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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小说的路上

时间:2024-05-04

李来兵 王祥夫

语言是小说的性命。好的语言是平顺的,是家常的

李来兵(以下简称李):

在当代中国活跃作家群体中,您可以说是一位极富生活气质的作家。您的小说,不论是《上边》、《浜下》、《半截儿》,还是《婚宴》、《客人》、《五张犁》,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蓬蓬勃勃热烈的生活气息,故事本身似乎微不足道,但语言是奔腾的,在奔腾中形成一种天然的磁性的力量,带动阅读向前狂卷,语言本身形成了“事”,在那里活跃,我把这归结为语言的魔力。您似乎特别钟情于在“生活结实而琐屑、平庸又巨大的细节”上泼猛墨,下狠笔,印象上是语言前位,故事后位,读刘庆邦的小说没有这种感觉,读王安忆的小说也没有这种感觉。刘庆邦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生活简单化了,生活在小说中只体现为事件的质地,王安忆则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表征,从色调上说,也是简单的。这种语言的危险在于。稍有把握不慎就容易陷于“拉胡琴”的沉闷境地,但目前您的诸多作品中,尚未出现这种苗头。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怎么把握或说创造性地形成这种语言的独特气象?这似乎和地域没有关系,而纯粹来自文化的内在积淀,或说,是和热爱生活进而表达生活的情感深度有关?

王祥夫(以下简称王):

语言是小说的性命,请你仔细想一想“性命”这两个字,我们可以在车马大店里边听到一个最最动人的故事,但你不能说这个故事就是小说,小说首先是语言,我从当编辑那天开始就是有尺度的,那就是,你的故事再好,如果语言很糟糕,那么,对不起,我可能不会编发你的“小说”,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放在第一位的不可能是故事。说到生活,什么是生活,那你就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生活,你的生活里有多少故事?可能没有什么故事,有的只是琐琐碎碎,你想想它们之间的瓜瓜葛葛,也许可能会有一个故事被你结构出来。语言与故事的关系是什么?我个人常常在想这个问题,语言不能过,如果你的语言“太好”,好到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被你的语言吸引了过去,那么,有可能你这个小说不会写好,语言的好在于合适,有一句古话是:忘足,履之适。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走路的时候完全忘掉了你的脚,那是因为你的鞋子很好。你阅读一篇小说,注意力始终被语言吸引,你说你的小说好不好?好的语言是平顺的,是家常的,平顺而家常的语言让你想到种种鲜活的场景与人物的一笑一颦,这你的语言就可以说过关了。说到语言我喜欢“朴素家常”。真正的华彩永远是内在的,像玉,玉永远没有玛瑙多彩,但玛瑙怎么可以和玉相比。

写作不残酷,写作有时候倒像是作家在那里自娱

李来兵:

在开始的写作中,正如王安忆指出的,凭着感性的冲动,我完成了处女作的写作,在向理性层面的转换中,我失衡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每位作家最初的写作动机也许都是粗鄙的,比如为了解决自身的某种危机,我记得莫言曾经就说过他最初的目的就是脱离农村,我最初的写作似乎完全是无意识的。是一种性格和兴趣的使然,写作目的的真正明确、有针对性还是在后来,这反而制约了写作的进程,比如我在构思上就花费了大量时间,从立意到布局,从语言到情节,必须强制自己有一个“想透”的过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靠什么写作,写作从社会论上,似乎也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潜规则,写作考察人的多方面才能,真正能悠游自如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的,写作到了一定程度就体现出面目狰狞的一面,成了一种残酷的事业。

王祥夫:

