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面镜子可以看云（创作谈）

草白

进入口腔科 4诊室，躺到黑色就诊床上，张大嘴巴，一束黄色灯光适时打在我蛀朽的病牙上。替我看牙的是个年轻的男医生，我喜欢男医生看我的牙齿，而不是边上那个急吼吼的女的。我闭上眼睛；快乐或痛苦的时候，我都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弄牙齿也不是必然会疼，有时候，整个过程下来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可我还是会闭上眼睛，甚至会微微举起右手，以便当疼痛来临时快速抓住那个白袖子，求他手下留情。有一次，我真的这么做了，条件反射似的抓住它不松手。

女医生看见了，连忙训斥道 ：你不能抓他的袖子！

我只好改为左手握右手，把指骨握得咯吱响，四肢与全身肌肉都呈痉挛状态，好像只有如此才能抵御随时可能出现的疼痛。这疼痛不是必然会出现，而是可能会出现，随时随地，没有信号，无法准备——这才是它的可怕之处。

每次看完牙齿从医院出来，便身心放松，世事皆无，无论望见什么都想笑；如果进门的时候下着雨，此刻雨停了，我几乎要发出新生的呼喊了。这一路上，我所感觉到的事物与我平时不是从医院口腔科里出来的截然不同。可即使在这样高兴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漫不经心的忧惧，下次还要来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弄好呢，同时又不以为然地自我安慰道，那又怎么样呢，随便啦，反正这些事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虽说“日光底下无新事”，可我总觉得有，应该有，我可以模糊的看见它们，隐约的预感到它们。它们在我的目光里，在我的感觉里，在我的身体里，我时常为此激动。因为这点激动，我在每个作品里都寄存了一点天真，一点热情，这类似于一种孤芳自赏的甜蜜吧。

《看云记》与《密林深处》这两个短篇写的就是一种情绪，类似于人们面对拔牙时所产生的忧惧与焦灼。相比于小说的意义，我越来越倾向于小说的无意义，就像人们觉得云的存在没有意义，可是它很美。小说和云一样不应该有那么多虚假使命和附加价值，它只负责美，它应该是美的。这个“美”，真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话题。

《看云记》写一个逃离未遂的故事。每个人的一生都在逃离之中，逃无可逃，而且世事荒谬，此刻心心念念抵达的远方未必不是你下次所要弃逃的对象。《看云记》里那个叫莫莉的女子为了看望远方的情人，于一个秋天的早晨抵达出发的火车站。在那里，她目睹了红衣女子自杀未遂事件，吓得魂不附体，半途折返回来了（即使没有那个意外事件，我想她也是要回来的，不过是别的理由，甚至也可以没有理由）。然后，在回来的出租车上，因为巨大的恐惧，竟然选择性“失忆”了，彻底遗忘了回家的路。烦躁的出租车司机将她放在一个叫马家浜遗址公园的地方，并试图强暴她（谁让她一直无法说出家庭地址）。神情恍惚的莫莉躺在遗址公园里看云，它们很美，好像这一天兜兜转转，就是为了躺在这里看云。记忆恢复后，莫莉打电话向丈夫求救，并顺利回到丈夫身边。可是，情况出现异常，一向滴酒不沾的丈夫，竟然提出要和她一起喝酒，言语行为中也颇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喝完酒后，俩人躺到床上，“这一天下来，她累了，只想着快点睡着，在丈夫的鼾声响起之前”，一切又回到小说的开头，逃离的起点，莫莉不过是在家门口转了个圈，还没逃出城就自己乖乖地回来了。她甚至觉得事情本该如此，没有太大遗憾。你说这个小说有意义吗？我也没觉得有多大意义。何谓小说的意义，首先，小说肯定不是人生的必需品，现在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由小说来告知什么真相；其次，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读小说还来得及吗？人们只有在无所事事、闲极无聊的时候才读小说；人们只有在想获得美与阅读享受的时候才读小说。

这个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宋冬野的歌《斑马斑马》，它最初的题目就叫《世界尽头与斑马》。《看云记》当然不是教人如何逃离庸常的人生，或者以何种方式化解生命困境。它什么也不教，什么也不告诉。我只是在写的过程中含着隐隐的期待，我觉得在某些地方或许可以让自己满意，是对自我满意的一种向往（比对生活中的某些具体的事情还要向往）。就像莫莉在逃离那天看到的云，很美的云，这微小而茫然的喜悦，这生命本身的奇遇，可以部分弥补与生俱来的缺憾。

相比于《看云记》中女主角莫莉不彻底不成功、缺乏勇气、恍恍惚惚的“逃离”，《密林深处》里我的爷爷简直就是个英雄了。我的爷爷在家园即将被毁之际，拒绝搬入城镇的楼房，在残垣断壁间徜徉不去，有一天被逼逃至后山密林深处，“我”奉母命去找爷爷，期望将他带回人间世界，可爷爷毫不理会，执意将自己放逐山林。

“其中有好几次，我试图上山寻找爷爷，连半山腰都没有走到，就战战兢兢地回头了。我很怕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根本就没有什么路，我怕走着走着，自己和道路一同消失不见，那就再也无法返回山下的世界了。”

