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缘处建立“极地之国”

房伟

著名作家王小波已离开我们快 20年了，然而，他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却在文坛不断升温。王小波是建国之后，第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形成严重挑战的精英作家。如果说，王朔式的“痞子精神”，还是文学市场化大潮初兴之时，在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产生的戏谑和嘲讽，那么，王小波式天马行空的“浪漫反讽”，则是对新时期以来，在后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下形成的一系列文学主题、形象、技法与内在精神的大胆颠覆。这种颠覆，不仅验证了 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且对革命叙事和中国式的后革命叙事都形成了有力挑战。王小波的武器是自由、性爱、人性的尊严。中国的当代文学，从来没有如此理直气壮地摆脱革命叙事的影响，大无畏地肯定人本身的价值。王小波试图成为一个精神上“强悍”的作家，在浪漫的云南热风中，在革命时期惊世骇俗的爱情里，在传奇高蹈流走的流氓英雄狂想里，王小波以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姿态，复古地追述了最光彩流溢的反抗者的故事。他骄傲、粗鄙、欢乐，内心充满了顽童的恶作剧与愤世的讽刺与狂言。然而，他也是脆弱的，或者说，他的悲观和忧郁，让他喜欢沉溺于想象世界。他将挫折诉之于沉默，将反抗形成文坛边缘之处的“极地之国”。

如果说，一个作家总有自己最辉煌的时刻，那么，王小波最辉煌的一刻，却是孤独的死亡之后。很多人将王小波和海子之死联系在一起，作为 1990年代商业背景下文化英雄最后的悲壮悼词。他们都是生前籍籍无名，死后声名大噪。恰好，他们也都在“残忍的春天”离开人世。然而，海子是在阳春三月山海关的野花中，主动献祭了肉身，以血肉横飞的惨烈，极致化地反衬了最后的诗意牧歌。而王小波却死于乍暖还寒的四月，一次疾病无耻的“偷袭”。他的一生都处于“未完成”的前进状态，却突然被强行拗断。他的辉煌是以“空缺”为前提的——没人知道他活着，还能为中国文坛写出什么。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彩夺目”地亮相在中国文坛。他的形象被定义为那个“面对南墙，弓着身子死去”的高大而抑郁的男人。与这个形象相联系，则是一系列的想象与塑造，例如，混不下去要去开卡车的作家，经常收到谩骂性退稿信的作家，以性写作知名的作家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牵连入了作家的死亡。也许，无论是王小波，还是海子，都是 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漫不经心”、却又含义深刻的“隐喻”。在文化英雄远去、资本英雄凸显的 90年代，人们需要缅怀的“偶像”，人们不需要他们活着，只需要他们以亡灵的姿态活在纸面上，成为哀悼我们内心诗意理想的凭证。这样，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扑向资本诱人却肤浅的怀抱。那些家喻户晓、具有魅力的经典意义的大作家，已不再成为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目标。我们需要文学生产出“死亡”，在死亡中，意义被变相、扭曲地复制，成为我们心灵狂欢的发泄口。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多年以前，恰逢青春年少，我在王小波的小说《三十而立》中读到这句诗，感觉有些不以为然：它既不“美”，也不“深刻”，仿佛是小孩子的顽皮恶作剧。但是，多年以后，在这个黄叶飘飞的秋天，当我尝试为小说家王小波写一本传记，我才弄明白，这是一首“生命反讽”之诗。这句诗的前半句，平静舒缓，而后半句则近乎戏谑，颠覆了前半句的优雅。生命的优雅，起乎人的尊严，生命的狂欢，则起乎人的反抗，而过分的优雅，则有可能成为矫情，而过分的狂欢，则可能成为无节制的虚无。只有优雅地走在“寂静的天上”，体验着“阴茎倒挂”的荒诞，才能体验王小波借助“力比多”所表现的无处不在的文化焦虑和异端的反抗之心，而只有如此，才真正能表达出王小波作为小说家，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见：一切“坚固”的其实并未“烟消云散”，而是以“传统”的弥散样态，继续存活在种种生存细节中。它们有的成为精神的避风港，有的却是我们内心的敌人。只有承认了这个现实，才是真正的“罪孽”。其实，这正是王小波作品的一贯风格，他能将极优雅的生命体验和极狂欢化的解构意象，悖论式地统一在充满激情的表述中。

