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源泉

马炜：各位老师，“我的创作源泉”2016野草笔会主题论坛现在正式开始。

野草笔会是绍兴文学一年一度的传统项目，从去年以来也成了绍兴打造中国文学之城的重要内容之一。笔会用两种形式召开，一种是以我们绍兴本地作家的创作为主体的笔会，我们邀请全国各大文学杂志主编和一些专家为我们绍兴本地作家的作品把脉、问诊，提修改意见。另外一种形式，是以《野草》杂志为主体，邀请重要作家就某一个文学主题进行讨论，今年就是采用这一形式，话题是“我的创作源泉”。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每个人的创作历程、关注点、侧重点都不一样，最后造就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有独特的个性，千姿百态。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交流，一方面能促进创作发展，另一方面对本地作家也是一种启发。如果说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的讲座是一个人的独角戏，那么今天我希望变成集体的讲座。

今天的场合大家都是自己人，可以敞开心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开始话题之前，我先把各位来宾介绍一下，有许多来宾绍兴的作家都认识，还有一部分第一次来。我先介绍绍兴本土的作家。方伟平教授，绍兴鲁迅作家群研究项目的负责教授；陈蘅谨教授是越秀学院的青年评论家；吴春妮是写散文、写小说的青年作家。朱建平，在公安的，是一个警察，写小说挺多。汪志成老师是绍兴很有名的老作家。麦秸，不是绍兴的，是陕西的，***的老乡，以前我们说他是打工诗人，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诗人了。王锦忠，是越城区作协主席；吴红是公安的，警察学校的副校长；东方浩是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著名诗人。李凯，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鲁迅作家群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基本上绍兴的作家就这么几位。

斯继东：我们这次外地的来宾有14位，绝大部分是70后作家，我一个个介绍一下。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鲁奖得主。张楚大家也比较熟悉，鲁奖得主。弋舟是甘肃的作家，也得过国内的很多奖。肖江虹是贵州的作家，电影《百鸟朝凤》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原小说作者。阿舍是宁夏作家，杨遥、东紫都是70后作家。王十月也是鲁奖得主，李浩也是鲁奖得主，东君是浙江的作家，沈念是湖南的。

马炜：其实好多作家都来过绍兴几次，都是老朋友，我们就开始讨论吧！

徐则臣：题目叫“我的创作源泉”，感觉像一个中年人在梳理自己的文学来路。在座的，起码70后的作家，可能会很少考虑自己的创造源泉到底在哪里，就是凭着一股劲写。前几年有批评家说70后作家有点问题，迟迟没有进入中年写作，这个题目可能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年写作，非常有年龄感、沧桑感。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差不多，我们的来路也都比较接近，都在于一个大的框架内，没有更多、更奇特的来源。区别仅在于一些个体、个案，或者说更喜欢哪一个流派。比如我，营养更多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学，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文学。刚开始对文学感兴趣时，我所借鉴的资源与别人稍微有点区别，是武侠小说。出身农村的作家比较容易理解，乡村书特别少，资源贫乏，能见到的书多是武侠小说，所以我在五年级的时候把现在经典的武侠小说全看过了。真正写作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方面：一、经典的现实主义写作；二、中国古典文学；三、80年代的先锋文学。先锋思潮，从我开始写作就是看了他们的小说。我们可能都是从这一路来的。所以我们刚出道的时候对技术问题、语言问题都比较在意，能够看到这一代作家在语言和技巧上看起来更熟练，起点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好像在鲁院也有过一个70后作家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写作的源头之一是先锋文学。先锋派的作家对我们影响的确非常大，这些东西在我们刚开始学写作的阶段非常有效地扩大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从过去相对比较狭窄的现实主义到波诡云谲的先锋文学。但现在，我想反思的问题是：曾经给了我们那么多营养先锋文学，后来为什么走不下去了？

有一次在台湾开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放弃了准备好的稿子，临时把自己发言改成谈先锋文学，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有兴趣。现在能够留下来的经典的先锋作家差不多都是改变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回归了现实主义的作家。两者在形式和表达上显然有很大的区别。2010年我在美国的爱荷华待了4个月，写作任务完成后，就到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把先锋文学作家的书全部借出来，重新通读了一遍。我发现最喜欢的书是马原的。别的作家都是诘屈聱牙的翻译腔，比喻都硬邦邦的。而在那个时候，马原的语言和叙述跟我们现在的书面口语小说非常接近，閱读没有障碍。我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那时候马原能够及时把那股浓郁的文艺腔给有效地本土化了，而其他作家没有？那些先锋作家的先锋创作为什么走不下去？我不知道想明白了没有：因为那个意义上的先锋不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法国的新浪潮，美国的托马斯·品钦，他们在年轻时候是先锋，到了七老八十还是先锋。那个先锋长到了他们的骨头里。但我们的作家可能只是一种写作策略。那么，我的创作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当年都很喜欢这些先锋作家，但是现在可能80后、90后作家都不太看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品了，它们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和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源头。一个90后作家创作，先锋文学可能在他那里已经在被漏掉。但这些作家肯定给我们留下什么，留下的是什么呢？我偏向于认为，除了当初感觉到的语言、结构、意识，形式主义的东西，留下我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精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匠人精神，执着地追索的精神，强烈的个人化的精神。可能某些方面不是很接地气，但是对我的写作很重要，我个人创作的源泉、动力，以及我的问题意识，都能从这个源头找到来路。我可能患了意义焦虑症，每写一部小说我会想意义在哪里。现在驱使我写下去否认，正是这个问题意识，你有疑惑，每个小说都是在解决你的问题。一种留在你潜意识的东西，你提笔的时候就已经在了，所以你有话要说。有朋友会问，我的写作持续到什么时候。真不敢说。哪一天我真觉得自己无话可说，觉得自己说话没什么意义了，那可能就不写了。所以，目前的创作源泉就是一个问题意识。有想法，要解决一个问题，我就会去写。如果这个问题我想透了，或者完全不知所云可能不会去写。

