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散论

彭定安

题记：我在拜读王充闾先生的《我见文学多妩媚》的过程中，时有感触，或多或少，便随意敲打在电脑上，率意而为，不拘形制，学习笔记、读书感想而已。积累起来达万字左右。我便发给充闾同志一阅，供休闲消暑罢了。不意他竟以为尚可取，鼓励“发挥”。我于是又“尽兴发挥”，把简单的意思、感悟，衍生申说，竟达七万字。现在，将最后的部分，选择出来以“散论”命题发表，敬希方家指正。原文是随读随写，按所读原著的章节，逐节写来，故以序号标识。这里发表时将序号去掉，以小标题提示内涵主旨，计八题。

关于作家类型

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作家类型的划分问题；借此议题，我想自己立几个类型划分，来论作家。即理性型、情感性、综合型。杜甫是理性型，李白是情感性，应该可以成立；现代作家里头，郭沫若是情感型，茅盾是理性型，也说得过去吧，鲁迅就是综合型的。《文学理论》中说：这种综合型，是“最伟大的艺术家的类型”，“这种艺术家终究能战胜心魔，使内心紧张状态达到平衡”。而歌德，以及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于这种类型。鲁迅也是如此。

作这种分类，我是想借机讨论王充闾属于哪种？我的意思是归为理性型，不知确否？当然，这只是说的主要倾向；理性型，并不是就没有感情啊。还有一层意思是，他的文章中，哲思、历史批判、理性分析，多而强。再，就是希望，这种优势和特色，发展下去，不断提高；当然，这并不妨碍文章中情感的飞扬和抒发。而且，还可以向综合型发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论，不知充闾以为然否？

时代精神的产物和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读王充闾这一成系列的历史文化散文，我想到他和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说他的这种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时代的精神产物，一方面又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时代成就了王充闾，王充闾以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这应该看做是一位作家的可喜的成就和奉献。

文学和社会是分不开的，而社会是“时代的社会”，它和时代也是分不开的。我很奇怪的是，前几年在一家党报上，看到几位知名教授大谈什么“文学与时代没有关系”，这论调，使我惊讶不已。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基本常识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维克勒、沃伦在美国文科的基本教科书《文学理论》中，都突出而详尽地论述过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教授的论说呢；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更不用说，是“历史-文化批评”，绝对地肯定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的这个基本论断。再说中外文学史上的事实，在文学史上留下刻痕的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从古到今，概莫能外。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不都是如此，不都是明证吗？你听丹纳说得多么好：

这个艺术家庭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周围合唱。

这段论述所论证的主旨就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时代、同同时代的群众，是一致的、相通的。群众和艺术家的作品，在当时和几个世纪以后，都会产生共鸣，都在合唱。他们之间有着音乐中的主调与和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为什么唠叨这些？也是有感而发。因为现在既有上面所说的“教授新鲜理论”，又有作家们的实践呼应。新时期以来，文坛回响着这种声音：“我写我自己”“我的写作与时代无关”“离时代越远越好、越高超”，还有什么“下半身写作”“写下半身”等等；还有什么反社会、反理性、反理论、反传统、反崇高、反审美等等。其实，他们自己的这些“宏论”“高调”，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是消极的产物而已。想想，上世纪四十年代，血与火的时代，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以后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早期，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产生了，你们能够存在吗？打你个什么“分子”之类“没商量”。说实在的，这种宏论大作，说是“脱离时代”“与时代无关”，却正是像鲁迅所讥讽的：是自己拢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

在这里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要在大局上，肯定王充闾的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品足称“时代的精神产物”、“反映了时代精神”，这是作家的光荣和成功；他的作品，会在后世存在并谛听到群众的和声。

还是桑原武夫的话：“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伴随着无限多的错误与罪恶，但在此过程中，自由的人却在逐渐增多，这个事实可以称之为进步，而文学就反映了这个进步。”他举例说，拿希腊神话《达芙妮丝与库罗恩》和萨特的小说比试孰优孰劣，是愚蠢的；但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反映了人类社会取得了更多的自由，技巧也更进步了”。以此论，来谈王充闾的散文，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大量散文，论述、评骘了众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专门论及皇帝。这也不是偶然的。从大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来说，他的这么一大批历史文化散文，正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我们的自由更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文化学术、文学艺术上，也都进步了，连技巧也进步了。王充闾以他的大批历史文化散文及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这种成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进步。是这种进步的代表者之一。

