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声里是吾家”

黎晗

一

莆田古称“兴化”“兴安”，雅号“莆阳”，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美誉。此美誉之由来，一则因此地千百年来儒风醇厚，诗书飘香，自唐至清，史志记载的著家逾千人，著述超四千部，其中收入清《四库全书》总目与存目的有100多部、1800多卷。二则因历代科甲鼎盛，由国家最高规格考试遴选的“进士”一项，其入榜人数让人瞩目：据莆田市方志委和莆田学院组织的专家组最新论证，莆田历代进士总数近2500名（含诸科、特奏名等），宋明两朝为其高峰。宋明期间是八闽科甲文化的黄金时代，据《福建通志》统计，这600年间，莆阳进士的总数在八闽排在第二。如果以属地人口和区划面积比对，蕞尔之地莆阳，出进士的比率可称八闽第一。

明代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言，“莆人读书，自陈郑露始”。相传南朝梁、陈间（约502—589），郑露、郑淑、郑庄三兄弟在南山（今莆田凤凰山）“构书堂以修儒业”，此举被视为莆阳最早的儒家文化启蒙，郑露三兄弟因之被尊称为“南湖三先生”。“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这首《书堂》短诗相传为郑露所作，此后千百年来，这种与自然、兄弟、诗书“和乐”的儒士风雅，成为无数后学效仿的士大夫风范。“南湖三先生”被尊为莆阳大地的倡学先儒，在他们为这块土地播下第一颗文化种子前，“莆犹未为县，人不知儒学”，因之，“南湖三先生”当年的诗书启蒙被誉为“开莆来学”。

“道承东鲁，学启闽南”，这是后世莆人对三位大先生的致敬之语。而实际上，要守候那一颗大先生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邑人还要耐心地等上200年：唐天宝十一载（752），尊贤里乌石（今西天尾镇澄渚村）林披以明经擢第，时年20岁。唐朝科考的办法有12种，“士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兴化府志》载，林披是莆阳通过明经科获得科甲功名的第一人。10年后，林披弃官返乡。之后的光辉岁月里，多子的林披构筑了莆阳科甲的第一座高峰：林披育有至少九子一女，其五子六孙一曾孙陆续明经科擢第；次子林藻则在唐贞元七年（791）成为莆阳及当时莆阳所属的泉州全郡进士第一人。林藻和他的八个兄弟苇、著、荐、晔、蕴、蒙、迈、蔇先后出任刺史，他的家族从此被称为“九牧林氏”。让人称奇的是，林披的女婿晋江人欧阳詹，紧随内兄林藻之后，次年成为泉州全郡进士第二人。

林藻登第11年后，许稷登第。许稷登第86年后，陈峤登第。再三年，唐大顺二年（891），莆阳“黄巷黄氏”第六代子弟黄璞进士及第。黄璞著《闽川名士传》，是福建第一部人物志。黄璞中进士后任崇文阁校书郎，他的四个儿子后与他同任馆职，时人称“一门五学士”。

黄璞及第三年之后，乾宁元年（894），徐寅、陈乘联翩策名、同科登第。乾宁二年（895）“黄巷黄氏”再次发力，黄璞的从弟黄滔登上了进士榜。黄滔善诗能文，有诗作208首入选《全唐诗》，他选编的《泉山秀句集》是福建第一部诗歌总集，由此黄滔被后人尊为“闽中文章初祖”。乾宁三年（896），另一位莆阳名门之后、漆林庄（原归莆邑，宋后归今福清）翁家子弟翁承赞进士擢第。翁承赞后，唐代又有杨在尧、翁袭明、陈宪义、陈淑、陈沅、郑希闵登第。

翁承赞曾写过两首著名的绝句《书斋谩兴》，其一为：“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般样花。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其二为：“官事归来衣雪埋，儿童灯火小茅斋。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

和儒学先贤郑露的短诗《书堂》相比，同样是表达对读书的态度，翁承赞的这两首绝句显然已更加饱满、从容和自信。

二

“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翁承赞的诗句流传开来后，一定激励过无数同乡后学。有意思的是，第一批受到激励的，是漆林庄翁氏自家子弟：翁承赞及第10年之后，他的堂弟翁袭明登第。混乱的五代过后，宋建隆元年（960）科场第一次开考，翁承赞、翁袭明的从孙翁处厚、翁处易兄弟同科中了进士；之后，翁处厚的另四个同胞兄弟分两次双双同科中了进士。这便是莆阳大地上著名的“六桂流芳”典故的由来。

