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苗画像（短篇）

阿 蒙

那年初冬，北京寒雾连绵，冻雨不断。我租住在酒仙桥的那处旧单室，不光没有地热，连暖气片也近乎不工作。作为一个东北人，对寒冷的适应能力本应与生俱来，但可惜我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我非常怕冷，这可能与打小时候起我妈对我的过分照顾有关。她总给我裹上最厚的棉衣棉裤，即便是到了四月份，外边的草色与湖水变得翠绿，她也绝不允许我将棉衣裤脱下。我的春夏两季总比别人来得要晚，而秋冬却过早降临。成年之后，我也曾试图改变这一规律，但确实不行，我怕冷，这一点已经根深蒂固。我总要比别人更早地穿上长袖T恤、卫衣、抓绒服、羽绒服，之后是两件羽绒服——一件薄的外面再套上一件厚的，这可能显得可笑，但保暖的效果确实无可置疑。

李苗给我打电话那天，气温应该到了零下10度，天气预报里是这么说的，早上我冲的那杯豆浆迅速结起的浆皮也是明证。上午我画了半个多小时，手指开始变得僵硬，于是缩回被窝沉沉睡去。下午我去了健身房，一边中速跑步，一边听热泪般的万能青年旅店，才觉得身上暖和一些，就接到李苗的电话。她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方糖健身，正在跑步机上跑步。她说：还是那家啊？”我说：“是。”李苗迟疑了一下，应该是在计算，她说：“你在那儿得好多年了吧。”我知道她其实想说的是我们有三年多未见过面。对于老朋友来说，这段间隔确实有点过长，但对于两个漂泊在京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也不算罕见。

抛开这三年，我与李苗颇有交集。此前她也画画，在更早的十多年里，她一直是我们这个穷画家堆里的一朵玫瑰。我们一起接过不少活儿，地产广告、杂志内页、电影海报，凡此种种。我俩紧密合作，交出中规中矩的平庸之作，偶尔也突发奇想，比如让康定斯基或蒙德里安降落在手表、汽车、化妆品或是模特明星背后的某个角落，这无关任何技艺方面的追求，往往只是为了好玩而已。此类想法经常失败，便需按常规操作重新来过，但运气好时也能蒙混过关。有段时间，我俩专门为宠物作画，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好说，比熊犬、腊肠犬或者短毛猫，你只需尽量把它们画得生动、可爱。也有人要求他们的猫狗应该与众不同。这也不难，三环内的一条泰迪犬理应区别于天通苑的那条，你只需要让前者趴在钢琴键上或是大提琴边。我记得有单生意令我俩感到棘手，要画的是一只南美蜥蜴，雇主明确表示不能让画作有冷血之感。这幅画几经修改，雇主还是不甚满意，最后李苗在这只蜥蜴的鼻子边上画上两块新鲜出炉的马卡龙蛋糕，就此完工大吉。

那时候我俩要比现在年轻许多，李苗比我还要小三岁，这个年纪本身就是坚硬事物的天敌。此外我俩籍贯相同，均来自东北A市，每当提及那座城市的公园、街道、餐馆、学校、百货商店，一种类似伏特加勾兑橙汁般的情感油然而生。有一次，我俩说起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A市的一场大火，从一家商场的五楼向下烧起，在摧毁整座楼之外还烧死了三十多人，具体数字我跟李苗都记不准了，但意外的是那里面有两个人，分别是我与李苗的亲属。虽然亲缘关系较远，但这两个早已死去的人却让我与李苗更加亲近几分。那是个夏天的晚上，在南锣鼓巷一家关东煮的外卖窗口之外，我们一人喝下三罐燕京，在交换完对那场大火的模糊的记忆之后，带着轻微的眩晕和碰撞，走过青灰色而又暗自闪亮的幽长街道。

