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数字化路径探索

夏生平

摘 要：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本文主要探讨开展敦煌文献数字化，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敦煌文献数字化保护，开展珍贵文物高精度数字资源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为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研究、科学利用以及今后开展国际合作、学术研究提供无限的可能。

关键词：敦煌文献 流失海外 数字化回归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以及藏经洞古代写本数字化，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这是针对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实体在没有办法“回归”或者说“返还”不畅通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折中的办法。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以“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可以实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数字化重建，让全球敦煌学专家、学者、公众均可共享这份人类的文化遗产资源，可借助开展“数字敦煌”项目，依据数字人文研究理论、方法，进一步加强国际敦煌学研究，推进国际敦煌学步伐。

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是丝绸之路千余年间中西多元文明对话、中外多种文化交流碰撞所形成的成果。因此，敦煌文化艺术成为汇聚人类多种文明的宝库，藏经洞文物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藏经洞的文物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文物，又具有文献性质。这些数量巨大的文物中，保存有大量古代写本，这些写本多半又是孤本和绝本。学界一般将藏经洞出土文物称为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或敦煌文书，目前敦煌学界统称为敦煌文献。

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物的流失：历史的悲剧与学术的损失

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偶然发现，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反响，成为二十世纪初四大考古發现之一。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社会文书、佛经、刺绣、绢画、法器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这些数量巨大的敦煌写本、艺术品等，发现伊始就遭到了所谓西方探险家的疯狂掠夺。关于藏经洞的发现，在谢稚柳《敦煌石室记》等书中均有记载。自1907—1924年，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奥登堡、华尔纳等人，纷至沓来，导致大批敦煌文物被掠夺到国外，造成敦煌珍贵文物流失在海外，散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有多个国家和40余个机构均收藏有敦煌文物。

（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价值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主要是公元4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第一类是宗教典籍，90%以上为佛教典籍，此外还有中国的道教典籍，西方传入的摩尼教、景教等文献。第二类是传统四部书，经部有诗、书、易、论语、孝经等；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第三类是官私文书。第四类是少数民族文字资料，有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希伯来文等等。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

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文献重现，不仅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现也。[1]遗憾的是这批文物大都流失海外，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史上的历史悲剧和敦煌学史上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以博大精深的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石窟等资源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热潮，从此形成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藏经洞文物的世纪发现，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中外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丰富的内容与历史价值

敦煌藏经洞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异常丰富，记录下古代各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世人展现出一部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敦煌遗书虽包含少量印本和拓本，但绝大多数是手写文本，是以写本为主体的时代产物。[2]一是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了中国最早的写本，并且持续不断，时间序列非常完整，为中国开展版本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珍贵样本。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包括敦煌写本在内的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3]二是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的数量巨大的儒家传统经典，体现了古代边疆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学习；敦煌变文、曲子词等文学作品中歌颂礼仪、孝道、忠诚等内容的文本，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优良的民族传统和道德风尚。

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世界性，不仅记录了中古时期敦煌、河西走廊和西域地方的历史、地理，还涉及当时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保存了丰富生动的中外艺术形象，展示了中古时期广阔的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一千多年间艺术的流传及演变。她既展现了中原汉族文化，也有鲜卑、吐蕃、回鹘、羌、蒙古、吐谷浑等北方各民族的文化，既涵盖中亚粟特、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伊斯兰文化，也包含欧洲希腊罗马文化，因此，莫高窟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交汇之地。

2.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

敦煌藏经洞文物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藏。敦煌文献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中国，尤其是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思想观念、民族民俗、中外往来、社会生活、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详细资料，在许多方面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藏经洞中发现了汉文、古藏文、回鹘文等众多语言文字，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反映了与周边各民族及各国之间的往来交流的情况。

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与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古代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民俗、民族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其他佛教遗址和遗迹无法相比的，充分反映了莫高窟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莫高窟是集建筑、彩塑和壁画的综合艺术，表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独特创造和绘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体现了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具有突出的世界普遍价值。

3.反映了古代民族文化史和文明交流史

藏经洞文物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记录下古代多种文明于敦煌传播、交流之印记，为我们展现出一部鲜活的古代民族文化史和异国文明交流史。

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记载了许多古代民族在敦煌留下的历史文化足迹，特别是数量丰富的回鹘和西夏的供养人画像、佛教绘画以及民族文字、题记，为消逝的沙州回鹘和西夏王国文明提供了实物见证。同时表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中原汉地与印度、波斯、中亚粟特、西域、于阗、吐蕃、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吐谷浑、西夏党项羌、蒙古等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敦煌文物的海外流失与返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其中保存了四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的写本、各民族文献、各类艺术品等，自发现伊始就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疯狂劫掠，导致大部分文物流失到海外，因其重要学术价值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

