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里的命名（外一篇）

丁宗皓

见老外最多的一天，应该是去年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里。

因为天热，急急赶到了那里，结果发现时间多得用不过来。上了趟厕所，看看那里的书架，时间还是多得用不过来，结果发现来了很多老外。不是团儿，都是要单的。

张昕说：怎么这么多老外?

于是我们开始研究老外。

常见，就不稀奇，时代真是不同了。二十多年前，大学同班一女同学带着一个名叫戴比的外国女教师去了一趟我的老家——一个当时不开放的山区，名字就不说了罢。事先当地县上闻风而采，说外事活动，要不要政府出面，我家老爷子断然说，家事不劳政府，并说当地山珍齐备，新自行车两辆已经借好，吃与玩耍没有问题。——结果，当天下午就出了问题，老人家自己骑一辆破车，带骑新车的她们参观，一上街就出事了——自行车后面跟了我的同乡，人越来越多，最后近百人跟着自行车飞跑。并惊喜地大声喊叫。没有办法，老爷子只好带他们回家，闭门不出。可是，一会儿，玻璃窗后面，是鸟压压的黑头发、黄皮肤和黑眼睛。——老爷子事后回忆，没有见过这阵势的戴比哭了。

戴比也是我二十年间接触的唯一一个老外，女老外——也是哭看见我的。她因为误入不开放地区，违规了，违规就得回国。那是一个大雨中的傍晚，我们约在一个喝啤酒的地方，要了两杯啤酒，但都没喝。戴比哭着，那么深的眼窝，眼泪也很快就下来了。那是第一次见她，也是最后一次。——她告诉我说，你的家乡很美，唯一的缺点，就是人多。

——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老外在中国，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一个老外走过来，男的。拖着一个巨大的拖箱。他身材极高大，壮，微笨。有些胡子，皮肤微黑。上身穿着暗格子半袖衫，下身一条长过膝盖的短裤。衣服看起来至少一周没有洗过。看着看着，我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名字。

我对张昕说：我得管他叫“汤姆”。

张昕奇怪地看着我，然后乐了。我补充地说：他本人叫什么我不管，在这里我管他叫“汤姆”，合适吧。张昕继续乐。——我想他乐的理由是，我们都觉得他应该叫“汤姆”。“汤”和“姆”两个不相干的汉字放到了一起，再放在一个老外身上，觉得合适。这难道不奇怪吗?

这位也应该有个名字。一个文静、白皙、瘦高的小伙子走来，他带着棒球帽。背着双肩包，脚蹬旅游鞋。张昕一直瞄着他。他想想说：彼得过去了。

我说是啊，是彼得，也可以翻译成皮特。张昕说：一个意思。译法不同，奔驰在大陆叫“奔驰”，在香港叫“平治”。

这就奇怪了，“彼得”或者“皮特”用在一个瘦高的小老外身上居然合适，好玩吧。

老外的人流忽然有了一个间歇。我对张昕说。其实你的名字和你本人的形象也太不搭调儿，娇滴滴的名字放在一个高大威猛的身躯上，你应该叫张钢铁或者张建强之类。张昕是我的领导，更是朋友。身高一米八，体重九十公斤，胡子拉碴，但刮得很净，擅长短跑及各种球类。

少扯。如果再来一个年龄稍大、高大、瘦、戴眼镜的女子怎么办?张昕认真。他继续向我提出命名的问题。我说：穿长袖衫，就叫弗兰西斯卡；半袖的话，就是珍妮。如果穿吊带裙，年轻性感的，注意别搞错了国籍，是俄罗斯的琳达或者马洛娃，很可能去过五爱街(早市，沈阳的一个批发市场)，批发长筒袜或者其他。

在这个短暂的间歇里，我们还通过一项临时决议：为了记忆方便，年老的女性，只要微胖，可以称之为特瑞莎。年轻者无论胖瘦，一律叫苏珊。男人是这样定的，年长者可称之为汉斯或者汉姆。年轻者一律叫大卫。大卫·科波菲尔的大卫。

结果，一个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老外走过来，坐在我们不远的地方。目光温和、极有教养的样子。汉斯或汉姆抑或大卫似乎都不大合适。张昕说：这位——?我还没有看定的时候，情况又有了新变化，一个中国人拿着机票恭谨地跑到老外的身旁说着什么。

老外名叫弗朗索瓦，我们的同胞可以叫马·查理。这是个例外。

什么意思?张昕有些警觉。我告诉他：这个没有关系，弗朗索瓦给我哲学的味道。至于另外一位，你可以问问，如果他姓刘的话。也可以改成刘·查理。这在国内也时髦，只是别忘了“马”和“查理”之间一定要加一个点。如：卡尔·马克思、卡尔·雅斯贝斯、鲍勃·迪伦、乔治·华盛顿等。当年香港人恐怕也是这么过来的。

张昕不置可否。可能他觉得我的治学态度不够严谨吧。

这场命名其实很怪，怪在我们冠名时，虽然选择了熟悉的外国名字。但意义却是偏重汉语的。不信可以试试看，“露西”这个名字，至少应该放在一个年轻、苗条的女子身上吧。为什么会这样?想想语境这回事儿，仿佛里面有了内容。

机场上，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景致：一个老外和一个中国女子在一起，对此，命名的兴趣反而没有了。如果一定要想想的话。男的叫戴维或者保罗之类，女子原名可能叫王丽娟或者张翠华，但与戴雏或者保罗在一起以后，名字可能叫翠西或者米兰。现在，渐渐有了另外一种可能，女的还叫王丽娟或者张翠华，老外戴雏或保罗改成了戴东方或罗唐诗。

