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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一定很美

时间:2024-05-04

彭程

有一首近来很流行的歌曲,听后令人悲伤难抑:

我想天堂一定很美

妈妈才会一去不回

一路的风景都是否有人陪

如果天堂真的很美

我也希望妈妈不要再回

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

会掉眼泪

…………

歌词质朴无华,曲调凄婉中又有一缕激越。失去母亲的哀痛、思念母亲的忧伤,自肺腑间流淌而出,真挚深沉,令人动容甚至落泪。

如果用一个“你”替代歌词中的“妈妈”,把它唱给去世的子女,当然也是适宜的。

生活充满苦难,命途坎坷颠踬,其中之大端就是失去亲人。丧亲之痛中,又有三种情形最为悲惨,通常被称为人生三大不幸,即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尤其是第三种情形,子女先于年迈的父母辞世,白发人送黑发人。

它最让人难以接受之处,在于有悖于天地常理。生命的诞生、成长和消亡有着先后次序,养育和反哺,也原本是大自然的安排,不但人类如此,动物界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垂老时有所安慰,病榻前有所寄托,这是人生悲剧性历程中的一点暖意,一抹亮色。并不指望生命在骨血的延续中获得永存,这一类念头未免虚妄可笑,但想到肉身腐朽泯灭之后,仍然有一缕最初来源于它的气息,在天地间飘荡,总是能够带来一丝慰藉。但如果连这样卑微的希望都被剥夺,心中升起的悲哀,该是何等冰冷。

因此,这种不幸遭遇带来的痛苦,大山一样厚重,夜色一样浓稠。

于是,我看到每天白天奔波忙碌、夜里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入睡的父亲,看到每个周末坐公交车换乘几次来到远郊墓园、在女儿的墓碑前坐上一两个小时的母亲。有人不断更新孩子的微信朋友圈,借以维持一个幻象;有人每天给孩子写上几句话,已经连续写了多年。

支撑起所有这些行为的动力,只有一个字:爱。

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在三十岁那年,他三岁的女儿波丽娜突然患上骨癌,百般救治无效,于第二年夭折,带给他巨大的悲恸和长久的思念。

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面对:它令人无法理解。我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是我忠诚面对失去生命的方式。

原本以学者、文学评论家的职业安身立命的他,开始转向创作,试图通过写作获得面对苦难的勇气和智慧,修补自己那千疮百孔的灵魂。

在此后数年中,他围绕着“孩子的逝去”这个主题,写下了多部作品。“从我的第一部小说开始,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主题——对逝去孩子的哀悼。”“包括怎么样去面对、怎样去消化这种哀悼,以及怎样去体验这种哀悼。”每一次这样的书写,都是一种对抗和自救,是在一张吞噬的巨口面前刹住脚步。

通过《永恒的孩子》《纸上的精灵》《然而》《一种幸福的宿命》《薛定谔之猫》等著作,他构筑了一个悲伤和哀悼的世界。这些作品,有的聚焦于女儿,回忆描写她从诞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有的则是另外的主题和题材,甚至看上去頗为遥远、并不搭界,但在书中某一个地方,因了某一种触动,目光突兀而又自然地转向了已经化入虚空的孩子。

五代时期词人牛希济有一句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词句很美,反映了一种被称作“移情效应”的心理学现象,恋爱着的人由此物而思及彼物,深情依依。苦难产生的联想,也有着同样的甚至是更大的力度,让人努力挣脱却不可得。在福雷斯特的这些作品里,反复重现的回忆、为数众多的互文,表明了他哀痛的深沉和持久——

我把我的女儿变成了纸上可爱的小精灵。每当夜晚降临,我的办公室便成了笔墨舞台,那里正上演着关于她的故事。我画上句号,把这本书和别的书放在一起。话语帮不了什么忙,我却沉浸在梦境之中:清晨,她用欢快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奔上她的房间。她柔弱不堪却面带微笑。我们聊了些家常话。她已经不能独自下楼了。我抱起她,托起她轻飘飘的小身体。她的左臂挂在我的肩头,右臂搂住我的身体。我的脖子能感受到一只小小的光脑袋温柔的触动。我扶着楼梯,抱着她。我们再一次走下笔直的红木楼梯,走向生活。

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永恒的孩子》中结尾部分的一段话,也预告了下一部小说《纸上的精灵》的诞生。类似的场景描绘,在几部作品中都随处可见。写作的诸多意义之中,十分重要的一种便是记忆。经由文字,过往的一切被留住。文字是密封罐,封存了生命曾经的气息。你描写了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就成为永恒;你描写了笑容,笑容从此定格于眼前;你描写了声音,耳边于是总是缭绕起那个声音。你写了失去的孩子,那个孩子也就由此在你身旁,陪伴你终生。

所以,在关于早夭的天才诗人兰波的专著《一种幸福的宿命》中,福雷斯特这样说:

我们去爱,去写作,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中遗失的那一部分继续存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面对死亡,人们总劝我们节哀顺变,和现实和解。但我拒绝安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一种抵抗,拒绝被日常生活和现实腐蚀……把过去变成一个纸上的幽灵,有了它的陪伴,我们自以为从虚无手中夺回了一点生的证明。

在《永恒的孩子》中,他引用了童话《彼得·潘》中主人公的一句话,写在女儿的墓碑上:“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这一个。”

他本来不想成为一名作家,是命运硬将一支笔塞到了他的手里,他的写作于是成为一种“哀悼诗学”。在这种哀悼写作中,每一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无可替代的美好,被深刻地揭示和表达。

女儿的去世,成为生活中的一道巨大裂隙,令福雷斯特深陷其中,痛苦不堪。但同时,那份敏感的禀赋和出色的共情能力,也让他能够置身其外,俯视所有相通的痛苦。他将目光投向了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们。

在他的代表作《然而》中,这样的目光交织传递。这是一部“通过对他者生活进行时空迁移来讲述自我经历的自传体小说”。他将自己藏在诗人小林一茶、作家夏目漱石以及摄影家山端庸介背后。他声称:“选择这三位作家,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孩子的死亡。”

在《然而》中,曾是批评家的福雷斯特将这几位日本不同时期的文艺家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身世、日本文化美学传统与其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关系。但是,因为女儿的遭遇,他的关注发生了某些位移,目光投注到原来他也许不会留意的方面。这几个人的故事,不论是屡经丧子之劫并用诗歌和小说描述痛苦,还是用镜头记录下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垂死的儿童,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内在的关联,进而产生了一种同频共振的效应。因此,《然而》这部作品像是一幅拼贴画,指向的是普世的“哀悼”。

譬如小林一茶。这位十八世纪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诗人一生贫病潦倒,所生三男一女先后早夭。在最小的幼女死后,他哀叹:

为什么我的小女儿,还没有机会品尝到人世一半的快乐,她本该像长在长青的松树上的松针一样清新、生机勃勃,为什么她却躺在垂死的病榻,身体被天花恶魔的疮伤弄得浮肿不堪?我,她的父亲,我怎能站在她身边看着她枯萎凋零,纯美之花突然间就被雨水和污泥摧残了呢?

一茶写道:“她母亲趴在孩子冰冷的身体上哀号。我了解她的痛苦,但我也知道眼泪是无用的,从一座桥下流过的水一去不返,枯萎的花朵凋零不复。然而,我力所能及的不能让我解开人与人的亲情之结。”

他写下了一首传世的俳句:

我知道这世界

如露水般短暂

然而

然而

“然而”后面,应该指向什么内容,或者说可以补充上哪些词句呢?

虽然人世短暂,但总是有一些东西让人留恋。像健康,像爱情,像大自然的美丽,乃至于一枝花朵的摇曳、一只小动物的可爱、一道美食的滋味,这些被称为“小确幸”的幸福感,都会令人喜悦,让晦暗的生存闪耀出一抹光彩。

思考还可以朝向另一个方向。时光如此匆促,生命如同朝露般易逝,我们都会归于虚无,可是有了你的陪伴,多少就会变得有些不一样。然而,孩子,你早早地离去了,将我们抛在这个世间。

所有的悼亡写作,都基于这样的信念:时间和死亡,并不能让爱的纽带松散。写作者用文字留住所爱者在人世的痕迹,在死亡的迷雾中寻找生存的光亮。

福雷斯特的同胞和前辈作家,伟大的维克多·雨果,他十九岁的女儿莱奥波蒂,在新婚蜜月时,不幸和丈夫在塞纳河中双双溺死。雨果写下很多诗篇追忆缅怀,一直到十五年后,他新出版的诗集《静观集》 中仍然收录了悼亡诗作。诗人表示,他愿意奉献毕生,只为了做“一个用手牵着他的孩子行走的人”。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重伤小女子》,悲悼告别人世时尚不足三岁的女儿:

学人言语凭床行,嫩似花房脆似琼。

才知恩爱迎三岁,未辨东西过一生。

汝异下殇应杀礼,吾非上圣讵忘情。

伤心自叹鸠巢拙,长堕春雏养不成。

蓓蕾一样的生命,尚未绽放即告凋零,除了悲恸哀叹,无计可施,无话可说。

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被世人以“元白”与之并称的元稹,也有《哭小女降真》诗,辞浅而意哀:

雨点轻沤风复惊,偶来何事去何情。

浮生未到无生地,暂到人间又一生。

女儿寄寓世间的短暂生命,仿佛一阵雨点飘过,倏忽即逝,来去皆无消息,只在为父者心间留下无穷的遗恨。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脾性倔强执拗,但诀别不到两岁就夭折的女儿时,却也是深情依依,哀痛凄婉。孤坟泣别,孤舟远去,从此再无相逢,《别鄞女》里的悲叹,何其酸楚:

