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张永平

一

贺兴满家的老屋子垮了，垮的时候是在后半夜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住在不远处的贺兴满听到了房子垮塌时的响声，虽然夹着风声雨声，但椽子的断裂和布瓦的倾泻组合成的声响还是传进了贺兴满的耳里，他惊跳起来，隔着窗口破烂的塑料布看过去，昔日耸在眼前的老屋不见了踪影，灰黑的轮廓也消失了，像被狂风暴雨吞噬了一般。就着闪电的光亮，他才看见了一堆瓦砾和几堵断墙。他的婆娘也披了衣服来到他身边，茫然地看着雨夜，说，垮了？

贺兴满在黑暗中睨一眼婆娘说，垮了，是老天爷要整老子。

这事是天亮了好一会儿才由贺兴满隔壁的贺学旺告诉给村主任贺小兵的。贺小兵要他的婆娘煮了面条端来和我一块吃早饭，正吃着，他的电话响了。贺学旺在电话里说，主任啊，旁边的老屋子垮了。贺小兵停了咀嚼，忙问，没压着人吧？贺学旺说，没呢，两口子还活蹦乱跳的。贺小兵说，没压人就好，我知道了。他挂了电话，又搅一筷子面条塞进了嘴里，边嚼边说，垮了好，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我不明其详，便问，什么垮了？他说，你知道的，贺兴满家的老屋，昨天夜里垮了，自然灾害，也免了我再去做工作，省心。

我被派来杏花村搞精准扶贫没几天，去村子里搞调研熟悉情况，就看见了那幢老屋耸在那里，屋顶是乌黑的布瓦，瓦沟里长着茂盛的瓦松，土夯墙上的白石灰已变成了土黄色，有的还大块大块地脱落了，只是用红染料写的“苏维埃万岁！”“送儿当红军，消灭白狗子”等标语还依稀可见，整幢房屋破败不堪，让人一看就有点历史的沧桑感。那时候是春天，房前屋后、沟边坡上到处是盛开的杏花，一簇簇白如雪花，而这幢老屋就像站在树下极力向远处张望的老人，腰躬背驼，满脸沟壑，呈现出不堪重负，稍经风吹就会倒下的样子，与这春意盎然的景色格格不入。我问贺小兵，主任，这破房子耸那儿好看啦？贺小兵一脸的无奈，说国家的扶贫政策，拆旧房换新房，可兴满叔就是不拆。那为啥？我问。他说，一根筋横了，兴满叔说那是文物，是祖屋，留着有念想。

那以后我见过贺兴满，看上去七十多岁的样子，岁月的痕迹在他的身上随处可见，一张老脸更是饱经风霜，布满皱纹，像老屋墙上裂开的一条条缝，实际上一打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出生的，属牛。我试着想帮村里做做工作，就说，兴满叔啊，村子里想发展乡村游，你那老房子是不是有碍观瞻啦？没想到他顿时来了精神，拖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上，说，张干部，我倒要和你说道说道，这老屋是破了一点，可那是红军住过的屋，当年红二十五军独立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间屋子里，村里搞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我都赞成，把老房子都拆了，人家游客来了吃什么，看什么？还旅游什么呀。

我出于在县档案局工作的职业敏感，对贺兴满说的话有一点认同，说，你说得有道理，向村里反映吧，红军的遗址弥足珍贵啊。

怎么没反映？我说过多次了。贺兴满点了支烟，猛抽一口说。村里说在这革命老区，红军的遗址到处都是，拆这一间屋不影响红色旅游。张干部，我知道，听老人们说过，咱们鄂豫皖根据地闹得很红火，在七里坪镇有一条红军街，政府出钱修缮了，如今有很多人在那里参观，可这分散零星的地方也是革命遺迹啊，怎么就不能修一修，保留下来呢？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正在猜想村里不愿出钱修缮而要他拆除的理由，隔壁的贺学旺踱着步子过来了，说，兴满兄弟你别说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小九九，这些年太了解你不过了。你一蹲茅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是稀的是干的，我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