我是一个出生于 1970年代后半段的普通作者。对王小波那个时代的很多“大故事”：“文革”武斗、上山下乡等，我没有体验。王小波是在那些“大故事”尴尬地失败、新的“大故事”却又不断衍生出的时代，奋起攻击“大意思”的少数人——糊涂人大多懵懂不觉，聪明人则“假装”不知道，假装“大意思”还继续“膘肥体壮”地活着，既而绕开风险，进行“不冒险”的安全写作。没有人做那惹人烦的、“掀开皇帝新装”的小男孩。然而，正是当年读了王小波，才让年少的我猛醒，明白了我的处境：智慧、自由，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似乎都没有真正拥有。相反，装傻、装温顺、装暴戾、虚伪、软弱、反智、褊狭、渴望奴役与被奴役，这些有害的东西，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也停留在中国青年身上——有时候，我们还叫它们“美德”，正如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过去，我们还在继续推崇那些只不过表现得更“精致感人”的伦理戏和苦情戏一样。

1997年，我进入山东的一家国营肉联厂做工人。那年秋天的某个黄昏，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分割深加工车间，来到宿舍，披着那件充满血腥味道的工装，斜靠在夕阳斜照的宿舍窗台上，开始翻看王小波的作品。当我看到他在杂文《思维的乐趣》中所写的——“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时，我被感动了。我的宿舍是一间“磨砺心志”的好去处，冬天冷得像坟墓，夏天则成为老鼠、蟑螂和蝙蝠的乐园。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阅读心情常常变得非常古怪。可怜微薄、却永远不能按时发放的工资，红色意识形态和欲望的野蛮杂交，知识分子可怜又可鄙的生存状态，都深深地刺激着我思考时代的特征，思考着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命运。其实，我第一次阅读王小波，是在一间昏暗的小书店。当时我发现的是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但当我拿到这本书后，却看不下去，因为它对我的阅读经验来说非常陌生。精神贵族式的知识分子思维，自然主义的华丽铺陈，逻辑证伪式的理性趣味，惊世骇俗又干净坦然的性描写，这完全和我的阅读经验不同。只有在半年后，当我被现实的礁石击碎，才真正把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拿出来反复阅读了很多遍。我发现，原来我那些懵懵懂懂的想法，其实并不完全是“牢骚”，我们在朱镕基改革时代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其实在王小波那里早就有了答案。

可以说，王小波对青年人的启蒙作用毋庸置疑。正是王小波，让我们在压抑的现实面前，找到了内心的力量。如果没有王小波，90年代的文学版图将如何在文学史上写下自己的记录？难道仅是多元化繁荣假象下，那些曾经盛极一时，但却迅速被人遗忘的“分享艰难”、“共渡难关”式的现实主义文学？难道我们要以这样的作品留给子孙们品评？青年作家黄孝阳，在《王小波十周年祭》中，充满深情地说过：“我感谢王小波。

他最大程度地启发了一个县城文学青年在一个封闭环境里的写作可能。在那个时候，我所阅读到的经典基本上是贴着现实主义标签的煌煌巨著，它们是那样冗长乏味，与懒婆娘的裹脚本一样，根本无法带来阅读的快感。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从感官刺激开始，如同一枚粗大的钉子，缓缓地，但是不可抗拒地敲进我的内脏。”网络博客空间内，我偶然发现一个普通的 80后大学生——“室内滂沱”写于 2012年的一篇祭奠王小波的文章：“王小波，请安息于你深爱着的土地中。这片广阔、深邃、古老、悲伤的土地，埋葬了这么多沉默的人。你也安息在这土地中了，因此我们有机会从这土地中站起来。”评价甚高，或有不恰当之处，却道出了当代青年对王小波的追思。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时代在变迁，但是其间充满悖论、荒诞百出的文化逻辑，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甚至还在不断地恶化。然而，也正是这些 70后、80后更年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更能理解处在历史缝隙中的王小波，更能从边缘化的角度，理解王小波式的美学选择。

王小波的意义何在？也许，他是一名先行者，他为当代中国文学找出了一种新的可能。王小波多次提到“减熵”的说法。“熵”是一个热力学术语，后来也被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它是描述体系混乱状态的函数，当能量做功后，就会转化成无效能量，例如污染。熵的增值，表明着无效能量的积累，在社会学中，“熵增”被用来表示人类社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生存状态及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程度将不断增加。而王小波提倡的，恰恰是一种逆向而取的“减墒”——既针对堕入无限虚无和欲望化的文学消费，也针对以道德试图重新为文学立法的虚妄。中国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而混乱依然不见减少，从这种意义上讲，倡导“减熵”的王小波不应被忘记。可以说，王小波对 80年代的新启蒙，既有一种纠偏，又有一种继承，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说：“王小波的创作的确具有多种‘元素，具备可以为大众传媒持续感兴趣，并按照流行文化方式运作的东西。但王小波的价值，正在于他的想象、文体、语言的那种抗拒流行模式的原创性。这种带有‘先锋意味的创造，既‘背向现存文化体制与观念，也‘背向‘大众和‘流行文化（即便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人文精神论争热也在内）。”