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

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代文艺批评家赵翼的这两句诗,甚为知名,但他追悼亡儿的绝句,却少有人知晓:

帘钩风动月西斜,仿佛幽魂尚在家。

呼到夜深仍不应,一灯如豆落寒花。

这首短诗却有一个颇长的标题:“暮夜醉归入寝门,似闻亡儿病中气息,知其魂尚为我候门也。”醉中仍然难以忘懷,此情何堪。

这些古诗句中弥漫的悲哀和思念,仿佛深秋时节的降雨,穿越千百年的时光距离,落到脸上,依旧感觉到一阵寒凉。

所有的死亡,对于深爱着逝者的亲人来说,都是头上一座山峦的滑坡,是脚下一片大地的坍陷,是一次厄运对生命的残酷吞噬。

在这类最为深切的痛苦中,我们会看到,有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延迟哀伤障碍”的反应。它指的是亲近的人去世引起的病理性巨大哀伤,个体迟迟难以摆脱悲伤情绪。生命所拥有的自我救助机制,让悲伤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宣泄,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使当事人适时翻开生活新的一页,但巨大的苦难,却将这一过程长时期地向后拉长。苦难像重重迷雾,像沉沉夜色,裹挟着他,吞噬了他。

这种时候,如果能够将积郁的苦楚宣泄出来,就像溺水者及时地吐出呛进气管里的水,才可能避免溺亡。但我们看到的恰当反应,却并不足够。在最初巨大的悲痛所导致的癫狂般的表现之后,很多人变得封闭、抑郁或者冷漠。

原因何在?或者是出于某种宗教或文化的禁忌,或者是不愿重复咀嚼痛苦,不论何种形式的表达,都是再次面对惨痛的经历。还有一点,是他们相信,有一些东西无法沟通,最深刻的苦难只有独自体验,别人的同情安慰,哪怕是来自最好的亲人朋友,也无法达到感同身受。

因此,只能靠自己来承受和忍耐,并找寻属于自己的救赎之途。

不同的人有各自的救赎方式。在社区里做义工,喂养流浪的小动物,栽种花草,学习绘画,让脚步不停地迈向山水原野,等等,本质上都是通过情感的寄托,让灵魂获得放置,让悲伤获得纾解。

但是,写下来,通过文字来表达内心,无疑更是一种有力且有效的方式。

不少人有这样的见闻:一个因为某种痛苦而哭泣的人,却得到别人的鼓励——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写作也是用文字在哭泣,不论是大声哀号还是小声抽噎,那些郁积的不良情绪,随着一个个、一行行、一段段文字的写出,渐渐得到消解排遣,仿佛太阳暴晒之下,道路车辙里淤积的雨水渐渐被蒸发掉。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样的文字诉说,因为有理性成分的加入和导引,也不会像纯粹的情感宣泄那样时常失去分寸。

因此,写作作为一种疗伤的手段,其功效确凿无疑。写下来吧,为了抚慰哀伤,为了让生命和生命得到更紧密的焊接。那个已经离你而去的亲人,经由文字的绳索,便从此与你捆绑在一起。

能够写作的人应该感到宽慰。同样的历难者,尽管有人也有表达的意愿,却可能缺乏相应的能力。因此,尽管写作者深陷痛苦,但拥有这种能力让他们不至于遭遇灭顶之灾。他们是不幸中的幸运儿。

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写作有时还有一种延展效应——他们以一己之力,担荷了为群体表达心声的使命。那么,这些写作者及其作品,便具有代言的性质。无数人的哀伤,借助他们的书写而得到表达。他们的本意只是纾解自己,未料却也抚慰了别人。因为共情的存在,个人的拯救推及他者的救赎。经由具体与特殊,通向了一般和普遍。

回到开头的那一首歌曲:《我想天堂一定很美》。

宗教产生于彻底的绝望。挚爱的亲人离去了,千呼万唤也无法返回,只有想象他去了美好的地方,他在那边生活如意,才能够带来些许安慰。写作,是在文字中缅怀追念,是持续不停歇的回顾。但在回顾的尽头,在早晚将会来到的尽头,思绪会扭转方向,变为一种展望。目光投向之处,便是天堂,也只能是天堂,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托付我们的爱、祈盼和梦想。

因此,天堂一定很美。

写作,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将亡者托升入天堂的方式。追怀对象生前的过失被谅解,缺陷被美化,彼此之间曾经的龃龉被化解,而那些关爱、亲密和融洽,构成幸福感的一切成分,则被不断地扩展和放大,呈现为一种宁静、恬适和欢愉的境界。在文字中,仙乐飘荡,祥光笼罩,亡者宴坐安处,等待着亲人到来,从此长相陪伴,永不分离。

或早或迟,这是必会到来的一天。

责任编辑: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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