照此说来，我与李苗的关系理应再进一步，并且在我们那个画画的圈子里，彻底地倾心爱慕或者随便地睡上一觉都属司空见惯。据我所知，李苗也与圈里一两个人谈过恋爱，虽然比较短促，但并不缺乏相应的回响。但我俩的关系确实止于相当亲密的友好而已。除了那一次，我俩差点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年元旦，李苗刚与男友分手，在她位于方庄的那间单室的小地毯上，我俩促膝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听谷村新司和中岛美雪。那阵子因为被美术学校辞退，我的心情也比较低落，所以喝得要比李苗更多。至今我记得，我是在谷村新司的《风姿花传》唱至一半时抱住了李苗，她的回应不过不失，未失去适当的羞涩凄楚，也具备一定程度的迷茫热情。此种情况下，接下来的事情本应顺理成章，但到最后我们也只是抱一抱了事。究其原因，从表面上讲与当天的室温和我的体质有关，在我的嘴唇触碰到李苗的脸颊之际，我打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喷嚏，李苗对此挑剔与否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感到了此事难以为继。要是往更深一层说，事后我也估量几次，我与李苗来自同一个地方，从事同一种工作（姑且这么说吧），难免常被同一类事物所困——我们像是被风吹向远方的两块布，理应去找各自的裁缝、橱窗，而非纠缠着打成死结，直至掉落在大马路上或青草丛中。我无法向李苗解释这些，相信也无法解释清楚。次日我原本想给她发条短信，内容是塞林格某篇小说里的一句话：爱是想触碰而又放开手（那篇小说正是更早前李苗向我推荐的）。结果编辑完短信，我连打了两个喷嚏，于是我想这条短信并不足够真诚，所以还是不发为好。

此后三年，我再没见到李苗，她告别了这个圈子，对此我非常理解。她已年过三十，不再是簇新的琴弦，能够经得起任何任性的演奏。简单点说，这年纪的确应该认真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去向何方。另一方面，这个圈子也并不值得留恋，它较为外层，很难向核心延伸，所有的结构非是为真正的艺术家所预备，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要离开。李苗离开后，我从未认真打听过她到底过得怎样，一条线轻轻断去，虽然你也感到惋惜，却并没有一条缆绳崩断那样大的回挫的力量。但北京虽大，也是千丝万缕，零星的碎片也能拼出个大概。后来我知道，三年里，她在几家公司上过班，做策划设计一类。再后来她结婚了，嫁了个律师。如果这就是李苗的归宿，我非常乐于见到。所以时隔三年，当我接到她的电话，我俩未见多少生疏，起码在电话里是这样。最后她说：“见面聊吧，就到我家。”我下意识地说：“找间咖啡厅也是可以的。”她却坚持把地点定在她家，并解释说，因为怀了孩子，她尽量避免外出。

如今的李苗住在南二环一套大平层里，所在的楼层很高，那天的天气又好，当我隔着落地窗远望云端，一时间顿生虚妄之感。李苗的变化不大，虽然穿着孕妇装，但三年前的纤美还未损失殆尽。她跟我叙旧，想到哪儿说哪儿，间或拍拍肚子，尽管那里根本看不出来任何异状。客厅音响反复播一首钢琴曲，我问是何曲子，她告诉我是《童年即景》，由晚年的霍洛维茨弹奏。就此她说，她的丈夫认为除了古典音乐，其余皆是噪声。要不是怀着孩子，她可不听这个。我不好说什么，只有拐向一个话题，我问李苗是否还在作画，她回答我：“彻底地不画了，家中连一根铅笔也没有。”而这也是她联系我的主要原因。她要我为她的母亲画一幅肖像。

我当即推辞。我有自知之明，我只是一个在美术学校谋生的画匠，即便在曾经的那个圈子，我也算不得多么优秀，事实上当年的李苗比我更有天赋。有两年，她专心画A城废弃的厂房、老摩电，还有席卷整座城市的风雪，这些画颇有毕沙罗浑厚而柔和的味道，多次受到圈内好评。我记得其中一幅，画的是几个少年站在工人宿舍的甬路上，远眺天空中五颜六色的工业烟云。这幅画被一个香港人买走，随之李苗被认为很有希望“画出来”。但她本人并未被此次成功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接那些只挣小钱的零活儿，好像她的兴趣原本就是如此。但我知道，即便三年不摸画笔，以李苗的底子完成一幅肖像也不在话下，何况那是她自己母亲的肖像，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由她来画都要比我更为合适。后半程的话题就集中于此，她反复强调的是：第一，她不再画了；第二，她已经怀孕了；第三，她认为我就是最好的人选。再有就是这件事必须尽快进行。