大宋科甲之门刚刚打开，“六桂翁氏”便续写传奇，以联芳竞秀的好戏为后世同乡士子开局，自此莆阳进入了长达600多年的宋明两朝进士群英嘉年华。据《莆田市志》等统计，宋代莆阳共有近1700名进士（其中600多名为特奏名、诸科、恩赐、舍选等），这些当年举国瞩目的莆阳进士们，他们创造了怎样的巅峰时刻，留下了怎样的精彩片段？至今为莆人津津乐道的有这么几个经典情节：

——天圣八年（1030），蔡襄登进士甲科。

——熙宁三年（1070），蔡京、蔡卞兄弟为同榜进士。

——熙宁九年（1076），徐铎殿试第一，薛奕武科进士第一，当时的皇帝神宗对兴化军有“一方文武魁天下”之誉。

——绍兴八年（1138），黄公度殿试第一为榜首，陈俊卿第二为榜眼，林邓73岁为榜尊，龚茂良18岁为榜幼，时称“四异”。

——郑侨、吴叔告、陈文龙三人，分别于乾道五年（1169）、端平二年（1235）、咸淳四年（1268）殿试第一。

……

蔡襄和蔡京、蔡卞间夹杂着不少隐讳和纠结。蔡襄“为官惠”，书法成就名列“宋四大家”，颇受后人追慕。蔡京是历代皇朝任职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五落五起）的权臣，被列为著名“奸相”。蔡卞比蔡京更早几年为宰辅，后世亦以奸臣论之。蔡襄和蔡京、蔡卞的血缘关系在莆阳当地一直被刻意遮掩着，当代莆田官方出版的各类志书，少见有人提及这个话题。唯有2010年出版的《莆阳蔡氏宗谱》清晰指出，蔡襄和蔡京、蔡卞的曾祖父是亲兄弟，蔡襄和蔡京、蔡卞的关系是从兄弟。

更多有趣的历史细节一直被刻意隐藏著：其实，离蔡襄登进士第才四年，蔡京的父亲蔡准和蔡襄的胞弟蔡高，两个从叔侄同科中了进士；而蔡京的儿子蔡攸、蔡翛、孙子蔡衍，蔡卞的儿子蔡仍等，也名列进士榜，蔡攸还任了宰辅。后有专家统计，仙游枫亭赤湖村的蔡氏在有宋一代共诞生了23位进士。我们暂时撇开对蔡京、蔡卞的评价，是否可以说，这个被刻意藏藏掖掖的“赤湖蔡氏”，是继唐季“九牧林氏”“黄巷黄氏”、宋初“六桂翁氏”之后，两宋最为风光的科第世家？endprint

家族的魅力一直在时光深处盘旋，不时地跃出水面，为我们带来一连串的惊奇：绍兴八年（1138）殿试第一的黄公度，是莆阳“黄巷黄氏”第六代黄滔的八世孙。黄公度的父亲黄静也是进士，黄公度的兄弟、从兄弟以及他们在莆阳大地上繁衍的后代，有近30人在宋代中了进士。

而蔡氏、黄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化家族不为我们熟知？《兴化府志》的“礼记”篇为我们清晰地追溯到了当年“公卿相望”“彬彬辈出”的科甲盛景：

——“南湖三先生”当年在莆阳撒下文化種子，他们的后裔在有宋一朝同样出彩，景祐元年（1034）与蔡京父亲蔡准同科的郑伯玉，正是郑露的后裔。郑伯玉和其子、孙6人相继擢第，时人有诗曰：“壶山簪笏数如沙，三世青云第一家。”郑淑后裔中亦有郑昇、郑可复父子登进士第。而乾道五年（1169）殿试第一、后为庆元年间（1195—1201）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宰辅）的郑侨则是郑庄的后裔。

——进士许稷是晚唐著名诗人，其后裔在两宋连续六代8人中了进士。

——徐寅是晚唐进士，著名辞赋家，人称“锦绣堆”，莆田当地文史界不少人认为他是莆阳第一位状元。此说史不可考，有意思的是，无论怎么争，莆阳第一位状元都出在徐家：主流史志记载的莆阳第一位状元是徐铎，他是徐寅的七世孙。徐铎的哥哥徐锐与他是同科进士，后世有“龙虎榜中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联兄”之誉。

