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死的哲学透视

程 一

(程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屈原之死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其自沉汨罗的选择有着复杂的文化与社会的背景，也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仅对其死亡意识做文学上的解读并不足以充分揭示其内涵，而必须在哲学层面上予以考察。通过层层递进的分析，可以发现存在主义哲学或许是透视屈原之死的一个富有意义与深刻内涵的视角。

舍生取义——儒家哲学之维

儒家哲学的死亡意识基于其伦理观念及以“道德的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对于人的生存，儒家主张积极地承担道德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而对于死亡，儒家则主张要彰显和捍卫道德的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屈原在《离骚》中表现出的死亡意识获得一个儒学维度上的理解。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屈原是楚怀王的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从《离骚》及其他材料来看，屈原在政治上的核心主张是实行“美政”，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则“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我们可以从《离骚》中看到鲜明的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反映：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可见屈原有着比较浓重的儒家色彩。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是有很大的政治抱负的，但是却因为遭到谗言陷害而被贬谪。彼时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朝中公子子兰、上官大夫等佞臣当道，两次伐秦均大败，列国虎狼环伺。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屈原必然承受着极大的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压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齑怒”等话语中，无不体现着其忠君、爱国、忧民的思想基调，屈原念兹在兹的担忧与危机感可见一斑。而这种忧患意识最终凝聚成为屈原的死亡意识：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这种死亡意识完全契合于儒家“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的原则，而屈原自己也说是“固前圣之所厚”。屈原之所谓“前圣”，都是他所列举的儒家倡言的古圣先王，因此这层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的死亡意识存在着儒家哲学以道德的理想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维度。

逍遥无待——道家哲学之维

尽管无论是在其作品之中，还是在生命最后的汨罗自沉之中，屈原都强烈地彰显了儒家的情怀，但他还是与传统上儒家现实主义者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屈原向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先驱。这不仅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差别，浪漫主义的背后是屈原特异于儒家的思想背景，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里面指出《离骚》与儒家经典有“四同”“四异”，其中“四异”分别是：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 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这些特点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奇谲瑰丽”，即浪漫主义的风格。《离骚》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莫过于后半段的“陈词重华”、“求女”与“遨游”，这些大开大合、驰骋无疆的描写，实际上暗示了屈原与庄子的心契。

对于屈原描写自己“陈词重华”“求女”“遨游”的含义，说法众多， 莫衷一是。山东大学文学院廖群教授提出，《离骚》是屈原借神巫形象抒情的寓言，“《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应该是一位能上下于天地的神巫形象。作者屈原正是借这位神巫的自白，间接讲叙了自己的命运，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实际上，屈原所托的神巫，未必就是一个单纯虚构的文学形象，而完全可以是屈原本人，因为屈原本人就是楚国的大巫，《楚职官》卷一《楚官考》称：“三闾大夫职掌王之宗族，与周之春官宗伯和秦之宗正类。”而且屈辞中大量出现关于古圣先贤、神仙鬼怪、珍禽异兽、占筮招魂的描写，至少可肯定屈原巫学功底非常深厚。所以所谓的托言神巫而上天入地，实际上就是屈原通过巫术手段使自己进入迷幻状态，以求沟通天地，为自己的不得志寻求答案与解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次神游：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

这一次神游，历经游天津、西极、流沙、赤水、西皇、不周、西海等七个地点， 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空间位移，其变化之辽阔、迅速，大有突破空间限制而趋向无穷的意味。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庄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逍遥游。

在《离骚》的最后，屈原似乎已经决定，既然求女不得，就要走向更远的宇宙，“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一反之前的苦闷和抑郁，此时的屈原在音乐声中感受到了快乐。这一刻所描写的状态，恰好似庄子所托的悟道之人——在精神上得到了解脱。如果到此为止，则屈原已经隐然达到了庄子的境界。前人已经指出，庄子和屈原的神游，“都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上的漫游，都凭借艺术化的审美手段以图达到对现实苦难的抗拒和对死亡的超越”。这种艺术化、美学化的超越意识，体现出屈原的死亡意识存在着道家哲学“逍遥”“无待”的维度。

向死存在——存在主义哲学之维

然而有趣的是，屈原实际上并没有就此解脱，完全走到和庄子一样的境界上。在《离骚》的结尾笔锋一转，写道：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从表面上来看，屈原回望旧乡，不忍离去，又因为不被世人理解以及美政理想无法实现，而下决心“从彭咸之所居”，也就是死。这是对之前精神解脱、逍遥游的否定，好像思来想去又想不开了一样。但是结尾提供的理由：“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难道在之前遨游之时不存在吗？难道在灵氛吉占的时候不存在吗？难道在最后奏着音乐享受快乐的时候不存在吗？当然不是。如果说是因为儒家的观念与道家的观念在屈原的大脑中斗争一番，结果导致他神游之后又因为看了一眼旧乡而前功尽弃，归返到世俗立场，这显然说不过去，因为如果是这样， 那么之前所有的遨游、“奇谲瑰丽”，都抵不过看一眼旧乡，抵不过之前就存在的道德理想，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不值得浓墨重彩去描绘，不值得花费心思去进入那个境界。所以如果说有什么价值阻止了屈原走向“逍遥游”，一定不会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不会是简单的放不下的执着。

陈嘉映在《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中谈到“向死存在”这一命题时是这样说的：“可以说：早晚一死，吃喝了事。也可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为一切道德的和不道德的逻辑张本。但若死超乎善恶，我们不就必须为人生价值另寻标准了吗？但有什么标准‘如死一般强’？

本真的此在死的眼皮底下昂然直行，以便把它自身所是的存在者在其被抛状态中整体地承担下来。这样横下一条心承担起本己的实际的‘此’，同时就意味着投入处境的决断。此在实际上都决定到哪些地方去，则原则上不是生存论分析所能讨论的。”

在这个“向死存在”的意义上，我们对屈原的死亡意识将会有一个新的、更加根本性的领会。屈原之为此在，其本真状态即是同楚国的命运化为一个，这是此在之为能在选择的方向，是其自己承担的确定了的“可能性”。楚国王庭上下， 大部分人处在“非本真的状态”，他们的此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的可能性，而只是顺着其他的存有者一样，把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交付给形势或他人。因此屈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死是“自觉——自决”的，他的此在与楚国同在——这是一种自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