贺兴满站起来，几步就窜到了贺学旺面前，说，你晓得个啥呀，小地主崽子，你没发言权。

贺学旺也不气恼，用一种调侃的口味说，不是我爷爷这个地主开明，你还住不上这屋呢。

贺学旺比贺兴满小几岁，但小时候两人在同一座老院子里玩，一同长大。到他懂事的时候，他听爷爷曾念叨说兴满家的屋子原来是他家的，是闹苏维埃时爷爷主动分给家里的长工兴满爷爷的。一次两人吵架了，学旺赶兴满走，说凭啥住他家的屋，兴满告诉了爹，爹反映给生产队，生产队就将学旺的爷爷弄去批斗，说他想找贫下中农翻案。此后，兴满与学旺交恶，互不搭理了，直到长大，兴满参军走了，学旺留在生产队里。兴满听学旺这样说，又想起当年赶他走的事，说你个地主崽子又想翻案啦。

贺学旺一笑说，时代变了，一切讲事实了，你敢说那老屋子不是我家的？

贺兴满一时语塞，涨红着脸说，政府做主分了，就是我家的，谅你也拿不出那老屋子是你家的证据来。

贺学旺说，算啦，今儿个不是跟你争这些，政府给老区扶贫，拆老屋子换新屋子，我们都拆了，你怎么就硬横着不拆呢？

贺兴满说，我就是不拆，那是红军闹革命的屋子，留着就是为了纪念革命。

贺学旺恼了，说，你搞清楚点，我的爷爷是开明绅士，支援红军出过大力，政府已经定论了，你再诬蔑，我跟你没完。

眼见两位老人说的话已冒出了火药味儿，我忙从中拦住了。从两位老人的争吵中，我知晓了一点老屋子的往事，依稀感觉到那老屋子的历史价值。县委县政府正在全县普查、修缮红军遗址，收集、整理革命事迹，建立完整的红军档案，围绕这座老屋子可以还原一点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真实过往，充实红军的历史档案。于是我回局向局长杨静作了汇报，杨局长对此很感兴趣，指示我在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尽快了解历史的真相，如果属实，可申请拨付资金对老屋子进行翻修，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纳入全县红色旅游景点，供后人参观。

二

我将杨局长的话带给了贺小兵。贺小兵正在田间与几个村民商谈引进杏树新品种，扩大种植面积的事，这也是我们扶贫工作队进村后主抓的一个项目，我们请农艺专家反复论证，并拿出了规划图，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原以为贺小兵听到杨局长的话后会兴奋一阵子，不承想他显得有点不冷不热，揭下头上的草帽扇着风儿说，这事好是好，可在这大别山里，跟革命沾上边的地方多的是，政府哪有那么多钱修啊。我说，钱的事你不用管，关键是兴满叔的老屋子不拆为好。贺小兵说，他不拆，影响村里的整体扶贫进度，国家给了钱就是要老区人民告别破屋子住上新房子，几年了，他那老屋耸在那里老让我出丑，镇领导来一次批我一次。我也是有脸的人啦。

我也十分理解村主任这一级干部的难处，上面一个政策下来都是要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各个村子都比着干，唯恐落人后了，何况国家拨付专款改善老区人民的居住条件，这是扶贫的重要举措，是政治任务。杏花村因为贺兴满一家老屋子不拆，新房子无钱粉刷装修，至今还用塑料布遮着窗口，成为全镇拖后腿的典型。镇领导给贺小兵下了死命令，年内要将贺兴满家的事处理好，否则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他履职不力的责任，这让贺小兵如有一根鱼刺卡在喉管里难受，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

我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尽快调查，了解这间老屋子的革命历史，如果真与红二十五军有关，我们写个报告上去，要求保留红军遗址，不仅免除了拆屋之难，而且顺了兴满叔的心愿，一举两得。

贺小兵把草帽扣在头上，走到一棵杏子树前，用手拍一下粗壮的树干，看看枝繁叶茂的树冠，说，那样最好。不过，村里的杏树更新换代，成立专业合作社的事还要靠扶贫工作队费心呢，你抽得开身吗？

