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印记

纪任才

新市南路88幢

新市南路88 幢是一幢老式居民楼。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好几年时间，我家就住在这里。

它坐落在城关老海关旁边，依山而建，进楼只能登台阶，车子是开不进去的。在城关，有大片居民楼建在山上，密密匝匝的，覆盖了整面山坡，颇有山城的格局与味道。

也许是建造时间早，我搬进来时，看到的已是一副破落的样子，地板是空心楼板，不够硬实，稍微一踩重了就会影响到楼下，卫生间里的天花板渗水。地基也不够扎实，面前一块平地有开裂的痕迹。那时，城关这一片正在进行旧城改造。楼里的人家寄希望于拆迁，可是它并不是临街的，与新市南路之间还隔着一幢楼，没有什么开发的价值，有人无望地搬走了，也有人认为位置好而搬了进来，有些人也许住习惯了，坚持住下来。这其中就有老李一家。

我家搬到老李家对门居住时，老李夫妇已退休多年。本来单位要给老李分配一套新房子，他却没要，一直住在这老房子，又是一楼，靠山、潮湿、光线不好。单位来人看望和慰问他，见他这种居住条件，心里也是过意不去，可是老李不愿意搬，家里人也奈何不了。

老李叫李桂欣，老伴庞艳儒，我们叫她阿婆。他们都是河北省保定市蠡县人，南下工作和生活几十年了，仍旧喜欢吃面食。我们下班迟了，刚要煮饭，他们就端一碗包子、饺子或馒头过来，有时还帮我们多煮一份饭菜，等于一回家就有饭吃。阿婆长得胖，一看就像北方的老大娘，慈祥和蔼。我儿子就是在这幢楼里出生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阿婆经常抱他，给他吃好吃的，待他如同自己的孙子。老李却是急性子。也许是他的耳力不好，跟他说话要说得大声一点，他跟别人也是大声说话。一急起来，说话有点结巴，看不惯的事情，便要骂人。

老李有两儿一女，女儿在香港，两个儿子也不跟他住在一起。他家安装了电话，用得多的却是我。但是老李不喜欢在夜间听到电话铃响。他习惯早睡早起，若在睡着后突然被吵醒，这一夜，他便失眠了。夜间打搅老李的，都是我的那些不知内情的亲人。老李接了电话，就不客气地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气头话，在过来叫我接上电话后，又在我面前很恼火地责怪了他们一遍。我觉得对不住老李，三番五次告诉亲人不要麻烦老李，但总有人老是没放在心上。每逢老家来电话，老李必急切唤我。面对穿着睡衣睡裤的老李，愧疚之情油然而生，我同老家人草草说了几句，便要挂上，站在一旁的老李大概看出我的不安，连忙对我说：“慢慢说，慢慢说。”我老家的亲人来了，必定被老李夫妇邀去小坐。

老李家不用煤气，仍在烧煤、烧柴。柴火间堆满了他从四处捡来的杂碎木片。每天我下班回来，不是见他在制作煤球或整理木片，就是见他在打扫卫生。有居民从楼上扔垃圾，也有的把垃圾袋放在一楼楼梯口，地面常可见到纸团、果皮、菜叶等杂物。老李看到这些，气上心头，总要开骂的，但他骂过了，就把垃圾扫了，好像户外的环境是他自己的，有一天不干净，他的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天到晚都闲不住，总要忙着忙那，夏天就穿个背心，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干部。

其实，老李的脾气跟他的伤病有关系。老李出生于1925 年。18 岁之前就参加了儿童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支援福建建设，1958 年，他从北京部队转业到福建，被安排到三明工作。他在部队时是有线电兵，一次爬电线杆拉线，遭遇敌机轰炸，从上面摔了下来，造成脑震荡，留下后遗症，天气一变化就难受，忍不住要发脾气。好在阿婆温和的性格，与他作了互补。我们从未看见阿婆对老李责怪过什么，也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

阿婆比老李小十岁，跟老李来到三明，在城关照相馆和被服厂、食堂工作过。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是在三明出生的。大儿子取名冀闽。冀是河北，闽是福建，一看就知晓这两者间的亲密关系。小儿子取名聚闽。出生的时候，河北老家亲人，包括老李的父亲、姐姐等人，都来到三明看望。一家人相聚在福建，也许是很难得的吧，就以聚闽起名，显然是为了纪念这样的相聚。老李自从来了三明，再也没有回过河北，却一直照顾着老家的亲人，每月工资拿到手，都要寄回去一部分，给父亲一点，给姐姐家一点，也给岳母家一点。他们自己一家的生活，全靠阿婆勤俭节约着过。每天，阿婆跟老李一样早起，去菜市场买菜，一个上午就在厨房里忙碌。吃饭的时候，儿子、媳妇和孙子都会过来一起吃。天气一热，阿婆经常拿一把扇子、搬一张凳子坐在外面乘凉。

