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湖

陈蔚文

“喏，手心朝上。”安村茶场的老梁示范给我们看，这个手法叫“阳手”，也叫提手采。拇指和食指轻捏芽头，稍用力提，厚实的芽头便采摘下来了。熟练的茶工多用这种“阳手”采法，采摘速度快，不易掉落茶叶。

在赣西南的遂川汤湖镇，无论老幼，几乎无人不会采茶，不少孩子童年就把茶园当乐园，从小跟着父母采茶。茶园也不乏八九十岁的老人身影，采了一辈子茶，手掌与茶建立了磁场，大概不用看便能感应到。

不能用机采吗？我问当地诗人叶小青。据说一台双人台式采茶机每天可采鲜茶三千斤左右，相当于四五十名采茶工的采摘量。

當然不能。叶小青干脆答道，像是要捍卫茶叶的尊严。

一叶一芽只能人工采摘，精确的手势保证了叶芽的外形完整、匀净，机采易折断枝条或老嫩一把捋，这样采下的茶叶等级不分，不能保证精品茶的筛选。

“观其形”，向来是中国人喝茶的一部分。茶不仅是用来喝的，也用来观，如周作人在《喝茶》中说的：“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可见“茶形”之重要。此刻，井冈南麓的汤湖，我捧着一杯狗牯脑茶端看。芽端微勾，载浮载沉，一叶叶在杯中起舞弄影。啜一口，清气缭绕。三四泡之后，茶色渐淡，入口仍有余香。

这样的时光安抚了我的心绪——今年以来种种意外，对既定的翻转，让我措手不及，心绪一言难尽。来此地前，我刚出院不久，三年前的旧疾复发，折腾半月有余，病后在家休假一月。“得出去走走。”我对自己说。

于是来到了罗霄山脉下的小城汤湖。相邀的朋友说，山里空气好，去洗洗肺。当然还有此地出名的狗牯脑茶，同样有涤荡作用。

一杯在手，心气果然感受到平静。时空的转换，确能让人心随境转。老梁给我们讲茶的故事，有次他携自家海拔九百米高的山上采摘的新茶参加某茶叶评展，一位江南的茶专家喝过他的茶后，当即说好，说喝出了“八十年代”的感觉——这位专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到过江西遂川，喝到当地的狗牯脑茶，清气入腑，印象极深，后来再未喝到。这次相隔多年喝到，他十分惊喜，向老梁预订了七斤，让他每年春分后寄来。

老梁依嘱每年寄茶，有一年天气原因，春分时他老家的山遭遇霜冻，冻伤了茶树新芽。春分已过，专家等着与朋友煮水试新茶，催他寄。老梁怕专家等急，也没向他解释，把当时承包基地的新茶寄了去。专家收到，喝后与他联系，说，茶依旧不错，只是不如之前，这次茶叶的海拔，可能比之前的茶要低个两三百米吧？

专家用的是温和的询问口气，但话中的了然让老梁听后大惊且羞愧，基地正是海拔六百米，比他老家的山要矮个三百米。他和专家说了实情，此后把这事当作生意不可“忽悠”的教训，时常讲给来喝茶的人听。

对大半辈子浸染于茶的专家来说，每一片茶都是海拔、雨水和阳光融会的样本，一口品去，他立时分辨出茶的身份。为什么不直接说破，而用问询口气呢？是对产茶人的体恤吧。直到现在，他仍然每年购买老梁的新茶。

去老梁的茶园看，时值冬令，茶园清静，正处于养护期——老梁说，除了春分至谷雨，其他三季都在除草、施肥，等待来年春分的采茶季。用整整三季准备和迎候的春天，对茶场负责人老梁来说，是茶叶的黄金期。

登上最高处的山顶，有一座小亭，亭边原本有棵桃树，不知何故夭折了。老梁和见过这株桃树的人都惋惜，老梁说，还是要补种一棵的。

“唯青山不老，如见故人”，鸟从更高的云朵下飞过，阳光暖热。我站在亭边想那株夭折的桃树是何样，高矮胖瘦。将有一株新的桃树填进那个位置，仍在亭边，守望茶园。虽已不是先前那一株，又有什么关系呢？