我说，放心，我会见缝插针的，保证两不误。

贺小兵说，那好，你们局的领导和干部不是都要一对一地帮扶吗，兴满叔就由你包了，咋样？

行啊。我爽快地答应了。那以后我常去贺兴满家，对他家的情况有了详尽的了解。兴满叔从部队回来后，经人介绍娶妻成了家，生有一儿一女，由于一家人的勤扒苦做，家境逐渐地好了起来，后来儿女都成家立业，父母也终老归山，他就有了一种如卸重负的轻松感。儿子就让他翻修房子，可他高低不同意，说他父亲临终时交代过，这房子是共产党分给他们的，让他们的祖上由上无片瓦、寄人篱下的佃户从此有了自己的屋子，这是共产党的恩情，留着是为了纪念党恩。当他得知这屋子曾是红军的指挥所时，他对老屋子就有了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愫，住在里面就觉得踏实，还有种自豪感。他时常投入一点资金换换腐朽的椽子，补补裂开的墙。儿子不理解，有时和他争吵几句，媳妇也说他是老古董，什么时代了，还住土墙屋子，让人寒碜。他就说你们懂什么呀，这是历史。儿子和媳妇见拗他不过，就把刚一岁的孙女扔给他，去深圳打工去了，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接着，儿子突患肝癌，虽多方医治却无力回天，儿子走后，媳妇也跑得了无踪影，欠下的债务和一个十来岁的孙女就完完全全地落在兴满叔的身上。兴满叔和他婆娘也不怨天尤人，认了命，靠了坡上的几亩旱田和杏树、桃树的一点收成，艰难地过着日子。这种条件下，他第一个反对拆旧屋建新房，因为他拿不出建新房时要自筹的那部分资金，还是在贺小兵主任的联系下赊欠了砖、瓦、水泥等材料钱，才勉强做起了新房的框架。兴满叔捡了些废弃的农用薄膜钉在了窗子上，总算能遮风挡雨，祖孙三口就住了进去。

我十分同情贺兴满一家人的窘迫境况，就想着法子为改善他家的条件尽点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我作为扶贫工作队队员的责任。我为他的孙女联系了县上的一所学校读书，而且免了学杂费，又联系了在县城做门窗生意的我的同学，请他解决几套门窗，赶在寒冷来临之前安装，让他们一家人过一个暖和的冬天。我将这消息去告诉贺兴满时，他正和婆娘一起在为刚卸果的杏树整枝，他从梯子上下来，把锯子和剪刀放在地上说，那敢情好，这真得感谢张干部，感谢党的扶贫政策啊！

他婆娘提了土茶壶来，用碗倒了茶水递给我说，张干部，喝水。她又倒了一碗水给她男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今年的杏子、桃子都靠乡村游卖了个好价钱，屋子里又要安门窗了，再不会挨冻受冷了，这日子就热乎了。

我喝口水說：如果老屋子改成革命传统教育点的事批下来，你们去看看场子，给后生们讲讲红军的故事，那心情就更爽快了，是吧，兴满叔？

贺兴满一把抹掉挂在嘴边的茶水，说，那是，那才是我想干的正事儿。哎，张干部，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我就把零星收集到的关于红二十五军的事简要地说了一遍，然后问，兴满叔，听说几年前有个老红军来过，说是要看看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你知道吗？

贺兴满说，怎么不知道？那是邻县的一个老人，说是当年就住在咱们村，可他说是老地主救过他的命，学旺还领着他去老坟上烧纸磕头了，我当时就纳闷了，怎么能给地主老财烧香磕头？还是红军战士呢。

我笑笑说，兴满叔啊，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学旺叔他爷爷曾是财主，但他思想开明，同情红军，支援革命，不仅腾出房子让红军住，而且变卖家产去购买枪支、布匹、粮食给红军，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可是出过力、做过贡献的，当时徐向前总指挥对他的义举赞不绝口呢。

不可能吧？你唬我！贺兴满将信将疑。

我说，兴满叔，我怎敢骗你哟？有些情况县里的志书上有记载，不过有些细节我还得去考证。明天我就去找那个老红军叙谈叙谈。

三

老红军叫向光明，是邻县向家集子下湾人。下湾离杏花村有七八十公里，参加红军那年他十五岁，只有乳名叫狗娃，大名是团长给他取的。当时他是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特务连战士，随团指挥所住在杏花村乡绅贺士雄家里，一住就是一年有余，直到第二年秋天，部队从湖北调往河南，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杏花村，离开了那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大宅子和慈善开明的贺家老爷。

这些都是向光明老人的儿子告诉我的，遗憾的是向光明老人已去世几年了，我没能目睹老人的相貌，亲耳聆听他的讲述，但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是他健在的时候亲手写下的。他儿子怕我不信，反复强调可以将回忆录拿去由专家鉴定真伪。看着眼前用装订好的材料纸写成的厚厚的一匝回忆录，我仿佛看见向光明老人就坐在我的身旁为我讲述着那段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峥嵘岁月。我激动地对他儿子说，这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难得，难得啊！临走的时候，我想借那本回忆录回去复印一下，老人的儿子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说，我晓得现在政府都在整理革命文物，我爹回忆录里记的事多半与你们县有关，你就拿回去吧，留在你们手里我放心，我想我爹知道了也不会反对的。我少不了一番感谢，抱着那本回忆录如获至宝般喜滋滋地回到了杏花村。