是“喜欢”二字吸引着我开始写作直到今天,我写作好像没有别的更多的想法,就是喜欢,十分的喜欢,好像是,做什么事也没有写作会让我那么痴迷和喜欢。不写作的时候倒是很烦躁,一写作,心情就平静了,我喜欢书斋生活,喜欢平平静静的书斋生活。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写作而不受任何打搅真是幸福。我写作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敢把正在写的小说都想到,都想到就完了,就没有魅力可言了,小说在没有写完之前有一种不可知的魅力,一边写一边会变化出许多东西,这就让人兴奋,如果你把一篇小说的每一个部分乃至每一个细节和每一部分的语言处理都想到了,那你还怎么写作。我习惯是写到下一步知道该怎么继续就停笔,到第二天再接着写,当然要有一个朦胧的总体的想法在那里,这个想法最好朦胧一点,在写作的时候让它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就像是雕刻一样,一开始只是个大型,到后来才一点一点让局部生动起来。我写作,从来都不敢想“透”,一想“透”就什么也不会有了,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所在,这就是写作永远让我着迷的地方。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这只是我个人的习惯。我的习惯还有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最好身边安安静静,家里的一点点动静有时候就会让我很生气,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会变得十分娇气,神经兮兮,脾气也和平时不大一样。写作真是一种很综合性的东西,是对作家的一项综合考察,比如身体能力,比如体验的能力,比如,想像能力,卓越的想像能力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必需的。没有想像能力,你最好不要染指任何艺术。说到写作,你还要时时培养自己把所见所闻的东西在心里用最快的时间转化为语言,光转化为语言还不行,还要鲜活具体。我在走路的时候,与人相交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做着这种练习,在医院里等着被叫号的时候,我会把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看过来,让他们在我的心里变成叙述,变成语言。在路上散步的时候,也会把路边的一株一株松树的型态及这一株与那一株的不同之处变为语言。这是一种训练,没人要求你这样,但你最好是这样,这就是兴趣,很有意思。比如你站在桥上,听桥下流水,是“哗哗哗哗”,还是“古古古古”还是“沙沙沙沙”,在那里站老半天,找最准的汉字来表达,这很有意思。有些人的哭声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倒像是笑,这特别有意思。写作不残酷,写作有时候倒像是作家在那里自娱。

小说就是一种俗物,就是要取悦于读者。作家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人心”在小说里做底

李来兵:

大概每个写作者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关于小说的定义。台湾作家张大春说,小说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就是说,它的未来是不可期的。我理解的小说,它不是具体的务实。不是生活的全部,小说只不过是借道生活。是借助于生活的表面实现自己的飞翔,中间经过一个艺术的想像的空间,栖落地是精神的彼岸,也即是说,它是一个从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超越的过程。小说的矛头只有一个指向,就是生活的内核,是一种穷尽所有逼近本质的努力。还有一个比喻,前些时,我看一本视觉三维立体的书,让你盯着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然后从中看出一样东西,那个东西也许是一座房子,也许是一匹马,也许是一个耳环,在于你是否真掌握了那种看法,当时就觉得这实则就是小说的形态。生活本身是平板也是平庸无序的,一旦对它产生了幻觉。它的立体

感就出来了,这种立体感本身是存在的,这种立体感我理解就是生活的魂魄,因为它远远避开了表面的事物形态,而形成了我们不可知的一个另类。这样说,它也就是小说之魂。

王祥夫:

小说说穿了就是一个好故事,任何想把小说变成政治方面的布道工具或是思想教育方面的读物的想法都是很可笑的,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就是一种俗物,就是要取悦于读者,读者不看你的小说,你有什么办法?你会不会发几千份申请去让读者来读你的小说,任何好的小说家都会对小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你不要把小说写成哲学读物,你也不要想让自己的小说在社会上产生惊天动地的效应,有人看你就不错,有人喜欢你是你的福分,多几个粉丝我更喜欢,好的作家是什么样的人,是那种一进入人群就会马上消失掉,让人不会再找到的,他会溶入,不是鹤立鸡群一样地反倒去与人群分离。那些看上去像是大师的人物实际上是太生,太绿嫩,太可笑,有某种表演性质,别人看着可笑而他自己还不知道。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但我们好像到处可以看到那种像是大师乃至国际大师的人,这是不是很滑稽。对小说家而言,功夫之一就是要在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里引导读者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或者是,引导读者看到一些往往会被人忽略掉的东西,这就很了不得,那些总是让读者看到一些人人都能注意到的东西的作家是最最拙劣的作家,或者是,总是在那里说着几十年前的事,总是自以为是地端着架子在那里诉说所谓的“历史”,所谓的“思想”,所谓的“社会问题”都是可怜的。好的作家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作品可以为一个时代做证,好的作家有一个更为突出的地方,那就是他可以是人性的放大镜。作家是伟大的,是他的作品伟大,不是言论,不是行踪,不是他的到处行走,不写好东西,走遍全球又有什么用?我心中的作家是树,树不会唱歌,树只会静静地开花,静静地结果,一句话,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作家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人心”在小说里做底,小说到最后,肯定是要远离表面的事物形态。这是从阅读上讲,读完你的小说,感觉还在小说所提供的表面事物形态上,那就是一次失败。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故事。一切都只能从这个故事出发,思想,问题,审美,由此引发的种种种种是小说之外的东西,但它又离不开小说。