我唠叨这些，也不知充闾同志是否认可？别人又以为如何？愿听方家指正。

从广阔的视野眺望历史文化散文的深层意蕴

阅读至此，我以为可以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个属于历史哲学的问题；凭此，可更深一层地分析、理解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

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起笔于1912年，初稿趋于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而第一卷出版于战争即将结束时的1918年。它的问世，不仅震惊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令人瞩目和深思。因为，美国历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至今》出版了。这部巨著，出版于2000年，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作者著此书，三十岁时构思、五十余年酝酿、八十五岁动笔、九十三岁出版。这部历史巨著，在《西方的没落》问世九十多年后，继其余绪，又一次唱出了西方文化衰落的挽歌。——我特意把两部巨著的著述过程和起笔、完成、出版的年月标出，是想以此将之纳入时代的巨流和历史的大潮中，来思考它们的深沉的历史与哲学的意义以及现代价值，并且提供一个今天“抒写历史”或“历史抒情”的文学作品的背景。也就是试图借此来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大背景和现实意义。

斯宾格勒之巨著，从起笔、撰写到出版，均与“一战”之起乞叠合，这不是偶然的；它标示着“一战”之爆发，即开始显示西方文化的下落趋势；而雅克·巴尔赞之巨著，则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观察和酝酿，切实把握了西方文化的衰落运命，才“横空出世”。这表明，西方文化的没落，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历经百年风雨岁月，终竟到达末期。当然，这都是从最深层的、基质的层面上的观察和结论，而在“外层”上，西方文化虽然衰败其内，目前却依然显其辉煌于世，尤其在现代科技方面，但在人文方面，却衰相败露。

季羡林先生大概未及见到雅克·巴尔赞的原著或译本，但先生早就断言“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方文化没落了；又说：“西方文化没落了，怎么办？有东方文化在，有中国文化在。”虽然有不同意见，他仍然坚持。我是同意季先生意见的。不过，当先生健在时，我未曾就此事发过言，以避攀附之嫌。先生离世后，我就此问题，详细地发表了同意先生论据的意见。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即有美籍华裔学者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断，但不仅遭到质疑，而且引起非议。现在，事实证明此论非虚，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一言九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正是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国际上就产生了“回眸东方”、重视中国文化的大趋势。

从广阔的视野眺望，历史文化散文的兴盛一时，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在客观上，在文化底蕴上，正是对这种文化大趋势的回应；正是对“文革”历史混乱的拨乱反正，欲以正史“以正视听”，把正确的历史观输入读者群中。而且，也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人产生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作家作为时代的感应神经、民族的思考人和发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文学的形式，做出自己或浅或深的反应与反映。

属于这一“文学兴盛”之中的王充闾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意义的蛛丝马迹和深层意蕴，即在其中。

在这里，我再进一步探讨一下王充闾作品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专设第三、第四两章，来讨论“历史和历史哲学”问题，其标题分别为世界历史的问题（A）观相的与系统的》和《世界历史的问题（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我不可能哪怕稍微细致一点地来简述其极为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却想借此移用三个可取的历史哲学的概念和命题。一个是“整理历史的材料”，一个是“历史的意象”，一个是“历史”与“现在”的血肉关系。

第一个是“具体的”，但有抽象的内在含义，第二个则是抽象的，但有具体的内容。第三个则是“很现代”的。我以为，这三个寓意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适用于讨论王充闾和他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散文”。

所谓“整理历史的材料”，不是一般地盘点历史，而是有因缘、有机遇、有现实依据和紧迫性，因此也是有目的地，对历史的回顾、思索、考究，欲从“历史的考究和沉思”中，得出“现实的答案”。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正是出现了这种历史的回顾和“整理历史材料”的动因、机缘和需求。八十年代初，中华民族从“十年浩劫”中苏醒过来，再一次进入黑格尔所说的“民族自我认识”的时期，这种再认识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且长达十年之久？我们怎么就如此彻底地否弃自己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连孔子都否弃于地，并提出要与民族文化“彻底决裂”？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深入思考。于是燃起了追寻历史真相的热诚，提出了整理历史材料的时代要求。一时间，文化热与历史热同时兴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体共存的。没有“没有文化的历史”，也没有“没有历史的文化”。于是出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一股撰写“历史文化散文”的清新之风，人们重新阅读本民族的历史的辉煌和辉煌的历史，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正如法国年鉴学派所云：历史是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让死去的人重新活一次。