马炜：谈到了创作的感情之路，我觉得是取法高度，顺便把我们先锋文学梳理了一下。

张楚：我的创作源泉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我觉得时空在小说中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取消了时空，等于血肉失去了骨架无可附丽。中国传统小说中倚重时间的线性叙述，不管是《史记》的传统文学源流，还是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的笔记体小说，抑或是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时间在小说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小说价值和意义的依附，都靠时间的纵向来展开。《金瓶梅》写西门庆由盛及衰，《红楼梦》的家族叙事，无不显示了时间的巨大张力。到了晚清和民国，小说现代性问题的显露，使得空间逐渐代替时间，近代官场小说、谴责小说，都将叙述中心放在展示广阔的社会空间上面，不管是《孽海花》还是李劼人《大波》三部曲，都有着时间和空间交错织就的巨大的社会网络，可以说，从小说的发展史看，中国小说和西方近代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时空的问题不管在巴尔扎克那里（试想《高老头》中对伏盖公寓事无巨细的精准描写），还是在福楼拜、司汤达那里，空间都逐渐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凸显出来的问题，及至麦尔维尔（《白鲸》中海洋就是一个充满神秘性和未知性的不确定的空间），再到美国南方文学代表福克纳、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马尔克斯，空间不仅是小说事件的发生场所，甚至成为了一个美学标志，一个审美的空间。从小说的发生学这一角度而言，小说的虚构想象力很大程度上依赖时空的建构，没有时空，小说的物质外壳和密度就无从展开。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写作者，我的写作是从属于我自己的时空和想象开始的。他们从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县城出发，在我小说中以沉默的姿态形色可疑地结束。从我小学四年级到达这座县城，多年之内，作为空间和时间见证者的的它，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门市里的商人换来换去，门市里的商品也换来换去，然而不变的，是我每天都要经过这些街道，经过这些或陌生或熟稔的小镇人。即便参加陌生的饭局，看到那些应是陌生的人，你也会觉得他们那么眼熟，只因这些年里，没准你就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他或她：破旧的电影院里、接送孩子的学校门口、县政府的某个会议上、医院里的某个病房，卖安徽板面的破房子里……总之，那些你以为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已与你擦肩而过。另外一群人，则是时刻与你朝夕相处的人，他们是你的朋友，而且职业各异：有卖文玩的，有卖观赏鱼的，有开小饭馆的，有政府秘书，有房地产老板，还有卖摩托车电动车的……可以这么说，他们早在属于你的时空里投下了暗物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沉默着，只有在特定时刻，他们身上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同时，作为小镇上的居民，他们都保留着“复制人”的美好品德——你无法在他们身上刻意挖掘出更多的情感类型和不安因子，你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和略显粗糙的技法，将降临到你身上的灵感战战兢兢地转化为人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

所以我想，对我这样一位写作者而言，身边这些有个性或者没有个性的男人或女人（如穆齐尔所言），在他们身上显露或隐藏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缘由，可能才是最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才是有个性的，独立的，甚至是永恒的故事。他们貌似波澜不惊，其实真相早与镜像融为一体，你无法用更多的技法和力量去做更多的阐释与勾芡。在我的小说中，时间的概念似乎有些模糊，但是我力图在狭窄的空间内，将建立在这些人之上的文学想象，赋予我自己对人性、对人心的理解和执拗的盼望。可以说，他们是我热爱小说，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理由，他们是我文学想象的起点，也是我写作的终点。

弋舟：我和他的经验、看法有惊人的一致性，就是这么一拨人，创作之初的源泉确实很相近，可能咱们提笔的时候，文学正处于爆炸期，最突起的现象就是先锋文学的东西。给予我们的肯定也有负面的东西，人就是这么长大，呼吸这样的空气、喝这样的水、长成这样的模样，这些东西无法更改。先锋文学如果给我们带来了麻烦，现在也是一目了然。说简单点是不接地气，前辈们的创作实践也是这样一个走向。

徐则臣：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好好说话和现在不好好说话完全不一样，偶尔说家常话是修炼一辈子才能说出来的。

弋舟：所以我现在考虑那个腔调的写作可能也是容易一些。但是前辈们给我们带来精神的塑造也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创作可能大家再去看表面上都是现实主义的方式，但是内在现实主义的东西已经是不动声色了。那个时候是大动声色的现实主义，今天我们可能隐藏在现实主义之下。当时大家的确是在看，今天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同行作家们可能对当年先锋文学已经非常隔膜了。文学资源的来路发生了重要的變化，显然也有可能不一定非得看经典作品。我就想，从人的内心来，而且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们强调了很多年，要看世界、看周遭、看我们的现实，但是今天的创作源泉可能就是问题意识，某种意义上就是看自己，一个人观察自己有多深，你看待别人就有多深，观察自己有多广阔，看待世界就会多广阔。其实观察自己往往在于自虐，这些东西起作用的时候就是今天创作的源泉。首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究竟难过什么？究竟高兴什么？刚才继东也强调了一下我们大都是 70后，今天的写作情绪跟10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学的态度，越来越把文学态度转化为对生命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名利的东西渐渐消散了。也算活了半辈子了，还真练出了一种方法，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转化为文学作品。今天我的创作源泉，实际上早期的那种就是海量的外来塑造，今天就是内在的自我塑造。我们人毕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文学风向的变化，理念的变化都会影响我们的状况。为什么西方先锋作家能一辈子这么干？他有坚定性、一致性。我们不能拿简单的论定来考虑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为了市场、迎合读者，我相信他每一次转型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最终是他的文学诉求在起作用。他为什么把一个说得不太像人话的东西往人话里去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自己也在变化，甚至为了那种变化还专门在训练自己。是不是要一直坚持？要是固定在过去的姿态也很好看。我们今天又有一个问题，今天你要看是不是好的东西都有它的一致性？讲人话的东西。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得允许有一小部分人不讲人话。所以我们有时候考虑文学问题、艺术问题就是这么复杂——让它有个性。所以我也特别希望看到我们这批青年作家从先锋前辈们那汲取了很多文学源泉，没准到80岁、90岁也很厉害。

