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

江　泓

黑牡丹与青蛙13号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

当这个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别人指着“他” 的肖像问病床上的她,“认识吗?”“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那是2003年的春天,她93岁,“思维虽不再明晰,记忆也显得模糊,但仍还可以本能地与人简单对话”,一个月以后,她阖然长逝,在她闭眼的那一瞬间,她还是不记得那个人吗?那个给她写下那么多美丽文字、与她携手共渡五十五年的男人!

我不禁悲从中来,沈从文、张兆和——这对我们心目中的恩爱典范,虽然“与子偕老”了,却真的未必“死生契阔”啊!也许那样的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八岁。起初,张兆和对沈从文一点感觉也没有,她上过沈的一堂课以后,还回家说笑给二姐允和听:沈从文第一次踏上大学讲台,面对那么多面孔,紧张的涨红脸,说不出话,只好在黑板上写下“请给我五分钟”,之后才开始讲课。

虽然当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饱受赞誉,已经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但是在张氏姊妹眼里,沈从文并没有什么稀奇,不就是一个小学文凭,大兵出身,又身无长物的穷书生吗?还操着那么重的湖南口音,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兆和,张口就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在他口里“校花”都成了“笑话”。

沈从文大概从1928年开始对兆和的追求,兆和18岁,大学二年级,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很多男生仰慕、追求她。一心向学的兆和不以为然,只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留存起来,不予理睬。

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沈从文递给他的一封信,打头第一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少女有点懵,但还是不动声色编号为“青蛙13号”留存起来。

随后沈老师的情书源源不断的涌来,允和调侃妹妹,这些信“要是从邮局寄,都得超重”,而在张兆和看来,“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其实这不是沈从文第一次动感情,他在辰州当兵时,爱上过当地一个女孩,还被女孩的弟弟骗去1500块大洋。这也促成了他的逃离和出走。但是这次明显不同,“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

有心理学家研究证明,初恋症状几乎等同于轻度躁狂症的症状,沈从文生病了,病到完全不能自控,用他的话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他写下许多完全没有自尊的呓语,“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他甚至软硬兼施,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岂止是不怕,说出这样的话,简直会让女孩子看他不起,优秀女孩怎么会喜欢这样下跪、寻死、甘做奴隶的人呢?!年届30岁的作家却不管不顾,单纯的像个孩子,只管大雨瓢泼似的倾泻自己的爱情。

乡下人喝上了“甜酒”

沈老师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学校掀起波澜,引起许多议论,令家世清白的兆和不堪重负,觉得有必要找校长胡适说说清楚。

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胡适的客厅。其实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一面夸奖沈是个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为安徽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反复讲,“他崇拜密斯张倒真是崇拜到了极点”,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在他看来,“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情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胡适为人坦荡,将这封信的副本寄与兆和,兆和却不以为然,在日记里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彼时的兆和是冷静和清醒的,在我看来,那样的爱情观也是理智和正确的。可是,正如允和后来的回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后来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照样殷勤的空中飞鸿,“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这样的说辞当然比寻死觅活,低三下四令人感动。张兆和忍不住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因为感到他为了自己,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为了自己,舍弃了安定的生,却在伤心中刻苦自己,即使不能回应他的爱,也要为他祝福——产生这样的想法,信虽说没写,心扉却分明打开了一条缝。

1932年暑假,饱尝思念之苦的沈从文来到苏州,看望他心目中的“女神”。“女神”去图书馆了,接待他的是允和,请他进来,那个羞怯的书生却既不肯进也不情愿走。机灵的允和要了他旅馆的地址,他才低着头离去。

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女儿怎么可能去旅馆看望一个男子?允和大概存心想沈从文做妹夫,于是给妹妹出主意,让她去回访老师,还教她说辞,“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兆和照办了,老老实实、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二姐教的话。

沈从文迈进了张家的大门,这次苏州之行,他颇费了心思,带了一包书,一对有两只长嘴鸟的书夹。书托巴金选购,是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装本英译俄国小说,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有分寸的张兆和只留下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因为会讲故事,沈从文在张家特别受到五弟张寰和的款待,还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沈从文没有忘记这友谊,后来写《月下小景》,每篇的最后,都写有一行为“张家小五”辑自某书的字样。