我喜欢这种感觉，它是真实的，“我”的懦弱也是真实的。而且，这个小说，增加了我对“山”的理解，我不仅是小说的作者，还是它的受益者。我对它的理解是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就好像爬了一座又一座山。之前我以为山只是山，是愚公要移走的山，它是障碍也是阻隔。可当爷爷逃到山上，“山”就成了避难所，但不是人人都有勇气进入这样的避难所，“我”就没有，“我“害怕。山上陌生化的一切让“我”害怕。

“他已经走远了，反正群山相连，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他想去哪就能去哪，没有路障和人为阻隔，谁也不会拦着他，也没有人会搬走一座山，将它们拆掉，移走，不让人靠近。看来，我的爷爷实在是找到了最理想的藏身之所。”

本来，我想在小说结尾设计一场大火，可一想到山是烧不完的，一座连着一座，就没有这么做；再说，烧山可是要坐牢的啊。

另外，我想说一下野猪。爷爷与野猪的关系，让我想起圣地亚哥与那条马林鱼。那头瞎了一只眼睛的野猪与孱弱昏蒙的爷爷，一起出现在密林深处，让人感到一种古老的蛮荒的场景重现了。一座拥有一头野猪的山，与一座没有野猪的山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山充满隐隐的危险和不安，也让人期待。

在这个小说里，相比于爷爷的勇敢，“我”的行为更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人。在一种情境里，我看到了自己可能的表现。我有点诧异，有点失望。当然，我无意批判和苛责自己，只是觉得这种清醒真的很好。

小说里的“我”想要寻找一种新生活，但又怀疑这世上是否有这样的生活存在，爷爷果断遁入山林的行为，让“我”诧异，也让“我”恐慌。小说结尾，“我”也爬了一次山，如愿登到山顶，却发现仍有无数个山顶耸立在四面八方，“我的身体里灌满风，耳朵里满是砂砾，我就像一个什么山也没有爬过的人，摇摇晃晃地回到原处。”

事实根本不是“我”预料的那样，以为一旦抵达山顶，便会获得某种顿悟，人生的迷局自此解开。“我”依然迷惑，踌躇，并有增无减。写作也是如此，它导向混沌，而不是清晰。习惯性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就像缚住我们手脚的绳索，自己不去主动解开，就会一直缚着，渐渐忘了自己被束缚的事实。

撞衫让人尴尬，可我们纷纷使用的语言，却那么近似，风格近似，表达方式雷同，是同样布料做成的同系列款式。这是一个相对陈旧的世界，我们目光里的山，天空下的雨，季节变移时出现的花草树木，在我们的语言体系里，它们都是陈旧的。我们总是很容易让陈旧的事物一再出现，我们的词语，我们的感受，其实不是“我们”的，更不是“我”的，而是属于别人，属于过去时代的人。

创意写作教材强调障碍和戏剧性冲突对推动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可我想的却是，一个小说如果没有明显的外部冲突，该倚赖什么来推动、完成？如果《看云记》里的莫莉没有遇上那个自杀未遂的红衣女子，没有失忆，也没有出租车司机，这个小说应该怎么发展，它最终呈现的面貌是怎样的？我是不是有勇气去结构这样一个小说，我如何以新的眼光去擦拭这个已然暗

淡的词语的世界。

在南方的植物园里，我见过饱满肥硕的植物叶子，绿得透明、发亮，呈现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好像那里面隐藏着无数生命的汁液。同样，在一个整洁、光亮的文本内部，流淌的则是语言的汁液，活泼、丰盈、饱满，我们在其中驻足、观察、流连，并得到庇佑和安慰。语言是写作者的信仰，而如今我们供奉的神灵已被玷污了。

这七八年来，我的那颗病牙也在缓慢地变坏，身体在适应它的同时，也在忽视它。最好，它就这样坏着，不要变得更坏，可每次路过口腔科诊所，我还是感到恐慌，好像这些地方是为我准备的，它们在等着我进入。有个声音一直在说，总有一天，你是要进来的。

对于写作，我也有一种惧怕，就像牙疾患者路过口腔科诊所门前，可能，我真正惧怕的是自己，我该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不久前，我读到一段话：

“（在写作中）真正难的是不迎合自己，包括口味、癖好、情绪、观念等等构成的所有个人经验。用经验说话太容易了，操作久了，容易画地为牢。”

而我思索的是，我该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经验，而不是大众的方式，陈旧、过时的方式（当然也包括自己习惯化的表达），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世界。我在寻找它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找到之后是否有认领的勇气。

如果我是一个牙医，我大概会像得了强迫症似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某某某，请打开你的嘴巴，让我检查一下！

从某种程度上说，牙医和写作者是一样的，既温情脉脉又心狠手辣。每写完一个东西我便厌倦，还要写创作谈，感觉创作谈与创作毫无关系，最多是捕风捉影的关系——好吧，我有点喜欢“捕风捉影”这个成语。

我想在书桌上放一面镜子，写作的时候，可以经常地照照自己；能有一面这样的镜子我就满足了。有一天，我听到有人说天空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流泪了。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