众人还在说茶。老梁说，这茶好不好，与地势、气候、土壤都有关。像汤湖这样雨水多、丘陵多的地方想不出好茶都难。就说那狗牯脑山吧，海拔高，山林密，雾气缭绕，正是为好茶的生长准备的。此外还有工艺的讲究。比如采茶，品质最好的茶不能在雨天、有露水的早晨、日头大的中午采摘，才能保证叶芽不湿不燥，形态完好。

春分至清明，气温微寒，虫害尚少，此时的新芽口味甘醇，是茶中上品。老梁怀着表扬自家孩子的骄傲说，清明前后的狗牯脑，碧芽泡出的茶那个香啊！采茶季，有不少采茶工来到汤湖，他们比布谷鸟更关心春天的到来。

一位熟练的采茶工一天最多可采七斤鲜叶，四五斤鲜叶出一斤干茶。春茶一般采到5月，越是入夏深，茶叶品质越趋不佳。只做春茶的老梁不采秋冬茶，因叶芽变粗，茶味已老。不过因其价格便宜，也有不少人采，作为口粮茶亦可。我父亲就爱喝粗些的茶，因其味酽耐泡。

自古以来，太多文人爱茶，喝茶，写茶。文人以茶会友，叙物，代酒，寄情。茶，还近乎是中国文人的人格理想化身。在文人看来，茶有淑女之态，君子之气，茶中还包含自然万象——把“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

许多人的一天是从茶开始的，比如汪曾祺先生，起床第一件事是：做水，沏茶。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茶是闲情的化身，一点苦涩，几缕回甘，正是“断不可少”的人生片刻。

我是从何时开始喝茶的？记不清了，“喜欢的时候自然就喜欢了”。每天也是从泡茶始，不拘什么茶，冬天保温杯，夏天大陶杯，茶水满盈，一日方始。有胃病后，不大敢喝绿茶，改作性温的红茶或普洱，但仍怀念绿茶的清醇之气。这次在汤湖，一日饮茶三四回，那股清气让人不忍释杯。好茶的香气不浮于表面，而是融进茶汤里，先有微涩，再是回甘——难怪唐人说喝茶，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惯喝茶的人是有瘾的。从祖父到父亲，都是一生喝茶。我祖父在江浙兰溪小城，一生基本在酒肆茶馆度过。有次无意中看资料，《兰溪市志》载：民国十七年（1928），兰溪城区有茶馆一百一十六家，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时，兰溪有茶馆一百九十五家。茶客每天要喝三次茶，早、午、夜三个时段。老茶客风雨无阻，天蒙蒙亮已赶到各自常去的茶馆坐定，沏杯茶，或配大饼油条过早。这段资料里顿时浮现出祖父大早披衣出门的身影。他也有相熟的小茶馆，茶水沏上，喝到日头升起，去行点水产小生意，夜了再去茶馆，披夜色而归。7DDD0BA8-AB35-4068-B7E6-4853AFAC75F0

小茶馆的茶，和他在家喝的一样，都是最普通的粗茶，谈不上品级，唯耐泡。他坐在乌沉的八仙桌旁画马给我看，深目高鼻，瘦长的手指蘸着茶水。这是我对他最深的印象。

祖父去世多年。他当然没听过“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些句子，但他一生就是伴着粗茶老酒这般过的。

遂川一友说起，他父亲采了一辈子茶，却从不喝品级好的，只喝粗茶，譬如夏秋采摘的茶叶。茶叶喜湿，喜阴，夏季高温会使茶树叶大而薄，梗长而细，味涩难化，远不如春茶鲜爽清甘。但对他父亲来说，粗茶好喝，因其可畅饮，不用小心翼翼，惦记价钱——他和妹妹当年读书费用，多出自父母辛苦采摘的品级好茶。

每逢采茶季，天剛泛点鱼肚白，父母就要背起茶篓，爬上高山去采茶。品质最好的茶通常在海拔八百至一千米。“清明茶叶是个宝，立夏过后茶粗老，谷雨茶叶刚刚好”，采茶人争分夺秒，为争取更多时间采到新茶，带着干粮当午餐。即使是熟练的采茶工，采茶也绝不是件轻松活。采摘需要眼手高度配合，要使芽叶完整，指甲不能碰到嫩芽，采下后在手中不可紧捏，放入茶篓中不可压着，以免芽叶破碎。鲜叶采回后还要进行挑选，剔除杂叶，这叫作“拣青”。