肖江虹：我接着说几句，文学创作首先从先锋而来，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从先锋开始？特别想展示自己的聪明、自信。现在我们这批先锋作家要么是回归了，要么是不写了。我觉得我们的创作源泉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你先天的文学气息，你的童年，小的时候从母亲、亲人那得到的东西，你所在的地域环境赋予你先天的艺术气息，这绝对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的重要因素。二、后天因素，是先天的气息通过过滤以后把你要写的东西放到你的作品中。决定作用还是在于先天的文学感，用自己另外的眼睛在看世界。我们经常跟作者交流的时候认为他写的题材特别好，你会发现它的作品没有属于文学的一部分，他内心没有属于文学的情绪。一个作家的题材可以有很多变法，可以用小说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有一个内在的东西不会变。作品里面蕴含的东西，属于他个人的气息是不会变的，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文学创作的源泉。结合我自己的写作，对特别快的现实没有能力去抓住它，它太快了，特别光怪陆离，先锋已经够变形了。我们小说写不下去，这个世界太荒唐了，超过了作家虚构的能力。我特别愿意写小时候带给我很多构建我文学气息源头的东西。我觉得抛开技术层面的东西，到最后人除了写作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源，一定要到构建你文学气息的地方去，你在源头会发现在这个位置看这个世界是最准确的，最符合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关照世界了，你只有能力关照自己，每一个作家已经没有能力肩负这么多作家之外的使命。他就告诉读者，告诉自己，我站在出发的地方，艺术的本源告诉你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文学来源就是这样两部分，第一个可能你在六七岁之前已经形成了，变不了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时候的情绪、情感，把你后来看到的东西变成了文学。至于第二点，后面写什么，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我们说一个作家拼到最后拼什么东西？境界、胸怀，而这些东西很早就形成了。

阿舍：这次主题叫我的创作源泉，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心里挺高兴的，人到中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写下去？刚好有这个主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往深里想一想。

在西北的戈壁与沙漠上，胡杨是一种备受关注的植物，不仅仅因为它耐旱强韧的生命力，它稳固水土维护生态的自然贡献，也因为它的形态给人一种铮铮铁骨的力量之美。为此，无论是活着的健壮胡杨，还是倒在地上的枯木胡杨，人们都喜欢去赞美它。“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三千年的胡杨，一亿年的历史”，在各个搜索网站，只要键入“胡杨”二字，便可得到以上这句普遍概念和认知标签。我从少在沙漠长大，我的家乡所在地就是二十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为了寻找罗布泊，坐船沿着塔里木河而下路过的一个绿洲。离家不到两公里，有一片围在防护林之外的金色沙漠，那里是我童年和少年的天堂，我和伙伴几乎每周都去，大人们都奇怪空荡荡的沙漠里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我们一去就是整整一天，不到天黑决不回家。因此我对沙漠以及那些生长在沙漠里的胡杨的印象不是地理上的、镜头里的、书中写的，我到现在仍然弄不清沙漠到底在我家的哪个方向，但是我知道沙漠和胡杨留在我皮肤上的温度、划痕以及气味。工作以后，我离开了家乡也就离开了沙漠，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些曾经生长在沙漠中、上学路上和棉田旁的胡杨树成了摄影爱好者的猎物。蓝天下遒劲迸裂的枝干，霞光穿过金碧辉煌的树叶，白茫茫的沙丘里屹立着一棵孤独的垂死老树……这些图片色彩绚丽、构图唯美、意境宏阔，它们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杂志上、电视里以及网络中，至今汹涌不绝。此情此景，最初使我惊诧和羞愧，因为我从未发现胡杨有着如此震憾人心的壮美，但很快这些图片展现的美让我产生了心理上的反感。摄影发烧友的镜头只能触及浮在表面的景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不关心胡杨真正的生存处境。这样说有些难为摄影发烧友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义务以及情感。而我，也就只能看着这些漂亮的摄影作品，内心由最初的惊诧羞愧，一年年地转变为越来越深的疼痛。我要告诉你们这些疼痛是因为什么：当人们在镜头前大赞“死而不倒”的胡杨的时候，我的家乡有大片大片的胡杨正在死去，在我眼中，它们奇形怪状的躯干全是挣扎的痛苦，是群体死亡的恐怖场景；当人们把倒映在湖水中的胡杨拍得美轮美奂的时候，我的家乡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到25米以下，这就是胡杨整片整片枯竭而亡的原因，因为它们长达15米的根系已经汲取不到水份；当人们在一幅沙漠驼铃的图片前幻想着异域的风情时，我的家乡——我少年时玩耍的那片金色沙漠已经成了污水和垃圾排放地……正是这些图片与现实的落差，带给我持续不减的疼痛感。近些年，随着年岁渐长，这些疼痛感愈发清晰和持久，这样，我的文字中慢慢就有了与此相关的一份愧疚、惶惑与恐惧：我们对这片土地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在这样做了之后又得到了什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内地一百多万社会青年背井离乡前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些人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支边青年。我是半个支边青年的后代，因此他们以及其后代的命运越来越多地牵动我。支边青年是一次政治运动的产物，是一项特定时期的国家政策所造成的集体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次放大集体消抹个体的时代体现。时间已经绝尘而过，但是历史留下的跫跫足音从未绝迹，每当我回到家乡或在工作中碰见那些垂垂老矣的支边青年，我都想问他们一句，当年的理想是否还在你们心中？当然，我看到的情景，和我得到的答案总是每每令人神伤与心痛，不仅仅因为他们的际遇与命运，更因为一度使他们热血沸腾——那个叫做“理想”的东西——已如冰冷的灰烬。在集体与个体、时代与个体之間，个体总是难免沦为草芥和蝼蚁，此般哀伤与悲凉每当堆积在心，我就有了动笔的欲望。