——龚茂良和黄公度、陈俊卿同榜，后为淳熙年间（1174—1189）参知政事，也是知名宰辅。他的兄弟、从弟龚梦良、龚遂良、龚史良、龚友良和他们的从侄有8人为进士。

——唐代进士中有陈峤、陈淑，陈淑系陈峤堂侄。陈峤、陈淑之祖是唐初莆田县令陈迈，到了宋，陈峤这一脉里，有10人中了进士，其曾孙陈绛为进士，陈绛儿子陈动之、陈说之与蔡襄为同科进士；陈动之的两个儿子陈侗、陈睦也是进士，陈睦是嘉祐六年（1061）的榜眼；之后，陈动之的四个孙子也中了进士。陈氏这一脉，连续四代登进士第，时人有诗赞曰：“自从曾祖初攀桂，直至曾孙不歇枝。”

陈淑的后代陈奎、陈被望等，其声名虽不如同族陈峤后裔响亮，但在宋一朝，亦有8人中了进士。

陈姓是莆阳第一大姓，细察并非如现代族谱所言，皆为陈迈之后。如五代梁朝进士陈沆，有文史学者考证其先祖并非陈迈，而是陈迈的同胞兄弟陈遇。陈遇在唐末奉朝廷“七姓渡江佐王”之命，由河南光州入闽。有意思的是，他的后代有幸与陈迈的后代一起，在莆阳大地上共同缔造了“光州陈氏”的传奇：其一支陈沆之后，到了宋代，孙子辈里有7人中了进士。另一支是皇祐元年（1049）进士陈公言和他的儿子、孙子，在北宋创造了“三世五进士”的传奇。

而与状元黄公度同榜的榜眼陈俊卿，他的先祖系从浙江钱塘来，历四代而诞俊卿。这个小小的玉湖陈氏，因为初来乍到，子嗣不丰，进士数量不多，但结出的果子特别丰硕。陈俊卿的五世从孙陈文龙后来中了状元。陈俊卿为乾道年间（1165—1173）的尚书左仆射，陈文龙为景炎年间（1276—1278）的参知政事，后世所言“一门二宰相”，说的正是他们。

莆阳陈氏以陈迈、陈遇之“光州陈氏”最为繁盛，“钱塘陈氏”最为璀璨，此外，其他陈氏，如当时兴化县陈氏中庸一族、仙游县陈骥三兄弟，皆连续三四代多人中进士，亦为科甲世家。

据考，莆阳陈氏原来多根发枝，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为追念唐初县令陈迈，陈氏各派各门统一意见，一致尊陈迈为入莆始祖。如果把这些陈氏子弟集中到一本族谱中，其分量一定丝毫不让他姓。

——莆田县方氏在数量上是莆阳宋代进士第一家，方氏子弟在两宋共出进士132人，著名诗人刘克庄曾赞曰：“合天下诸方，无有如兴化方氏之盛者。”其中莆田城内方巷，宋代进士第一人为方仪，其后举家苦学，多代多人密集涌入进士之门，方仪孙方天若绍圣四年（1097）榜眼及第。与“九牧林氏”相隔不远、同处尊贤里的“白杜方氏”，从方巷发枝，后为望族，其中方峻、方峤兄弟为金紫光禄大夫。此外，兴化县进士方次彭后代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创造了叔侄四人同第的奇观。

——仙游叶氏亦为科甲世家，真宗景德二年（1005），叶宾折桂，子叶傅、从孙叶牧、叶阜紧随而上。叶傅孙叶颙、叶凯兄弟抵达高峰，叶凯得武状元，叶颙进士及第，官至宰相。直至叶颙孙、曾孙，仙游叶家，史载的进士在两宋有9人。

——仙游傅氏，北宋中期起，傅楫首发，绵延多代，计有25人鲤跃龙门。

此外，莆阳大地各处的刘氏、宋氏、李氏、吴氏、朱氏、赵氏等也表现不俗，亦为科甲世家，其中父子、兄弟、祖孙同科为进士者屡屡可见。“衣冠胜处”“典型犹在”“弥久益盛”“累累不绝”……整本《兴化府志》里，这样的赞誉美词随处可见。

古兴化子弟如此密集、炫目地在进士榜上露脸，自然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宋绍兴八年（1138）黄公度这一榜，不仅有“四异”，且同乡15人应试有14人登第。高宗皇帝颇感惊讶，故意问“不妄言笑”的陈俊卿，“卿土何奇？”陈俊卿脱口而出：“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与广袤肥沃的中原大地比，莆阳地处偏远，莆人自古以“寒人”自谦，陈俊卿的这句话，此后千百年来成为莆阳贫苦人家鞭策后代的共同家训。