初春尚有春寒，高山上尤其冷，要裹着棉衣采茶;谷雨过后，茶林有时升温到三十多摄氏度，仍要挥汗采摘。那时，他父亲总要带上一只大水壶，里面灌满浓酽的茶水。

碰上雨天，不能外出采摘，母亲用新茶炒几个鸡蛋，用茶水焖一锅清香的饭，蒸一盘春节留的腊肉，下垫当地的“笼藏米果”，去咸吸油。这顿饭，算给孩子的加餐和对自身辛劳的一点犒赏，成为一家人记忆中最满足的物事。

高三那年，他考上外地一所学校。暑假，父亲领他去山里采了十来斤野茶。阳光直射的地方叶子较老，父亲采的是与乔木一起生成的茶树，阳光被遮挡，茶叶相对嫩些。要找乔木共生的茶树，要一直往山里走，父亲在前面用镰刀开路，他看见五十出头的父亲头发已灰白，旧衫被汗水濡湿。野茶采回，母亲在铁锅内炒焙干，一室茶香，四至五斤的茶青可制成一斤干茶，十来斤野茶焙干后大约成二斤多茶叶，冷却后入袋扎紧，是给他带去学校喝的。解困提神，父亲说。他执意只肯带一半，留下的给父亲。开学后，他打开行李，发现茶叶分作两袋，仍旧塞在衣物内。

“你现在应当多孝敬你父亲好茶。”我说。

“我父亲去年走了。”朋友说。

杯中的茶，此时不仅仅意味清雅，更有了其他厚重意味，与劳作、汗水以及命运相连的意味。老舍先生说，烟酒虽好，却是男性的，粗莽，热烈，却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茶是女性的。

其实，茶也是男性的，在它的温柔雅洁中同样含有粗莽、热烈，含有风霜的涩和汗水的咸。

午后，去依山而建的另处茶园，沿斜坡面开设的梯状茶林，远望如一幅秀美图画：一行行梯田状的青翠，依山环雾，如民间传说中神仙驾云出没的地方。

但梯阶开垦并不易。开垦前要将荒地内的灌木、荆棘、杂草、乱石等障碍物清除，柴草晒干后烧成火土灰供作肥料。清理好土地后，沿山体斜坡自下而上分段进行。据山势走向先开出沟来，在高处沿山势横向凿出平行于地平面的阶行，阶梯面一般宽约六十厘米，阶高七十到一百二十厘米。修整好阶行后，在每一阶面上植茶，远处看去，茶行呈阶梯状蜿蜒在山坡，不仅自成一景，也更有利于耕作，防止水土流失。

我问叶小青，写过与茶有关的诗吗？他说没有。

茶校毕业，又在此地生活多年，竟没有写过与茶有关的诗，有点奇怪，但再想，不写，才好像是他。这位内向瘦小的诗人，在汤湖镇的镇政府工作，妻儿在遂川县，他每周回一次家。多年来，笔名“五里路”的他一直在乡村生活，在寂静的山梁与盆地间写诗：

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安静下来 / 四周青山的绵延与水田的有限树立了 / 很好的榜样。它们 / 总是不卑不亢地一年又一年，用自身的存在 / 回答了人世的问题。在这里 / 听一听鸡鸣就知道几点钟 / 他们把时间还给了时间，把 / 生活还给了平淡、卑下、琐碎、重复 / 这何尝不是生活的真谛

茶林前方涌起玉带般的雾气，眺望升起的雾，对茶突然有了别样的理解。曾经，茶是一缕意念，一个符号，一种被茶叶作用过的风雅的液体，因品级而价格悬殊——这些，都只是茶的一部分。

如同在此地，在茶的背后，还有汤湖河、群山、降雪与烈日、旷野的灯火，有每座山的脾性，埋头写诗的人，有家常四季与劳作。

“1斤绿茶=500克×112颗/克=56000颗芽头。一泡3克茶，需要一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这是关于茶的数学。