说到我自身，因为民族身份的多重性，多年来始终辗转在几种文化的差异性所带来的挤压与冲撞中，与此同时，更有带着族群偏见的集体意识不时围裹而来，以及各种狭隘的唯我独存的信仰理念，各种制造和夸大人群区别和差异性的无知言论。然而我又十分脆弱，因为每当看到不愿看到的事件、不愿听到的话语，内心的疼痛常常使我失语。但幸好还有文学，让我可以在此刻与未来，探入不时困扰我的“身份政治”，以真实的情感、平稳的情绪、有序的节奏，道出那些在多重身份困扰下的人物的内心与命运。

当然，还有日常中的那些爱之殇，亲者离，异化的心，那些看似光滑却布满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的日常，以及身而为人的种种匮缺……它们使我的神经弹跳加速，使得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我不时泛起一段微微偏高的情感体温。每逢此时，我便需要打开电脑，耐心地将它们敲成一段汉字。

就是它们——这些不时带给我疼痛感的过往与现实，如同蓄藏极深的地下水源，在写作的近几年来，成为我愈渐亲近的文学敏感区。它们中的大部分，更多出现在我成长的原生环境中，这似乎印证了一个作家的宿命，必须回到自身的原本中，找到自身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而后再以这种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体温和目光，去看见他人，体验这个世界。

现如今，时代流行着一种消解疼痛的氛围，俏皮话、玩笑、戏说、毒舌、段子、冷漠、视而不见……聪明的人以越来越娴熟的手法来置换、玩弄着他人或者自身的疼痛，当然，我偶尔也会置身其中。只是，疼痛并不会因此减少，它仍旧继续着，生长着，每人每时每地，有的被我听见，有的被我经历，有的被我忽略，而最终被我记下并愿意写出来的，一定是它们——与我发生生命感应的那片文学敏感区，它们给予我经久不息的疼痛感。又因为它们大多不能在生活中安全与稳妥地说出，或者是因为无法说出，或者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倾听者，或者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天生的怪癖——仿佛一个守财奴似地守护着这些疼痛。但它们终究还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在我这里，就是文字了，既因为文字对于身心的治愈功效，也因为心中还有希望——是否因为一份被说出的疼痛，这个世界可以拂去一块疤痕。

杨遥：我记得习总书记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一部分是童年记忆，一部分是阅读，一部分是对生活的反抗。据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仔细打捞一下，我觉得生活可以分成四部分，童年记忆、阅读、对生活的反抗、融入社会的渴望。

小时候，我们家生活在小镇上，住在土改时分到的大院里。里面共有十几户人家，大家的身份基本是农民，但在小镇上生活，单靠种地又养活不了家口，人们还都干着别的事情，这里面有理发的、钉鞋的、修自行车的、修表的、照相的、裱匠、纸货匠、走口外的、下煤窑的，还有个还俗的和尚，使我从小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职业人。

每家除了分到住的房子，还分到一小块空地，有的人家建了柴屋，有的做猪圈，有的种菜，有的养鸡，有三户人家做了厕所，因为厕所都不分男女，所以上厕所经常碰上尴尬的事情。时间久了，人们难免磕磕碰碰。但大多数时候，大家相处得很和睦。院子中间有一棵枣树，夏天大家坐到枣树下乘凉，点着艾草熏蚊子，老人们讲故事，至今好像还能闻到艾草的香味儿。到了秋天，枣子成熟，院子里的小孩们一起和枣树的主人打枣，打完之后，老人送每家满满一碗。谁家有事，大家都尽力帮忙，那时大家都穷，也没有多少办法，但一回大院，就有种踏实的感觉。

每户人家经济情况不一样，生活也不一样，我从这里开始慢慢认识社会。比如去年发在《野草》上的《铁砧子》，里面写到修自行车的郝仁。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因为小舅子在我们县里当副县长，亲眼看到派出所所长经常给他们家送很大的鱼，那时一般人家吃肉都很稀罕。于是慢慢知道了人和人是不同的。在这个大院里，有天一位邻居的女孩忽然端出一碗肉吃，而且都是瘦肉，我很是吃惊。她骄傲地告诉我这是“素肉”，那时不知道“素肉”就是“大豆蛋白”，以为是一种很稀罕的肉。在这里，第一次吃酱油，第一次吃方便面，第一次吃豆腐乳，第一次看电视，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成了我小说的素材。慢慢地，院子里一些条件好的人家搬出去了，一些老人走了，一些孩子长大出去了，一些职业萧条、没落、甚至消失了。这几年回去，每次都感觉院子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老，于是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那种沧桑在别处体会不到。

阅读，是我从识字时就养成的习惯。几十年来几乎每天读书，尤其这几年，下狠心从源头上读了些据说世界上最难啃下去的书。读完之后有种感觉，给我最真實、离我最近的作品不是中国作家当代的作品，而是那些优秀的中国古典作品，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巨著。至今忘不了左思《咏史》中“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那种沉郁、愤懑以及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畅快、淋漓。读到《金瓶梅》，那种朴实的、具有冲击力的语言马上征服了我，在里面居然找到了老家还在说的方言俚语，这些在当代作家作品中再也不可见，甚至都不会写了。往俗里讲，《金瓶梅》里面骂人的话都那么风趣、幽默，不落俗套，而当代哪怕所谓的小资，骂人也只会说个“靠”，与潘金莲、李瓶儿、吴月娘相比，太是粗俗。

