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用热血撰写中国绿色圣经的人

贡　玮

从1987年写成第一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徐刚就被冠以“中国环境作家第一人”、“环保作家”的美誉,近十多年来,他又洋洋洒洒写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地球传》、《长江传》、《沉沦的国土》、《中国,另一种危机》、《中国风沙线》等等。他专注于人与自然的研究及环境文学的写作,与著名主持人杜宪一起客座主持凤凰卫视大型纪录片《穿越风沙线》,作品荣获“冰心文学奖”,但是囿于只有专业人士及中产阶级才会关注的环境领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徐刚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

这个发如霜雪的人,目光炯炯,皮肤有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光泽感,脸上既写着世事的沧桑,又饱含赤子的热忱和敏感。他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一个人背着背包跑遍了大江南北,多次奔赴大西北,从黄河长江、沙漠瀚海到古木草原,徐刚撰写了一部中国当代的环境启示录。有人把徐刚称为中国的卡逊,他的《伐木者,醒来!》对中国环境发出的棒喝之声以及所起的警醒作用,可比于《寂静的春天》之于美国。徐刚和卡逊一样,是个先觉者,当年的蕾切尔·卡逊因为发现野生鸟类大批死亡而意识到DDT剧毒农药带给环境和人类的灾害,徐刚却被1987年大兴安岭的一把大火烧醒,他放弃了令人称羡的公职,收拾起行囊,从武夷山走到海南岛的原始森林,再到天目山及中国的几大林区。林木遭到严重破坏的景象令人怵目惊心,他用饱蘸激情和忧患的笔写下了:“一切都是那样简单——从远古到现在——我们曾经有过森林,后来被砍伐了;我们曾经吃尽了洪荒之苦,可是我们仍然不去爱护树木!祖先把灾难留给了我们,我们又把灾难加倍地留给子孙!救救森林!救救子孙!”

但是先觉者必定要遭受不被理解甚至责难的痛苦,卡逊因为危害了工业集团的利益而被指责为歇斯底里的病人和极端主义分子,甚至遭到“她是老处女,干吗要关心遗传学的事情”的人身攻击,而1987年的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贫困地区解决温饱,条件好的地方向致富迈进”,搞经济建设是社会的首要任务,虽然中央在号召环境保护,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仍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环保意识非常淡漠,徐刚在此时发表《伐木者,醒来!》难免会曲高和寡。在浩瀚的时代大潮中,他的呼喊几乎弱不可闻,但是他说:“我仍要在地球上放号——无论我的声音是多么细小——伐木者,醒来!”

时至今日,先污染后治理的论调仍然不绝于耳,“人类是否要敬畏大自然”争论不休,“无须敬畏大自然”的论调竟然出自学识渊博、被人视作文化标杆的院士之口,诚可叹也!徐刚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万类万物之一,人不可能作为单一的物种而生存,如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物种消亡,江河污染,人类将怎样生存?“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人类借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会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捷足先登……”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大自然并不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要予以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如果我们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和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基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他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自然的虔敬:“我跪下,在荒草丛中伏地倾听。我感受着与作为一个人而高昂地站着的全然不同的体会,面对这源头之地的荒野,我是个谦卑者。”

在《中国,一座山和一个人的困惑》中,他探访了山怪、树奇、水秀的武夷山,武夷山素有“骨山”之名,一座山就是一块巨石,武夷山的树、竹、草就是扎根在这些高山岩石之间,但是再强的生命力也抵挡不住人们狂采滥伐的无知和鲁莽。大王峰上到1974年尚存的300棵古木被砍去了298棵,仅剩下两棵!对此,徐刚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担忧,他要对这些行为进行口诛笔伐,他要为治沙护林的英雄们树碑立传!他写“狗官”陈建霖——“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砍树我就咬谁!”;他写80岁仍在守山护林的老共产党员宋永增——“谁跟天目山的树好,我就跟谁好”,他企图用不倦的笔和这些兄弟们站在一起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板斧,告诉人们除了钱以外还有另一种更加宝贵的财富!这是不识时务吗?凭着这点功德能千古流芳吗?谁认识你是谁啊?可徐刚不在乎这些,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他凭着一个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文字敲响晨钟暮鼓,提醒人们不要再“九洲聚铁铸一字”——不要再大“错”特“错”下去了!

徐刚的作品为那些在民间默默献身环保的小人物摇旗呐喊,予他们精神的支援。徐刚曾三次造访河西走廊古浪县八步沙,那里的6位治沙农民是他的好朋友。徐刚深情地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媒体开始追踪采访。纯朴的农民无以回报,只是在他离开时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刚的作品集历史、地理、科学、哲学、人文知识于一体,既有翔实的数据资料,深重的思考,又有“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真情迸发。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评价他:“在我们的作家中,难得有人像徐刚这样十几年里为了人类广大的利益,为了一部意在使世人解朦启惑的书,远离世俗,博集资料,输入学理,磨杵成针。”徐刚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从事编辑及创作,作为知名诗人、散文家,他的文字优美、洗练、毫不矫饰,像珍珠散落在字里行间,在《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原》里他写道:还有一个拾牛粪的年轻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摇动转经筒口中念念有词,我斗胆问他:“你祈祷的是什么呢?”他说:“天上下雨,地上长草。”雪花飘飘使他特别高兴,一天的牛粪捡完了,如果大雪封门,加上原先储存的可以烧个十天八天了,剩下的时间就要念经,念的是六字真言:“口翁、嘛、呢、叭、咪、哞……”翻译成汉语就是“莲座上的圣佛”。

为了收集资料,他每天阅读十几种报刊杂志,披沙淘金,自学了生态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等,但是徐刚并没有选择安坐在“一苇斋”的书房里剪刀加浆糊,而是坚持去实地考察,去听、去看、去写。为了写作,他沿着长江走,于是《长江传》在行走中诞生。但是徐刚是一个没有工资的作家,自费采访之难可想而知,曾经有机构和朋友愿意资助他,但是他婉言谢绝了,理由是:用别人的钱心里不踏实。徐刚说,钱对他的意义不外乎几点:一,尽量让妻子女儿过得好一点;二,能够买书买烟;三,外出采访时受过很多人的帮助,如果这些朋友来北京,他可以请他们吃顿饭;四,投入公益活动。

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具有丰富的内涵,甚至在历史上能够起到某种重要的作用,进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时写道: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有林业系统的人至今认为,《伐木者,醒来!》是他们改变林业思路的开始。徐刚说:“我把这句话视为我的最高荣誉。”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当作家把创作同人类、国家、社会的千万年大计联系在一起,当他行行段段篇篇表达着对自然的赞美、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笔楮难尽的时候,他就是在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起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