1.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量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据不完全统计为6万余件，其中以文献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绢画、纸画、丝制品、器物等艺术品。关于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但由于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获取不易，因此数据统计并未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藏经洞文物发现后就流散于世界多国，其中英、法、俄、日等国家相关机构是藏经洞流散文物的主要收藏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万件文物流失在海外，国内保存约为2.66万件。

流失海外文物主要集中在英、法、俄、日四国，印度、德国、瑞典、美国、丹麦等国亦有部分收藏。这些数量巨大的古代写本文献中，多半是孤本和绝本。据笔者统计已公布数据，藏经洞出土文献：汉文约57490号/件，藏文9574号/件，其他文字约588号/件。[4]这些都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笔者统计，其中英国：13300件；法国：7000余件；俄罗斯：18943余件；关于日本收藏的数量，方广锠认为中日及其他各国散藏敦煌遗书，约5000号[5]；但也有专家认为日本总计收藏了近2000件敦煌文物，但分散收藏于机构和个人手中。[6]经初步数据统计，其中绘画艺术品1200余件，丝织品近600件，雕塑和壁画近100件/幅。

2.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献返还、捐赠等情况

如何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这是敦煌学界的热门话题，为此敦煌学界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经过多次讨论。“第一，回首往事，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第二，立足当前，大家要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圆满解决。”[7]敦煌文物回归难度如此之大，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此问题，为此提出“文物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日本已故书法家青山杉雨的家人于1997年10月9日将家藏的8件（11种）敦煌文献捐赠给敦煌研究院。这是青山杉雨于十几年前在一家古籍书店购得。[8]尽管青山杉雨家人捐赠的文物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开辟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本体“回归”的先河，其影响力和意义非常之大。这也是敦煌研究院第一次公开接受捐赠文物最多的一次。

2015年4月26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与敦煌研究院签订协议，同意向敦煌研究院赠送该馆馆藏的敦煌写卷高清数字化副本，授权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可以无偿使用。[9]此次合作是外国收藏机构第一次向中国赠送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数字化副本，亦是敦煌研究院获取的第一份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化资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包括汉文文献2700余号、藏文文献4000余号，此外有梵文、回鹘文、于闐文、粟特文等文种的珍贵文献，总计7000余号。[10]

二、实施敦煌文献数字化的重大意义

2019年8月19日，***总书记到莫高窟视察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11]敦煌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加强敦煌学研究，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项目实施是全面落实***总书记在莫高窟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项目的实施，是国运兴盛、民族复兴的重要体现，可以进一步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社会凝聚力。

1.国际敦煌学界研究的需要

敦煌藏经洞文献是属于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兴起了博大精深的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敦煌文献中包含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这决定了敦煌遗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从而决定了敦煌学的世界性。[12]敦煌珍贵文物、藏经洞文献及艺术品的流失海外不仅是我国敦煌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敦煌学”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专家、学者、机构对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进行系统整理，但是由于敦煌文物散藏在世界各地多个机构，学者使用非常不易，给从事学术研究专家、学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如何让学者方便使用和共享这批珍贵文献资源，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始终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由于国外研究起步早、重视程度高，早期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大大落后，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现状。国学大师陈寅恪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3]，既是对大部分文物被盗感到愤慨，也是对中国不了解藏经洞出土文物价值、敦煌学研究落后现状的感慨，更有着对当时国势衰微、清政府腐败无能发出感叹和无奈。

2.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原址模式的有益探索

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还可为流失海外文物探索“数字化回归”模式以及为文物“回归原址”提供范例。在数字时代，利用多媒体数字化技术能够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科学的保护、利用和传承；通过国际组织与敦煌学界共同努力，真正实现文物“数字化回归”，全面实现敦煌文化艺术数字资源全球共享，最终实现敦煌文物实体回归，从而让灿烂的世界文化遗产人人共享。

敦煌研究院提出实施“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将整合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数字化回归”或“返还”。敦煌研究院将利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实施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传播，对于推动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研究、利用以及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提升敦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敦煌文献数字化现状和实施目标