当前有种潮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营养，作家不会几句古诗词，写不来几段明清小品文，好像就不配称中国作家。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动不动就指责作家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不足，是吃着“狼奶”长大的孩子。言下之意中国文化不足就先天营养不良，再怎样发育也只能是畸形儿，断不会有大出息。还有的人说，许多作家根本读不懂国外作品的原文，读些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吸取不到真正的营养。记得多年以前，我姥姥家有个很大的院子，里面应季种满菠菜、白菜、西红柿、茄子、辣椒、芹菜、豆角等各种蔬菜。姥姥经常在院子里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一天，她突然讲：“在我小时候，人们不敢吃西红柿，害怕它有毒，种着都是像花一样看。”我听后去查阅资料，才知道，西红柿最早生长在南美洲，有个凶恶的名字叫狼桃，人们只是观赏，不敢品尝，后来一个画家，在画西红柿的时候，饥渴难耐，实在忍不住才吃了一个，从此以后西红柿才进入到餐桌之上，传入中国之后，因为跟柿子外形相似，所以被称之为“西红柿”。如此普通的美味佳肴居然有这样传奇的故事，其实在我们在食谱中还有许多司空见惯的东西是从国外传来，我们却成了我们主要的食物，成了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文学也一样。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通过描写那些最寻常的物事打动我的，是托尔斯泰和乔伊斯，他们的准确其他作家难以比拟。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有这种奇妙的感受。《战争与和平》丝毫没有因为它是描写1805年开始的俄法战争而让我产生隔膜，反而让我从里面找到我和我生活中熟悉的朋友，他们的许多举止行为习惯，包括对人生取舍的态度惊人的相似。而《安娜·卡列尼娜》中许多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使我不得不与自己的日常经验对比，也非常一致。比如托翁写安娜在哥哥出轨之后嫂子与他闹矛盾，去他家帮着调解，舞会前后，孩子们对安娜从喜爱、依恋，到淡漠、疏远，这种孩子们情感的微妙变化，许多和孩子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但能像托翁这样描写准确到位的几乎没有。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提到，“一些上了年岁的俄罗斯人在晚茶桌上谈到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时，就好像这些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会拿这些人物和自己身边的朋友作比较，能够清清楚楚看在眼里的人物，就好像与他们跳过舞，或在共进晚餐”。其实，不光是上了年岁的俄罗斯人，年轻的中国人、世界上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同样乔伊斯也有这种能力，他的《尤利西斯》总要把叙述打断停下来描写，这些描写琐碎到生活的每个细节，因为精准，这些琐碎没有让人乏味，反而感觉妙趣横生。如描写布鲁姆早上起来准备早饭时，描写了炙羊腰、熟猪血、锅糊、茅房、呼吸等七种气味儿，让整个早晨生动鲜活起来。尤其是描写布鲁姆妻子起床时，“她那半卧的身子上升起一股热气，在空气中和她斟茶的香味儿混在一起”。让人觉得自己就在布鲁姆家里。

再认真比较下去，发现契诃夫、巴别尔、昆德拉三位作家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们不是同一类作家。但他们那些经典的小说转折靠的都是人物内心的转念，而不是意外的事件，让我觉得文学竟有规律似的。一个人的胃有记忆，传统文学在血脉中有积淀，但欧美、日本的经典作品像西红柿等蔬菜一样，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营养。

一个人要成为作家的话，那就注定要成为作家，不管生活给了他什么。只是不同的生活孕育了不同类型的作家，就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职业经历比较复杂，从乡村教师到省城作协，走过一些弯路，其中借调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跟噩梦一样。在现实中我毫无办法，而且我是那种标准的兢兢业业、爱岗敬业式的人物，就像生活中的卡夫卡，但我把小说作为反抗生活的武器，这也像卡夫卡。2016年，在《作品》《野草》《收获》发表了三篇类似题材的作品。我不知道没有文学这个出口，是否会疯掉？

每个人每天都在生活中，但生活和生活绝对不一样，我想真正的作家应该融入社会，不仅用自己的作品为人的精神、社会的发展提供力量，而且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或服务社会，而不是困守书斋中，坐在家里创作。就像契诃夫，年少时贫穷，成名之后办学校、开诊所，为穷苦的伤寒病人免费治疗。甚至出现疑似肺结核症状，多次咯血，身体十分虚弱时，途经一万俄里的苦寒与荒凉，去位于北太平洋上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的萨哈林岛上考察流放到那里的政治犯和刑事犯，用卡片记录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的简况，目睹死刑和种种酷刑，其后花三年时间写出《萨哈林旅行记》，触动沙皇政府出台政策，解决这类问题，又用这些素材从事创作，形成非常良性的循环。用他自己的话说，促进了他的“成熟”，使他“产生了数不尽的计划”。比如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就是这次考察之后的产物。我想这是一位作家的担当，也是从“小”走向“大”的一条途径，渴望自己以后也有时间、有机会做这样的行动。