2000 年，我家从城关搬离。周末的时候，有时回城关，主要是去看望老李和阿婆，也特地请他们来列东做客。老李没来，阿婆来了。我们新家在九楼，没电梯，阿婆走了几步就停下来休息，就来过这一次。老李和阿婆，就是我们在城关的亲戚。遗憾的是，老李于2011年去世，我们过了好久才知道，赶过去看望阿婆，妻子眼泪汪汪。2015 年阿婆去世，他们家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妻子知悉后，哭了好久。老李是离休干部，一生简朴，从未对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大儿子做过知青，当过工人。小儿子当过兵，在冷冻厂工作，下岗后在公交公司开了几年公交车，退休后在社区做义工，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我不知道，在城关这一片，住了多少像老李这样无私奉献的革命干部。

我跟冀闽、聚闽偶有电话联系。听聚闽讲，他父母的那套房，现在还空着。按父母的意愿，是留给在香港的姐姐的，让她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老李和阿婆走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新市南路88 幢楼。城关还有一些这样的老建筑，比如火车站、城关大桥、粮贸大厦、红旗影剧院、人民影剧院、少儿图书馆……是我们念起城关就能想起来的老印记。

直达车

乘坐直达车的多是一些在机关上班的人，多是家住城关而单位在列东的人。

直达车是一辆老车，规范的称呼是铰接车，而人们都习惯叫作通道车。它比一般的公交车长了一倍，可以看作是两辆一般车的连接。这种车，在当时的许多城市都很常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逐渐不见了。只有这辆作为直达车的，仍在运营，不过也仅仅作为直达车使用。这是三明最后一辆通道车了。看上去，它非常陈旧，油漆大片脱落，锈色可见，行动不能灵活也无法快速，好像一个年迈的老人。

每天，直达车在列东和城关之间来回四趟，在上班之前，准时把乘客从城关拉到单位，又在下班之后，及时把乘客从列东送回家。直达车只在城关的城门口、城关派出所和列东的市委、市政府、市邮政局等几处固定的地点停车，不设停靠牌，经常乘坐的人都会自觉地在此等候上车。直达车与乘客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若有发生意外的，那一般就是直达车路途之中碰到故障或堵车了。在既定的时间里不见直达车，乘客们便知趣地散了，纷纷改乘其它车子。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比较起来，直达车还是最可信赖的朋友。

直达车的驾驶员是男的，五十岁左右。或许是职业习惯，他很少说话。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也很少有乘客同他讲话。直达车上还跟着两个售票员，女的，一胖一瘦，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同样少言寡语的。乘坐直达车的，一般都持有月票，却很少出示。因为他们都是直达车相对固定的乘客，与司机和售票员见面多了，便熟了，彼此之间就有了信任感。必须出示月票的，大概有两种时候，一是月初或季初刚换新月票的时候，二是公交公司派人来查票的时候。后一种是突然袭击，有的乘客因疏忽忘带了，售票员也会帮助解释。如果查票的铁面无私，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依法缴了罚款。有了这样的教训，从此，月票一定是随身携带了。

列东与城关之间，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路旁有新盖的楼房，也有不少旧房子，红砖构造，木制窗门，两边斜的屋顶，使城市多了几分历史感。从直达车往窗外看，视野中始终都有行道树，一种叫红花紫荆的树，花期长，花朵繁多，一树的灿烂。花是娇贵的，往往脆弱。一经大风大雨，这种树便疯狂起舞，花叶飘零，枝干折断，甚至被连根拔起，叫人百般怜惜。

一下雨，直达车就无法阻挡雨水，那窗户上的玻璃早已掉了，空洞洞的。若是夏天，风满车厢地灌，倒也舒服。遇着雨天，雨就不客气地涌进来，窗下的座位只得腾空了，任雨痛快地淋着。雨中的街景是零乱的，公交站点、店门口、墙壁下都挤着躲雨的人，撑伞行走的人脚步匆匆的，骑单车的低着头一直往前冲，人们的心情都流露出焦急的神色。同样一条线路，有时还有雨天、晴天两重天的经历。这中间好像有一个分水点，一方倾盆大雨，另一方却不见雨迹或只是零星雨滴。这种时候差不多是在夏天的午后，常坐直达车的人更能领略到。因为省去了追赶其他公交车的急切和烦躁，就能安详地感受这个奇妙的境地。同样的，在下班时候，他们也看到了远方的夕阳，以及夕阳下剪影一般的厂房、烟囱和青山，静静地欣赏着如诗如画的风景。

乘坐直达车的，一般都是机关里的职员。这当中，不乏几近退休的人，可能坐了一辈子直达车，表情平静，很少议论，微笑地接受他人的招呼或让位。车上总有喜欢说话的人，有时会因一些偏激的观点而争论不休，有时也会为在单位的不公平待遇发点牢骚。他们说了就说了，其他的人不在意，也没兴趣，沉默的依然沉默，人人都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是，人们对于谁谁不再乘坐直达车却有隐约的感觉，便会不由自主地猜想，搬了？提拔有专车了？还是调往外地了？有的人甚至会问起来。对于新的乘客，人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多看一眼。见面的次数多了，也就熟视无睹了。

有直达车的日子，平静如水。没有直达车的日子，照样平淡无奇。若干年之后，城市的公交线路增多了，直达车就被撤去了，可人们还是情愿相信，是这辆铰接车老得不能再老，必须得退役了。这时，人们对直达车突然有了一种深深的依恋。人们开始挤乘其它的公交车。有时，也会碰上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过后，才猛然记起，原来是过去同乘直达车的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