（一）敦煌文献数字化：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大工程

自20世纪初世界各国开始用传统胶片拍摄敦煌文献资料，并陆续刊布敦煌文献原始图片资料。之后各国学者尝试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敦煌遗书信息，刊布敦煌文献目录索引。[1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外都开始积极推动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并探索尝试建立敦煌文献信息资源库。

1.国际敦煌项目（IDP）和英国所藏文献的数字化

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日益认识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紧迫性，且当时的数字摄像与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与网络技术日益成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簡称IDP）正式成立，秘书处设在英国图书馆。IDP的目标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本、绘画与艺术品的信息与图像能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致力于推动文献保护修复与研究的国际合作，向全世界各层次的使用者提供优质的敦煌文献图像，以解决困扰学界长达一个世纪的资料获取困难问题。[15]

目前，IDP在全世界设立了八个中心，分别维护英、中、俄、日、德、法、韩七种文字版本的网站与数据库，世界上大部分公众都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某一文种访问IDP网站内容，从而了解丝绸之路历史与文献。如此广泛的覆盖面，在全世界的古籍文献数据库中，是独一无二的。IDP数据库中公布最新图像数量总计约为590688幅，接近60万幅，尽管这一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是数字化速度仍然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快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速度。

尽管如此，但其所有数据存储主服务器都在英国，并且访问的图像数据精度有限，而且数据库平台是20年前设计的，包括底层数据库设计，以及元数据、检索机制设置有限，受网速限制，检索速度缓慢，数据库未来可扩展性和平台兼容性都需要提升。

2.其他国家所藏敦煌文献数字化情况

目前，伯希和劫掠藏经洞文献7000多件，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完成数字化5.5万帧，其中馆藏编号：P.2001—P.6040，藏文pel.tib 0001—pel.tib2224号。

2015年5月，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莫高窟签署了合作协议，法国国家图书馆授权中国敦煌学者无偿使用数字化法藏敦煌遗书，图片总计3.2万幅，有中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各类卷子并分别加以编号。但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图像的高精度为180dpi。

日本所获敦煌文献以私人收藏为主，其数字化情况大多未能获知。2005年IDP与龙谷大学签订了一份建立日语网站和数字化中心的协议书。2006年初网站建立后，开始在网页上发布图片和数据。IDP目前正与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商谈进行印度所藏敦煌文献和艺术品的数字化计划。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斯坦因照片目前正在数字化，从2005年11月开始上传到IDP数据库中。

2023年10月由IDP各中心提供数据库中公布最新图像数量总计约为590688幅，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是232835幅，敦煌研究院是2872幅，英国是205481幅，俄罗斯是22672幅，德国是71145幅，法国是55683幅。之前日本公布已经数字化图像是17364幅，而这次最新公布的数据为零，但是并未对其说明。

3.我国敦煌文献数字化情况

2012年国家社科重大基金“敦煌遗书信息资源库”立项。敦煌研究院马德的团队侧重于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同时也收集流失海外以及国内的汉文文献，并开发数据库资源平台；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团队侧重汉文文献。他们对散藏在国内的文献大都可获取高清图像，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资料的图像资源因无法获取授权，因此在各自开发的数据库中没有对应的高清图像，但大都可以链接文献的录文。

敦煌遗书数据库是全球敦煌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内容包括敦煌文献的基本信息、数字图像、全文录文和相关研究文献目录四个部分，数据库同时提供汉、藏文文献的全文检索和图文对照浏览。其中马德开发的数据库已收录甘肃省内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敦煌汉、藏文遗书7800余件（数字化图片共80000余幅），录入国内外67000余件敦煌文献的基本信息。这两个数据库提供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目录信息和内容录文，但未获得所藏文物的图片原始数据。[16]马德领导的团队开发的数据库已于2022年8月19日首次向全球发布，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敦煌遗书资料库。

敦煌研究院馆藏敦煌文献经整理编号1142件（套），汉文文献881件（套），已公布发表383件，其中有180件属于刻本残片；少数民族文献248件，其中藏文文献131件（套）整理公布发表175件、回鹘文文献72件、西夏文文献32件、婆罗迷文文献9件、梵文文献3件、叙利亚文文献1件。这批文献保存于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目前已经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并于2007年加入“国际敦煌项目”（IDP）。

（二）敦煌文献数字化：实现全面真实复原的宏伟目标

通过国内外合作，力争实现敦煌藏经洞文物全部数字化并达到真实、高精度、复原的要求，建设敦煌藏经洞文物数据库和网络发布平台，实现藏经洞文献资源的全球共享。根据项目进展难易程度，总目标中有关文物数字化工作可分步实施，从最低目标的获取文物数字化图像，到最佳目标的获得可实现真实复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信息，在实现全部的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的同时，逐步实现总目标。