还有逆反的探究心理：你们把中国历史说得那么黑，连红色三十年代的历史，甚至新中国的十七年历史，都是漆黑一团，遭到鄙弃，那么中国还有历史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就那么坏到底了吗？现在，第二次解放了，且让我们翻开历史来看个究竟吧。而且，还有有识之士，要探究犹然顽固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根底及其现实形态与危害。一个是逆反的心理，一个是反正的心意，合而为“整理历史材料”的思潮。

还有积极的方面，促使这种文化局面的出现。那时，所谓“亚洲四小龙”，即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四个新兴经济区的兴隆发达。这四个地区，两个属中国领土、两个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它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是秉持儒家文化为根底，取得经济起飞的成效，创获了东亚现代化模式。于是，儒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阻遏现代化而是可以促进现代化的文化，这种论证，风靡全球。正在重新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浪潮的中华民族，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燃起了信心，因此对传统文化、对中华漫长历史，产生了了解和探究的热诚，并萌发了学习应用于当前现代化事业的思路。

“整理历史材料”，就是这样兴起的。其时代表现，除了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述不断问世，文化热热遍神州，就是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与勃兴了，当然，还有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时期和时代要求下和氛围中，在这一历史文化热潮中出现的；不过他既不是“首义”者，也不是跟风者，他是在这种“热”的中途进入阵营的。这说明这至少是观察和思索之后的作为，故他一出手，就脱颖而出，引起关注，而后步步进展。文化的现象和潮流，往往是“中途进入”者，方是坚持不懈并取得真成就者。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更深地体察出，历史文化散文的深沉的世界的、历史的、民族的与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就王充闾的创作来说，如果说这是“跟”，而“跟”中有“创”；那么，下一个命题，就是“创”了。

王充闾创立的几个“历史的意象”

这“创”的方面，就是“历史的意象”的提炼和论说，当然，是以文学的形态出现。他所提炼、“锻造”的“历史的意象”主要的有：“历史的苍茫”、“事是风云人是月”、“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人物的）人格图谱”等。这里只是列其要者而言，至于文章中时不时出现的“小”历史意象，就不暇论列了。

“历史的苍茫”，具有一种迷漫隐晦而又颇具意蕴的内涵。它正是面对被搞乱了的中国历史的现状而提出的。这种“历史的苍茫”感，尤其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更加深沉；又尤其是面对被遮掩、歪曲、涂抹、造伪的几千年漫长历史，更是这样莽苍苍，迷乱人眼惑人心，诱使人也逼迫人去一探究竟。而王充闾的一系列抒写“历史的苍茫”的历史文化散文，正是既写其苍茫，又揭示其苍茫中的意义和真谛，虽为一家之言，然而言之有理，启人思绪，抒写博雅，便招人一读为快。

“事是风云人是月”，提炼了一种有趣的历史意念：历史事实好比是风云，而人物，则是风云中的月亮，这比拟，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又各有风采、各具意义的血肉关系。这个历史意象，适用于许许多多“史实”与“人物”关系的认识与分析、解读。

“龙墩上的悖论”这一历史意象，就更具历史与文化的意蕴了。这“悖论”，不是发生在一般地方、一般人身上，而是在“龙墩”上，在“皇帝老子”身上，复杂、尖锐、奇特、诡异，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种特异、个别的悖论，其深层意蕴或曰“说到底的意思”，也有与一般人相通之处。既启人思索皇位、极权、至尊的终极意义，也可发人深思：人生与生命的真谛与价值究竟何在。它是一个既是特例又具普适性的命题。

