热衷于我的音色，用我的言语方式表述/他眼中的世界史是我的诗篇”（《札记：末世哀歌》），对世界末世景观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生存意义的考量，然而最终不可避免的命运是“我们将要和世界一起熄灭”，在对世界和自我的双重否定中，西原走向了绝望的极致，他丧失了救赎的力量，他是用冷峻的近乎于残酷的词语见证在时间的最后时刻，世界轰然坼裂、塌陷的诗人。

四

从内地来青海读书的萧泊零羽，就学时期已然像一个传统的手工艺者，在细心的打磨和精雕细刻之间一点点积累着经验，有一种很执着和认真的职业精神，实际上透露的是对诗歌、对诗神的敬畏。早期的诗歌有一种青春梦幻的纯净与忧伤，语言追求一种类乎中国诗歌婉约传统的柔美和细腻，可以看出这些诗句不是基于体验而是对某种幻美格调的迷恋。这时还出现了一些句式很长，带有散文化倾向，追求词语的密度表现情绪的大幅度开阖的诗作，可以看作是他习诗过程中所做的实验与摸索。而晚近的诗作，明净在诗歌中消退，代之以尖锐的词语、和极富创痛感的情绪，用笔端指向生活的悖谬与谎言，比如“我们独坐其中，/采摘谎言和温暖。/那些谎言给予我们良善。/那些温暖让我寒冷。”（《黄昏之病》），比如“人群太喜欢蒙脸害羞/就像新娘罪恶的盖头”（《世界默不作声》），我无法判断这一切的变化是因为生活的某种变故，抑或是心智的成熟，总之他的诗句开始充斥愤怒和批判的意味，表达也祛除借助意象和外在之物隐喻和暗示的方式而呈现出喷薄而出的率直与峻急，语言也删繁就简显得简劲、明快。从他写作的嬗变来看，可以将他称之为是一个由追梦到睁眼正视现实，从现实的边缘直接进入生活的诗人。

现在还在大学读书的夜桨，已经卸任《天风》的主编，成为校园诗人中的“前辈”。他的诗作在众多浅吟低唱，涂满了眼泪和微弱叹息的学生习作中，显得卓尔不群，是真正的创作而不是游戏之作或练笔之作。由于阅历和生活体验的限制，他的诗作中也有不识愁滋味强说愁的少年“作”出来的横秋之气，比如“伤春悲秋的客人，/独坐屋宇正中，被秋天迎面击中。/他死在面目全非的画中，/像说书人口中的陈年旧事”（《秋天》），这源于对中国古诗情味的转化，这是聪慧颖悟之笔而非出自确切的生命痛感。他的诗歌最有韵致的是那些传达少年心思和隐秘心曲的作品，比如《舀一瓢深夜》，由盛水的脸盆而联想到夜晚也是可以舀的，几个生活片段串联，而发现了“杏仁”带着星星的味道，联想的特别和诗义触角的延伸传达了一种颇有心理体验深度的复杂含义。

刘珊珊是一位供职西宁的80后女诗人。较比男性诗人，她所理解的诗歌的功能显得非常单纯，那就是把心灵的感触化为抒情。她以女性的细致温婉，传达那些在男性世界里经常被忽视的但却心灵丰盈与真实相关的情愫。《我们重逢分别时》一诗，将人生中并不罕见的重逢和分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缘分，是偏离时间轨道之外的“礼物”，这似乎是在表达爱情，实则是对人生无常或冥冥中被规定的命运的一种感悟。刘珊珊诗歌的语感仿佛流动的溪水，自然婉转，朗朗上口，有一种类似歌谣的旋律感，显示了年轻的女诗人良好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西宁70后的新生代诗人是一个依然在成长的群体，对他们进行评判的依据是他们现以取得的成绩，这自然不能成为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有无限可能性的群体，是一个能够在青海诗坛乃至中国诗坛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因为，在他们个人化的写作中有着一种令人欣喜的气质，那就是对平庸的拒绝。他们始终坚守着诗歌的高贵、纯粹与清洁，他们宿命般的不懈地进行着精神和灵魂的探险，绝不向世俗的陈规妥协，这是他们的诗歌不断精进的缘由，也是他们的未来值得期待的理由。

本栏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