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度陈忠实的秘密及其他（评论）

1880年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语文爱好者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普希金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与世长辞了，无疑把某种伟大秘密带入了坟墓，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来猜度这个秘密。”①我怀着无比的敬意，将这句话献给陈忠实先生。《白鹿原》和“白鹿原”的秘密已被带走，而众多研究者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来猜度他的秘密。

2019年4月26日，在《小说评论》和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合办的“陈忠实精神遗产学术研讨会暨陈忠实先生逝世三周年追思会”上，先生的女儿陈黎力在发言中谈道：“怀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评他的书。”我当时在现场，感动得一塌糊涂。忠实先生去世后，有很多悼念文章，大多真切动人，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好事者有消费先生的嫌疑。众多悼念文字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无声的悼念，比如我的前任主编李国平先生、西安工业大学的冯希哲院长，等等。他们都是忠实先生至为亲密的同事、朋友、忘年交。他们把记忆和悲伤一同深埋，几乎不着痕迹，却又每每在追思会上涕泪纵横，不能自已。我入职时，忠实先生已经退休，工作中有过为数不多的交集，大多是远远仰望的状态。即使在聚会的饭局中，也仅止于有限的寒暄和交流，说是有限，大概也远多于他的普通读者和崇拜者吧。我之前选择无声地悼念，更多是出于不忍打扰，同尊敬的逝者保持敬畏和距离。而此番重读，姑且算作“评他的书”，并以此来怀念。

做人和做文章其实是相通的。当我们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时候，首先必须保持一种站立、平等的姿态，不卑不亢，不要躬身膜拜，也不要居高临下。其次，应该有一种尊重、和解的姿态，充分地理解作家、熟悉作家，根据支配作品的精神来阅读作品，主动去寻求灵魂的碰撞，寻求灵魂的遇合和搏斗，如同钱理群先生提出的“与鲁迅相遇”“他要进入你的内心，你也要进入他的内心，然后纠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冲突和灵魂的共振”②。

编辑工作中，最为纠结的时候，就是读到与《白鹿原》相关的评论文章。我不期待有新的材料发现、新的阐释路径（其实大多属于重复研究范畴），我只是渴望那种能与忠实先生、能和《白鹿原》发生灵魂碰撞的个体阅读、个体感受。但遗憾的是，除了雷达先生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等少数篇什，几乎没能读到我中意的文章。所以，我也尝试着自己去解读，就像今天的批评家们不满意创作现状，而去亲自操刀创作一样。但我发现自己的解读是浅薄的，始终不可避免的就是拾人牙慧。或许说不尽的《白鹿原》已然被人说尽了吧？

关于《白鹿原》，最值得言说的，我以为不是史诗性，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不是传统的重建、现代的反思，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收煞、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开启，而是文本中传达出的历史意识，以及捕捉时代情绪、与时代共情的能力。

我曾把《田园诗与狂想曲》③和《白鹿原》对读，在有关清末民初的关中地主、宗族势力、“宗法农民文化”“贫农的性自由”“礼教的性禁锢”等话题上，发现有颇多印证之处，亦有一些观念相左，或者说事实出入的情况。如果去证实或证伪这些“出入”和“相左”，我以为意义不大。一是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分析，一是文学艺术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拆解，本身不在一个领域。且那一时期的历史，两人都不是亲历者，而是从各种政府性文件、地方志、田野调查、口述史中探寻得来。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曾提出“复线的历史”的概念，“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④。在他看来，过去并非只是直线式的延伸，而是扩散于时空之中。历史往往根据现实需要来收集那些与当下有利的散失的过去，而重新整合的历史话语又对现实形成某种制约，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因此，不管是文学艺术的变形呈现，还是社会科学的调查分析，我们所见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现实需要来收集和建构的。所以，去深究或者试图抵达那段真实的历史，本身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最多能做到的，不过是努力接近而已。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历史是否能与现实映照和关联，是否有助于排解现实的焦虑，是否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看革命的历史，要离开革命的那个时代，所谓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就是要强调一定的距离感”⑤。“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束缚和視野的局限，从更广阔的、深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⑥但是，也有历史学家告诫我们：“太过耽溺于‘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则偏向于以结果推断过程，用来反推回去的支点都是后来产生重大历史结果的事件，然后照着与事件进程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倒推回去，成为一条因果的锁链。”⑦《白鹿原》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的、也是思想文化的具有标志性的事件”⑧，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还是作品中传达出的历史意识。作者不全是从今天的历史高度、今天的距离感、今天的“后见之明”去反向推导历史，而是拨开种种历史的成见和迷雾，表达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语境中的大多数人共同的，或者共通的，面对历史大变局时，油然而生的“鏊子”的困惑，以及“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的清醒。

这种历史感，或者说历史意识的获得，不全是作者自己在书斋中冥想、体悟出来的，这与他当时身处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白鹿原》的写作过程历时约4年，从1988年4月1日到1992年1月29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正是处在思想文化领域“亮”与“灰”更迭的时代语境之下。其间有各种思想交锋，各种思潮涌动，也有各种偃旗息鼓，各种暗淡混浊，变得模糊，变成杂色。而此时，也正值“中华民族经过反思、探索，开始走向全面振兴，寻求科学的发展道路，整个民族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从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前行的时期”⑨。正是作者感受到了这一时代的气息，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的情绪，与时代同行、共情，并融入自己对于历史大变革，以及身处历史转型期的个体认知与思索，《白鹿原》才成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大书，才具备了跨越时空的经典性意义和价值。