东紫：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我的创作源泉不就是一句话，经历的生命就是创作的源泉。简单说几句，我们都生活在相同的背景下，有很大的相似性，毕竟后天的生活环境不同，我们看待问题有自己的特色，我个人在医院工作，对人疾病、残疾、痛苦的状态感受比较多。有评论家给我下定义是疾病性叙述。我现在在写一个小说，有一个亲戚收养了一个脑瘫孩子，养母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放在正常人身上承担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压力只有50%，但是在自我能力弱的时候，他的承受力是翻倍的。总有一些东西你不说不行，你有一种赎罪感，替你认识的、熟悉的、同生活状态里的人有一种赎罪感和忏悔。我切身感觉到写作对人性是有作用的，我现在有很实际的坚持的一个动力，写的不多但是要坚持下去。我学医的，觉得写作接近于自我理疗，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但我们感知到很多的东西怎么去消解。我们现在说问题意识，自我生存产生了很多问题意识，这种环境状态下你怎么活？你怎么承受？社会给我们的恐慌可能正是我们写作的动力，需要我们去忏悔、自我疗伤，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更安全、绿色一点。前几年我写作有一个停滞期，前年因为一些工作的变化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大的惶恐。能不能写下去？能不能比过去写得更好？我觉得我们最初出发的初心是非常宝贵的，有这种初心我们才能走的更远一些。我们70后写的东西是你的生活、阅读，对我们的创作是一种激发。我的经验是我青春期的一种强烈的冲动，和人慢慢成熟以后对社会、自身、生活的一种反思。我参加工作比较早，在很大的企业里人特别多，每天下班的时候往宿舍走，工厂的人下班往外面出来，那时候感觉就像非常孤独的鱼一样。那个时候朋友也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唯一就是到了晚上到工厂的图书馆读书。这样的一些经历，躁动的青春和苦闷怎么样去找一个宣泄口？我想到别人能写，我也想试一试，这样的机缘推动自己走到这条路上来？我是在呆了将近10年的非常宝贵的出发地而真正热爱上写作的。我后来也回忆如果不是这样的生活我可能不会与文字发生密切的关系。这几年我也想了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都属于通过阅读让我们更多地思考，来写。我个人受西方先锋作家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当时的刊物，你能够读到的书籍也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可能我们每个人写每一部作品，回顾每一种经历的时候都会有懊丧感，逼迫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创作源泉做一些更开阔性的挖掘，不然会停下来写不了。这种西方经典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我们自己都无法打量到它的深度，可以说是我们向经典致敬的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更多思考，我们受西方经典的影响，到底自己还缺什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忽略，对我们一些信仰、情怀，可能会造成同质化的问题。如果我們把写作当作一次取经之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跟斗云就会翻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但是事实却是最弱的唐僧一步一步走过千山万水取到自己的真经。我们以后一定要把写作当作一生的事业去做，我们要有一种坚守，不断去开拓，保持对世界、社会的问题意识。我们要去体悟不可掌控的写作的微妙感受，成为我们一种创作的动力。

东君：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都围绕各自的阅读经验和写作源泉，大家的成长经验、阅读经验都大同小异，近十年来，我与同辈作家之间的认识与缔交，几乎都是来自于国内的文学期刊。我们感觉自己得益于期刊的同时，也许不能不正视这一现状：我们的写作正越来越趋同，这与期刊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无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在一篇题为《文艺杂谈》的文章中说：“现在的长篇小说，总让人觉得某些方面有报纸的气息。如果由后代人来看，现在短篇小说的字里行间也使人感到有月刊的气息。”如何摆脱这种气息，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

从1918年《新青年》杂志发表第一篇中国白话文小说一直到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作家好像都是以期刊为阵地，打拼多年才渐渐为读者所熟悉。70后作家好像跟前辈作家们一样过度依赖于这种传统模式，有些人甚至是为了发表作品所带来的蝇头小利与蜗角虚名而写作。中国文学期刊之发达，有赖于庞大的作家群体。但反过来说，期刊也正如芥川所言：它们也在“支配”着作品。一些作家在写作之前就会有意无意地提醒自己：这种叙述风格杂志会接受？言论尺度大一点会不会给杂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读者能忍受这种疏离常态的前卫写作？等等。然而，随着各种网络媒体与自媒体勃兴之后，有一部分原本无法得以发表的作品似乎找到了一条与读者直接沟通的渠道。于是就有一部写作者转移了自己的阵地，找到了新的出路。现在看来：作家可以离开期刊，而期刊却仍然离不开作家。无论新媒体时代发展到何种程度，传统的老牌期刊似乎仍然是大部分作家的首选。就像网络阅读广为接受之后，很多人仍然喜欢在某些时刻选择纸质阅读。

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文学格局、写作方式和发表途径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结果是，我们很可能会写得多，思考得少。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想试着从期刊所培养的文学趣味与固有习气中慢慢脱离出来，沉潜几年，写出几篇真正经得起掂量的作品。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大概写了16年的小说，新媒体时代给我的写作当然带来了影响，但我会克服其中的负面影响。现在让我感到焦虑的倒不是这个，而是自己在写作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一是我还能写多久；二是我是否还能写得更好。前者让我感觉到自身的局限性；后者让我看到写作这条路子的一种可能性。

写作，对我而言，就是不断地否定自我。如果它没有给自己或别人带来新的惊喜，这样的写作就是徒然的。

三十而立的东西，到了四十岁，也许要破一下了，有破有立，方不致“止步于此”；四十不惑的东西，到了五十岁，也许又要在不疑处有疑了；写诗写了大半辈子的人，六十听来未必耳顺；七十以后的写作果真能从心所欲么？仍然存疑。因此，在小说创作上求变，在变动不居的探索过程中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是我之所以写下去的一个动力。

陶丽群：我来自广西，“我的创作源泉”这个题目一下子把我拉回不堪回首的童年生活，父亲是个上门女婿，从偏僻缺水、以玉米为主食的穷山区入赘到城乡结合部、相对富裕的平原乡村来。大片平坦的稻田和白花花的大米饭着实令他的几个兄弟羡慕不已。他是不是也兴奋过，我不得而知。父亲这一举动，为他自己以及我们姐弟俩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男婚女嫁，老天这样安排其实很有道理。女人品性如水，其韧性和柔性使她能相对容易融入一个新家庭并得到接纳。而男人性情中天赋的刚强和棱角注定使他们在陌生环境里求生存要艰难得多。

