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化的综合性构建——以《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四》为例

杨希子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四》是嵇康的代表诗作，简单易读，普遍认为是对于魏晋时期名士生活以及心态的集中反映。而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代，玄学的兴起背后是个人主义的凸显。嵇康出身于此，但他的选择却高于在现实层面下造成的普世意义上的个人理想失衡，细读他的作品，联系他的生平，我们不仅能够看出他身上的时代烙印，更能看出他对于不堪时代的希望和勇气。本文希望能够从《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四》入手，来浅要分析作品中的文化整体构建意义。

本首诗往往和其兄嵇喜的《秀才答诗四首》对照印证，虽然学界对这两组诗创作目的时间地点等史学质疑考证不穷，但大致认同本首诗是嵇康劝诫参军以求功名的兄长嵇喜，并表达自己的情趣意致之作。本文将此诗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名士生活的自陈，侧重于文化的社会生活，后一部分则是心绪自陈，侧重于个人的心灵体察。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四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一、社会现实反映

这首诗的前半段集中表现了魏晋时期的名士生活，“兰圃”“秣马”都是自然之景，“流磻平皋，垂纶长川”都是野游之趣，集中表现了魏晋时期逍遥山水、投身自然的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玄学风气，二是服药之“后遗症”。

首先是玄学风气的影响。魏晋时期，执政的司马家并非传统儒学的“正统”延续，政权设立本身无疑是带有了挑战儒学的意味，而司马家又忌惮没有“正统”的名号，所以手段更加决绝，统治也愈发黑暗。所以在精神传统和现实仕途的双重颠覆下，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上倾性”的儒家学说，投身于“下倾性”的老庄超脱之学，将视线转入人自身，自觉性开始凸显，个人主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玄学逐渐发展兴盛起来，知识分子的生活也随之进行了转变，“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在玄学的框架内，自然风景已经不是儒家所认为的审美对象，而是成为人的一部分，体现了玄学更加注重人的精神本体的认识转向，要求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要“越名教而任自然” 。不仅如此，玄游自然既是对外在的体察，更是自我发现的重要手段。“是要通过在人之精神境界中呈现本体,以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安顿人之个体生命(修身)与群体生命(治国 )。”

其次，由于当时的生活方式，由何晏开始，魏晋时期形成名士要服五石散的风气，服药之后讲究“发散”，就是要多出去走动以散药气，“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恐怕也是游览和饮酒的风气产生的原因之一。并且由于自然风物的长时间浸染，文人们也渐渐将讨论活动从“清议”发展为“清谈”，在郊游盛会之时对人物文藻进行品评，“品评人物多具审美眼光，他们既不同于汉儒以纲常名教为绳墨，也不像精研名理的人们专注才性、志业，他们把眼光盯在了人物的风骨、气质、韵味上” ，这种带有审美娱乐性质的才情品评成为当时名士聚集的主要社会活动。

诗中第三句提到“手挥五弦”，则是突出强调了琴。琴作为音乐的载体，反映出了当时名士对于音乐的追求，此时的音乐已经不局限于儒家的礼乐框架之内，而是向娱乐和个人境界的修炼转变，成为上流社会的娱乐方式和玄学修养的途径之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较高艺术素养的爱乐解音的名士群体” ，在此时，音乐作为审美品味的表征、名士的标志和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工具进入魏晋名士的视野。

总之，醉心自然的玄学风气兴盛，安坐望日落、垂钓闻涛声，都成为成就自我境界的手段，而服药象征着名士的身份，郊游游览成为名士的日常，饮酒、清谈也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从生活方式上表现出魏晋名士探求自然的风气。而“琴”作为音乐代表的出现，反映了音乐在当时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的提高。

二、嵇康个人体察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诗的后半段被认为是嵇康最直接最经典的心灵写照，展示了魏晋名士俯仰自得、崇尚玄学、恰然自适的形象。通过直接引用《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展示了嵇康对于老庄思想的继承，要“游心太玄”，追求个人境界的成就与生活的愉悦，并最终通过表达自己的失落之情委婉劝诫兄长，形成赠诗的经典格调。但除此之外，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表现出的，更要关注作品没有讲出来却实在发生的。

首先从表层意识来看，是展现了嵇康从“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和嵇喜“列仙狥生命，松乔安足齿。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之间的矛盾中做出的选择；展现了嵇康对于现实政治的不信任，表达了个人理想落潮之后，转向玄学，投身自然，追求个人境界的全新愿景。

但是进一步将与本诗有着相同意旨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联系起来看的话，能够进一步展现出时代的悲剧性色彩和嵇康殉道者一般的见证形象。在很多分析中，嵇康身死之前将儿子托付给山涛和作《家诫》成为展示嵇康矛盾心态的典型佐证，更有人将其称之为嵇康懦弱、胆怯的性格佐证。而这样的观点恐怕我不能同意，私以为从《难自然好学论》到《家诫》，从大肆明言反叛和警戒后代要小心谨慎，这种看似大相径庭的态度恰恰反映了嵇康在历史进程中的过渡性作用，展现了嵇康本人对信仰的坚持。嵇康最终坚持并信仰着理想存在的现实意义，他只是放弃了自己，发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他对儿子的期许表明他认为他的选择不是个人的逃避，而是时代的悲剧，在他之后，时代的历史会重写，之后的理想和入世就不会是一个笑谈。从这个角度讲，他的境界或许比我们想象的矛盾要高明得多。他在他的时代能够顺势而变，坚守自己的道德法则，但是也不因为自己时代的苦难而将整个人文理想都进行否定。他承认自己时代的苦难，也相信理想的力量，在自己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的桃花源，而将希望留给了后世。鲁迅讲“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世事未能忘情”，这个“情”讲的不是嵇康的悲壮和挣扎，而是他的坚持和信仰。

在竹林七贤之后，人们都饮酒玄游清谈，造成文学的空洞化，学七贤只学了行为，没能领会精髓，若是从嵇康坚持信仰的角度来讲，怕也只是见了他的洒脱，却未能窥见他对于理想的坚守和更高远的眼界。

一个例子或许的确没有推而广之的逻辑依据，但我们依然能够从心灵感受的角度窥探一二，嵇康前后态度的反差体现的不是玄游自然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对信仰的未来期许和坚定。对作品的理解上，我们总是在历史地位和作者作为鲜活的人之间的不同评判之间来回摆动，但也或许低估了个人的思考和境界。嵇康似乎从兄长的选择就明白，这世上还是有人愿意去试一试的，即使他没有做成，但也并不意味着理想的消泯和济世的无用。

文化是一个被多重元素构建起来的综合体，文本往往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切口，其中暗含了社会背景的限制、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创作者自己的思考。烟霞聚散，长情有尽，在嵇康当世的超脱和对理想的坚守之间最终呈现出了历史错构的悲剧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