等我回到A城，已经是十二月份。此前我还举棋不定。但此时老家那边正好有几件琐事需回去处理，李苗随后又将全部酬劳一次性打给了我，这笔酬劳数目不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规格——凑巧，我的大半积蓄刚在一次草率的投资里损失掉，而它原本应该是一间小房子的首付。月初，李苗打电话连续催促，看来确实再不能耽搁下去。

回到A城的第二天，我去了李苗她妈家，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冒昧，心理上有一点东西需要跨越。我在微信里把这一点告诉李苗，她只简单地回复：“谢谢。”李苗她妈姓杜，但是我潜意识里觉得她还是应该姓李，见面就觉得娘俩颇为相似，虽然多年前我看过她妈的照片。十多年过去，李苗她妈胖了不少，但也还算风韵犹存。东北的冬天内外有别，供暖良好的房间堪称酷热，李苗她妈穿着一件紫色的薄绸衬衫，坐在沙发上跟我说话。李苗她爸（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的继父）是一个矮小、干瘦而又和蔼的老头，年纪看上去要比妻子大许多。李苗她妈介绍说：“这是何大夫，曾是医院的内科主任，早已退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李苗她妈对我似乎颇为了解，知道我比李苗大三岁，在省美院读的大学，此后漂泊在外，父母均已故去——这显然是李苗告诉她的。而我对李苗她妈一无所知，只能凭印象判断她多少有点强势，说起话来的语气不容置疑。我是九点进的她们家门，出乎意料地唠到了近十二点，所以当她留我吃午饭——中午在家吃吧——就是这么一句，我和何大夫只能点头表示赞同。

那天李苗她妈亲自下厨，菜式比我估计的要丰盛，其中一大盘水果沙拉，里面居然有近十样水果，据李苗她妈说，沙拉酱也由她自己配制。这方面她显然区别于李苗，就我所知，李苗独自一人时基本靠超市食品和快餐外卖度日。那天我们喝了点葡萄酒，这不太符合初次见面这种场合，但事情确实如此。吃饭时李苗她妈解释了这个家庭的构成，她与何大夫是在医院认识的。那时的李苗才念三年级，生父在一年前因一场交通事故过世，一年后，她妈又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断了腿。事隔久远，李苗她妈记忆依然清晰，她记得何大夫穿着布鞋迈进病房时轻巧的脚步声，而何大夫来的次数过于频繁，几个邻床经常笑说何主任又来组织专家会诊了。我属于外人，但这些往事李苗她妈对我直言不讳，几乎是乐于倾吐。她甚至搬起那条动过手术的伤腿，放到何大夫的膝盖上，指着腿说：“手术不算太成功，这条腿比原来要短上几厘米，说是后遗症也不为过。”然后她放下腿起身从餐厅走到客厅，走起路来确实有些微趔趄。她告诉我，给她做手术那个大夫原是医院后勤部门的工人，这样的大夫，显然不具备令一条本来大有希望的伤腿恢复茁壮面目的能力。

她提到了李苗的婚姻，认为过于急促，对亲家她也颇有微词，在她看来那位安徽的家庭妇女，仰仗儿子在事业上的一点成绩，并不把她放在眼里。至于李苗的律师丈夫，她认为过于忙碌，缺少情感，就像心里头有颗石头。她说到此时，我插了句话，我说：“律师还是可以的，而且听李苗说他专门打专利官司，那是非常能挣钱的一门专业。”她撇撇嘴说：“那倒是事实，可我们这样的人家又不是很缺钱的。”从中午到傍晚，她的话一直又快又多，让我觉得往昔时日里，正是这样的语速指引了她们娘俩的生活。与之相比，何大夫话不多，说也是应声附和。他太瘦小了，体重估计只有他夫人的一半，背也驼得厉害——他起身上卫生间的瞬间，我察觉到了李苗她妈有一点尴尬。但他是个挺好的老头儿，注视人的目光总是温暖可亲，与他的年龄和阅历相称。但我发现他有不小的酒瘾，总试图多喝一点，再多一点，自然屡屡被李苗她妈制止。饭至尾声，提到我此行的目的，李苗她妈表示，只是一幅小画而已，对我来说应该信手拈来。她说：“李苗一直认为你的才能被埋没了。”我说：“不能这么说，但我会尽力画好。”随后她委婉地提出，应该把她画得年轻一点，但也不要失去应有的稳重，最主要是显得幸福一点。