我们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别人的和自己的。小说注定是要反映社会的

李来兵:

现在,让小说风吹草动的,不止有作家内心的扶摇,还有理论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小说的蓄意的指导,或者善意的建议。批评界好像从来都是东南西北风,各取自便。在我看来。批评家最好是由作家自己来做,您是二者兼于一身的,还有刚才那位张大春教授,他也是,他在自己的论集《小说稗类》中就曾提到,小说应该冒犯常规,小说都实存着“珍贵的自由”,他说,“当小说被写得中规中矩的时候。当小说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当小说只能阐扬人性世情的时候,当小说必须吻合理论规范的时候……当小说有序而不乱的时候……小说也就死了。”又说,20世纪以降,信仰“小说反映社会,反哺人生”论调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常以帝俄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为嚆矢巨擘,且舍之即非小说艺术之高峰。“这一类的论调尝多以小说中所揭橥的信仰、所展现的悲悯、所输布的关怀、所维护的正义为小说美学甚或境界的准绳,实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了。”小说家应“老老实实地表明:世事一无可知。”那么,小说的终极追寻应该是什么,小说有没有彼岸?

王祥夫:

最可怜的就是理论,靠理论指导写小说而获得成功的人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你是否能举出例子?现在理论界最乱,真正的批评精神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在心里最最小瞧而厌恶的就是那种动辄玩新名词的评论家,他们先是创造了一些令人眼花的新名词,然后,他们就以为自己是评论家了,什么“后现代”什么“这后”“那后”,他们对文学创作和作家成长起了什么作用?不知道,真不知道。他们的理论永远和小说是两回事,当然也有很好的评论家,是认真在那里大量的阅读和分析,大量的比较和筛选,很简单,评论家的工作就是大量的读,大量的比较,大量的分析。好的理论家不做什么“这派”“那派”或“那那派”的新名词游戏,好的评论家是最最辛苦的,好的评论家只能跟在作家的后边走。而现在反了过来,他们都要纷纷跑到作家的前边去,这就很好笑,他们要居高临下,要指挥文艺大军。另外,我很反对作家分代,要是从屈原那里分,我不知道我该是第几代,要是从曹雪芹那里排,我更不知道我是第几代,作家是个体,不是冲锋陷阵的军团,不要说什么军,问题是,许多令人作呕的名词,却让现在的一些人津津乐道。作家是独自生长的,不是通过性交的结果,所以说最最可笑的是分代。我真心地想,在中国,不要再有这种可笑的说法,无聊的说法,不尊重人的说法。小说就写作而言是最不可知的,一个人一个样,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冒犯常规”,这样才有可能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家,我们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别人的和自己的,先是打破别人,后是打破自己。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小说要反映社会”这个问题,小说注定是要反映社会的,你的小说哪怕是只单单地写到了你,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因为你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你我都不可能生活在别的星球上,比如你生活在猎户星座上我生活在织女星上。我想“小说要反映社会”不应该是个问题吧?问题这个“社会”是谁的“社会”。是别人硬给你划定的要你去反映的“社会”,要是这样的话,我也反对“反映社会”这种说法。“反哺”的说法谈的是文学的功能问题,这里可以不谈。

我碰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总是说除了自己的作品谁的作品也不看,我认为说这话的人已经病得不轻