三

和唐的传奇、宋的风光相比，明代莆阳进士留给后世的精神面容似乎模糊了许多，除了林环、柯潜、黄仲昭、陈经邦稍有名气外，其他的大多不为今人谈论。状元林环英年早逝，“预修《永乐大典》，为《书经》总裁官”之外，并无其他名绩。黄仲昭与周瑛共同撰写《兴化府志》，是重要的方志专家，然比之“黄巷黄氏”前辈，显然要逊色许多，因之黄仲昭感慨道：“南宋诸名臣家，自遭元世以来，皆零落不振……”

陈经邦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有名的帝师，官至礼部尚书。然而作为明代重要的进士代表人物，陈经邦的风采被一个著名的地方传说冲淡了。这个传说里说，太子朱翊钧登基后，许多朝政大事总要和国师商议。陈经邦常与皇帝密谈至深夜，皇帝怕国师为风吹露沾，特下旨在陈府到皇宫之间修了一座盖露亭。某夜，陈经邦行至盖露亭前时，一滴夜露让他突然想起了入仕前在家乡九鲤湖祈到的一个梦，梦中九鲤之神有言，“官拜盖露亭且止”。陈经邦由此惊出一身冷汗，遂告老返乡了。endprint

柯潜是明景泰二年（1451）状元，他的生平事迹几乎无人关注，和他名字相伴的是一个莆人皆知的传说。传说柯潜幼时愚钝，跟随塾师学了很久一点长进都没有。后来柯潜窥见壶公山神，由此“聪明花”大开，顿时开了窍。这样的传说听起来有趣，然而细细考量，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潜藏着一种极端庸俗的世界观，人们似乎不再相信寒窗苦读的必然回报，唐宋以来广大士子踌躇满志的精神已不可见，郑露“和乐兄弟，游玩诗书”的风雅，似乎已不如一尊尊神情诡异的地方神灵更具吸引力。

這样反智的社会意识，我们不曾在明代之前看到，在前朝，我们随处可见的是这般动人的文化风流：

——郑露创“湖山书院”，因喜木兰，书院周遭遍植木兰花木。后郑露应诏赴外地任，莆人送至江边，并摘取木兰花投进江中。花随舟行，让人动情。此后这条江名为“木兰溪”，据传这是莆阳母亲河名字的由来。

——林披致仕后创办“澄渚书堂”，以诗礼传家，其九子均在堂内课读。晋江士子欧阳詹与林藻、林蕴兄弟同窗共读，后皆金榜题名。

——黄滔久试不第，客居长安24年，55岁时才鲤跃龙门。

——刘克庄游九鲤湖时，对祈梦的风气不以为然，留下了颇有抱负的诗句，“小派犹成瀑，低峰亦起烟”。

……

无论是翁承赞的“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陈俊卿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还是刘克庄的“小派犹成瀑，低峰亦起烟”，无不透露出莆阳士子的底气、骨气和雅气，为何到了明代，民间传说中的儒生们突然不相信自己了呢？

真实的情况当然并非如此。据《福建通志》统计，两宋期间，福建进士总数前三是福州2799人，建州1318人，兴化军1026人（《福建通志》统计进士，不计特奏名等）。明代福建进士人数头三甲是：福州府650人，泉州府586人，兴化府533人。明代莆阳进士总数与头两名的差距，较之宋代前辈，有了明显的缩短；尤其莆田县，更是以520人的惊人傲绩位居全国县一级榜首。

细细翻检《兴化府志》及相关家族谱牒，我们不难看到，明代莆阳士子们正继续书写着家族的传奇，如黄寿生是“黄巷黄氏”黄滔十五世孙，黄寿生为永乐六年（1408）解元（明代科举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为省一级考试，考试合格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曾孙黄乾亨为成化十年（1474）解元，玄孙黄如金为弘治十七年（1504）解元，人称“五代三解元”。明代莆阳黄氏一族，先后有11人中解元，多人中了进士，黄寿生孙黄仲昭、黄深（黄乾亨父）兄弟为进士。“九牧林氏”亦有余脉绵延数百年，进士林长懋、林遒节兄弟，林曾、林俊堂兄弟是林蕴之后，永乐状元林环、宣德探花林文是林苇之后。

