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修辞与现实之间激荡

这些天人们一直为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而兴奋着——“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2013年的诗歌阅读中，对于繁乱、激增、裂变、转捩的诗歌生态和乱花迷眼的诗坛现象而言我并不是所知甚多而是所知甚少。2013年的诗歌看起来热闹无比，但总体来看仍然是繁而不荣的状态。各种诗歌节、高峰论坛、诗歌奖、诗歌选本和大大小小走马灯一样的诗歌活动以及新媒体空间各自为战的争吵让人眼花缭乱。较之娱乐化、消费化、电子化的公众事件和文化噱头而言，在一个精神氛围愈加复杂和分野的时代诗歌写作仍然需要一种坚守和独立的勇气。当然在新媒体的语境下，诗歌的生产、传播发生的新变时值得关注和深入探究的。而诗歌如何能够通过自身在创作、传播等当面的努力为公众接受已经成为近年来亟待解决的诗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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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都成了故乡的陌生人，那么就让我们记得住乡愁，从陌生处出发。重新认识、重新寻找、重新发现、重新命名！写作就是在寻找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而这在一个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显得如此虚妄、吊诡而尴尬。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显豁的年代，在一个“中国故事”如此难解的年代，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更是迷障重重。当你试图在深秋或寒冬越过灰蒙蒙的高速路和城市上空寻找故土的时候，你必须学会在“斩草除根”的现实中承受噬心而残忍的孤独。你起码要在文字中付出代价。当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全面铺展开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良知和纯粹的美学立场？当下的很多写作是身不由己地从“故乡”和“异乡”开始的——“行军床上，简易支撑起粗糙的异乡”（臧棣：《必要的天使丛书》）。无处不在的城市是否让我们失去了梦想的可能，刚刚辞世的老诗人郑玲在生前最后发表的诗作《地平线》中这样写道：“城市里看不到地平线/楼房和楼房之间/仅隔一个花园……我跑了起来/飞了起来/还是越隔越远/绝望中/一梦想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写作者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更为庞杂的时代都能够发出最为真实的声音。1991年四川诗人孙文波写下《在无名小镇上》，2013年孙文波完成1600行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到“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不仅是孙文波个人的精神成长记录，更是中国当代诗人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现实的一种不容回避的集体命运——“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诗人要做的不是发表社会意见，而是说出真相。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写作者实实在在地经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荡与写作的困窘与病症状态。正如诗人刘川所说的只能“自己有病自己找药”。在空前高耸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经诗意的、缓慢的、困顿的乡土。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以及经济利益铁臂的驱动中曾经温暖熟悉的故乡、家园都破碎成了旧梦。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面前写作不能不与之发生对话甚至摩擦、龃龉和碰撞。“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曾经让中国的作家在语言中一次次重建精神的栖居之地。然而对于突然出现的城市和城镇化景观，很多写作者仿佛像被空投一样从乡村抛掷到城市的陌生空间。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是否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共识度和认同感？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正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上演——人与机器的博弈，乡土与城市的摩擦。对于当年的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城市在诗歌中尽管是悲剧性的但仍然是熟悉的，“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是对于中国那些大体有着乡土经验的作家而言，尤其是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的剧烈时代转捩的一代人而言，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为了集体性的时代体验和话语的精神征候。城市里的波西米亚者和午夜幽灵一样的精神游荡者已经从波德莱尔的巴黎来到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更多的写作者以影响焦虑症的话语方式印证了一种典型性的个人存在和“异乡人”身份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命定的“离乡”和无法再次回到的“故乡”成为双向拉扯的力量。

当文学不得不参与了现实生活，那么写作就不能不是沉重的。写作就此不能不成为一种特殊的命运。这让我想到了吉尔·德勒兹的一句话——就写作和语言而言：“精神病的可能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状态的诗歌写作与现实场域之间越来越发生着焦灼的关联，甚至社会伦理学一度压抑了美学和趣味。写作者在不断寻找，不断在苍茫的异乡路上追忆。灵魂的惊悚、精神的漂泊与困顿状态以及身体感受力的日益损害都几乎前所未有。与此同时，面对着高耸强硬的城市景观每个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虚弱和无力。让文学记得住乡愁！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这是时代使然，更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写作命运和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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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在娱乐、消费的多元文化选择尤其是手机APP、微博和微信形成的“粉丝文化”和“中产趣味”，年轻的读屏一代倾听诗歌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基本丧失了艺术听觉的能力。而以往单纯的诗歌朗诵会和一般的诗歌沙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发展和公众对于文化创新的精神需求。包括《诗刊》、《诗选刊》、《中国诗歌》、《诗林》、《诗歌月刊》等推出的“网络诗选”、“博客诗选”都显现了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一些新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出现了诗歌多元化的与公共空间大众结合的崭新形式。而早在2011年，由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等5位台湾导演执导的诗人纪录片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则以影像视觉化的方式对诗歌传播形式予以大胆突破。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被誉为台湾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记录，文学与电影的火石交汇，台湾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一个悖论却是诗人既希望表达自我灵魂的诉求和对社会的关注，同时又希望更多的人来理解。但是当他们的诗歌真正进入了公共空间和所谓的“大众”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些不适应甚至是非常尴尬。真正进入广场和公共空间的时候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传达，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我的诗歌能被他们接受吗？”“这些人都什么人，他们懂得诗吗？”当2013年“第一朗读者”（第二季）第一场活动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的时候，当成百上千的市民（注意不是专业的诗人和阅读者）坐在台阶上时很多诗人、评论家和朗读者都懵掉了。这些“大众”不再只是大学生、不是什么诗歌学的博士、硕士，也不是专业的阅读者，他们就是市民，有老太太、有老大爷，还有很多小朋友。很多市民抱着孩子站着看活动。面对这一切，你如何让你的诗和他们发生关系呢？我们来如何评价诗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传播诗歌？