李来兵:

长期以来,和其他地域文学横向比较,山西新一代青年作家似乎总在处于失语状态,所谓“晋军新锐”,只不过是一个地域性的窄度名词,不具有整体冲击的气势,更未形成期待中的文学气象。近些年,省作协包括《黄河》杂志为此不遗余力,但收效甚微,除了李骏虎、葛水平、玄武等极个别人,大批的作者尚欠火候,我也是这批人中的一员,我深知,问题不是出在机制上,也许说肌理比较合适,许多作者欠账在学养上,欠账在写作观的建立上,而这些都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还有,山西历来有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这个传统是不是就适合所有的青年写作者,其它的小说主张该不该得到张扬?青年一代的小说家应具有什么样的肚量和视野?这些都是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索和权衡的问题。作为山西本土作家,您对文学晋军的成长有什么说法,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祥夫:

“晋军”、“陕军”、“湘军”,或者是这军那军,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幽默,这种说法因为让许多评论家在那里说了又说,反而让人觉得

有些肉麻,我不知道托尔斯泰属什么军?我也不知道曹雪芹属什么军,海明威呢?但他们写得都很好。我承认,一个人的文体,一个人的语言有时候会受到地域的影响,是不知不觉,或有意为之。这又能说明什么?把作家按地域一一分开,看他们每年的产量如何,这只是有关部门的一种简单统计,和作家又有什么关系?刊物偏重本地作者是好意,重点推出本地作者的作品更是美意,但一个作家的成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好说,简言之,不是培养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培养的,齐白石读过没读过美院?他也没有留过学!山西就小说而言是个大省,从建国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小说家,这也不用多说。且说肚量和视野,谁也不知道青年小说家该有什么样的肚量和视野,总之是宽广一点的好,多向外边看看为好,一定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的话,我认为最好和国内最好的作家比,和国外最好的和历史上最好的比,你总要是和一个小圈子里的当代作家做比就是肚量与视野小。肚量和视野可不可以这样解释:要多关注一下国际上的文学发展,要更多地看看国外都出现了哪些杰出的文学作品。当然,国内的情况你更要熟悉,你要把国内的好作品都一网打尽,好好研究。就写作而言,视野一定要宽,我碰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总是说除了自己的作品谁的作品也不看,当代作家的作品他都不看,其自恋的程度真是令人匪益所思。我认为说这话的人已经病得不轻,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我是认真地看,认真地分析,认真地想。对自己的东西,我倒是很少看。这里也有一个肚量与视野的问题。

我信奉“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

李来兵:

去年,您总共发了9个短篇,3部中篇,1部长篇和许多随笔散文。去年您除了获得全国最高大奖“鲁迅文学奖”之外又获得了山西省最高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而且您蝉联了最近两届“中国文学最新排行榜”,您的短篇小说《婚宴》几乎被国内所有选刊转载,而且几乎入选了全部2005年的最佳短篇小说年选的各种版本。您的中篇小说《愤怒的苹果》入选《2005文学中国》。这个选本一共选了四个中篇,四个短篇,能入选这个版本实属不易。我了解到,您今年的创作仍然丰硕,《作家杂志》第四期刚刚刊登了您的长篇《米谷》,近期《中国作家》将推出您的一个中篇,您给《北京文学》写的另一个中篇也已经杀青。而且您还有几个中短篇的计划在酝酿之中,我对您的成果表示祝贺,也衷心希望看到您更多更好的作品。

王祥夫:

我信奉“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一个人首先是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为一个作家,那就争取努力写出好东西,没东西写出来就没有发言权,你说什么?你有什么好说?苹果树不会结果和柳树又有什么区别?让我感动的是日本的一位纺织大师,现年一百零五岁的……我记不太清他的名字了,他在一百零五岁的时候做完《源氏物语》的织锦带的时候曾对人们说他还有梦想。那么,我想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梦想,作家是爱做白日梦的人,有梦想好啊,梦想永远是美丽的,个人的梦想,民族的梦想,政党的梦想,一切的梦想都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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