这些数字在种种工序后变作案前的一杯茶。

茶使一杯水有了曲折，有了层次，生活原本平淡，由茶制造出些许不平淡。杯茶在手，就是人们说的“小确幸”之类吧。它在时间里添了点使之慢下、得以安抚的物质。

“一壶得真趣”，人们喜欢赋予茶以高山流水的诗意，甚或高蹈的禅机。它总是与精舍云林、幽人名士联系在一起，但对另一些人，比如我的祖父、朋友的父亲来说，茶这种古老的双子叶植物提供的是解乏止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茶不仅入得雅室，也广布田闾，饮者从中获得同样的满足。

这正是茶的浩大之处。它不仅是水样的轻盈与清澈，还有着泥土的宽厚与温柔。

责任编辑：沙爽

江北气质

现在正是江水上涨的时候，要知道若干年前，在这样不安的日子里（担心江水不断上涨、汹涌导致溃堤），我总是要随着老城的居民们在傍晚到江边去看一看江水，看一看它已经淹没了哪些地方。而现在，江水上涨的日子似乎已经被人们淡忘，毕竟，在这条大江的上游，一座巨大发电水坝的建立和阻拦纾解了一个又一个不断到达的洪峰，人们似乎已不再如以往那样担心害怕江水漫过江堤、淹没城市了。我怀念江水上涨的日子，因为那些日子总是带着一种浓浓的水腥味，当这水腥味飘忽在城市的上空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就知道：江水上涨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在我看来，江水上涨所带来的紧张气氛有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我们这座古城的居民一旦进入这些日子就仿佛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一个共同的心愿，大家需要通过这种由江水不断持续上涨带来的紧张气氛在庸常且单调的生活里获得一次提神，家园的意识自然浓厚了起来。人们每天急切地通过广播、电视了解关注水位的变化，水线的刻度清晰地印刻在老城居民们的记忆里。而现在，曾经在这样的日子里弥漫古城上空的水腥味慢慢消失了。或许，我是一个嗅觉异常敏感的人，一切似乎都要通过嗅觉来辨识和记忆。7DDD0BA8-AB35-4068-B7E6-4853AFAC75F0

我居住在江北，这意味着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一条大江联系在一起，发生一些纠葛。从地理位置上讲，我所居住的这座小城位于皖西南地区，在长江北岸，“江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名词，也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坐标，它究竟给我的精神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影响，我至今还无法说出，甚至包括对于这条大江的认识，我认为也还在深入和继续中。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我需要这条大江的安慰，但在更多的时候我把它淡忘，而在淡忘时它往往又忽然显出，打乱我的生活节奏，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背景。从某种角度看，我们都是从江边回来的人，我们都曾经在江边安静地伫立或蹲下来沉思过，然后带着对江边事物的印象和记忆返回日常生活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江边眺望之后，我变得不一样了，但究竟有哪些不一样，我同样说不清楚。

对于滨江小城的居民来说，江边是一个边界，也是一个情感的庇护所。（不是吗？恋人们总是喜欢结伴来到江边。）如果说，在我看似柔弱的性格中隐藏着一丝粗犷，那也是“江边”给予我、浸染我的。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到江边的防洪墙上（防洪墙是修建了台阶的），在上面走走。（防洪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坚实宽阔的墙。）这条路说是孤绝，却也经常给我带来希望和慰藉，我在这条路上遇见的人，无论是少年还是老者，也无论是衣着光鲜的人士还是不修边幅的城市流浪汉，他们都是安静的，都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这是有一条大江在旁陪伴的缘故吗？辽阔的江面，独此一条离开地面的防洪墙上的道路在和它平行，在其上高高地走着，究竟是和地面道路上的行走不同的，我怀念年轻时一个人在江边防洪墙上度过的静谧时光。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居住在江北，这也让我认真关心起这里的植物气息、民风民俗和地貌特征来。在某些日常生活的瞬间，我因为“江北”的氛围感觉到身边司空见惯的事物变得不可思议起来，也因俯视自己的生存境况而重新振作。有时，我“俯视”着行走在江北起伏的丘陵或蜿蜒街巷里的那个“我”，他——那个熟悉的“我”倏然变得遥远和陌生起来。

我在“江北”的氛围里，也在“江北”的命运里。（我认为每个地理位置都有它的命运，没有谁能抹去故乡的精神底色。）我终究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江北气质”的人，无法更改自己的精神气质。