说干就干。最初我是到李苗她妈家里去画，首先要完成的是素描肖像，在计划里这只是第一步，是基础性的工作。这个过程李苗她妈非常配合，为此一个多星期未到诊所工作，而照她说，在这间诊所，她负责看病之外的大部分事务，也就是说属于不可或缺的人物。

一般九点左右，我就来到李苗她妈家中，在铺着深色柚木地板的客厅里开始画。画一会儿，歇下来聊天，然后接着画——李苗她妈很快适应了这个节奏，但是她不太坐得住，坐一会儿就要起身走动走动。我看着她略显庞大的身躯在房间内移动，有时觉得这就是三十年后李苗的样子。好在我控制住了这是在画一个老朽了的李苗的想法（我想那样的话，她们娘俩都不会满意）。

聊天则是天南地北，但聊聊就会说到李苗。对于李苗不再画画这件事，她感到万分惋惜。她跟我回忆李苗的学画经历，早早显露的天赋以及她从未间断的培养，她认为即便在天才孩子里，李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些少年时期的杰作她至今保存，包括获奖并送至日本展览的一幅作品。她找出来给我看了，那是一幅水墨梅花，此前我不知道李苗还画过国画，在那个年纪她画得确实相当出色，以至于瞬间我怀疑后来她选择油画是个错误。

除了绘画方面的天赋，让李苗她妈引以为傲的还有李苗自小便展露的美貌。她告诉我，李苗六岁时，在红星照相馆拍过一张儿童照，照相馆不收费用，条件是同意他们把照片放大，挂到照相馆的橱窗里展示。红星照相馆曾是A市最大的一家国营照相馆，我在遥远的记忆里搜索了一下，那个橱窗，确实挂过一张尺寸很大的儿童照——那个雨滴般闪闪发光的小女孩就是李苗吗？我想若非这家照相馆后来倒闭，李苗可能会一直待在那橱窗里。为了证明所言不虚，李苗她妈找出了一本影集，里面都是些老照片，红星照相馆那张在最前面，随后是各式各样的花朵一般的李苗，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年轻的杜红梅——在公园的湖边、在市府广场、在几个地方的火车站和著名景点，都是那个年代较为常见的取景。有张照片里，她戴着大红花站在一架纺织机前面。还有一张背对大海的三人合影，背面写着：李长胜杜红梅李苗、青岛、1990年6月12日。叫李长胜的那个男人穿着白衬衫，怀中抱着幼小的李苗，他高而且瘦，称得上英俊。我拿出手机，拍下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一张。

一般我上午画画，下午处理自己那几件琐事。其中主要一件是卖掉我父母留下的那处房子，A市的房市本就萧条，那处房子的楼层又较高，因此进行并不顺利，我不得不求助于房产中介。有一天，我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中介所出来，信步往西行去，刚下完一场雪，主干道上撒了盐，车轮碾轧融雪又翻起泥泞，一道道枯枝般的痕迹交错在马路上。我走进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进去以后才猛然发觉，这就是当年着火的那家商场所在的那栋楼，现在它已焕然一新，看不出任何遭受过摧残的痕迹。下午两点多，超市里没什么人，空调开足了功率，连一向畏寒的我都不得不脱下棉衣。在热而空旷的超市里，我给自己买了两盒酸奶、几块面包，又买了一袋山珍、一袋加钙核桃粉，准备次日带给李苗她妈。我走出超市，迎面又是刺骨的寒风，我想要不是这种天气，我可能会待在路旁，把这家超市或者说曾经的商场画下来。还有一天，我去了市中心公园，跟我儿时不同，现在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围墙早已拆除，从南门进去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冰湖。我在湖边看见了李苗她妈正在遛狗，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羊绒大衣，在冰蓝色的湖面和奶油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醒目而又沉静，如同刚刚从李苗那些带有印象派风格的画中走出。