关于诗歌如何与大众和学生教育结合已经成为近年来诗歌界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平台的“为你读诗”、“睡觉前读一首诗”、广东小学生诗歌节、中华校园诗歌节、中学生诗歌节、上海“90后”中学生原创诗朗诵会、“新诗实验课”、成都志愿者全媒体平台承办的2013“关爱农民工子女·名师一堂课”大型志愿服务活动。

2013年诗歌跨界传播的代表性活动是深圳诗人从容发起的“第一朗读者”，国内第一个诗歌跨界传播基地也在深圳剧协诞生。2013年第二季的“第一朗读者”充分利用其他艺术形式，通过读诗、演诗、歌诗、评诗的多样化方式以及强烈的现场感和多元互动进行诗歌跨界传播的探索和实验。诗歌跨界既是对诗歌传播形式的拓展，又是利用立体化的艺术手段二度阐释和再造诗歌的空间。“第一朗读者”在深圳中心书城、深圳大学、剧场、美术馆、咖啡馆以及“飞扬971电台”这样的公共空间实现了诗歌与大众的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与相互理解。这一跨界诗歌活动将诗歌推向各个阶层和群体，真正在公共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有效传播诗歌并使受众真正最大可能地接触诗人和视听诗歌。这在很大程度上以大众化和公共化的方式促进当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和经典化，消除了一般意义上朗诵会和沙龙与公众之间的隔膜，从而在新媒介文化语境下对诗教传统予以创造性接续。多样化舞台形式对诗歌的重新理解和阐释以及诗人与公众在现场的直接对话和碰撞都使得诗歌利用新媒介的跨界传播成为现实。西川就“第一朗读者”活动指出：“我在国内外参加过很多诗歌活动，像这样具有先锋精神的综合性艺术表达现场只能深圳做到。具有戏剧经验的团体做到。”这一特殊的跨界诗歌活动真正突破了一般的诗歌朗诵会和小圈子诗歌沙龙的封闭性、狭隘性和精英性，真正地打造了新世纪文化语境下诗歌传播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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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公共性现实的关系一直处于龃龉、摩擦甚至互否之中。这不仅在于复杂和难解的现实与诗歌之间极其胶着的关系，而且在于诗歌的现实化处理已经成为了当下写作的潮流。而这种现实化的写作趋向还不只是中国化的，甚至是全世界范围的。正如多丽丝·莱辛所说：“我们处在这个面临威胁的世界。我们长于反讽，甚至长于冷嘲热讽。某些词或观念几乎不用了，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但我们也许应该恢复某些已经失去其力量的词语”。而近年来火热的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抗震诗歌（2008年汶川、2013年雅安）、高铁诗歌的高分贝的社会化呐喊还犹在耳侧。但是越是一拥而上的写作就越容易导致诗歌难度的降低和美学品质的空前缩减。策兰式的“抵抗性的才能”、“前进的梯子”与米沃什式的“以波兰诗歌对抗世界”或者马拉美式的“纯诗”诉求和语言炼金术都是具有合理性的。我们可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意义上修辞和语言的炼金术，也可以像萨特强调的那样把写作看做一场“紧紧拥抱他的时代”的行动和介入，从而“让精神走上大街、集市、商场和法庭”。诗歌作为一种趣味、美学、修为、技艺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有必要在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的时代让诗歌承担起沉重的社会伦理和道德。《星星》理论刊2013年开辟“诗歌的现实境遇与生存状态”栏目先后推出陈超、霍俊明、赵卫峰、易彬、刘波、陈卫、熊辉、世宾、梁雪波、王士强、龙扬志、罗小凤、辛泊平、赵金钟、卢桢的十几篇评论文章，对新世纪以来的传媒话题、现实困境和诗歌问题予以深入揭示和梳理。但是，也必须要注意诗歌的社会伦理和美学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在一个电子碎片化的时代（欧阳江河语）和共时化的大数据时代以及文化消费的社会，当下的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矛盾、纠结和摩擦。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而言阿多尼斯认为诗歌不是对现实的再现，“不论回避现实还是屈从现实，都是另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这句话很深刻，但是对于复杂的诗歌写作而言即使诗歌介入现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写出好诗和重要的诗。也许只有极少数的伟大诗人能够超越现实，但是对于更多的诗人而言重要的是出于现实的涡旋将之转换成为诗歌的现实、语言的现实和想象的现实。关键是如何通过诗歌语言的方式表现内心的无数个“现实感”的风景。也就是柄谷行人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描写风景，而是将不可见的风景以可见可感的方式创造出来。