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农村人的朴质，又沾染上了城里人刁钻的市井气息，排外和轻视心理特别严重。自从我开始懂事并学会用心去体量周遭世事的驳杂滋味时，我便深刻体会到入赘的父亲种种艰辛和不易。他活得极为卑微谨慎，恪守祸从口出和沉默是金的古训。我从未见过他在人群跟前主动说话，往往是别人把话头对准了他，他才不得不把再三思量的话谨慎出口。而他对他的两个孩子管教之严则达到让我生无可恋的程度。他不允許我们和村里其他孩子扎堆玩，担心我们的莽撞得罪别人的孩子，他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哄劝我们待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只要家里来人，不管是家族里的亲戚还是隔壁邻居，我们姐弟俩稍微喧哗多嘴，保准脑袋上要吃他一记爆栗子。那是真打，手劲很大，疼痛阴霾一样笼罩在我童年幼小的心灵里。我们姐弟因此养成了怕扎堆和在人前不轻易开口的德性。

父亲沉默是金的教育成功地在我身上开花结果。这种性格使我在人生路上吃了不少苦头，走了不少弯路，吝啬话语几乎成为我身上的标签。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失语，对这个世界没有自己的体察和看法，包罗万象的生活给予我的百般滋味日益深沉积累在我的生命中，像一簇不灭的火苗始终在心底煎熬着我。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也不算成功，至少我没彻底修炼到如他一般让话语跟随时间烂掉的程度。2007年，写作静悄悄降临我的生活中，难以言表的生命体验以写作的方式得到倾诉。很快，我便沦陷于这种需要离群守静、独自一人便可进行的“说话”方式中。那年我二十八岁，第一次找到适合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交流方式。

每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创作源泉。于我而言，这种适合自己品性的“说话”方式便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仅此而已。这着实上不得厅堂，但却是真实的。

王凯：你们说的给我很大启发，我觉得所谓的创作源泉可能更多的是个人内心，你对文学的把握能力，你在这方面的天份。有天才、有不一般的才华，可能这是一个泉眼吧！我不太清楚创作源泉的确切定义，我只是有一个概略的认识，差不多就是一切创作冲动和创作活动的原动力。它最初发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我们知道宇宙由大爆炸产生，但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会爆炸。这与内心某处的触点有关，与我们先天的爱好与才能有关，它对于人而言类似随机预设的CPU，是处理精神生活的前提条件。天才的CPU十分罕见，所以天才作家能轻松进行海量的运算，而不论内心有多么复杂。他们刷新一个海拔或者树立一座里程碑，为后人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维度或成可能性。对一般人来说，仅靠CPU是不行的，于是就需要用阅历和阅读来补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阅历和阅读总是很重要，它为我们的硬盘提供素材和数据，进而写出各式各样的作品。当年我们部队院里有一个小图书馆，一间平房里摆着一排排放满图书的暗红色木质书架，一个不怎么识字的随军家属充当图书管理员，她每次只能记下我借了几本书，但弄不清我借的究竟是哪几本书。我记得书架上有整套棕色硬壳封面的马恩列斯全集、整套中华书局出的二十四史、整套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好几书架版本极好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我上中学时在那儿借过不少书。可惜后来图书馆的房子被改成连队宿舍，那些书全都不知去向，据说被扔到了某间仓库。有段时间我到处打听那些书的下落，没一个人答得上来。我喜欢上写作肯定和这个小图书馆有关，但它没有了，我还是喜欢写作。从这一点上看，阅历与阅读是有限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时空的边界。

不过只要表达的天性存在就没问题。我一直认为写作并不取决于某一本具体的书或者某一段具体的生活，所以我不太喜欢“人生必读”这类说法。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只是因为你愿意去做，它才成了一件必须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和处理能力，怎么提升我也说不好，可能时常反省和反思有益于此。CPU的性能是可以提升的，内心的能力也是可以提升的，如果提升到雪山之巅，那么就会发源出奔涌的江河，我想应该是这样。

李浩：对我个人来说，我很少看自己的创作，我更愿意看青年作家的经典作品。我觉得个人的作品会让自己羞愧，没写什么东西。说到创作源泉和大家一样，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对我个人来说更多的是少年时的经历和感受，我发现一个致命性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对生活不敏感，丧失了趣味性。对我来说可能是从文本里抽取资源，不光是小说的文本，更多的是理念的影响。还有一点，我个人敏感的一点是对于权利的对抗，在我的小说里是核心性的构成。实际上来说，有些先锋作家所谓的调整是随波逐流的，还有一个固执的认识，我认为一些优秀的作品都是先锋的，必须为文学提供未有的东西。我个人相对固执地鄙视我们的现实主义，尤其是那些没有新鲜经验提供的现实主义，也想回应一下讲人话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作家可能需要拓展母语的丰富和美妙，假如你对我们的母语没有改造，没有注入新的东西，同时又感觉太妙了，我认为我们的写作也是大打折扣。

王十月：在后面说话有个好处，多一些聆听的机会。文道合一，文要为道服务，我自己做编辑，经常听一些编辑说话非常肯定，觉得他掌握的是文学的真理，这个作家是好的，那个是不好，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这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警惕，说到先锋文学，我跟大家略有不同。读书也晚，知道先锋文学的说法和人物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才知道有这些所谓人物，基本上没怎么看过他们的作品。我可能没有受到他们的养分，也没有受到他们的问题影响，我赞成刚才说的问题意识。合一是我的手段不是我的目标，重要的是我思考了什么和发现了什么。