完成基础素描之后，李苗她妈提出，她该回何大夫的诊所上班了，而我可以到诊所继续这幅画的相关工作。那家诊所也在市中心地带，位于一栋老楼的一楼，面积不大，只有八九十平方米，设施也比较简陋。但它是一家全科诊所，何大夫兼任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乃至皮肤科等的全部的主治医师。他足以胜任这些专业，患者大多慕名而来，将各种痛楚交付于他。何大夫看病迅速，一般几分钟之内即可完成诊断，然后他用蚂蚁大的字，在一个本子上写明患者姓名、病情和处方，给他们开药、打针或是挂上吊瓶。药剂和针剂都是他亲手配制，多为几种药混合到一块儿，应该颇具效果。总之，一穿上那件洗到发黄的白大褂，何大夫就不再是那个瘦小枯干、长着老年斑的老头儿，反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风度。而对于患者来说，何大夫的年龄一直是个秘密，如有人问起，李苗她妈总是说何大夫刚好70岁，但常来诊所的人则知道几年前她也是这么说的。

那些天我画了不少速写，大多是一些来问诊的病人——只喝酒不吃饭的夜场姑娘、睡眠消失半年的打更老头儿、力气太大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手的搬运工人、被工作压迫得视力快速下降的机关职员。对这些怪客身患的疾病，何大夫应对自如，一般告诉他们问题不大，不必过于担忧，然后给他们开药并搭配一种进口的保健品，交代他们把费用交给李苗她妈。这些速写是我的额外收获，如果有人注意到我拿着铅笔作画，李苗她妈就告诉他们，我是她的外甥，是赴北京发展的年轻画家。这套说辞她之前交代过我。

一月初，我拿出了油画初稿。这幅画色调明亮，画中人穿着一件米黄色的套裙，要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李苗她妈看了画，先是夸赞一番，说初稿就非常不错，看得出来我下了很大功夫。但她话锋一转，希望画中之人再年轻一些，同时不必过于写实，比如脸颊上俗称“横丝肉”的部分应该再技术处理一下。这也无妨，我重新再画就是。又过两个星期，我画出了第二幅。这一幅肖像中李苗她妈的体态更加轻盈，两颊消瘦下来，微笑的幅度也更大，我觉得这一幅更加接近她心目中的自己。但是她看过后表示，比初稿要好，但是分量略显不足（她就是这么说的），笑得也有一些生硬。主要一点是，这幅画让她联想到了她在纺织厂时期的生活。不愧是画家李苗的母亲，在这方面她的直觉相当敏锐，必须承认，在我用画笔和油彩减去她的皱纹、两颊肌肉以及附着其间的生活重量之时，她的纺织女工年代悄然降临在画布上。看来这不是她乐于见到的。

我继续修改，同时抓紧卖房，去诊所的次数变少一些，但没想到在一月底，诊所出了件不小的事，那是一起医疗事故——一名感冒患者，扎上点滴五分钟后即在诊所死去，救护车都没来得及赶到。那天我没在诊所，得知此事是当晚，李苗给我打来电话，说此事相当麻烦。首先是患者家属坚持不将尸体火化，其次是索要的赔偿数字大得惊人，最为要害的一点，这个患者是李苗她妈旧同事——就在出事当天，她组织老同事进行了一次聚会，为的是邀请他们半年后参加李苗孩子的满月酒。聚会本身相当成功，不成功唯有一处：她请完客之后，又将那个患感冒的老同事带到了诊所。

电话里李苗说请我帮忙，她妈在A市并无得力的亲属，而何大夫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也就是说全然指望不上。但是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个画画的人，接受委托来画一幅肖像。李苗的状态显然不好，她告诉我，正孤身一人在家，近来怀孕的反应变大，她刚刚吐过两次，正在努力打消想喝一杯酒的冲动。她给我讲起一些前尘往事，俱是杜红梅女士与李苗同学的艰难时日。已经接近十二点，我的头昏昏沉沉，李苗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她好像说要回A市一趟？她还说了些什么来着？

