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英美小说在大后方的译介出版活动

张书勉

（张书勉，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抗日战争时期，受社会时局动荡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国文学译介出版的脚步有所放缓。不过，在国统区以重庆、桂林、成都、昆明、长沙等区域文化中心城市为代表的大后方，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小说的译介出版活动，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现仅对此现象，作一初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为便于叙论，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诸多中文译名，本文主要使用现有认可度较高的统一译名。

一、译介出版活动的主要表征

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英美小说的译介出版活动可谓繁荣，具体表现在数量大、质量高、地域化特征鲜明等方面。

首先，英美小说译介出版的数量庞大。译介小说繁荣的量化指标，主要体现在翻译小说的出版数量与报纸杂志刊登的译介小说的数量。就前者来看，1937—1945年大后方出版机构出版翻译的英美小说共计90部（含多国小说合集）。在此期间，英美及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数量分别为446部、1404部。

其次，译介出版的英美小说质量高。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文学奖可在名气、威望等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译介诺贝尔文学奖英美得主及有望获此殊荣的英美作家的作品，无疑可从源头上使小说质量得到保障。

另外，英美小说译介出版活动中地域化倾向鲜明。我国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国家机关、军队、高校、文化团体、图书报刊出版与发行机构等纷纷涌入，其原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也随之改变，并对英美小说的译介出版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抗战前的桂林人口尚不足六万，学校、书局不多。从1938年至1944年的六年内，桂林却会聚了全国30%以上的文化精英人士，近200家书店、出版社遍布桂林的大街小巷，国统区80%的书刊在此出版发行。重庆作为当时的陪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被极度强化，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随之提升到空前高度。昆明因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的迁入及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一跃成为抗战时期的又一学术与文化中心。成都因“空军文学”的建构，英美多达5篇反映空战题材的小说被收入“空军文学译丛”，成为抗战时期成都翻译文学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二、译介活动较为繁荣的原因

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机勃勃的英美小说译介出版活动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译介出版的主体来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其内因，而为谋生计则属外因。就读者来看，英美小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鲜明主题，已成为国内民众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而当时国民政府推行严苛的文化审查政策，则助推了包括英美小说在内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异军突起。

我国翻译家素有为国家与民族利益而译介的优良传统，抗战时期更是如此。当时，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英国、美国与中国同属反法西斯联盟阵营，译介出版英美两国中那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把反抗外来入侵、为争取自由与民族独立而战作为主题的小说，无疑更能激励鼓舞国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也充分彰显了当时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全民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普通民众生活艰辛，面对日寇的进逼与国军的退败，情绪低落在所难免。表现爱国主义、战斗激情的文艺作品，恰能够抚慰民众受伤的心。于是，译介与战争相关的英美小说就成为译界的目标与追求。

三、译介出版活动的实绩剖析

抗战时期大后方英美小说的译介出版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功用显著、业绩丰厚及出版机构尽责等方面。

抗战时期决定英美小说译介择取的因素主要有二：社会政治因素与文学性因素，而前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小说的社会功用效能被极度放大。这种服务于社会政治的译介出版理念，通过译介出版的英美小说作用于社会。

仅就抗战时期英美小说译介的自身来说，主要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绩。首先，译介范围较为广泛。但凡英美文学史上重点小说家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译介，体现出大后方的译介者较高的鉴赏能力。文艺期刊还适时刊出英美作家的专集。其次，节译现象较为普遍。另外，对同时期英美小说保持了较好的跟踪译介态势《时与潮文艺》等期刊设置“艺文情报”等栏目，及时介绍英美小说的动态。

作为“中介人”，出版机构在抗战时期大后方英美小说的译介出版活动中，在联系读者与译者两个社群方面作用巨大。因出版周期、载文量等的不同，出版社与期刊在译介小说的出版上，存在较为鲜明的天然分工。通常，耗用篇幅较小的中、短篇小说多为期刊的最爱；而出版社则热衷于长篇小说及小说集的出版。具体到抗战时期大后方英美小说的译介出版，也应作如是观。就这样，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出版机构充分利用自身互补的优势，可谓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出版译介的英美小说的任务，使英美小说的图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