“双重生活”的必要性

写诗本来就是一件“突然”的事：突然被某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击中，想要说，想要写，通过诗歌将莫名的情绪表达出来。但这种情形发生在我身上还是太少了，有时即便灵感到来，但必须在生活中按捺住写作的冲动，我不可能站在街上突然掏出纸和笔（当然，现在条件好多了，可以使用智能手机），也不可能在和同事聊天时兀自停顿下来，埋头写作。这种即兴写作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去尝试，我知道，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写出诗歌的人。而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的的确确进入了一种诗意的时刻，但写作的冲动，都被我抑制住了。

一直以来，写作同我的工作以及日常生活是分开的，我不太容易进入写作状态，当然也和我的担忧有关，这种担忧是：一旦成为一个被写作紧紧包裹住全部生活的人，我必然会疯掉，就像凡高或者阿伦茨（一个跳楼自杀的荷兰诗人，一个“诗歌疯子”）那样。艺术创造和生活之间的界线过于清晰，似乎能够保证我成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可以在写作和生活之间游刃有余的人，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我日益陷入不能将生命的全部投入写作的痛苦。我过着如卡夫卡所说的那种“双重生活”，人是分裂的。当我全身心地沉浸在夜晚，经历了一次痛快的写作之旅后，第二天早晨就必须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命令自己成为一个单位人，毫不犹豫地走出门上班去。这种从写作状态到上班状态的转换必须要瞬间完成，直接地将自己压缩，对自己毫不留情。

我没有底气像卡夫卡那样斩钉截铁地说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写作，我也许只是一个打散工的写作者，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写着一些少得可怜的东西（它们目前看来都是一些短诗和札记体散文）。可是，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像卡夫卡那样在一种预感中自豪地说：我已经达到了人类写作的极限！相对于卡夫卡、凡高和海子那种急剧“燃烧”的艺术生命，我的写作似乎微不足道，就像一个在风中执意点燃一只打火机的人，只是偶尔能在冷飕飕的灌满风声的街口幸运地将火苗燃起那么一两次，绝大多数时候，我口袋里揣着这只吸收了我的体温的打火机，悄悄地在众人面前用手将它握了又握，捏了又捏，谁也不知道我的手在口袋里的动作，我的那只痛苦痉挛的手！

我相信，长久的写作一定会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缓慢地改變一个人，甚至包括他的相貌（气质自不必说了）。我极为欣赏策兰的相貌，我认为他是美的，我喜欢他明净而敞阔的额头，仿佛这是一个汇聚了所有诗意沉思的所在，茂盛的毛发在这里显然是多余的。我对比过高尔泰青年和晚年时期的相貌，我不太能接受他的青年相貌，而他的老年相貌呢，真是棒极了，稀疏且长的银色头发恣肆地披散开来，如果在风中，长发拂动不也是一种书写和灵魂的飘扬吗？

作为一个不得不属于居家过日子或者上班一族的人，同样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写作，我注定和周围的人有所不同。前几日，我跟随同事到皖河执行公务，一路上，我坐在车厢里紧盯着外面大片的稻田，我到这个面积足足有十一万亩的农场已是第二次。上次去时是在两年前的一个秋日，万亩的稻田正在收割，稻草的清香令人沉醉，我记得我似乎对同行者说过这样一句无人回应的话：这个地方足可以诞生凡高这样的艺术家。呵，我是天真的，我总是在替“我们的同类”考虑。

我不是一个和生活格格不入的人，为了和生活和平相处，我的性格从外表来看变得迟钝和木讷了，这也许是在保护自己。生活中能够影响我写作的因素太多太多了，我尽量做一个好人，老好人，只是为了能够每天拥有一个平静的夜晚深入写作的最深层去。我赞同里尔克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所做的判断：即便像凡高，即便他因为精神的崩溃住进疗养院里，当他拿起画笔、面对画布的时候，他是镇定的。高度的镇定，在创作时是必需的。在窘迫的生活和生存境遇里，一个写作者在夜晚通过他无声无息的写作将他白天里积存下来的凌乱心绪彻底清零。7DDD0BA8-AB35-4068-B7E6-4853AFAC75F0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办公室里的“骑桶者”