“人格图谱”意象，应该是研究历史人物与历史的十分有趣的议题，又是可以使历史与历史人物研究深入究底、触及腠理的“切入角”。多少历史事变与事件、多少英雄的故事、多少奇人异事、多少宫廷争斗宫闱秘史，可以从人物的“人格图谱”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与“解密”。这一“历史意象”，具有广泛而深沉的意蕴，可为一把历史“解密”、“诠释”的“个体-私人钥匙”。事实上，他在分析评骘曾国藩、李光地以及诸多“龙墩上的人物”，就已经或明显或潜在地运用了 “‘人格图谱分析-解剖”法了。

至于“历史与现实的血肉关系”，斯宾格勒解释他提出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时，说道：“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为现在的。”这意思就是，都因为有“历史”为参照，“现在”才成为“现在”。也就是说，只因为有历史的参照，现在才得以存在，“历史”是“现在”存在的前提。这不仅好像是有父祖才有子孙，而且还因为只有拿“历史”来对照，才能够认识“现在”的性质和意义。那么，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回顾、述说、论列的是“历史”，诠释、反视、究诘的则是“历史”，特别是此前几十年的历史，以及被歪曲、丑化的历史，并理解、正视、重视当前的“现在”，是沿着正确方向进展的。这就是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即是这种文学大潮中的一朵硕大的浪花。

关于文学的基质和人民性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探讨一个问题，一个文学的本性的问题以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我曾经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一篇是长篇学术论文：《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即论证文学的“基本质素的社会性”、“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基核”和“必然具有的文化质地与文化含量”。秉此，我提出文学无论什么流派，本质上都是广义的现实主义的。就是它无论怎样脱离现实，魔幻也好，科幻也罢，还有什么什么奇谈怪论的主义也好，现代派呀、后现代呀，等等，什么只写自身、写内心、写性灵等等吧，还有脱离时代呀、“回到文学本身”呀，等等；可是本质上，客观上，却都是现实生活的本质的、正确的或者是歪曲的、变形的、侧面的、隐在的反映，都具有一个现实的基质。任何文学作者和作品的“孙悟空”，其人其文，都跳不出“社会现实”这个如来佛掌心。

还有一篇是短论：《文学的三不朽精魂》，它们是：使命感、人文关怀和良知激情。从发生学角度来认识和诠释文学，它的本质在原始人类的巫术活动中，就决定了。这种活动，为了狩猎的成功、部落械斗的胜利、驱魔除病、保佑健康和多生子女等这种生命需求的使命，而请神、通神，顶礼膜拜，祈求神灵、鬼魅、先人，福荫保佑，降祥赐福，其内涵充满人文关怀；而为此，他们迷醉狂放，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情感之激越，达于疯癫迷狂，与神共舞，与鬼同唱、与鬼神同在。自从巫术将文学、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原始科学与宗教，混合一体地创造出来之后，文学的这种基质，这样三个精魂，就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提高、升华、变形；但“精魂永在”，而葆其基质于体中。不变不易。若有变异、弃置，就失去文学的精灵，而沦为非文学、次文学、无魂无魄。

第三篇是《重提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是周扬称为“伟大的斯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标的，他们以此批评、评价、提携了一批俄罗斯也是欧洲的不朽的作家与文学作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意大利的葛兰西的理论支柱和核心，就是他提出的“文学的人民-民族性”。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引进”了这一文学批评理念，也凭此肯定、提携和评论了一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但是，后来发展出庸俗社会学批评以致极左批判，“人民性”异化为打人的棍子；因此，新时期以来，它被废弃不用了。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却逆向地出现了文学背离着发生巨大前进变化的中国社会，背离着人民的生活的负面效应。许多作家的作品，语不关社稷、情不系苍生，他们的作品和言行皆如此。甚至以此为上，以此为荣。文学离开了人民，失去了人民性，就失去了自己。因此，需要重提“文学的人民性”。

总之，文学的本质上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文学的人民性，三者贯通一气，是文学的生命线、存在价值、历史意义之所在，它的作者和作品的稍纵即逝还是永垂不朽，皆取决于此三者的有无、深浅与厚重、意境之高下。历数古今中外列名世界文学殿堂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既具此三者且为杰出与伟大者。