王小波的生平轨迹，和大多数 50年代作家看起来很相似：童年经历革命狂欢，少年时代上山下乡，青年时代刻苦求学，中年成为知识分子，却遭遇了市场经济大潮。但是，他的人生在接近中年的时候，突然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辞职写作，选择做一个精神自由的贵族。由此，他的人生，在中年时代，就以一种“加速度”的情况燃烧起来了，并最终在绽放中凋落。王小波的文学之路，和中国绝大多数作家区别都很大，这种区别在于，他对文学体制和文化体制，是一种游离在外的态度。这种游离，不仅为他提供了新视角、价值和态度，也让他成了所有不如意的反体制者的精神向往之地。90年代除了所谓多元混乱、众神狂欢，还是一个压抑之下的生机勃发的年代。这正是王小波兴起的接受美学心理。欲望的合法性，在市场经济中取得胜利，并在文化中为个人化提供了“偷换概念”式的快感。然而，在中国转型的大路上，种种狂飙突进的学说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却都有一个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框架——野马奔腾，却始终在“锅盖”之内。在王小波出现之前的 90年代文坛，是灰色小人物和自恋女性占据主流的年代，也是新主旋律的高歌年代，很多中国作家都在所谓众神狂欢中失去了方向，从文学干预政治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我的精神放逐。

但是，王小波的价值选择和文学趣味，却是如此不同。在国家现代化与道德主义合体的岁月，他却一直在增长对庄严伟大事物的怀疑；在中国文学大跃进用短短二十年走过西方几百年思潮的岁月，王小波却固执地进行着无人问津、甚至遭人反感的文学试验；当中国文学遭遇市场大潮狙击时，王小波却在市场中看到了自由狂欢的契机，试图树立新的美学规范和文学理想。这是一条寂寞的反熵之路，目标是要在布满荆棘的荒野上，走一条前人未走的文学小路，赌注却是生命。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高声大笑：“死亡，你有什么可怕？有本事你就在我的身上施加两次！”王小波以非正常的死亡，诠释了自由的意义：活到灿烂之极，美丽之极，绝不向衰老低头，绝不对平庸生活的低首。王小波的文字，就像是文学的一条暗河，当其蛰伏之时，不可谓不弱小，然而，恰逢其时，喷涌而出时，就立刻显现出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姿态。对于它，虽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但它那种挑战权威、颠覆正统的气息，让那些看似悲天悯人的道德学究原形毕露；在它的那些有着自由主义的理想气息、高蹈流走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和大胆的嘲讽与叛逆背后，则是自由阔大的生命意志与独树一帜的美学风范。

王小波已离开我们了。一个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家，就这样过早离开了，只留给我们荆棘小路上孤独的身影。无论是追求个性的网络愤青、大学校园内的莘莘学子，还是广义的当代文化人、态度严谨的学院派学者，都无法回避王小波给当代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个死后成名的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话语圈边缘到焦点的转变，并不断在各种利益驱动下，橡皮泥般被塑造成一个个流动而华丽的符号能指。很难形容 2007年 10月某个下午，当我在网上看到王小波裸体塑像时的感想。当“一堆黄泥”以“手捂裆部”的姿态蹲坐在台上，我怀疑这个形象就是王小波。至少，他不是我心中的王小波。那么，王小波是谁？人民大学逻辑学教授王方名的儿子？社会学家李银河的丈夫？留美归来的大学讲师？落魄的自由撰稿人？智慧的顽童？准色情作家？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堕落年代坚持理想的“小鲁迅”？反对“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的不合时宜的文人？这个酷似“粗壮民工”的作家，这个不修边幅、羞涩沉稳、眼神慵懒却不时透出几分倔强的“巨人”（他身材十分高大），到底带给了中国文学什么？王小波像一团“迷雾”，吸引着我们，却拒绝所有简单的阐释。他在中国出走红色教堂、飞奔欲望前景的现代化旅程上，不过是窗外一棵高大而古怪的树木，孤独地站立在一片灌木丛中。他的高大与突兀，会让身为旅客的我们“大吃一惊”，成为躁动旅途上的谈资，却难以让我们真正理解真相——也许，这可看作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王小波接受史的寓言吧。