谈谈我的新办公室吧。除去节假日，我在白天里的大部分时光都要在这个长方体的空间里独自度过，坐在电脑屏幕前处理各种公务，偶尔也会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我没有在这个办公室里打上我个人的印记，四面的墙壁是空的，没有一幅字画，连一幅挂历都没有，两个高大的铁皮文件柜里摆放的无非是与职业相关的书籍和文件资料。它是一个和“文学”无关的地方，任谁也无法找到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此可能留下的痕迹——它们当然是精神层面上的。未来任何一个接替我的职位到此办公的人，都可以直接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他将嗅不出我的任何气息。严格的自我约束或者出于写作的习惯，使我在办公室里未曾写下一首诗、一个文学性的句子或片段。这和我精神上的某种洁癖有关吗？然而没有任何写作的法则宣判：诗不应该产生于办公室。

从它周围的环境来看，这个临街的五楼办公室似乎是被一些客观的“诗意”包围着的。在街对面的围墙里面，就是这个滨江城市古老的公园——菱湖公园。它里面林木茂密，是一种阻挡和遮蔽——伫立在窗前，我看不见一个游人，仅有一个小型的摩天轮每日缓慢地旋转。摩天轮的生意实在太清淡，如果有一两个人被它带到高处，就可以和我远远地隔空相望，但绝大多数时候，它是在空转，非常盲目地空转，对应着我的茫然。对此情景，我早已看得有些麻木了。在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愿意向更远的东南方向眺望，我便能清晰地看见大约距此五公里远的安庆长江大桥，桥面上一辆又一辆车子在无声地行驶。可是，所有这些景象至今未能在我心中激起诗意的畅想。我的写作灵感在办公室里似乎是萎缩的状态。

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找不到和我心灵相对应的东西，能够激发我对生命思考的事物在此多么贫瘠！每日陪伴我的植物，是一盆由单位租赁来的高大凤尾竹，被固定摆放在墙角的一个位置，单调而刻板，它仅仅是办公室里的一个点缀和装饰。我无须对它过多照料和关心，只隔三岔五地浇点杯子里喝剩的茶水而已，当然，它也对我无甚热情。我只要保证它不死，它每日就会站立在墙角里，和室内的其他物品构成一种严肃的办公氛围。办公室里的植物无形中也被职责化，是植物里面活得最无生趣的一种。

我搬到这个办公室已有三年了，三年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只会飞的小虫子，它是一只被夹在两扇玻璃推拉窗之间的虎头蜂。我不知道它是怎样误入这种绝境的，就像一个活着的标本一样拼命挣扎在两层玻璃之间。我近距离地凝视了它很久，这天造的美物（当然它也是非常强壮的），头一回在这里给我带来了某种兴奋。我热衷于观察虫子的处境，由此思考我自己，这是我的一种习惯，抑或一种怪癖？我无法救出它，除非我敲碎窗玻璃。它早已干瘪的身躯至今还被夹在窗玻璃里。每个人都有和一只虫子相互对视的微妙瞬间，在无数的虫子中间发现了“这一只”，并和它一道成为一种难以熄灭的情景。

我也有我的未竟之旅，它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仅仅是深藏在我內心的一种渴望和向往。对于这个也许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到达的地方，我让自己始终处在对它的憧憬中，让它慢慢地向我渗出一种蜜意。说是旅行，其实我是想去看一看一个人的房子，卡夫卡在布拉格炼金术士街上曾经短暂租住的一座僻静的小房子，在1917年的冬天里，它孤独的青年房客在这里写下了他著名的短篇小说《骑桶者》。关于这座简陋的小房子，马克思·布罗德在他的《卡夫卡传》中介绍过：“这座房子除了一个小小的厨房和阁楼外，只有一个房间。”虽仅有简短几句，却足够引起我的联想。但说到底，如果没有人的居住，没有逝者留下的气息，再奇特的建筑也不会引发人们的追忆和缅怀。

当我在劳累的工作间歇里，走到办公室的窗前眺望雾蒙蒙的远方时，谁能想到此刻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一切遐想之物呢？

其实不仅是我，在每个枯燥乏味的办公室里，都有可能坐着一个等待时机飞腾而起的“骑桶者”，他们各自孤独地骑桶飞行，相互不会遇见。

责任编辑：田静7DDD0BA8-AB35-4068-B7E6-4853AFAC75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