我把向光明老人的回忆录认真仔细地读了一遍，又查看了一些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1931年建立于六安县麻埠镇（今属金寨县），1932年10月，其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二十五军。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清乡”“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甘苏区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是几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成为长征先锋。据我考证，向光明老人住在杏花村的时间就是红二十五军奉命调往河南罗山县之前。

那些日子我的思绪总是飘荡在八十多年前的革命根据地的上空，眼前旌旗舞动，耳边鼓角阵阵。我为红军战士不怕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折服，为苏区人民不惧豺狼淫威，支援红军、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令我高兴的是，我不仅能确定贺兴满家的老屋子就是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住房，而且我还解开了向光明老人为何在有生之年前来拜祭贺士雄的缘由，原来，贺士雄对他有救命之恩。

那年夏天，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大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只留下几个重伤员和年龄尚小的向光明。在敌人摸进村子之前，贺士雄就让家人把伤员隐藏在了后山上，他吩咐家人每天做饭，然后由家里以前的长工、贺兴满的爷爷贺文才和向光明送上山。那天他们俩送了饭回来，在村外就被敌人的搜索队截住了。带队的是贺士雄远房侄子，他知道贺文才是堂叔家的长工，攀起来还是同辈分的兄弟，他让士兵把两个人捆结实了，扔在村头的禾场上，说太阳落山了就开刀问斩。贺士雄知道了，将侄子请到家里去好酒好菜地款待，说，侄子队长啊，文才是我家扛活的，那小孩外乡逃难来的，乳臭未干，哪能是红匪呢？

贺队长打着酒嗝，戳着牙花说，上峰有令，山要过火，人要过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

贺士雄说，那是，可咱们贺家是名门望族，礼义之家，文明之士，怎能让红匪的血污染了名声？说着他塞了两根金条到贺队长的衣袋里，贺队长半推半就，说既然是家里扛活的，那就让他们在家老老实实地待着，别到处乱跑了，枪子可不长眼啊。然后他命令士兵将已被火辣辣的太阳炙烤得奄奄一息的两个人拖了进来，交给了贺士雄。

向光明在回忆材料中详细地记录了那次被救脱险的经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贺家老爷的感恩之情。

四

我将搜集到的情况整理成文，分送给了县档案局和镇政府，并说服了贺小兵，要他暂时不催着贺兴满拆屋，等待上级的答复。

在这种等待中，我们等来了贺兴满的老屋子被雨水冲垮的消息。我的心里多少有一些遗憾。

天放晴后，我去了现场。老屋子垮了大半，残垣断壁仍像一个肢体残缺的老人高傲地挺在那儿。贺兴满把我让进他屋里，说，张干部，这可咋办？屋垮啰。

我说，还好，没垮完，百年的老屋子，架子还蛮牢呢。

他婆娘进来，拖把椅子让我坐，说，百年的老屋子，我还以为藏了些金银财宝呢，跑去看呀，墙缝里有一把算盘，我就闹不懂了，啥子不好藏，藏把算盘有啥用嘛？

我不懂地问，什么算盘？在哪？

他婆娘转身从门前台阶上拾起一把算盘递给我说，张干部，你看看，这破算盘还藏在墙缝里，不是屋垮了，还不知要藏好多年呢。

我接过算盘细看，那是用上好的檀木做的，一尺多长，珠子圆圆的，还闪着亮光，用手一拨，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翻过反面来，框木上有用刀刻的痕迹，经辨认，那是“独立团”三个字。这使我大喜过望，断定这是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东西，忙问：这是在哪找到的，还有别的东西吗？

他婆娘说：没啦，我怕还有金子银子什么的，過细翻了一遍，啥也没有。

我说，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这可是红军用过的算盘啊。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呢。

贺兴满忙夺过算盘，看到那歪歪斜斜的“独立团”三个字后，也兴奋地说，我说嘛，红军在这住了一年多，总该留下点痕迹嘛。

看到自己的男人高兴，他婆娘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笑容，说，我以为是个不值钱的东西，正要当柴烧了，村里的会计算账也不用这玩意了，哦，和这算盘放在一起的还有本书。

