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

管朝涛

“记牢！红酒曲放在柜子，冬至酿酒时候用，别烂了;那几十斤黄豆，挑出坏的后磨成豆腐待客;修理祠堂有三十元锁钱首事没给我结账，记得要回;朝潘老婆是越南娶来的，这么远来到我们家，风俗不同有时候没对应上你们也不要责怪，有机会请亲家来中国看看;我那杀猪的尖头刀，在石头上砍出豁口后丢到深水潭里，否则阎王不收我;给我做道场要请寿宁菜坑村的先生，他唱得好;打钹、竹板的人不要叫阿勝，他会带乱先生唱经的节奏……”

已经七天未进食的大伯躺在床上，一字一顿，安排着每一个事项，这也是他作为长者，最后一次吩咐我们。

大伯出生于1935年。那时，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战火尚未烧到中国东南，深山中仍有短暂的宁静。我的祖父曾经顺水路放排到温州做生意，在外经商多年后，知道了学识的重要性，回来后觉得让长子读书会有更好的出路，于是安排他去离家二十里的竹坪学堂就读。

这所位于庆元东部的山村学堂始建于1904年，后改为县立高初两等小学堂，胡敦楷、胡友陶相继任职校长。后来的继任者胡睦民还从千里之外的萧山湘湖师范请来朱桂沛、张兆和等九名教师，开设国语、算术、地理、英语等课程。乱世中，宁静的浙南深山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求知潮。十里八乡，甚至毗邻的福建人，都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几十年间，这里出了好多读书人，尤其是胡睦修、胡睦臣两位：前者处州中学毕业后考上上海大学，后经于右任推荐去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战期间从浙江一路开到湖南打日本人，长衡会战后擢升少将;胡睦臣法政大学毕业后，在福州创建《南方日报》，同时还成立了“闽浙赣香菇联合公会”，帮助在外地做蕈（香菇）遇到困难的乡亲。族里敬富、朝强的父亲，也一同将孩子送往竹坪学堂，期望能够步先知者后尘，光宗耀祖。我祖父给学堂缴了一摞从温州赚回的光洋，也希望他的长子能够读些书，在乱世中多条出路。

但大伯与山野为伴已经十年，他无法适应在书桌前一坐一天、拿笔写字不正就挨先生板子的待遇。读了不到十天书，他竟然趁着夜色踏着山路跑了回来。祖父一怒之下便用绳子将他绑了个结实，吊在二楼大梁上悬空，用竹尾梢抽打。惨叫声不时传到祖母耳朵里，她于心不忍，于是上去问：“儿啊，你就去念书吧，不然你爹会把你打死的！”我大伯回声也硬：“别说打了，就是刀架脖子上，我也不去读书。”祖父没辙，只好扔下竹尾梢下楼吃闷酒。祖母见状，上楼解开绳子放下了大伯。谁知他冲下楼，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田里打了个滚，任凭那黝黑的泥油渗着细细的伤口而不觉疼痛。祖父见状，只是说：“难道真是个种田的命？”

转眼抗日战争胜利，但乱局并未缓解，每天都有着不同口音的军队，从门前的浙闽古道中交替而过。军队退去的间隙，山匪和盘踞于寿宁的“南路贼”在山间互斗争地盘，然后下山抢劫。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南路贼”，与明末的倭寇颇有渊源，自古以来便是凶残成性，连三百多年前冯梦龙自浙西南进闽东北赴任，也遭其绑架，差点遇害。双方斗争后，常有五花大绑的俘虏，被押送到两省交界的洞宫仙岩山下砍头。两伙人今天你偷袭他，明天对方又报仇杀回去，而且处决对方都是选在同一个地域示威。前些年有人去寻蘑菇，拨开枯叶，还能看到一堆一堆发绿的骨头。

时局持续动荡，浙闽山间匪患越发猖狂。大伯的伙伴敬富、朝强也不得不弃学回家。回来后告知，那已经衔至中将的胡睦修不打内战后也辞官回乡。学校得信后曾停课一天拔尽路边的杂草，敲锣打鼓迎接胡将军回家。祖父闻讯后，再没有强求大伯去学堂，任由他伺候那大水牛，日日与那泥田山野做伴。

战争持续多年后终于结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体耕作后，开始“食堂化”。祖父是生意人，不会干农活，缴了钱后穿着他的青衣长衫，与两位兄弟出门营生去了。可这在那个时段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粮票用完之后，大爷爷病逝于福建菇山中。我的祖父则在福州火车站的大榕树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年二十三岁的大伯跋山涉水前往福建，将祖父遗骸带回了浙江，并承担起长兄的责任，抚养弟弟妹妹成长。

