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追寻，或现代人的伤逝

化城

坍塌—重建

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部靠各种物什重建的“V城”繁盛录，收音机、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这些自工业革命以降的产物发生作用于这个南国V城董氏家族，与之相对的，是作为V城的城市实体是如何被这些物影响、壮大，及至被世界瞩目，从破败微小的海边渔村变成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大都会。这部借由董启章的私人家族记忆而建立的V城繁盛录或物的衰落史，意在通过这些纷繁复杂的书写来确认“自我的形象”。

身为文字的独裁者，在董启章创造的这个“可能世界”里，虚构的V城所牵涉的家族史、地区史无不指向现实生活中那个香江江畔的国际大都会——香港。“V城虽说是一个城市，但当中还可以分为最南面的岛，岛北面的九龙半岛，和半岛北面称为新界的大片土地。岛、半岛和新界这三个区域从一百六十年前的鸦片战争开始，相继由当时连番战败的清朝政府割让和所谓租借给英国，成为统称为V城的殖民地”。

董启章不直接采用香港而是V城，或许也不愿意读者受到成见和想象的干扰，“免受历史和记忆的玷污”。命名即史观，无意勾陈一个充满政治宣言的流放地历史，而是透过物的追忆，让这些中立而不受国家意志干扰的物什，重组身在V城的“我”的家族记忆，在“坍塌”的香港地上建立V城的历史名录。

从“物”的繁盛到衰落，见证V城几次在其中历史时段的兴起折戟。有线广播到无线广播，电缆更替到光纤；曾是世界最大的电子表芯制造中心，其后被卷土重来的瑞士机械表取代；靠大众娱乐声名鹊起，藏匿一切社会的动荡不安，給予V城人精神慰藉的电视，最终却也走向颓唐。阿爷董富从深水埗的商厦里的一部小型美国车床起家，制作针车零件，直至爸爸董铣将其壮大，后在V城结束被殖民史的第二年关张。“从八十年代间经济起飞，到九十年代末泡沫经济爆破，董富记见证了V城制衣业以至于整体工业本身的兴起和没落。”董启章这部小说竟然多了一些对时间流逝的哀悼况味。

小说中不容忽视的还有董启章创造的第二声部——栩栩，栩栩重生，她“出生于”十七岁，她出生的第一天就是上学。董启章提醒着读者，这是栩栩第一天上学，这是她第一天开始学习，她对过去一无所知。她保持着一个孩童的纯真，对训导主任的藤条性骚扰全无意识。然而，栩栩只是一个“人物”，妈妈对她的解释是：“人物就是人物，不是人，也不是物，也不是非人非物，并且不能分开身上树与人的部分，和物的部分。”

“人物”的释义是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人，这个董启章笔下全新的“人物”，尽管她是一位名叫“栩栩”的人，她的意识就是小说家的笔，意识的初生，她需要从头学习，这是她的人物法则。另一声部V城繁盛录的谛视下，栩栩重生的学习，人与物的混杂，董启章的欲盖弥彰，其实就是想让小说人物自己去寻找自己，“作为一个人物，她自己的个性是什么？她自己的生活规律又是什么？”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指出的：“人在他们的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音响、错层式住房、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物作用于个体，个体的经验又被物所影响，如果我们能从董启章的双声部的叙述中得到启示，那就是物的工具意义，人的意志。在坍塌—重建的过程中，可以窥见董启章的虚构野心之大。但在如此乖张而不受限的作者意志下，读者真能从这个万物繁盛的V城里读到小说家的真实用意，在这个芜杂而磅礴的意志世界中找到自己吗？

失去—归来

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相比，台湾作家吴明益的《单车失窃记》对“逝去之物”的哀悼更为浓烈。如果董启章意在强调虚构中“虚”的意义，那么吴明益的作品更偏向虚构中“实”的部分。这部作品以家族被偷的自行车为肇始，同样虚构和非虚构交替，讲述人的失落及时间的逝去。

铁马影响着“我”一家四代人的“运命”。二十年前，“我”的父亲和那辆幸福牌自行车一起丢失了，自行车在两周后失而复得，父亲却永远地消失不见了。“我”有了收集老自行车的癖好。在收集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嗜好收藏旧物的阿布，在他的帮助下，“我”又认识了邹族摄影师阿巴斯和他的女朋友Annie。在与他们的交流中，那台幸福牌的自行车所牵涉的历史由此展开。“借由追寻这辆车的不同车主，可以知道这车二十年来究竟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没有意义，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答案，只是想做而已，不是想追究什么”。

