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目中的文化偶像

不久前驻美大使秦刚在美做了一次主旨演讲，讲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热词，其中提到了“饭圈”。

“‘饭圈’，指娱乐业粉丝组成的圈子。一些明星为追求流量，通过互联网平台、商业炒作，误导粉丝疯狂追星模仿，导致粉丝中模糊身份认同者有之，散尽家财者有之。在种种混乱畸形的背后，是互联网平台及其幕后资本主导的一条利益链。”

“饭圈”文化，是最近的热点，其本质是娱乐圈过度商业化、资本化的扭曲反映。

说起“饭圈”文化，离不开的就是“偶像”文化。

“偶像”一词在流行文化中的应用起源于日本，“偶像”原指有人气的艺人，或活跃在娱乐文化多方面的歌手、演员、综艺表演者。二战后的日本，随着电影、流行乐和电视的崛起，出现一些侧重“青春人设”的明星组合，标志是1985年出道的“小猫俱乐部”。这个团体由众多“可爱、亲切，但看上去不带任何明星气质的邻家少女”组成，主要演绎专属歌舞，不追求表演质量和艺术表现力，靠卖人设和互动圈粉，并从中拓展各种有形无形的周边市场。这已经与现在的明星商业运作模式基本相同。

随之而来的“韩流”则把这一现象推到极致，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歌坛开始涌现嘻哈、舞曲、抒情歌谣等风格为主的组合与歌手，韩国组合从一开始就男女并重，甚至男团多于女团。之所以如此，是韩国经纪公司精准计算到大量有消费能力、较男性粉丝更具冲动消费特质的女性，更容易被这种“互动性饭圈”牢牢锁定。

而在大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相对成熟的造星机制支撑下，一批港台明星风靡大陆，作为“饭圈”先行者的“追星族”批量涌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偶像产业与“饭圈”文化相伴相生，日渐成熟。

雷锋是一代人的偶像

起初，粉丝追星主要来自个体行为，其关联在于偶像作品和粉丝消费的较低层次，更强调的是双方的交流和互动。但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这种关系渐渐变味，追星的粉丝从单纯的崇拜已经转变为偶像养成的参与者乃至供养者，他们奋力通过打投、应援、消费以及数据造假等行为，提升“自家偶像”流量，将之推向“顶流”的神壇。“饭圈”也因此成为组织严密、等级明确且分工精细的民间群体。据披露，有的“饭圈”后援会下设分工明确的不同部门，如为偶像投票冲榜做数据的“打投组”、规划线下应援相关事宜的“策划组”、进行网络控评和举报删除明星黑料的“反黑组”、以偶像名义施行公益举动的“公益组”等。不得不说，“追星”已经由一种社会现象转变为一种社会“恶象”，尤其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最近整个社会已经认识到这种危害，开始对“饭圈乱象”进行整治，随着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激浊扬清，娱乐圈畸形乱象得到进一步矫正，一段时间以来已卓有成效，相信不久的将来，公众可以公正自由评价偶像演技或者作品优劣，也不会因为批评而遭受粉丝攻击，共同享受清朗的网络空间。

“饭圈”文化和“偶像”文化反映的是我国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过程中，一些年轻人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我们要深刻反思的是在新时代风云变幻之中，如何坚守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观。

当前以偶像为消费核心的文化在青年一代消费中占据很大比例，且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各类文化活动中，众多的“真人偶像选秀”“数字游戏中的虚拟偶像”“明星歌舞秀”充斥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

记得几年前国内媒体搞过一次“20世纪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活动，但候选名单一露头就遭到很多质疑和批评，一些影视娱乐明星位列其中，和鲁迅、巴金、老舍等文化巨人为伍。尤其是张国荣、王菲等娱乐明星得票遥遥领先，更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不过这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及当时那些作为评选主力的青年人的多元思想。

金庸先生在这次评选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有媒体就此对他做了采访，金庸先生说：“读者喜欢我的小说，我很开心。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小说不能与胡适先生、陈独秀先生的作品相比。如果让我选出我心里的十位‘文化偶像’，我已经选好，他们是：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体现了人格的伟大。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对于娱乐明星进入文化偶像前列，一些人大惊失色甚至痛心疾首，其实也大可不必。毕竟对于“文化”的理解，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正是当今社会多元化的折射。

但其身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却不得不让我们深思，那就是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正确引领和培养。

时代赋予了当今青年展示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也对他们以积极乐观励志的人生态度健康成长提供了土壤，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以此来决定“文化偶像”的定位和取舍。

“圈粉时代”盲目的“偶像”跟风，导致原本给人以正能量、让人积极向上的文化偶像，人为地被虚无缥缈的、物质的、幻象里的偶像所取代，而那些经过磨砺、甚至磨难而练就一身才华，创造不朽文化艺术作品的文化巨人，却逐渐被冷落、被边缘化。正因为如此，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应该成为青少年成长中重要的精神食粮，“弘扬传统文化，重塑文化偶像”也必然成为社会直面文化偶像现象的选择。

加强对“饭圈”文化的社会治理，需要从行政管理层面为偶像经济运作设置边界。当下，《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中的各项措施逐步施行，对社交平台、明星艺人、经纪公司和粉丝群体等多方进行规范和监管。这不仅有利于引导粉丝群体正确审视自身与偶像的关系，也能够推动偶像经济领域行业自律的形成。

治标还要治本，除了出台政策进行管控之外，我们还需要找到我们的文化根基，塑牢我们的文化偶像，这样才能谈及文化的自信和文化教育的功效。

就文化人物评比，有媒体评价：“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中，无数的风云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只要提到他们的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中国。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取向，或者是一种精神。有人比他们有名，有人比他们贡献大，但相对而言，他们兼具了文化符号的意义。比如鲁迅，在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氛围里，他那石破天惊、特立独行的做人为文作风，令萎靡的中国思想界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并照亮了每一个麻木的角落;比如金庸，中国20世纪首屈一指的武侠文学大师，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真正達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比如雷锋，他用无数琐事铸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堪称中国道德的丰碑……”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符号”。所谓“文化符号”，就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传承。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哺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树立中华民族形象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在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而达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

这个“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既宣扬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又展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

另一个就是“中国道德”。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也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在社会大融合的今天，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道德失范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突破公序良俗底线、妨碍人民幸福生活、伤害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我们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整治娱乐圈乱象，就要使青少年清楚地认识到流行偶像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并用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去树立模范偶像和榜样，把青少年引回到正确的道德观念上来。

编辑·李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