我更赞同扎加耶夫斯基以智性、沉痛和反讽、热爱的态度尝试赞美残缺世界的态度，“我们坐在路沿，大教堂脚下/轻轻地谈起苦难，/谈及今后，将会来临的恐惧，/有人说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在明亮的影子里谈论黑暗。”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总会有一部分柔软和温暖的空间让你停顿和回忆以及颂祷。尤其是对于阶层分化、激进的城市化以及新媒体空间一起制造的闻所未闻的“新现实”而言，除了能够做到愤怒的批判者和伦理观念的承担者之外，同样重要的在于对诗歌和诗人形象的双重维护。只有一种“怨恨”的诗学是畸形的，当然只有赞美的冲动也更为可怕。

在一个社会万象与自媒体话语共生互动的直播年代，在关于发表、编辑、审查、传播的障碍瞬间被消除的语境下写作者越来越存在着空前的自我膨胀感和公知的立场与幻觉。正是在过分倚重物欲化、消费化而缺失精神性和信仰语境下，各种媒体空间的日常化、口语化、一己化的诗歌成为对语言最大的挑战。据此越来越多的诗人强调“有难度的写作”。欧阳江河认为长诗写作是对当下语言消费现象的抵制和对抗，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诉求和批判的眼光。确实近年来的长诗热已经成为重要的现象。而集体出现比拼诗歌长度的写作情势背后的社会机制和深层文化动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也正如欧阳江河追问的这个时代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是一个只有极少数大诗人才问的事情。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出现写作长诗的热潮，那无疑是解冻时代诗歌作为社会良知的发声。而当下的长诗写作显然凸显的是一个精神涣散、共识度降低的时代诗人的焦虑。说到2013年的长诗（含诗剧）写作，重要的有杨键的《哭庙》、侯马的《进藏手记》、柏桦的《铁笑：同赫塔·米勒游罗马尼亚》、李亚伟的《河西走廊抒情》、小海的《影子之歌》、路也的《老城赋》和《兰花草——谒胡适墓》、古马的《大河源》、中海的《终剧场》、沙克的《民》、杜涯的《秋天之花》、魔头贝贝的《敬献与微澜》、杨沐子的《秩序解体》、高世现的《酒魂》、温经天的《白色火焰》、指纹的《尖叫》、严正的《U：2011-2013》、谢长安的《睡月》、巫小茶的《日月祭》、玫瑰之冢的《一个人的编年史》等。其中杨键的《哭庙》显然从各个方面考量都成为了本年度长诗的代表作，尽管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这首长诗是关于现实的，关于历史的，也关于文化传统和道统、教义和精神信仰的，更是关于家族命运史和精神成长履历的。正如长诗开卷诗人所说的：“谨以此书献给我父亲杨再准，他生于1935年，卒于1997年，并以此纪念一个时代”。杨键的精神危机感和对农耕文化的追挽在这个时代具有不言自明的普遍性，而这首一意孤行式的写了十二年的长诗其中的难度和困苦简直难以想象。这使我想到米沃什的长诗《关于神学的论文》和布罗茨基的长诗《世界末日》。米沃什的诗句在中国仍然有效，“他试图猜测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怀疑有一种天长日久的由卑贱造成的损伤/业已散发在这一补赎性的部落仪式里。/然而他们每一位却都承担着自己的命运。”

正如诗人阿多尼斯所说，“没有诗，就没有未来”。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住那些已经“远行”的诗人名字吧——雷抒雁、牛汉、冀汸、韩作荣、郑玲、东荡子、王乙宴、揣摩、邓华……。牛汉在一生炼狱的路上这样自我激励和劝慰：“只要面孔背向地狱，/脚步总能走进天堂”。

霍俊明简历 文学博士后。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一个人的和声》、《变动、修辞与想象》、《批评家的诗》、《无能的右手》、《隔窗取火》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分卷主编，主编《诗坛的引渡者》、《2011中国年度诗选》、《新诗界》等。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第九届“滇池”文学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

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