张兆和的家人比张兆和更早的接纳了这位文坛天才,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她自己说,“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细究起来,这动摇究竟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蛊惑力?还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善良?或者是滴水穿石的顽固?甚至他的名声、胡适和家人的认可?这所有因素的综合也说不定,“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只希望她的“动摇”不是出自同情,如果是同情,那么同情能不能转化为爱情呢?日后的生活慢慢会给出答案。

反正,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湖南人的霸蛮和韧劲,追到了她的“女神”。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 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并没有正规的仪式,家里也很寒碜,(因为沈从文向兆和父亲和继母表明不要一分钱,兆和没有得到家庭的彩礼)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增添些许喜气。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这个乡下人终归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信纸上的爱情?

能拥有那么多追求者,让那么有名气的沈从文都为之魂颠倒,张兆和觉得意外。她的家人包括保姆也同样意外,在她们眼里,“她的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其实我也觉得合肥张氏四姊妹当中最不具大家闺秀气质的就是老三张兆和。

看她的照片,尤其是跟其他姊妹的合影,总觉得她不像出身那样的大户人家,怎么看怎么像《林家铺子》里的千金林小姐——小家碧玉模样。她自己也不在意姿容风采,更不刻意描摹自己的女性特征,她总是穿阴丹士林的蓝色的布袍子,还喜欢做成男式的大摆袍子。

据允和说,有一次去参加亲戚的婚礼,家里的人嘱咐她一定要做一件新衣服,她又要做蓝色的,气得允和大骂,“人家是结婚,你做蓝布袍子干什么?”

兆和是素朴低调的,不喜欢引人注意,她从小就这样长大。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下面还有一串六个弟弟,自然很难得到重视。大姐元和因为是头彩,又有老祖母罩着,受到格外的恩宠;老二允和敢哭敢闹,照顾她的干干也泼辣得很,也吃不了亏;唯独这个老三,没人娇宠,也没人为她心痛流泪。母亲太忙,没时间管她,经常在盆里放一串糖葫芦,让她自个儿玩。凶巴巴的家庭教师于先生拿着木尺打她的手心时,她不哭,有点飞扬跋扈的允和欺负她,她也不埋怨。小小年纪的她在朱干干鼓励下,就着咸豇豆,喝几碗稀饭就能得到满足。

虽说系出名门,可她的生活好像被砂纸打磨过,粗粝而坚韧。也许正是这样杂糅有平民气质的闺秀,才更能激发沈从文这样草根的激情,否则太过于高远的阳春白雪,也会令她像《龙朱》里的王子,没人有勇气和胆量敢于靠近。

沈从文几百封情书的攻势,让张兆和芳心暗许之后,1933年春天,沈从文写信给兆和,让她请允和帮忙提亲,约定如果获准,就发电报通知“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开明,何况对沈从文也满意,一说即成。

性急的允和马上去发电报,机灵的她只发了一个字“允”,这个字一语双关,既是内容又是发信人名,沈从文应该也能会意。恋爱中的兆和却生怕心上人看不明白,又偷偷跑到邮局,老老实实发了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据说这是中国第一封白话电报呢!

小说《主妇》透露出信息,他们准备结婚的日子,忙碌而甜蜜。可是婚后才四个月,沈从文因为母亲生病,就不得不回家探亲。他是一个人上路的,张兆和并没有陪同。途中,他怀揣着“三三”兆和的照片,几乎每天一封信,“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微笑,一大堆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凡曾深陷爱意的男女,都能体会那种恨不得要和爱人分享一切的感觉。

兆和当然也有回信,信少得多,也冷静得多,最热烈的莫过于“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如果换了别的不冷静的女子,早就会因为这样的担心和不忍别离,陪着夫君去探亲了。

对于张兆和的婚姻,带她长大的保姆朱干干并不满意,她想得很简单,且不说沈从文各方面都配不上三小姐,就说没钱没资产这一项,能不让人揪心吗?他们的生活怎么保障呢?沈从文有着文人的骨气,结婚时写信给岳父,说不要他们一分钱。气节有了,兆和苦了,家里一无所有,全要从零开始。

沈从文甚至当掉过兆和的一只玉戒指,不知道是维持家用,还是为了满足他收藏古董的爱好,而且事后还把当票忘在要洗的裤兜里,好像全然没有在赎回来的打算。不知道兆和是什么反应,想来伤心是难免的。