黄、林、陈、方、叶、傅诸族之外，新的进士世家崛起，如状元柯潜为安乐里（今灵川镇柯朱村）柯氏第一位进士，之后，柯潜从侄柯拱北、从侄孙柯英、柯英子柯维熊与柯维骐、柯维骐侄柯本、柯维骐孙柯茂竹与侄孙柯士芳、柯茂竹子柯昶，连续七代9人为进士，让人叹为观止。

又如黄石清浦周氏一族，12人中进士，其中周如磐官至宰相。

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如此总结明代莆阳进士的科场风采：“科日得人之盛，天下鲜俪。”然而即便如此，明代莆阳进士的面容总归模糊。历史总是偏爱那些光芒四射的精英翘楚，明代莆阳进士不如前辈的憋屈，在前朝也一样存在，如宋代“莆田方氏”“仙游傅氏”的辉煌一直未受到今人重视，除了今人懒惰、不爱翻检旧典，更与当时“赤湖蔡氏”“九牧林氏”和“黄巷黄氏”过于炫目不无关系。

四

明代莆阳出了两位状元，林环和柯潜。与林环家族的世泽长流相比，柯潜的出身似无可炫耀之处，大概因为如此，有关望壶公山神而聪明花开的传说，就安在了他的身上（传说历来如此，奇迹一般发生在贫寒人家）。柯潜幼时果真愚钝不可教吗？《兴化府志》的作者周瑛、黄仲昭是柯潜后辈，他们还来得及写出他的传记。《兴化府志》“人物列传·名臣”部载，柯潜“自幼警敏嗜学，十岁，喜赋诗，十五，能为举子业，弱冠领乡试，入太学”。显然，这是对一位神童的描述。然而即便是一位神童，也不可能一步登天直取廷魁，那么，是什么力量把他从一个小地方送上了科甲的顶端？先人用心，早已把答案写进了史籍，《兴化府志》“人物列传·宦业”部、“林庭芳”条这样介绍：“林庭芳，永乐十六年进士，知新会县，罢归，淳朴能诗，殿元柯潜早从之学……”传说脆弱，经不起推敲，柯潜的背后，其实站着一位重量级的师父。状元柯潜之外，林庭芳又亲手带出了另外三位进士：儿子林敷、侄儿林棨和林棨的儿子林沂。《兴化府志》评点说：“莆人父子登进士第，百有余年仅四家，庭芳一门居其二，称为‘衣冠盛事。”

这个林庭芳是否也是“九牧林氏”的后裔？地方史志未曾交代。其实答案已不重要，翻寻《兴化府志·人物列传》，只要有心，在“儒林”“名臣”“宦业”等部分，总会发现宋明两代诸多士子的师承关系和民间“十室九儒”的盛况。仿佛是猜到有一天，总有后人要来追问这些传奇背后的奥妙，《兴化府志》在厚达1000多页的文本里，隐藏着诸多容易为后人忽略的秘密：

——宋方仪登进士后，第一个倡导官学。“自是莆人讲肄有所，教养有法，人才日底于盛，至称为海滨邹鲁”。

——宋林光朝屡试不第，后在莆阳兴办“红泉义学”。林光朝的弟子中不乏名人之后，成大器者有陈俊卿的儿子陈定等人。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是莆阳刘氏的亮点，他本人虽非由科举入仕，只是因“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而“特赐同进士出身”，但他的祖父刘夙、叔祖父刘朔、父亲刘弥正都是进士。而刘夙、刘朔兄弟正是林光朝的学生。有意思的是，林光朝本人在50岁时，也终于完成夙愿登上了进士榜。

——黄滔后裔黄补是进士，未登第前在城内办学，“及门者数百人”。《兴化府志》载：“时林光朝讲学城南，补在城东，几与齐名。”

——黄绩也是黄滔后裔，他的兄长黄缜中了进士，他“弃举子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他的学生里有郑献翁等中了进士。endprint

——林宋卿以舍选登科。弟宋臣、宋弼，皆由宋卿自己教导，后同科登第。

——岳正为明代兴化知府，《兴化府志》记录了岳正建涵江书院和孔庙的经过。

——朱熹在武夷办学，“于时莆人之及门者，亦不啻十数人焉。”