《白鹿原》的历史意识，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不过是常识之论，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是得风气之先。这既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现实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使然。

20世纪90年代以降绵延至今的家族小说，几乎都避不开《白鹿原》“影响的焦虑”，动辄百年历史风云，动辄家族国族命运缠绕，动辄民间匪行叙事爱恨情仇。除少数走出“焦虑”的强者，大多令人耳目一“舊”。读过前20页，就大抵知道后面该如何展开，如何收尾，故事的脉络、人物的命运尽收眼底。殊不知，历史意识、时代情绪才是这种类型小说之鹄的。制造故事是容易的，甚至经过创意写作的训练，把故事讲得精彩也是不难的。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深知如下常识，却还是习惯性地故意避而不见，比如是选择“合唱”还是“独唱”？是独立思考还是盲随大流？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呼吸时代气息，感受时代情绪，还是借助二手体验，独守书斋闭门造车？

历史意识的获得，需要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往上，探求几千年历史、文化、思想的流变；往下，印证、反思、超越“此在”的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如果做不到，那就最好不要强求“史诗”的宏大抱负，而力有未逮地去抻长历史。反而应该缩短历史的长度，把自己熟悉的年代、过去经历的生活，与正在经历的生活，进行映照与对读，从而在文本中获得历史的纵深，与时代和读者共情，寻求心灵的共振。

巨细靡遗地记录时代，可能是一种本领，但并不值得夸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能做到，甚至记录得更科学、更细致、更合理；“传声筒”般地图解时代，可能也是一种本领，但同样不值得称赞，因为跟一条拙劣的广告一样，达不到想要的宣扬效果。找到那个“点”很重要，哪怕只是一个横切面。

鲁迅作品中，我尤为钟爱的两篇，一是《在酒楼上》，一是《孤独者》。这两篇小说，钱理群、王晓明等诸位先生已经有过精彩解读。我之钟爱，可能是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有幸与鲁迅、吕纬甫、魏连殳“相遇”。从出版到现在近百年的时间，依然能准确触摸到那一时代的情绪，且能感同身受与当下现实生活的深刻关联。这种时代情绪，不是通过浓墨重彩地渲染历史情境得来，而是聚焦于时代中的人，把人物置于核心位置，深入熨帖地体察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勾画出他们呐喊过后的犹疑和彷徨，其中也饱含着作家的自我审问、自我剖析的心灵独白。他选择从个人透见时代，而不是在时代中描绘个人，时代的立体感、亲切感，自然就扑面而来。

弋舟的“刘晓东系列”（《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亦是我所钟爱。弋舟大抵也是鲁迅的“粉丝”，比如对精神世界近乎偏执的剖析，比如《等深》中的周又坚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比如一些遣词造句的“别有用心”，都可窥见鲁迅的影子。弋舟把亲历的夏日风暴与一代人的精神溃败联系起来，在并不久远的历史和滚烫无聊的现实之间折返穿梭，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时代的情绪也被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了然，那场风暴也许并不是若干年后一代人溃败的全部理由，所谓理想的幻灭也有可能是被现实生活打败。周又坚的儿子周翔，面对“不义与羞辱”，不是选择权宜、苟且，或是退缩，而是亮出他们的短刃，可谁又能预测到周翔的溃败是在什么时候，但这重要吗？并不。

陈春成的短篇集子《夜晚的潜水艇》令人印象深刻。博尔赫斯的迷宫，汪曾祺一样的语言，《红楼梦》的古韵雅致，无伤大雅的政治讽喻，以及虚实空间的营造、节奏感的掌控，老练到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位90后作家。《竹峰寺》《红楼梦弥撒》写得尤其出彩，但击中我的却是《夜晚的潜水艇》一文。主人公充满奇思妙想，在夜晚把书桌想象成操纵台，把房间幻化成潜水艇，整夜冒险遨游。但现实生活中，升学、工作从多方制约，面对母亲的哭泣，父亲的无助神情，“我”只能压抑幻想，变得“开窍”，可也因此想象力变得稀薄，再也进入不了潜水艇，只能远远观望。一代人成长的代价，以及这一时代的特殊氛围被诗意地传达出来。那些似曾相识的成长路径，共同经历的长成之痛，那些现实生活中的“轻”与“重”，引起了众多挣扎于现实的读者的深切共情。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跑题的文字，不过是平时得来的一点读书笔记，或是一些断想。《白鹿原》是否已经“说尽”，我不得而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读者，能走入《白鹿原》，和忠实先生“相遇”。倘若遇见了，就一起喝酽茶，抽雪茄，饮西凤，吃羊肉泡馍，听华阴老腔，闲话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的家长里短。倘若没能遇见，也没有关系，毕竟“读他的书”，也是一种怀念。

【责任编辑】 洪 波

①[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②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③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④[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⑤杨奎松：《走进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1页。

⑥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⑦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

⑧陈晓明：《乡村自然史与激进现代性——<白鹿原>与“90年代”的历史源起》，《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⑨李国平：《陈忠实：将自己滚烫的手指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中国作家网2019年12月23日。

作者简介：陈诚，副编审，《小说评论》副主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西安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文章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