虽然她习惯于默默无闻,躲在角落里不被人注意,但她骨子里好强,也希望自己优秀,还出版过一本叫《湖畔》的书。可是因为婚姻,她收起玩心和理想,本本分分做了主妇,关心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

沈从文只是云里雾里,关心他的写作世界也就罢了,他还有个跟屁虫九妹跟他们一起生活,(后来这个九妹非要嫁个泥水匠,生了三个孩子,五十年代因饥荒饿死)这个九妹非常顽皮,一个星期就能花光她哥哥一个月的薪水,张兆和说,“把他哥哥的生活搅得大乱,也把我搞得很惨”, “我跟沈从文结婚以后一直瘦得皮包骨”。还真是,一直到老,兆和都是清矍消瘦的。

和那些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天分的人相爱其实很辛苦。比如沈从文收藏古董、文物的嗜好,外人看来高雅得很,却让为生活拮据而苦恼的张兆和产生“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的反感,这个一直优裕的三小姐,对自己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有怎样的烦忧?对于自己的选择又有没有过悔意呢?开在信纸上的爱情之花,在现实生活里能找到相宜的土壤吗?

现实中的婚姻

沈从文娶到张兆和自然是心满意足,对兆和的追求和爱恋,刺激着他的创作欲。认识兆和之前,他写《龙朱》、《神巫之爱》,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爱情成功以后,他写《月下小景》,笔下是女性的魅力和男子为爱而屈服的融合。

沈从文字自己说,“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孩时,几乎都是黑肤色,《边城》里面的翠翠、《长河》里面的夭夭,甚至有篇小说标题就叫《三三》。“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沈从文说得不错,没有张兆和,就没有《湘行散记》,没有《从文家书》,也没有《边城》。可是话又说回来,没有张兆和也会有李兆和,王兆和吧,诗人气质的沈从文,总会为自己的爱情找到一个适宜的对象。

至于张兆和最初明显不爱沈从文,甚至“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古怪不体面的事,但她到底嫁了这个令她日久生情的男人。这位张家三小姐,本身就如同她爱穿的蓝布袍子,不是一个特别灵动的女子,也不喜欢奢靡浮华,一旦嫁作人妇,就更加务实。

她曾经给沈从文写信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初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情形似乎应该颠倒过来才对。

对此“乡下人”沈从文还有那么一点遗憾,他比兆和有更多“罗曼蒂克”的想象。1935年他写《自杀》,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琐事将激情消磨殆尽,失去了“惊讶”和“美”,夫妻恩爱的质量降低了。但是在理智上,他也清醒,1936年写的小说《主妇》里,他形容碧碧“紧紧的植根泥土里”,“那么生活贴于实际”,他决定向她学习,要“贴近地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和几个同仁一起辗转去了昆明。这一回张兆和还是没有随行,在分离中,沈从文的来信很密,兆和则稀疏得多,多半是担心丈夫成为别人的负担。可见别人崇拜的文豪,在她心目中实在稀松平常。当然,还要维护为夫的形象,比如,再困难她都不许沈向自己家人开口要钱,“到不得已时等我自己写信,这话由你口中说出去,我不愿意”。保姆的担心成为现实,现实生活的磨难让27岁的兆和感觉“什么都无兴味,人老了”,一望而知,沈从文没有给她足够的幸福感。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小说里,人物的情感和理性依然矛盾,但在现实中,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与张兆和的婚恋,无论春和景明,还是狂风骤雨,也无论是逃离,还是回归,沈从文都将他们转化成了精美的作品。

坎坷归于平静

战争末期,沈从文一家从昆明迁回了北京。他早到半年,趁着没人管,又买了许多瓶瓶罐罐漆器之类的古董。兆和也只能叹叹气,像宠爱顽皮孩子的母亲一样,由着他去了。沈从文也开玩笑的喊她,“圣母”、“小妈妈”,说她在“朴素”的背景下,创造了“光彩鲜丽”的场景,对她的爱也显得深沉和自信了。兆和依然是沈从文的“缪斯”,他迫不及待的开始新的写作。