大伯也常常琢磨一些事，比如制红酒曲。记得小时候四月，和风吹来，大地复苏之时，他便蒸熟几百斤糯米，倒在二楼的篾垫上散热。米堆尚有余温的时候，他用工具在其上扒开一个小坑，撒上一调羹如同印泥油一般的曲母。顷刻间，红色酵菌便像无数只火蚁一般从洞穴中爬出;不一会儿，又像粉色的细泉水溢满后缓慢涌出，流向下方洁白的米粒。约一个小时后，大伯拉起篾垫对角，来回震荡搅拌糯米后再摊平。不到半天，原先白花花的糯米粒，在酵母的浸润中，变得像一床红色的毛毯。等到下午，发酵中的米粒散发出一股酒香味的时候，再用油布盖上保温、防虫。接下来持续发酵半个月，直到酵菌完全分解完糯米中的糖分，原先实沉的米粒也变成虚浮红褐色的酒曲，再用箩筐收好保存至阴暗的地方，等待冬至用来酿酒。

这项手艺，他十八岁时就学会了。

八十多岁的老生产队长，也是堂兄的武哥，一边给大伯扎着幡旗，一边告诉我们，有一年春耕结束后，水牛在梯田间滑落，摔断骨头了之后无法起身，需要立即解决，但众人围着瞪着大眼哞哞直叫的老水牛，谁也不敢动手。只见大伯从人群中走出，直接拎了尖刀别在身后，大步上前脱下衣服蒙住牛头，然后趁其不备，用铁锤击中头部将它砸晕，而后放血、剥皮、破膛、剔骨……不过半晌，一头牛被完美分解，动作淋漓酣畅，如庖丁再世。自此，他无师带路而自成屠业，一做就是一辈子，共有上千只猪、牛、羊魂落其刀。当然，在困苦年代营生，工钱不论，儿女们饭桌上边角肉、下水总算是不缺了，比起一年才吃一次猪肉的平常人家，自是幸福了很多。

制曲、屠业只是兼差，种田才是根本，大伯插秧也是一把好手。当年，插种梯田土质最好、面积达三亩的“兰儿坵”，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生产任务。人们无法估算分派有限的秧苗是否够插种，也忌惮在大田中，绵长的秧道变歪容易败坏了种田手艺名声。插秧季开始之后，此地始终无人接手，队长吆喝了几天也无用。大伯见无人应答，便挺身站了出来，挑起秧苗蹚水入田，接连三天，他孤单的身影在田间移动，用手中的绿苗点缀如镜的水面。完工后生产队长前去验收时，只见那秧苗两道之间平行如直线，整片田如同用长尺画出绿黑相间的方正格子。远处的山腰梯田上，众人起身为他一齐喝彩，他仰起头笑笑，挑起秧桶头也不回往家里走，据他说，回去后昏睡了整整一天。

这件事也让他在任何时候都有了谈资——“我曾经一个人办了‘兰儿坵’三亩地！”如今，“兰儿坵”与那些优质的梯田群因与村庄距离较远，已经抛荒多年，湮没在了杂草与灌木中。不知开垦田地的先祖如若知晓，是否会惊叹于时代变迁竟剧烈如此？

今年春天，我曾与父亲在公路边种了两亩水稻。我借用邻居家的水牛翻地，清明前播种、端午插秧。当季时，我驱车两百公里，把孩子从城里接到深山里体验劳作。我想，或许他们成年后，只能见到轰鸣的拖拉机吐着黑烟，在黑土上来回碾压了。

彼时，大伯已经病体沉重不能下水。他拄着拐杖，站在田边的公路上喋喋不休，指挥我怎么用“横带法”“直带法”分别去面对不同的田形。他时常提醒地喊道：“哎——那个弄歪了——浮根了——不凑行了……”眼里净是昔日的荣光。

做屠业的人，刀尖带风快起快落，干脆豪爽。无论对人对事，他总是直肠子一副，说话不留半字余地。这也让他有了第三个职业——村护林员。那时，树木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不仅要防备邻省人的盗伐、温州商人的偷运，哪怕是村人家中有用，小砍一支，只要逮着了，也是不留情地重罚。早时，村中竹笋轮到大年的时候，大伯便拎着铜锣沿着青石小路边敲边喊：“伐竹一支罚款五块，挖笋一支罚三元，初六开禁，大家管住嘴，后天再尝鲜。”咣咣，咣咣，咣咣……道场中，铜锣在耳边敲起，也响在往日的岁月里。

“太狠了，就砍了一支小杉木搭修棚子，登炳公就罚了我五元钱！”“你那还好，我连瓦片下的一根新椽条都让他扒拉出来罚呢！”许多人因此记挂他，至今念念不忘。盖棺后，人们一边在道场帮忙，一边互相说着便笑了起来。“哎呀，登炳公是好人，刀子嘴，豆腐心。那个时代就是那样，没办法，如今日子好了，山上树都没人要了！”众人听罢大笑，有人笑得满脸是泪。

夜间，我为大伯守灵。十点整，我敲了一声梆子后起身仰望天空，夜色氤氲，星光已隐退。十二点，入夜，黄风阵阵涤荡山野，丛林中沙沙响声传来。我继续想起一些未来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的离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