1.系统梳理敦煌文献相关信息

全面系统调查、梳理、甄别海内外现存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本、各民族文献、各类艺术品等文物，详细掌握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数量、类别、保存现状、管理、使用等各类信息；以及IDP采集规范，制定藏经洞文物数字化采集标准，利用数字技术对这些文物进行高清数字化采集，记录文物各类信息，实现文物的二维、三维真实复原；建设能够收录、存储藏经洞各类文物本体、内容、数字化、藏经洞文物研究文献等各类信息的中英文数据库，实现对各类信息的检索、使用功能；在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建设使用于研究、共享、传播的藏经洞文物全球网络发布平台。

2.图像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开发

制定藏经洞出土文物的分类体系、编目规范；研究制定流失海外文物数字资产录入功能、存储功能、数据管理功能、系统管理功能、保存规划功能和存取功能；搭建藏经洞文物相关研究文献的数据库；研究各类型数据提交信息包、归档信息包和發布信息包所包含的内容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藏经洞文物数字资产管理平台的模型框架；对数据安全管理工作的环境、设备、网络、系统等相关方面开展研究，制定数据安全管理规范，实现录入信息检索功能；对数据管理过程中的设备故障及网络攻击等紧急状况和安全风险开展分析研究，制定藏经洞文物数字资产安全应急预案，最终形成一整套藏经洞数字资产管理规范；构建藏经洞出土文物数字资产存储管理平台。

3.藏经洞出土文物数字资源共享平台研发

数据库管理平台开发可以尽最大限度整合原有的底层数据，深度挖掘资料的无形价值，系统整理出藏经洞文献总目录和学术研究目录，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希望能够建立国内具有专业性、系统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资源管理平台（见图1）。该项目能够深度挖掘相关资源的知识关联度，为后期构建敦煌知识图谱和敦煌学资源共享奠定基础。

首先是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采集、收集、梳理、整理、编目、按区域进行分类等，并对敦煌藏经洞文献学术研究成果目录进行梳理。其次完善敦煌研究院现有数字资源——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通过对系统智能信息关联，利用正在开发的“敦煌学信息资源库”二期拓展的数据库管理平台，最终完成敦煌藏经洞文献目录和文献研究目录数据加工、数据标引、数据整合、数据库关联，完成数据库内容建设。

4.《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全集》和融合数字出版

将所有出土的敦煌文献进行分类，分批次融合新媒体技术做复合出版。使用敦煌文献的时候，不仅可以检索原文，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终端实现历史场景复原。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数字资源融合出版项目，应该建立起从选题策划、协同编纂、协同审校、融合发布等一整套智能融合出版平台，协助敦煌研究院建立起高效的出版业务流程和协作机制。根据策划选题方向，筛选数据库中的优质资源，快速出版敦煌资源图书、图册等纸质出版物或电子出版物，实现“一次制作、多元发布”。

5.敦煌文献资源数字地图建设

目前，既有敦煌学数字资源往往缺乏深加工处理，必须尽快启动诸如数据标引、大数据建模、知识地图创建等作业。[17]通过整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结合数字地图，为敦煌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回归提供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数据展示，为敦煌流失文物藏品数字化重建提供可视化内容展示支撑，实现敦煌流失文物藏品的整合存储，同时实现服务延展，构建敦煌数字化回归藏品的地理信息、藏品信息，研究保护信息的整合关联，为整个项目提供服务。

四、结语

开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一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实施对流失海外敦煌珍贵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实现敦煌学资源的科学合理的使用、传承、传播和永续利用；二是通过国际组织IDP或国际敦煌学界共同努力，实现文物“数字化回归”或“数字化返还”；三是通过合作，对能获取高清数字图像资源，可进行藏经洞文物的数字化重建，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方便专家学者、公众的广泛使用；四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敦煌学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转型升级，不断开展与更新为面向数字人文的敦煌学知识库提供新的建设思路；五是综合利用关联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开发敦煌石窟图像知识库，为敦煌学者提供更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让世界文化遗产人人共享。

结合敦煌研究院目前开展的“数字敦煌”项目，对敦煌石窟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文物信息记录、信息资源的永久保存、传承和永续利用，为学术资源共享提供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濒危文物高精度数字资源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为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研究、科学利用以及今后开展国际合作、学术研究提供无限的可能。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