可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止了他。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严厉批评他的文章,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郭沫若语)。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他说自己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对沈从文的打击更大的是北大校内的大字报,有些是他教过而且还相当欣赏的学生贴出来的。

抑郁成疾,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朋友们让他在清华园疗养两个月,张兆和还是没有去陪他,甚至可能没有去探望过他,依旧只是书信往来。他说,“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她则说,“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已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地回来,则对我也是一种解放。”

有一次在兆和的信上,他逐段加批语寄还回去,情绪极其灰暗,其中一段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他还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呼我,如活祭——”张兆和依然只是回信,并没有动身去探望,尽管清华园并不遥远。

在沈从文忧郁症治愈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两处房子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想象在北京奇冷无比的冬天里,沈从文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做学术研究的情形,我不得不说这个女子实在冷静到了有些冷漠甚至冷酷的地步。

她其实从小就有着冷酷的一面吧?金安平在《合肥四姊妹》一书里,说她年幼时,用自己的小凳子,把一个泥娃娃砸得粉碎;又赤手空拳,将一个布娃娃撕成碎布。最夸张的是,父母给她买来一个橡皮娃娃,心想这一次她总破坏不了了,结果兆和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针线盒里找了把剪刀,只一刀,就干净利落,剪掉了娃娃的头。她安静而沉默,但是和大姐神秘的沉默、四妹散淡的沉默不同,她的沉默多少含着一些对抗和较劲的意味。

所以在她积极向新时代靠拢,努力跟上新节拍的时候,难免会觉得从文“落后,拖后腿”。他的儿子也支持她的想法,“妈妈成为穿列宁夫的干部,真带劲!”他们和母亲一样无法理解父亲:“(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沈从文在家里是孤独无助的,他试图去找当时正春风得意的丁玲去沟通,希望得到她的开导。他们曾经那么密切,他也给予过她那么多帮助。可是他再次失望了,沈从文的儿子虎虎,跟父亲一起前往。他说永远忘不了“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的接见”。

孤立无援、苦闷无比的沈从文彻底崩溃了,他在家中割开手腕动脉、颈上血管,还喝下煤油,可见去意已决。她的家人并没有发现,还是恰好做客沈家的一个堂弟,发现了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沈从文,只见他不停的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

沈从文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出院回家不久,张兆和就为了适应新生活,去华北大学深造了。儿子照顾和教育他,“(你)既然(愿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他说:“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也许是音乐比家人给了他更多精神世界的快乐和平静,普契尼和威尔第帮助他完成了自我救赎。

我总觉得张兆和并不是沈从文真正的知音,在他声名大作时,她经常忍不住改他的语法,一度使得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因为经她一改就不再是沈的风格。而当沈从文辍笔时,她又误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其实,正像沈从文当初“爱的顽固”攻克了张兆和“不爱的顽固”,张兆和再次改变了自己的顽固,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而沈从文依然顽固,因为“不能再为自己写作、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就坚决地放下手中的笔。

当找寻到意义,他又恢复了写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问世,发表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的文章,还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当他定准自己的位置,找到恰当的题材,不受其他拘束的时候,他就可以一如既往的写作。

但不管怎样,他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兆和。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还是向她倾诉一切,也不论她是否理解,是否同情。他称她为自己的“乌金墨玉之宝”,她仍然是他生活的支柱,对她饱含深情。

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过这么一幕:“1969年,沈从文下访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我也看到过令我心酸的报道,沈从文在1985年接受采访时,女记者听说他在“文革”中,被命令打扫女厕所,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那只胳膊,嚎啕大哭起来。目击者称 “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也许,在家里,张兆和没有给他一只可以这么哭的胳膊,他才会借用陌生女子的臂膀?

当外界环境改变,他们的境遇变好之后,人也已经老去,那种相依为伴的感觉还是很打动人的。作家龙冬曾经提到他和两位老人交谈时的情景,沈从文“用力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还有散步时,“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着”, “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就在这种“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回合中,信纸上的爱情走进现实生活。

但是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并不代表灵魂的相通相知,张兆和在1995年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的时候,写过一段《后记》,“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历经沧桑后的理解和懂得,对于张兆和,又是幸福还是不幸呢?而她内心曾经有过的挣扎和苦楚,沈从文是不是一定理解和懂得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保留着各自独立的幻象空间,相互陪伴,一起走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