在《单车失窃记》中，“物”的指涉微小而单一，即自行车，而“物”所隐藏的历史脉络却是复杂绵长的。与其说是单车失窃记，不如说是“寻车记”或者“追物记”，在庞大的历史阴影下，因一辆自行车而交汇的人生显得如此悲壮。

一个是阿巴斯的父亲巴苏亚的故事。巴苏亚成长于台湾被殖民时期。抗战期间，他被征召去参加太平洋战争，南下马来半岛，其后成为一名“日本军人”。靠一辆辆小小的自行车组成的“银轮部队”，他和一万多人一路南下，击败了新加坡的英印军。在占领新加坡之后，巴苏亚又被编入日本在缅甸北方的军队，并在缅甸的丛林中与一只名叫林旺的大象发生了纠缠……

因为不愿意相信身为“小说家”的“我”所写的《睡眠的航线》中“父亲和单车一起失踪”的结局，阿巴斯的女朋友Annie（实际上是Annie的朋友萨宾娜以Annie之名写的）开始给“我”写信，谈及日据时代的“蝶画加工”和那辆消失的自行车的渊源，牵扯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捕蝶历史。1904年，台湾少年余木先靠捕蝶发迹，后来因为盲肠炎而死在山林，其女阿云接过制蝶衣钵。

来自云南的穆班长则是在1949年的时候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他与大象林旺发生的感情也是，即后来结识了失踪前的“我”的父亲，受他嘱托把那辆自行车送回到“我”家。

还有一处则是分散在书中七个部分的“铁马志”，即是“我”在收集自行车的过程中对于七种类型的自行车款式的形制考，勾勒出一部台湾自行车的发展史。在这些故事中，“父亲”被早早地消失或者去世，只留下与其生命牵连的自行车。小说多处强调历史的在场，与“二战”史、台湾史、动物园史、蝴蝶工艺史相互辉映，交织出这部小说的悼亡底色。

在追寻和打捞中，历史的偶然性发生在了一起。父亲和穆班长的相遇让他们俩彼此听到了“对方那个徘徊不去的时间”。历史滚滚车轮掀起的灰尘，追物就是拨开历史的烟尘，那个历史及个人意义的砥砺。在失去和归来（某种真相大白？）之间，“对老事物的爱好就是对时间的尊崇”。

故事终局，“父亲”去了哪里已不在再重要，吴明益也在文中写道：“我觉得车的故事比车本身重要。”“物”的历史意义昭然若现。

现代人的伤逝

无论是董启章的坍塌—重建，还是吴明益的失去—归来，这场物的追寻，都是为了抵抗遗忘，保持记忆的永恒。鲁迅曾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物”的意义即在于此。“人必记忆着，物才有所附丽。”这是现代人的伤逝。“物”作为一种表现对象，个人抒情的表达往往是和具体的“物”牵连在一起的，否则“物”只是空虚、无意义的工具和商品。这就是人们愿意耽溺，纪念那些不足为奇、微不足道的“物”，建立在“物”上的情感经验，联结着过去与现在，是解读历史的“符码”。

董启章和吴明益关于“物”的启示录，生于日常，却打破了庸常，兴盛与衰落，执着与迷恋，那些日常的困窘得以借“物”消“情”，一种广阔意义上的眷恋与依持。

“唯有在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里，我才能把生活里遇到的难以理喻的事情加以切割、打磨和重组，制作成具有形态和功用的物。”（董启章）“写这部小说并不是基于怀旧的感伤，而是出自对那个我未曾经历时代的尊崇，以及对人生不可恢复经验的致意。”（吴明益）回到文本上，我们希望这些私人的物能唤起读者的共情。当“物的追寻”作为一种私人情感经验被呈至台前，小说家如果贪图意旨的宏伟，而造成内容丰富却很杂乱，缺少修剪和取舍，那么作为私人的“物”是否还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怪作者一味曲高和寡的自我探照，还是怪读者难以食髓知味的浅薄？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