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屠基萍

母亲吴锦华，1919年农历正月廿四日出生于合肥肥东县六家畈（镇），居民中以吴姓居多。清末和民国初期，六家畈出了许多官高位显之人，他们除了在家乡盖房置地之外，也把氏族兴旺的希望寄托在文化教育上。六家畈建有闻名远近的吴氏私立养正小学和庐阳湖滨初级中学。这两所学校都是母亲的母校。

旧社会的女孩子一般不上学堂读书。但六家畈民风开明，也由于外祖父曾多年在李鸿章某位孙辈家中做管家，家境比较富裕，思想开明，所以母亲不仅读完了小学，而且还上了初中。

母亲颇以这段求学经历感到欣慰和自豪。晚年，她和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求学过程中的往事，说她最喜欢的课程是国文课，而且颇有文学的灵感和天赋。

母亲也很喜欢音乐。那时的学校里已经有了专门的音乐教室，里面摆放着风琴。母亲说只要找到机会，她就会溜进音乐教室里去弹上一会儿。到了晚年，见到晚辈玩电子琴，她也经常会走过去弹上几曲。

母亲的口琴吹得好，小时候家里衣柜的抽屉里，放着母亲用手帕包好的口琴。听母亲经常吹同一首曲子，我问是什么歌，被告知，这是：《我们的孙总理》。有时还能看到母亲用双手抱着口琴吹奏，很陶醉的样子。母亲说：“这样吹出来的声音叫‘打’音，难，但是好听。”“文革”我没事可干，想向母亲学习吹口琴，可惜没有得到母亲基因的遗传，几天时间两边嘴角都磨出了血痕，还是连一首像样的曲子都吹不出来。

日寇侵华时，很多城里人到乡下去避难，俗称“跑鬼子反”。我的父亲和姑姑举家从蚌埠“跑反”跑到了六家畈、长临河一带。父亲重操他的本行教书，因为对小孩子学习要求严格，渐渐就在六家畈一带有了良好的口碑。当地人很想留住父亲这样从城里来的教书先生，就商量给父亲在当地说个媳妇。母亲就这样被族人介绍给父亲，两人见面，“相看两不厌”，不久即结为秦晋之好。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父亲终究没有在六家畈留下来,带着母亲回到了蚌埠，母亲从此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责任。

那时的家庭主妇比现在辛苦得多。比如做饭，单是做饭这事，就不仅仅是灶上灶下的忙活，还要包含买煤、打炭饼、劈柴、生炉子诸多体力劳动。一家八口人，六个孩子穿的衣衫鞋袜也大多要自己缝纫，包括要用碎布打“靠子”、纳鞋底、绗袜底子等等；就是吃的水，也要一挑子一挑子从水站挑回来。

家里人口多，收入少，维持全家生计的就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每月四十三元五角的工资。为了给家里增加点收入，母亲干过多种家庭副业：缝手套、捡茶叶梗等等。干的时间最长的是给父亲单位糊纸斗子（装糕点用的纸袋），父亲从单位领回成卷的纸张，裁成规格大小不同的长方形，交给母亲，经过刷浆糊、对粘成筒、折出底部、底部刷浆、再对粘五道工序，才能做成成品。然而报酬却不高，每十个八开的大纸袋子，加工费只有八厘钱，小一些的给得就更少了。

如果赶上春节之类的节假日，纸袋需求量大，母亲经常要忙上个通宵。邻居马妈妈夸母亲能干，说：“我有天有事起得早，看到屠妈家屋里亮着灯，就问屠妈怎么起这么早，屠妈说：‘你都起来啦，我还没睡呢！’”