论列至此，是拟借此品评王充闾的作家生涯与他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总体地说，他的创作生涯和散文作品，具有人民性，反映了现时代，即中国急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就“三个精魂”来说，使命感，在他的几乎每一篇散文中，都是具有的，命题立意，即已具备，而从论题到内容到议论，也都贯穿着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以及它灌注于文章之中的内涵和意蕴，包括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包括从历史——古人，到现实——今人的借古喻今、以古思今，都蕴含着人文关怀。

他在前节《憧憬》中，结尾的自我总结，表露了其心声和创作的“核心理念”，已经把此处所论包含在内了，这是一段精彩的自述和表白：

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这里，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皆在其中了。

可议可探讨的只是“良知激情”一项。

“良知”毫无疑义地存在。那些品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篇章，都有着“良知”的意蕴，均以“良知”——人类的与中国的“良知”为底里、为内蕴、为根基。只是“激情”二字，尚可一议吧。“情”是有的，故事的述说，有情在，叙事状物，笔锋含情，寄情山水，情意在焉。那么，就在一个“激”字了。“激情”如何？——尚待增进。可不可以这么说？

深流潜在着急湍，浅水泛滥着泡沫。也许，那些历史文化散文，在历史与哲学的潜流里，隐藏着激情之流的“急湍”？我觉得，有这种存在，但不够多、不够经常。是否可以再增加、再丰富、再“激起”？可以考虑吧。但也不能太露，太“激起”，究竟不是抒情散文，究竟不是少年为文。老到、沉郁、深挚，可为“激情”的表现形式。——唉！这种“车轱辘话”，也不知是否把问题说清楚了？

只供参考吧。

作家——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成长道路

有论者指出，王国维的研究发展路径是：哲学→文学→经史；王充闾则是文学→经史→哲学。这里反映的不仅是学者和作家——学者的不同，更主要的是起步的不同和心性的不同。君不见王充闾是“我见文学多妩媚”，他是文学心性出发、垫底，发展中，向着经史“进军”，以文学的眼与心、见识与心得，以经史为材料、对象，发而为文，知人论世，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而后，更进而向哲学提升，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意蕴均得以深化和升华。我曾论鲁迅与胡适的不同心性：一个是“艺术心性战士身”，一个是“逻辑心性学者心”。虽然鲁迅同时是学者，胡适同时是作家，但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和贡献是在不同的领域的。

这里只是讨论人的心性，对他的成长和奉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绝不是拿王充闾来与鲁迅、胡适这样的大师们类比。

王充闾的“文学城堡”

有人提出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城堡”的概念，我借取这个命题，也来简单说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

先要说一下，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学城堡”的。作品内容的丰富程度、思想的应有高度、艺术性的成就，以及作家本身的思想修养、艺术素养、文学成就等等，都有一个数量指标和水平要求，不达标者，是不足称“文学城堡”的。

王充闾以他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成就，可以说他是筑就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城堡”的。那么，这个王氏“文学城堡”，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其性质吧，它的构成因素吧？王氏文学城堡，是“文学——学术”二重结构的；这是他属于“学者——作家型”作家所决定的。前面说过，他的发展系列是“文学→学术→‘学术-文学结合”体式。因此，优游这个文学城堡的路径是先接触文学，在文学中获得学术，但又在学术中感受文学。这里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愉悦，是在文学的欣赏中，既有文学的感情感受，又有学术的智性收获。而且，由于其中蕴涵着哲思和史识，并潜藏着或表现了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欣赏者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学术训练，具有能够接受的接受美学所说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

其次是内涵吧。那是三结构：散文，诗，文学理论与批评。散文就无须赘述了；诗有专辑，且散文中时有诗出现，且有师友的唱和；至于第三种，似乎不明显，但存在，有自评自述、讲演和序跋以及对他人作品的评论。只是前二者掩盖了后者。

行走在这个王氏“文学城堡”里，需要沉思和体悟，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不行；只注重文学，所得受限。文学欣赏与思想体察与学术陶冶结合、浑融，才是“正道”。

现代派文学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命题：“城堡上的旗帜”。我借用这个有趣的说法，但意思不同，来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上，飘扬的是什么旗帜？可不可以这样说：那里飘扬着“文学——历史——学术”并列的“三色旗”。

