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平易、深刻而独特的女诗人

李以亮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年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属波兹南省),八岁时移居克拉科夫。1945-1948年间,在克拉科夫著名的的雅盖沃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语言文学。1954年和1957年先后出版了2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和《呼唤雪人》,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诗歌主题触及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爱情、死亡的关系。在1962年出版的《盐》里,她的写作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探索,经常以一种质疑的眼光去观看事物,企图在诗中对普遍人世表达出一种超然的同情。这种风格在诗人此后出版的《一百种乐趣》、《任何情况》、《大数目》、《桥上的人们》、《结束与开始》等5部诗集里不断地得到了深化。1996年,希姆博尔斯卡由于她的诗“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随之在中国逐渐为汉语读者所“熟知”。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忽视这位杰出的诗人。举例来说,笔者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写诗的朋友表示他(她)并不怎么喜爱希姆博尔斯卡的诗,令我非常诧异。有人不讳言地说她“缺少分量”。除了读者这方面的原因,我不能不想到,也许翻译方面的原因也是大有可能存在的。由于译者也写一些诗的缘故,几年前我就本着学习的态度,试着从搜集到的英语资料中转译姆博尔斯卡的部分诗歌。这个过程个人觉得受益匪浅,同时也受到诸多鼓励,读到我的一些零星翻译的朋友,表示了他们另外一种态度:极大的喜爱和欣赏。

和西方大多数诗人一样,希姆博尔斯卡的诗主要也是以智性胜。然而,问题也有另一面的存在。在西方和波兰国内,她却又以抒情诗人著称。如果认真读了她的更多作品,还会发觉叙事成分在其诗中的大量存在。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希姆博尔斯卡在写作风格上,其实更是一位综合性的诗人。这也是她自成名后越写越好的一个原因。

诗人一生,至今都非常低调,按说还算不上高产(当然,换个角度也不能说少,因为诗毕竟是稀罕之物)。我揣摩,希姆博尔斯卡之所以被“小觑”的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她的诗作虽然深刻,却有着非常平易、朴实的外表。但她绝对不乏深度,更具非常个性化的特征。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她的诗每首都写的非常精到,构思巧妙,时常有极刁钻的角度。同时,她的诗智性空间的巨大,丝毫不仰仗于任何“宏大叙事”、重大主题,她更习惯于以小见大,从细小的事物着手,感受和发现到一种现代诗性的感性存在。她说“我要向大道理道歉因为我只作了小小的回答”。

她从不深奥莫测,不高蹈,但也从来不乏深沉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这在她中年以及其后的作品里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与石头交谈》、《在一颗小星下》都是这样的作品。再如《意外相逢》,将日常生活细节与对战争的反思结合处理,平静的语调蕴涵着感慨万千;而《金婚纪念日》更是一反惯性思维的模式,揭示出为人习焉不察的主题。很多诗人甚至是非常优秀的诗人步入晚年后,要么不能继续诗歌写作,要么强撑着写些抽象、接近散文的“诗”。希姆博尔斯卡晚年作品也更多处理抽象主题(如时间、死亡),但她却以惊人的才华使作品具有了细致、独特的魅力,丝毫不给人文笔干涩的印象,她的笔下充满了真切的体验、丰盈的生活细节,她的诗总有着与个体的深切感受水乳交融的哲理成分,像《自杀者的房间》、《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一间空屋子里的猫》等诗,人类之爱、时间、死亡的主题都是以非常具体而独特的视角来处理。可以想见,希姆博尔斯卡是把每一首诗的写作,都当成是在雕刻一件永恒、精美的艺术品对待的,她的艺术性、技巧性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不过,她可不是所谓“形式主义”的先锋派,她对形式的追求和语言的表现密不可分。《自体分裂》固然写得极富距离感,但其包涵的深沉情感令人动容。《与死者秘密交往》和《夸我姐姐》也是如此,前者压缩进多少生命的内在体验,后者又说出了作者很不同于一般人对诗的见解——这种见解今天于我们也许尤其有益。

对于这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我们的学习理应更深入和细致些。在我的汉语诗歌阅读视野里,其实也真有得益于希姆博尔斯卡的写作者。这里集中的希姆博尔斯卡诗歌,主要是根据波兰裔诗人Stanislaw Baranczak 和美国波兰文学研究专家Clare Cavanagh 的英译本翻译,局限是显然的,但译者已竭尽了全力。在自我学习之外,如能为少有机会接触这位优秀女诗人作品的诗人和读者提供一点参考,笔者当喜出望外了。

2009年5月在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