书呢？我急着问。

烧了。他婆娘说，下雨柴火湿了，那书也湿了，我撕了封皮里面有些干的，引火了。对啦，好像还有几张，我去拿来给你看。

快去，快去。我预感到书中藏着惊喜，有点迫不及待了。

不一会儿，他婆娘拿来了几张纸说，幸好，没烧完呢。

我接过来一看，那是旧时常用的黄表纸，只有六张，纸上用毛笔写满了字，那字迹还十分清晰，竖排写的，开头便是民国二十一年春借群众粮与独立团收，后面是许多人的名字和谷多少斗、米多少升。我细致地看了几遍，激动地说，我敢肯定，这是红军的借粮账本，宝贝啊，只是可惜，不全了。

贺兴满就冲他婆娘发火说，你个猪脑壳，死婆娘，你眼瞎呀。

他婆娘一脸的委屈，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不识字嘛。

要你读书，你偏要放牛。你不识字问我啊，我还没死呢。贺兴满仍是怒气冲冲的。

这意外的收获让我惊喜不已，我当即向贺小兵主任请了假回县城，先是将账页和算盘拿去文物局给专家鉴定，确定那是真实的红军遗物后，就将具体情况向档案局杨静局长汇报。杨静局长说，老区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我们的革命才会有今天的胜利，这账页记录了那段真实的历史，也记录了老区人民的一片赤子之情啊。她要我对账页上的名字进一步核实，然后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她，她说要亲自去找省委有关领导，争取重视，以求得对老区更多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尽快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回报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我回到杏花村后和贺主任商量，想召集村里的老人们开个会，一是帮助回忆当时的情况，二是核实账页上的人员身份。贺小兵说，我们70后的人知道那段历史的不多，还是得请一些老人来谈谈。

村里年岁最大的老人就数贺小兵的爷爷贺士贤了，他有九十岁了，闹红军时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成天跟着战士们玩。如今虽腿脚无力，行动不便，但头脑清晰，思维不乱。那会就在他的堂屋里开，贺兴满、贺学旺及另外几个老人都来了。当我把算盘和账页递至贺士贤老人手里的时候，他抚摩着算盘，睹物生情，顿时老泪纵横，说，这算盘我还玩过呢，物在人都不在了哟。

稍微平息了一下情绪后，他告诉我们，那记账的红军战士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三十来岁，和他父亲的年岁差不多，人很和善，他当时常跟着那个叔叔，目的只想玩那把算盘。有一次拨那珠子，把眼镜叔叔刚算好的一栏数字拨乱了，眼镜叔叔还很恼怒，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红军走时怎么不把这些东西带走呢？我不解地问。

老人说，来不及哟，反动派围上来，独立团去打掩护，牺牲了好多同志。仗打完了，村子先进来了反动派，红军再也没回村子了，我也再没见到那个眼镜同志了，后来听说是往西去长征了。

我把账页分散给老人们看，又问了一个不解的问题，老人家，您看这名字，头上写出姓的少，怎么大多没写姓呢？

老人说，写姓的大多是外村人，没写姓的都是咱杏花村的，都姓贺。

老人们告诉我，杏花村除了外来的几户人家外，其余的都是贺姓家族，一个祖宗下来，没有乱派乱辈分：大廷良士，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贺小兵说，论辈分我爷爷是村里目前还活着的人中最高的了，士字辈。我是学字辈。

那你不就跟学旺叔是同辈了？这叔字我喊得，你咋也喊上了？我说。

贺小兵说村里人都喊学旺叔，我就跟着喊了，喊习惯了，那兴满叔是我下一辈，还应该叫我叔呢。

一句话引得大伙都笑了。贺士贤老人说新社会这种讲究少了，你看这上面，士字辈、文字辈的多，士义、士福、士财、文华、文国、文喜的，尽是我们贺家的人啊。

有个老人说，当时反动派的封锁、清剿不断，红军的日子苦啊，没饭吃，就靠野菜、树皮充饥。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每家每户都愿意借粮给红军，宁可自家屋里的人挨饿，也不会让红军饿着肚子去打仗。他父亲借粮给红军，还亲眼见过红军登记过账本。