可以说，当下文坛对王小波的理解依然很隔阂。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坛，不能算最好的，却是最独特的。我们看到了他的小说的拉杂、冗长，结构和语言过于西化，及后期小说的模式化等问题，但谁都不能否认，王小波对中国现实和文化的理解，真诚而深刻。说王小波深刻，是说他洞穿了中国现实话语迷雾重重背后的把戏，在悖论性体验之上，拥有了高蹈流走的气魄和超越性的眼光。由此，王小波的《红拂夜奔》等历史杂文小说，才与鲁迅的“故事新编”系列小说，有了精神的沟通。说他真诚，则既指他拥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说真话、讲常识的勇气，又指他对底层和草根的尊重。中国很多作家，一旦成名，就与现实生疏起来。在一面是史诗满天飞，一面却是出轨偷情泛滥的中国当代小说界，很难有小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震撼——更遑论改变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中国作家更缺乏“直截了当”书写现实的勇气，因如此便会被视为“粗鄙”。我们擅长云山雾罩，曲折回环，却不能面对一些基本事实，例如，性。王小波所写的性，恰是反色情的，因为那些文字“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内心很多隐秘却真实的体验。在《我的精神家园》中，王小波谈到过自己的文学之路。他说：“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他又自嘲地说：“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文章发表不到两年，王小波就带着幽默的笑声，去天堂中继续讲他那些有趣的故事了。王小波一生都在警惕那些自以为是的“宏大思维”，他怀疑权威，不仅怀疑政治权威，更警惕自己也成为“抱着黑色的皮包，秃头大肚子，厚眼镜，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说着老奸巨猾的俏皮话”的文化权威。也许，这样的文章，也违背了王小波的本意，因为这正是将王小波经典化的过程。被经典化了，就要成为戴着“小光环”的塑像，成为被阐释的“美丽风景”——这也会无可奈何地走向“无趣”。

从 1997年到 2015年，世界已变得太多，中国已变得太多。不仅那些革命北京的辉煌与道德激情已是遥远之事，且“后革命北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气味”，似乎也正像“有趣”一样被我们超越：那些广场上的红色金光不见了，那寒碜简陋、粗鄙忙碌的 1990年代的欲望都市也不见了，“性的问题”似乎也正变得不是问题。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中国的 GDP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在经历百亿大贷款、北京办奥运、高铁动车时代、微博舆论化等大事件后，“盛世北京”似乎已巍巍出现在了中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成为中华崛起、执政党成功的某种咒语般的符号表征。与之相匹配的，是诸如“鸟巢”之类的一系列宏伟壮丽的盛世空间景观，它预示着一个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美妙新世界”的诞生。与王小波死亡的时代不同，但我们也面遇着很多问题：高房价、贫富分化、艾滋病、小三、污染、腐败、突发暴力、自杀……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王小波与李银河希望通过“性问题”作为突破口，追求社会理性进步的目标，似乎没有实现，性问题“阴差阳错”地正在成为这个混乱古怪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同时又是政治高度整合化的时代。所有不同的主张、声音，所有舆论与真相，都在大众媒体超级发达的技术前提下，被整合入政治正确性的隐含法则。李银河对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促进社会不断开放的同时，又成为这个娱乐化媒体时代的牺牲品，而王小波的作品，似乎已不能解释今天的世界——王小波最后的作品，似乎也在预示这样时代的来临，不过，他用了更隐喻化和晦涩的寓言方式。也许真相就是，王小波的文学局限性，正随着时代变迁日益显现，而王小波时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且在以变异的方式不断恶化。如果王小波活在今日，他是否也会像李银河一样，成为一名成功的、“话题式”的文化精英呢？对新世纪青年而言，在这个充斥网络信息的喧嚣时代，深刻的东西，似乎都在被简化为更具快感的表达与更炫目、直接的娱乐。可以肯定的是，革命北京

辉煌不再，而新世纪的北京，却在以民族崛起的新盛世景观，昭示着特殊文化经验的生成。不管是否承认，“黄金时代”的故事已经过去了，那些庄严宏大的东西依然改头换面地存在着，而那些激动人性的爱情、蓬勃无忌的欲望，都已在“似水流年”中化为无尽的怀念。在喧嚣的尘世，我们还能为中国写下未来的寓言吗？ 2016年快来了，“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古怪狂想”是否真的会成为现实？

我永远无法忘记，2012年秋天，我在北京昌平佛山陵园新八区拜祭王小波先生时的所遇所感。这里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从 1997年至今都有，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那里有不断的鲜花，还有些二锅头酒瓶，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站在王小波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我想，身为一个作家，王小波此生足以！一个去世接近 20年的作家，还有这么多读者怀念他，喜欢他的作品，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耀？这种褒奖，也许胜过了我们当代文坛无数看似热闹，实际空洞乏味的文学奖项。

时间是残忍的。2015年的秋天又到了。秋天，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尘埃，像昆虫一样繁衍，然后破裂，释放出晨雾、露珠和凉。天空游动着成群的阳光，枯萎的落叶，坠落于青黑的泥土，化为碎碎点点金黄的玉。让我们在这个秋天纪念王小波吧，纪念这个羞涩低调、平静如水、内心却有着大神震怒般力量的作家吧。让我用诗人茨维塔耶娃《致一百年以后的你》中的诗句，作为对王小波的纪念：“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终迎来了你！”诗人等了一百年才最终迎来了尊严与辉煌，但愿我们能够尽快地理解王小波的一生，理解他的追求和艺术成就，也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智慧和爱，永远热泪盈眶！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