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身离开的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回来了（创作谈）

凌岚

《有时》是《盲》的下篇。《盲》2019年底发表在《山花》上，写一对独居南京的老年夫妻老季和眼盲的老伴扬子，在老季中风后，搬进了老人公寓。《有时》继续这个故事，扬子独自生活在老人公寓里，结交了一批老人朋友。《有时》的主角是一群老人。老人族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人数巨大，却每每让人绕开目光的一个群落。崇拜速度和青春的潮流不独中国，全地球都如此。既没有速度也不拥有青春的老年生活成为一个低关注的孤岛。并且，随着年龄鄙视链里被鄙视的年龄越来越低，超过35岁被称作人到中年，超过45岁被称为老人，走进孤岛的人越来越多。我对老人故事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对他们熟悉，另一方面，我也想写大多数作者不写的小说题材。

南礼拜寺巷老人公寓的设置完全真实，我父亲去世以后老母亲一直就住在那里。《盲》和《有时》这两篇的人物纯属虚构，他们的原型集约了我在南京熟悉的众多父老乡亲，同学旧雨，一个充满了怀旧影子的世界，记忆中的南京。这些年我每年夏天都回到那里，像小说中的女儿虹冰，与南京保持着既现实又虚幻、在地又远离的关系。每隔几天我与老母亲通两三个电话，跟她所住的老人公寓保持同步——护理费用涨价，老老人去世，新老人入住，老人与儿女之间的财务纠纷也经常闹到老人公寓里来，甚至食堂饭菜中最常见的蛋饺和萝卜烧鸭子，经由老母亲在电话中的叙述，都让我身临其境，久而久之我成为老人公寓的隐形住户。比如我若傍晚从美国东岸给南京打电话，那时正是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或者七点（取决于是否是夏令时）。那个时间老人公寓的食堂即将开始早饭，老人们从自己的宿舍缓步出来，站在楼梯口等电梯。他们彼此微笑颔首，语速缓慢地招呼，用南京话评论天气。耳背让他们说话特别大声，生怕别人像自己一样听不清楚……这一切的光景在我的面前栩栩如生，习以为常。

老人院不被关注，但却逃不开社会上的纷争纠葛，金钱上的，亲情的。比如张老太用钱和自己的房子帮了儿子，却招致女儿怨恨。小说结尾那个天台上的人，到底是不是她？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经济萧条人心飘摇，因为生意失败产生的悲剧时有发生，“不是她”代表更大的普遍性。正是这些经济纷争，老人生活与社会现实接驳，琐屑平静的人生夕阳红因此起了波澜。扬子的丧夫之痛，在朋友的生死抉择前一扫苦情，这是自从老季去世后她内心第一次起了变化，这是扬子人生的向前一步。

《盲》中写到的扬子年轻时去海南插队当知青，这段前史也在《有时》中继续。因为篇幅限制，知青往事在小说中只有情景而没有深入描写。在2017年50周年之际，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这段独特的中国当代史，海内外曾有广大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一批回忆录。我是这批回忆录的热心读者。我母亲那一辈比知青一代年龄稍长，只有小姨到南京泗洪插队。知青以及没有下乡留在城市里的社会青年是中国上一辈的人生绕不开的集体记忆。他们经历了什么？1980年以前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一直让我兴奋的话题，是理解我出生之前的世界的切口。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起飞，过去的贫困和艰难不太为人提及。吃苦，委屈，含羞忍辱的往事，仿佛都是过时的老生常谈。知青回憶录证明集体记忆并未消失，就像河流转入地下，它流过沼泽湿地，它滋养植被和都市林荫道边的大树，汇入河流入海，在海上成云成雨，再次回到我们身边。我们是怎么来的和我们要到哪里去在根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于海外移民来说，“来路”是一个带着重量的词，Heritage，直译是文化继承。扬子和老季苦难的年轻时代就是虹冰的来路，也是我的来路。

“有时”这两个字来自于《圣经》“传道书”的第三章——生有时，死有时，聚有时，散有时……这一长段金句中，“跳舞有时”曾经是很流行的话。诗篇的全文远比“跳舞有时”这一句要沉重得多，写尽人生选择的无奈，残酷的必然。老人院里的这群人，从扬子开始，到院长徐总，搞政治学习的“万人迷”老董，躲债的张老太，护工大王、小刘、秋香，连只露了一小脸的老董之女小董，他们都在这个“有时”序列上占据了各自独特的一点。

每年回南京，有时在初夏，有时在秋天。我会跟老妈妈坐在老人公寓院子里几棵香樟树的树荫下，护工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忙忙碌碌，妈妈手里举着一把芭蕉扇，时不时在腿上拍一下，赶走嗡嗡飞着的蚊子，我们身上落满树的影子。街对面是石鼓路小学，传出广播体操的嘹亮欢快的音乐，或者是课间孩子在操场上嬉闹奔跑的声音。过不久其他的老人从楼里出来，加入我们，一起默默地坐下来。一墙之隔是车流滚滚的汉中路，更加热闹的莫愁路大街在墙的另一边。

我们会坐很久，彼此聊不出太多的话，无法拼凑出相隔千里的各自的生活，唯有在起身离开的一刻，我知道自己终于回来了。

责任编辑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