另一个老人说，我父亲叫贺文炳，借给红军稻谷七斗，这上面写着呢。

我在账页上清楚地看到了文炳的名字，见到他的儿子真实地坐在我的面前，就好像老人也来到了我的面前一样，我不由得对眼前这个老人投去了一份感激的目光。

贺士贤老人说，有首歌叫《红军谣》，还记得词呢。说着他就断断续续地唱了起来：“青枝叶，秋来黄，叶落林疏无处藏，咱住百姓茅草房，亲热共一堂。”在歌声中老人们都沉浸在了对往事的回忆里，他们搜肠刮肚，把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一些借粮故事一一讲出来。他们说，有一个叫贺文明的，儿子参加红军，后来牺牲了，他借给了红军五斗米。还有个叫赵明义的，是外来户，家里很穷，自己讨饭，把讨来的一升米也借给了红军。我就在账页上仔细地寻找比对，果然找到了文明的名字和借粮记录，更让我激动的是我找到了那个用讨来的米借给红军的赵明义，账页上写着：明义米一升。

贺兴满坐在墙角里一直没说话，闷闷地抽着烟，他在账页上没看见他父母的名字，显得十分的失望和不解。

这时候，贺学旺抖了抖手里的账页，说谁说我家是地主了？有像我家老爷子一样当地主的吗？慷慨大方、无私无欲，这上面写得清楚，贺士雄，米一百升。屋里的人都静了下来，拿眼看着贺学旺，他起身走到了贺兴满面前问，兴满啊，按礼你该叫我叔叔，可你从小就欺负我，瞧不起我，我咋就成了地主崽子了呢？一块捉泥鳅、掏鸟蛋的兄弟也把我当地主崽子，我闹不明白啊！他似乎在压抑了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倾吐的理由和场所，他不在乎在场人的眼光，只为了一吐为快，声音却哽咽了。

賀兴满仍抽着烟，嗫嚅地说，张干部说了，你爷爷救过我爹的命呢。

贺学旺更是激动了，说，我们没图过回报，只求把我当个人啊！

贺兴满猛地扔了烟屁股，一把抱住贺学旺说，叔，我叫你一声叔啊！

两个老人抱在了一起，哭声也汇合在了一起，这场面让我的眼泪也自然地滴落了下来。

经过一番调查核实，账页上登记的借粮群众共有六十五人次，除一些多次借粮的群众外，落实有名有姓的人四十一人，都是杏花村及周边的群众，其中有十八人家里已没有了后代。

五

报告由杨静局长寄给了省里，她在附上的一封信上说：我作为一个老区档案工作者，有幸亲见“红军借粮账簿”原件，每次看见它，心情总是难以平静，透过发黄纸面上的依稀字迹，仿佛又看到了老区人民支持中国革命的颗颗红心。她建议道：我觉得有必要给当年借粮的老区人民予以适当补偿，既还老百姓一个情，给他们以安慰，又继承和弘扬了我党我军亲民爱民取信于民的优良传统。

很快，省里领导就作了批示：“请组织有关单位调查，如属实，不仅应还粮，还应奖励。”接着，省民政厅等部门派出工作人员来杏花村实地调查取证，档案的真实性得到了认同，又经有关部门反复地研究、论证，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后，一个支持杏花村及周边老区建设的方案出笼了：

对杏花村所在的镇现有的公路进行改造升级，修一条水泥公路直通杏花村；对杏花水库进行加固建设；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对杏花村发展经济项目给予贴息贷款支持，重点支持杏花园、板栗园、茶叶园“三园”建设；拨款新建镇光荣院；拨专款恢复重建贺家大院，将老屋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这样的结果令我激动了好一阵子，贺小兵不无感激地说，张干部，你可是我们杏花村的福星啊。

我说，这可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啊，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革命老区啊！

所有的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贺兴满和贺学旺俩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他们根据对老宅子的印象画出了复原图，请了建筑队日夜施工，没多少日子，一座清式建筑的老宅子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有风貌，对贺兴满那间垮了的老屋子进行了保护修复，梁还是那道梁，墙还是那面墙，连墙上的红军标语也照原迹描了色，一切依旧如昨。贺兴满总是站在老屋子门前，逢人便说，就是这个样子，当年红军就住在这里呢。

我陪着老同学去给贺兴满家安装窗子的时候，贺兴满仍在老屋子门前忙活，所不同的是他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还戴了副老花眼镜，学着博物馆里的讲解员的样子说，张干部，你看我哪点不像呀？这时，贺学旺也跑了过来说，张干部，这解说员的活不能让他一个人揽了，还有我呢。

我笑着说，行，你们二老啊，都是这老屋子里的解说员。

贺兴满摘下老花镜，深情地望着老屋子说，张干部，这往后的日子真有奔头了。

我也看那老屋，晚霞柔和地洒在他的身上，一片金黄。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