……

“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南宋名儒方渐曾如此感叹。闽人皆如此，莆人尤甚，据当代文史专家考证，南宋始，兴化军已经形成了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十室九书堂”形象地归纳了这一盛况。到了明代，兴化府教育已然有了官学与私塾并举、共同繁荣的成熟格局。官学有社学、县学、卫学、府学。明正统年间，仅莆田一县就有62所社学，政府规定民间15岁以下儿童均要入学读书。兴化府学规模宏大，设备齐全，藏书丰富，还拥有大量学田。私塾有学塾和书院两级，私塾就学者多为5-6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少进士回乡后担任塾师，知名者有担任过御史的姚鸣凤和冯文清等。明代书院建设达到历史巅峰，共创办16所，创办人和主讲者，多为回乡的进士名儒。此外，明代民间兴教重学热情之高让人动容，单是嘉靖四十年（1561），就有仙游许克相个人捐出田地243亩，以保证府学充足的教育经费。

五

莆阳历代士子薪火相传、教学相长的动人场面，让我想起一种在此地广泛种植的农作物——花生。花生在莆阳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地生”，多在贫瘠、少水的土地上引种。“地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它的叶蔓匍匐于地表，样子平凡无奇，果实潜伏于地下，悄然生长，若施魔法。一株“地生”能结好多串果实，一串则有好多夹，而每夹则有二三子。最让我浮想联翩的是，“地生”既是果实又是种子，越是干旱的地方，生长得越是饱满。

而如果我们把“地生”作为一种文化比喻，其最初的种子显然并非直接来自莆阳这块原本荒芜的土地，更不是一群无名候鸟的无意衔迎，它应该深深地被珍藏在“八姓入闽”的迁徙行囊中，被写进家族的秘密谱牒，被祖先的遗训郑重托付，伴随着一个个家族对中原文化的牵挂和眷恋，被深深地播种在了这块最初贫瘠的土地上。“水从井底通沧海，山在窗中倚远天。何事苍髯不归去，燕昭台上一年年”，这是唐代进士黄滔的诗句，诗作的标题为“故山”。黄滔的诗句显然表达了一种浓厚的集体乡愁，而千百年来，为了恪守那项神秘的文化盟誓，莆阳用近2500名的进士，完成了祖先对中原故土的辉煌穿越。这种奇迹一般的文化返乡，以莆阳为样本，再次证明了儒家文化的神奇魔力：即便是在一块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她也能以罕见奇崛的生命力，实现妙不可言的华美回转。

正是抱着与先祖一道“慷慨怀古”的同样情怀，清代进士陈池养、林扬祖、江春霖、关陈谟、张琴等，在他们致仕返乡之后，将同样的热情倾注在了地方公益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上。而这块原本贫瘠板滞的土地，经由千百年来的精耕细作，已然变得肥沃深情。清之一朝，因明嘉靖倭乱、清康熙海禁，莆阳士子饱受困厄而致才华不得尽放，但因为对祖先盟誓的坚守，陈池养、林扬祖、江春霖、关陈谟、张琴等知名士子，最终被这块土地的后人们尊为乡贤，列为典范。

关陈谟、张琴是晚清最后两期进士，二人返鄉后，在兴化旧府学所在地兴建起了兴郡中学堂，由此开启了莆田现代新式教育之门。兴郡中学堂就是莆田一中的前身，而今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摇篮的象征，莆田一中已有百余年的精彩表现。30多年前，我有幸成为这所名校的学童，从一个懵懂的小孩，长成了清瘦的少年。30多年前每个周日的傍晚，我一次次地从兴化平原北面的一个小山村出发，一袋书包一袋米，徒步穿过田野、溪流、村庄和荔枝、龙眼树林，走到国道路旁候车。天黑时分，我在莆田城东门一带下车，继续拎着那袋米，背着那袋书包，穿过一条条小弄堂，去往那个灯火通明的学校。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我等车的马路东侧不远的澄渚村，曾经有过唐代林披诗礼传家的“澄渚书堂”；在我身后西北面不远的白杜村，曾经有过以藏书巨多而闻名的宋代方氏“万卷楼”；我进城之后经过的一条条弄堂旁边的高墙内，我假期郊游过的城内城外的山丘上，千百年前曾经有过陈峤的“北岩精舍”、黄滔的“东峰书堂”、陈俊卿的“仰止书堂”、黄绩的“东湖书堂”……而我们学校的杏坛里，供奉的是全城都敬仰的孔夫子像。多年以后，当我结束凌乱的青春，在小城涵江安居下来，我终于知道，原来我是涵江“黄巷黄氏”的后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