王充闾每天就徜徉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学城堡”里。

他读书，研究，思索，写作。他是孤独而不寂寞。而这种孤独，是他的心智所求，是超脱世俗、规避世情的，有意的孤独，自我制造的孤独。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但他又并不孤立、孤寂，他通过现代科技，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与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的交流；他们也会向他汇报、与他沟通；当然，还有书报杂志等等的信息流通。更重要的是，他与政界、文坛、学术界、高等学府的高层知识人士和精英，保持着思想与文化的经常的、深层次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使他保留着、进行着与世界、与社会、与人间的信息交流。但他在“文学城堡”里，既接触社会、“食人间烟火”，又超脱于生活，并超越生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于是才能产生他的不断产生又不断提升的文学作品。

祝福他在自己营造的“文学城堡”里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幸福美满！

散文大家王充闾的诞生

读罢这“一个人的文学自传”，感到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一种作家成长的范型，一种文学成长的道路。记得我曾经在一次王充闾作品讨论会上，以“散文大家王充闾的诞生”为题，作简略发言，时间与资料的限制，只是要而言之罢了。现在，可以说是材料充分得多了，可以更有依据地申述一下了。请试言之。

前已述及，《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认为，学者、作家的写作，与“出生地塑造”分不开。现在借用他的这个命题，来讨论王充闾的“出生地塑造”与他的成长和日后写作的关系。对于王充闾来说，所谓“出生地塑造”，就是“盘山县——狐狸岗子”对他的塑造。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塑造呢？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论证来说，就是三个方面即“种族，环境，时代”。以此“代入”王充闾生平，就是东北大地的南大荒，带着浓厚蛮荒气息和风土人情的、犹待开发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盘山县——狐狸岗子”——环境；与满族有着血缘和文化因缘的家族世系，耕读人家的家庭和对他的早期教育及其熏染的意义和作用——家族；还有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即人民胜利前夕的时代气候与社会环境——环境与时代。当然，不能忽视倒是应该十分重视他的父教与母教（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母教是人生哲理、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父教则是目标明确的国学范畴的文化传授），还有由父亲、魔怔叔、刘老先生等构成的在蛮荒包围中的一个“文化岛”。少年王充闾就成长于这个家族世系和具体家庭的，以及这座“文化岛”的养育之中。

以后，他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接受新文学，打下了两种文化结合的知识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他的创作心理结构的雏形。

再以后，他自觉“补课”，在对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习修方面，大有进益，并且日渐提升，完善和提高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的构成和质素。

尔后，参加工作，历经变异，他在社会生活的熏染、陶冶下，也是他自己在观察、体验、思索的过程中，在他的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中，彻底形成、加固、发展了他的创作心理，形成自己的文学精神与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创作，写出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

在他经历了政界的“浮沉”与“平稳着陆”、文坛的“拼搏”与成绩卓著之前、之时与之后，他一直面对着三种选择也是三种考验。它们是：

⒈ “止步不前”还是“不断进步”？

⒉ “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

⒊ “从政升迁”还是“从文创获”？

他的选择和作为是：从未止步，而是不断进步。在作家群中，包括现今走在作家行列前排的作家在内，不少人是成名就止步了；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都有。有的成名作就是最高峰或“终止峰”，以后的作品，不断地重复自己；有的竟然倒退、下滑。而王充闾相反，是不断地进步，从未止步。只从他所说的“补课”时期开始说吧，他并没有补课之后就终止，而是不断地继续学习，进取，原有的国学基础，不断在增长、加固，西方文化的曾经的缺失，补课了，也没有结束，却是不断学习进展。这些，从他的作品的不断深化、进步上，表现出来了。至于著述和创作上，从“山水游记”，到“面对历史的苍茫”，到“龙墩上的悖论”，到“张学良人格图谱”，再到近年的《庄子传》，一步步，扎扎实实，一步一履痕，一步一提升，一步一深化，一步一升华。那种进步，从作品来看，鲜明、突出、深刻，从思想到艺术，从内容到文笔，都是如此。