这是怎样一个渐进的景象?先是戴比二十年前在长春一家大雨瓢泼中的小酒馆与我挥泪(她独自挥)而别，她固执地认为她深重地连累了我，我注定会被政府发配新疆或者漠河，所以她必须见我，提前道歉。

十年前，忽然在沈阳的街上看见一个举着小旗的人领着一帮白腿老外看故宫。五年前。北京一家酒店的电梯里，一个老外走进来后，环视大家说：morn-ing，已经自来熟啦，连good都省略了。

三年前在西安的街上，看见一个老外对另一个老外说：这就是您的不对啦，京腔京韵。

老外，拿着藏汉文对照的菜谱在点菜。我们吃完往外走时，看见他一个人坐在一张大桌旁，一盘炒土豆丝。一碗米饭。昨天晚上。我在北京一家很小的旅馆里住下来，开门出去吃饭时，对门与隔壁也都出来了，两对老外夫妇。恍惚间，我以为身在美国、加拿大或者等等。

中国的王丽娟或者张翠华嫁给戴维或者保罗，几年前还是个案，这个模式以后会普及，符合全球化的设计。王丽娟或者张翠华带着中国文化遗韵，娶之成本也低。当然我们也这样想象：某一天。上海的里弄或北京的四合院突然出来一个穿跨栏背心的老外，拎一根大葱和中国邻居侃球，千万不要惊奇，他们可能是王丽娟或张翠华的先生，带有西方文化的背景，其入赘我们也是欢迎的，他们的钱也需要省着花，重要的是有爱情这回事儿——爱，仍然是世界上最值得推广的好事。不奇怪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街角上一家饭店里，切菜的师傅已经换成日本武士的后代。——这个情形我已经想象出来了，以后想象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一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去看事物，谁让咱是文化的产物呢。首都机场上的命名，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电影、书籍或其他)，当然是一次误读，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每天都可能生活在

时周围事物的误读之中。

不知道王丽娟或者张翠华嫁给戴维或者保罗以后，去国外或留中土，会是怎样的?有没有误读的问题?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小米加步枪

2006年，吃到了一种好玩儿的东西，是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那天，我们到延安很晚，延安已经灯火通明。有人请我们吃饭。在饭店里坐着，饭店就在延河边上，房间没有北窗，否则就能看见宝塔。若是白天，还能看见宝塔山下，石壁上刻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字，蒋介石的字是纪念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我一直很奇怪，蒋介石的字怎么能够逃过“文革”保留到现在?真是奇了怪了。

主人说：吃什么呢?

于是开始点菜。来一个小米加步枪吧。——主人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

小米加步枪?我们有点意外，但禁不住开始想象了。

小－米－加－步－枪?一道菜?

因此，有点心不在焉，举杯的时候，心里其实在等。

上来了。小米果然加上了步枪——一个盘子里，下面是蒸好的小米儿，上面顺着小米坡度，架起几条步枪，如我们在电影中常见的部队露营时，枪尖搭在一起，架在篝火旁边的步枪。这里的步枪是——排骨——猪排骨。

吃一口，就知道了，步枪也并不生硬地加到了小米上，步枪——排骨的汁或汤进入了小米里，至于味道，好啊。

这就是2006年吃到的最好玩的东西，说不准是饭或是菜，只好说是东西。

一年了，这个事情始终不能忘记。

这几天，我开始想，为什么9·11以及布什打伊拉克的来龙去脉我几乎记不起来了，却还偏偏还记得小米加步枪这个吃食，贪吃或爱国?抑或贪吃并爱国?似乎是，又不全然。

我从命名的动机开始想。延安，革命的圣地，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发，得了天下——一个命名灌注了一个地区的光荣。合理。还有，在一个吃食之中，加进了革命的内涵，有谐谑的意味，但并不解构，这样，趣味就有了。

从命名到被命名，小米与排骨，已经从谷子与猪的形象中脱出，在它和名字中间，加入了历史与传统。——于是我进一步很是费劲儿地想，我们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吞咽下了历史和记忆。

于是，我又进一步地联想，一个中国人，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儿文化，在面对一棵竹子的时候，不会把竹子仅仅当成竹子，当然更不会想到笋干肉或竹椅。而面对兰花的时候，不会想兰花花瓣能不能泡水，祛痰止痛。而最早的还有孔夫子，因为他，现在，我们一看到水，想起的不是洗澡或者水灾，却是时间。

竹子和兰花身上已经放上了我们的想象和记忆，它们因而获得了新的意义。使它们不再仅仅是它们自己，革命记忆也一样，不能因为谷子和猪排是吃的东西就排出在外。——这就是文化，我们那些附着在时间上和事物上的想象和经验。它存在的方式非常特殊，是在我们的记忆里，而那些写在纸上，成为书的，或者还有物，无非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记忆。有了它们，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忘记了。

最近，著名出版家兼学者俞晓群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国学的文章。发在一张地方报纸上，文章中引用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话是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候说的，“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我很想知道，顾炎武在写下这些话时，当年的读者有怎样的感觉，而今天再读，仿佛先生还在，文章仿佛于昨日写成。

吃着小米，肩荷步枪，士兵走在通往战场的路上，是为了打下一片江山。但是任何一个江山其实都是两个江山。和代表权力的江山重合的，另外有一个文化江山。此江山隐在彼江山的身影里，以至于我们不把它看成是江山。

在顾炎武先生那里，这个江山是“学”，我把它简化成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我无法像先生那样，清楚地说出“国”与“学”之间的关系，更无法断言权力江山与文化江山之间的关系，但我隐约感觉，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

从延安回来一年以后，吃了几次快餐，我于是知道了一个事情，如果忘记了革命史，小米排骨饭就不可能被命名为小米加步枪，如果成为快餐的话，那么他会被冠以一个时髦、无聊的名字——猪排盖浇小米饭。

责任编辑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