夏日炎热，母亲常在肩头搭一条擦汗的毛巾，忙里忙外。晚餐之后，母亲又开始安排一家人洗澡和纳凉。她把屋里一张两尺多宽的凉床搬到院子里摆好，又用两条长板凳、两块木板搭一张床，擦拭干净晾在那里，然后安排孩子们洗澡。兑好温度的水被她一盆盆地端进屋，再一盆盆地端出来，倒掉。等到孩子们一个个洗好，争争抢抢地在凉床上找好位置，安静下来之后，母亲才能顾得上自己。她洗完澡到院子里坐下，抽上一支烟，或吃上父亲特留给她的半个西瓜。这就是忙碌了一天的母亲最放松惬意的时刻。

到了秋天，母亲就要忙着腌咸菜了，那时家庭生活困难，一日三餐除了中餐，母亲会炒些蔬菜和豆制品，早上和晚上就都是吃咸菜了。特别是晚餐,一般都是蒸一锅馒头，煮一锅烫饭（中午没吃完的干饭兑水煮一煮），摆上一桌子的咸菜，通常有腌大白菜（高梗白），高梗白的茎叶一般分开吃，茎切成一段一段，放点生姜末，直接生吃，嚼起来咯吱咯吱响。菜叶子一般和豆干或千张炒着吃，有时也用菜叶和豆腐一起煮汤。常吃的还有腌辣菜（雪里蕻），可以放一点麻油生吃，也可以炒熟吃。偶尔，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也放一点肉丝炒，会被兄弟姐妹们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很快吃光。还有一盘一盘的胡萝卜条、酸豆角、青辣椒，萝卜干、洋生姜,这些咸菜几乎年年四季常备，它们都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

小时候的冬天，好像年年都下大雪。在巷子里疯玩的小孩子敲断屋檐下的冰锥，放在嘴里夸张地嚼着。两位还不到学龄的弟弟十分顽皮，白天不见人影，傍晚也是左呼右唤才回到家里，棉袄棉裤常常湿得一塌糊涂。等他们上床睡觉，母亲就在炉子上放一个铁罩子，把湿棉衣放在其上烤干。棉衣上常常还粘着泥巴，母亲又搬出一个方凳到院子里，双手握着棉衣在凳子上反复摔打，摔一阵，搓一搓，再摔打揉搓一阵。黎明即起的母亲，到此时已是十分疲劳了。至今记得她时常一边摔打一边对着衣服抱怨：“老菩萨，你怎么不把我收走啊，我要累到哪一天啊？”

后来看《林徽因传》，读到林徽因给美国友人费慰梅写的信，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母亲，这位民国才女深受家务活困扰的处境、心境，和母亲也是一样的啊：

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在困难的三餐中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和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吗还活着？

在子女没有自立之前，母亲一直倾尽全力为我们几人的衣食住行操劳。及至儿女各自成家，自己步入老年之后，她又尽可能地一切自理，不给晚辈添麻烦。1993年，我们居住多年的老屋拆迁，两年后新房建成，母亲搬进去，一直到2011年离世，十六年间，母亲一直独立生活。我们有时去看她，待的时间稍长一些，她总会说：“你们都有一大堆事呢，不要惦记我，我自己能行。”我们多次提出要给母亲找个保姆，母亲坚持不允。

母亲晚年最爱做三件事情：看电视、听广播、翻看《康熙字典》。母亲偏爱的电视节目是《百家讲坛》《国宝档案》一类。如果我们在这些节目的播出时间去看她，她一般也不怎么理会我们，非要到节目播完，才和我们兴奋地谈论节目内容。母亲的记忆力很好，《百家讲坛》先后二十多位主讲，她每一位都叫得出名字。

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知是父亲的家传，还是母亲娘家的陪嫁。字典年代久远，封面破烂，纸张也早已泛黄。母亲经常戴着老花镜或拿着放大镜查阅，靠这部字典答疑解惑。每见到这个场景，我常想，如果年轻时选择继续求学，她是不是会有更加满意的人生呢。而现实中，她把一生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她的儿女，奉献给了这个家。

2011年9月19日晚，母亲去世，享年九十三岁。给亲人留下无尽的思念。世上最疼我们的这个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