次日醒来，我心情低落，觉着此事正向莫名的方向发展，像是绳子打上了第一个结，如今不光拆不开，第二个结也要随之而来，而那第一个结就从我在跑步机上接李苗电话开始打起的吗？我想起昨晚跟李苗通话时，我听见那边有音乐声，好像是迪克牛仔，或者是伍佰，总之是多年前的流行歌曲，绝非我在她家听到的那种古典音乐。

接下来我几乎每天都去诊所。诊所依然营业，但是患者寥寥无几。本就瘦小的何大夫，像缺水的仙人掌一样枯萎起来，但他的酒瘾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到中午他就将诊所关闭，就着桌子上的听诊器和生理盐水先来上几杯。酒后何大夫的控制能力变差，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儿，而他反复说的基本是这些：他的诊疗肯定无误，因为就算药物过敏，也不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死人，从专业角度讲，这是典型的心梗或脑梗，跟打不打点滴并无任何关系。

李苗她妈倒是比较镇定。一边通过老同事打听消息，看对方已经进行到哪个环节，一边在相应部门寻找熟人。但在赔偿方面，她与何大夫的意见并不统一，何大夫主张息事宁人，李苗她妈却坚持不能让步。有时候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有时候她说：“你有钱你给他们，我是一分钱都没有。”进入二月，又下了一场雪，李苗她妈也喝上了酒，为了避免酒后相互指责，她与何大夫开始不在同一张桌上吃饭，无论在诊所还是在家中。我开始担心能否如期完成那幅肖像。寒冷的天气和密布的铅云仿佛渗入了画布，那幅肖像开始脱离我的掌控。而后来发生的事，也果然如同脱轨的列车一般。

快到二月中旬的一天，我刚好在诊所。十点刚过，诊所进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此人我接触过两次，是死者家聘请的律师。诊所外还有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到诊所门前撂下。担架上也躺着一个人，何大夫隔着门槛往担架上一看，脸色顿时显得发白。他定了定神，想把律师让到里屋说话。这时候李苗她妈从后屋出来，瞪了一眼那名律师，说：“怪不得都说，现在的律师全是流氓。”律师说：“大姐你不要多想，今天我来是想找你们谈谈。”李苗她妈不予理会，她跨出诊所门，看见担架上躺着那位本该躺在太平间里的老同事，一言不发转身进了诊所，再出来时，她手里已握起一把菜刀。（前些天我在诊所画的那些速写，大多是那些患上怪病的人。我还画过紧挨着诊所的那间彩票站，有个人低着头，像是刚从彩票站出来就要转身走进诊所。此时，看着手持菜刀的李苗她妈，我突然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正从她端庄的肖像中走出，走到我草草而就的那些速写里，勉为其难地与来看病的那些怪客为伍。）律师看见她手中的刀，马上退出门，李苗她妈紧紧跟上，此时她的动作相当迅速，简直不像是她这个体积重量的人所能做出的，她几步就到了门外——等我跑出门，只见她举着那把菜刀，张大了嘴，似要大声喊叫，但是我们没听到她发出任何声音——她捂着头晃了晃，彻底瘫倒在地上。

我给李苗讲述以上过程时，已是次日下午。此时李苗她妈已从ICU搬到普通病房，她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大夫说，脑动脉瘤连续破裂两次，死亡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能抢救过来，已经算是好的结果。同时大夫交代：大面积的蛛网膜下出血极易造成瘫痪、神志不清和语言混乱。

大夫的话在随后得到验证。半夜李苗她妈醒来，我与李苗都在床前，看着她用尽力气说出了第一句话：“脑……袋……疼……啊。”这尚属正常。第二句话稍微流畅一些，她指着李苗说：“回来了啊……作业写完……没有？”李苗上去握住她的手。第三句她指着我，目光却注视着李苗，说：“你快叫……何叔。”第四句话，她用力指着我说：“长胜，你就这一个女儿，没有钱她怎么去学画画？”李苗哭了。我走出病房，走过医院长长的走廊，走到外边泛着雪光的深夜里。