在“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方面，他的作品和著述，从来没有守成，在自己原有的“阶梯”上踏步，在文学创作和思想境界上，也成为拘囿原有的格局；而是不断创新，革故鼎新，开辟新格局，打开新局面。上述的“游记”→“苍茫”→“悖论”→“图谱”→“庄子传”，就是一部一个格局，一部一个提升，一部一个境界。几乎可以说，没有跌宕起伏，没有时高时低，而是“部部升”。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至于“从政”还是“从文”，他的表现也是突出的，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选择的，说是“不同流俗，不慕荣华”，不为过吧。他在政界，已经进入高位，仕途看好，如果谋求升迁，不是没有奔头的。但他在这方面，没有使劲，更未曾如一些人所为，蝇营狗苟，经营谋划。甚至在退居二线，可以权重位高时，“保守”为之，在“政”上头未求进取，而腾出时间精力来“从文”。他的一些名篇佳作，皆出自此时期。说是“心事在‘文上”，可不可以？不谋政界升迁，只求文界创获，唯其如此，方克有成，心性所系，为文是宗。此之为王充闾也。

以上三项考验和选择，他都做出了自己不同一般、特立独行的、不同凡响的抉择。这是一位作家的抉择，是人生紧要关节上的表现，只有这样的抉择，才有他尔后的文学成就。

就这样，王充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的“文学城堡”坐落在政治中枢的左旁，却又与繁华闹市紧邻，同时，还接邻幽静的公园。他行走在三者之间，或通信息，或行交流，或听市声，或察民情，出而接触、理解社会生活，感受现代世情的脉搏；入则读书思考，以现实的、世界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视野和沉思，酝酿创作的甘泉。他“心远地自偏”，既接触社会现实，又能超出而不拘泥于局部和“细小”的事实，但关怀社稷、情系苍生，从现实与历史的比照与思索、考究与诘问中，寻觅真理的端倪，揭示运行的规律、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在他的“文学城堡”的城头，还飘扬着另一面“三色旗”：超然、超脱、超越。

海德格尔曾经拘守在自愿拘守的山上林中小木屋里，一支笔、一张纸，围绕着“存在”这个哲学“母题”，抒写他的旷世的静思与精思，奉献给世人。他这样深情地描写道：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的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一千一百五十米。……狭长的长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清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里描写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心境，也是他的哲思的境界。你听，他说：“这便是我‘工作的世界”，他“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他说：“我倾听群山、森林和农田的无声的言说”，他下山到大学参加研讨和讲演，他和山民保持亲密的联系，因此他说：“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而是“思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另一种情形是亦为德国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晚年蛰居乡村。恩格斯说他由于居住在乡间，不能同“与他才智相当或不相当的论敌论争”，并在论争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所以落伍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引用这些海德格尔的言说，引述海德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哲学大师的相同的生活境遇而有一进一退的不同思想状况，是想以此来启迪分析王充闾在他的“文学城堡”里的思想与写作的生活。

他虽然没有隐居，也不是蛰居乡间；但是他确实已经离职退休，居住在僻静的住宅区里，“深居简出”。他本可以在政界走动，成为二线的活跃领导，邀约也不会少，敦请也是频频，但他除了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或活动偶尔参加之外，一般都敬谢不敏，婉拒了；文界的活动、研讨，他作为领导和闻人，希望他莅临指导的邀请，自然是多多的；但他也是有选择地，或是严格筛选地偶一出席。许多娱乐休闲活动，他自然更是“出”者极少，“拒”者居多。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式”，而是“海德格尔式”。因为，他保持了属于“社会交往”、“文化活动”、“学术研讨”以及“友谊聚会”的必要的参与，同时，他还保持着属于日常生活的，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而谛听历史、哲学、文化的以及哲人大师们的“无声的言说”。所以，他的“思”与“文”，如海德格尔所说，“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

海德格尔引用他最赞赏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

然后提升为哲学的命题：“人诗意地安居”。

是的，王充闾充满劳绩和成绩、成功和胜利，但他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文学城堡”里。

他取得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层次性梯级心理需要，最高层的需要的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他已实现，在实现，将实现！

向他致敬并祝福他！

本书题名《我见文学多妩媚》，很好的书名，优雅而切实。总体读罢，感喟何限，乃不顾谫陋，无视露怯，胡诌打油四句以咏充闾同志，并为本文煞尾，曰：

一见文学感妩媚，拼将此生紧相随，

为伊憔悴终无悔，经世抒怀识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