邵丽：我感觉到一个作家创作的初始有一种孤独，我可能比你们大几岁，生活的环境也不是太一样，但是小的时候也是心灵上备受磨难。我们跟着父母，我的父亲在一个地方当小官，不停换工作、换地方，孩子们不停地跟着走。那个时候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停有运动，父母始终处于被斗争状态。上初中的时候，谁要知道我父母的名字我会感觉到很耻辱，那个时候大字报满大街都是。父母出于保护我们的目的尽可能不让我们出去，这种特殊原因造成我们在家只能不停读书，《本草纲目》我都翻了多少遍啊。慢慢年龄大了以后发现这种孤独也不全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在我们河南参加两会的时候，要参加委员面对面环节，只要面对镜头我就断片，录了好几遍。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作家，孤独，不和外面接触，老想着要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总想着能发表就行，从来没有想过其他还要干嘛，完全是率性的写作。今年我就写了一些随笔，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最近不写小说，搞得好像写随笔就是不务正业。

沈念：我的写作曾经有过一个停滞期，当跨过这个停滞期，我重新开始续上前缘时，内心充满惶恐，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写下去，能不能写得比以前更好。这时我想得更多的初心，也就是我们的来处，也许这正好呼应了这次活动“我的创作源泉”的主题。卡尔维诺说过一句话：十年是对人写作才能的考验期，如果一个人写了十年，还能写，还在写，他就是一个注定的写作者。我就掰指头，在这个停滞期前，我差不多写了十年，从现在开始，我就当从零开始再写十年。

其实不管如何安慰自己，在这个新的“起点”面前，心境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于我而言，我写作的出发是在刚参加工作的那所偏于城市一隅的工厂学校，那里记录了我十年的青春生活，这是一把再锋利的锉刀也锉不消失的。我的离开，永远也无法割断与那里的联系，好像不管我到哪里，我还居住在工厂里，那里的人和事依然与我密切关联。那在今天看来那弹指一挥间的十年里肯定隐匿着一些妖魔鬼怪和鲜花雨露的东西。

1996年8月，我走进了那座完全陌生的工厂，这个时间后来在我数次填写表格时被提及。我辗转搬过四个住处，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与人交往。环境中的许多方面都与想象有着一定差距，我刚开始的青春生活就给随之而来的寂寞层层包围了。“社会人”这个新身份把我推进这座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的工厂，推进那条林荫道上的无数黄昏里。这些黯淡的黄昏拉扯着噬咬着走在回宿舍路上的我。那些喧闹的下班人群，摩肩接踵地走着与我相反方向的归家之路。我必须琢磨的是马上要迎接的黑夜一个人要如何度过，如何解决内心被包裹的一团迷惘。那些黄昏像塞壬的盅魅歌声，搅得我迷失了原本该走的那条路。到了深夜，我独自在走廊放歌，吼崔健吼臧天朔，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后来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女宿舍楼五楼的一窗灯光。那里面住着我暗恋的一位姑娘，可时至今日，我仍未能得知她是否真正留心倾听过那从黑夜里冒出来的“青春之歌”。

也许是那些迷失的黄昏和恐惧的黑夜，让我选择了阅读和写作。只有在思索时，才完成个人对时间的抵抗，只有融进想象中的世界，才发现我其实也有颗鲜活的心。当然还有很多微妙而不可言的经历，都在那十年里推动我的写作奔跑。写作，的确是我在躁动的青春和苦闷的精神里找到的一个渲泄缺口。

在度过那最初的青春期后深入地思考写作时，就常常伴随一种懊丧。就像美国作家奥茨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多么成功，总是会有一种失败的懊丧。环顾四周，许多写作者都有这种类似的懊丧，它们也许都来源于一个地方：对写作的苛求带来的痛苦最终会击败任何一个虔诚的写作者。

当我们的个体和写作的年月日增，激情锐减，理性击退感性占据上风，但还有努力地写作时。我们更应该开掘更宽泛的创作源泉。七零后这一代受西方经典影响甚深，开口闭口能谈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的创作人生，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等形式风格在我们身上潜伏的深度连自己也不能准确探测，这固然是理应向经典致敬的方式，但我们到底缺什么，是否又有明晰的反思。对中国古典语言精妙广博的忽略，对写实主义的退守，对信仰、使命、情怀的闪避，与生活的隔离导致的经验同质化程度之严重，我们是没意识到，还是依然故我大量补充着体内多出来的元素，而缺少的，还是缺少……去年鲁院与作家弋舟的一次交谈中，他一针见血地点明，按照中国的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我们是否也应该缺什么补什么。

缺什么，如何补，你得自个搜寻前行，但这条道的方向不会错。身处名利蜂拥而至、物欲烽烟四起的时代，把心放在安静处，在浮躁中求得安定已不是件容易之事，写作是最需要自觉抵制诱惑和过滤噪音的事。谁都想做《西游记》中那个跟斗云十万八千里的大圣，不愿当唐僧，孰不知看上去最弱最慢的唐僧，怀着对世界的大慈悲大天真，慢慢走过一山一水，才最终一笔一划写出人生和世界的真经。

我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写作是需要用一生来专注的事业。文学就是需要一群人傻乎乎地解决终生困扰自我的问题，这既要坚守那份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又要保持那不可或缺的沉潜与深耕。还有去慢慢地真正体悟到享受写作要比享受写作中不可控的成功更美好的微妙。

应该庆幸的是，阅读和写作让我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安顿下来。当我们安心冥想、安心属于自己的孤独和写作时，我们也就能取到各自真正的“经”。

马炜：真是非常精彩、紧凑的半天，今天聊的题目是《我的创作源泉》。我的理解是，我们的题目是“你从哪里来”的问题，其实答案是取决于“你要到哪里去”。我们都说创作是对我们个人机遇的发掘。我们来的地方、创作的源泉，有可能是自我理疗，是初心，我觉得这些都是记忆的范畴，最后还是要歸结到小说的故事。这些东西就像一格一格的记忆，每一个照应着一个源泉。你从这里出发才能抵达那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