我回到父母留下的那处老房子睡下。这房子的供暖也不甚好，我睡了两个多小时就被冻醒，此时还不到早上六点。我把还在修改的那幅肖像找了出来，冬日的凌晨，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屋里的灯光也不甚明亮，但无论如何调整光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画中的李苗她妈都显得烦躁、阴郁，并且衰老，她的目光抱有莫名的痛苦，简直像是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所预兆。这无疑是一幅相当失败的作品，我在画布上一顿涂抹，直到上面堆满毫无意义的浓重油彩，然后我再次沉沉睡去。

我一个人在A城过了春节，节后返回北京，这比我之前估计的要早。这中间我又去看过李苗她妈两次，她做了一次置入手术，复发的风险不大，但行动和语言可能很难恢复。我与李苗谈过一次，得知三件事：第一件，是关于李苗的生父李长胜，他原本是工厂工会的干事，画国画，也写过诗。后来工厂倒闭，他去跑货运，李苗上二年级时，在一个雨夜，他的车与另一辆大货相撞。第二件，是何大夫的两个儿子已给李苗打过电话，说现在这种情况，何大夫与李苗她妈还是分开为好，这是理性的处理方式，对此李苗表示同意。但李苗说她始终记得，她到北京之后，是何大夫用开诊所的收入，为她买下她租住在方庄的那处单室。至于李苗跟我说的第三件事，鉴于某些原因，请容我放到稍后再讲。

回到北京，四月，我换了一家美术学校教课，薪水基本与此前持平，但是空余时间能多一些。五月，我从酒仙桥搬到了亮马河——我喜欢亮马河附近那个每天早早开市的花市，虽然这边的租金要贵上不少，但我仍然在春天搬了过来。六月我开始跑步，一般在傍晚，沿着亮马河跑三到五公里。

有一天，我跑完步，在超市遇到一个朋友，他其实是我与李苗共同的朋友，那三年里，李苗的零星消息，我均由他口中得知。这次他告诉我，李苗离了婚，生了个女儿；搬回了方庄那处单室，并把母亲接了过来；她开始上班，在一家教育机构教小孩画画。他还告诉我，李苗是知道我亏掉首付这件事的，她请他借给我一笔钱，而这钱由她来出，但他表示这事还是由李苗自己来办为好。我想起节后返京前，我要将那笔酬劳还给李苗。我说那幅画已无法完成。她却说：“不必着急归还，有些时候，难以完成的事情也会有转机，比如那一次我们为蜥蜴作画。”

这天晚上，夜色下的亮马河波光粼粼，我想起那条蜥蜴和那两块马卡龙蛋糕——完成画作之后，那两块蛋糕被我俩吃掉。我想起春节之后那次谈话，李苗跟我说的第三件事。当天她说：“我半夜给你打电话的那天，其实收到了两个坏消息，一个坏消息是诊所出了事。还有一个坏消息，想说但没跟你说。现在也不跟你说了，因为跟你也没有关系。”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才认识李苗不久，有天她拿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来找我，她翻到小说结尾，认真地指给我看那句话：“首先是要真诚，其次是要善良，再其次是永不把彼此相忘。”

我想起还欠着李苗那笔酬金，那无论如何该给她画上一幅。我回到家，找出存在手机里的那张照片，决定就画这个——那是六岁的李苗，穿着粉白色的纱裙，有着苹果一般甜美的气息，无愧于红星照相馆的玻璃橱窗，不会被任何人遗忘在脑后。我完全照着那张照片来画，完全照着超写实的那种画法来画，完全照着她的每一根睫毛每一次呼吸来画。我画了两个多月，还没画完，这超出了我的预计，六岁的李苗身上似乎有更多个李苗，像是叶子伸出树丛，灯光探向夜空。我希望能在北京的夏天结束前画完这幅，也许要花上更多时日，但我肯定将其完成，寄送李苗，或亲手交给她？北京虽大，也是千丝万缕，也不知道李苗能否喜欢这幅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