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现状、问题及对策

时间：2024-05-04

张娜

摘要：本文探讨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必要性、现状以及对策。阐述了当今时代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学术出版走出去在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考察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并在外向型选题开发、版权输出、政策扶持三个方面尝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思想，真正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十八大报告具体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针、策略。***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实现文化强国的具体实践方法。其中包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学术出版，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进而推动优秀学术成果走向世界，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一、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必要性

从广义上而言，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所指包括两方面：学术成果走出去和学术出版机构走出去。本文论及的学术出版走出去主要侧重学术成果走出去。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学术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力成果，是中国文化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学术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2016年7月1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2017年10月18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学术出版凝聚着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优秀发展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展现文化自信的必要途径。

（二）推动优秀学术成果走出去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思想，真正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十八大报告具体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针、策略。***总书记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实现文化强国的具体实践方法。

正如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说：“学术出版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的最直接体现，学术出版的实力和水准是一个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没有学术出版的强盛，很难称得上真正的文化强国。”而“文化强国”从实质上来说，乃是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文化更加强盛。学术出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必须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竞争，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学术国际话语体系。这是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

（三）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

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无国界，闭门造车搞学术是行不通的，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促进我国优秀的学术成果与国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借鉴西方学术规范，提高我国自身学术出版水平，进而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金娟萍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及：我国目前对学术出版的技术规范执行得不够完善，在引文、注释、參考文献、索引等要件上处理得较为随意。而在学术出版水平较高的国家，学术规范执行得相对严格，出版的质量要求较高。在学术著作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要历经国际学术规范的多次“打磨”，才能出版面世。这不仅让我们的学术成果更好地传播到国外，而且让严谨的国际学术规范“走了进来”，为我国学术发展提供一面可以“正衣冠”的镜子，促进我国学者树立严谨的学术写作态度，从而推动我国学术出版的规范化发展。

（四）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学术出版走出去离不开优秀的学术成果和有效的传播路径。一本学术著作走出去需要作者、译者、国内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实践中，国内出版社肩负着整合学术成果、作者、译者和国外出版社等各种资源的重任，肩负着推动学术著作走出去的使命，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核心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探索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学术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提供了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具有中国特质的优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这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创造了前提条件。

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外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017年8月24日，“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成立。据报道，成立仅一年，联盟成员数量从30个国家和地区的94家单位发展增加到了206家，遍及44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五大洲各大区域，成员结构涵盖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出版学科囊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这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开拓了广泛的渠道。学术出版应充分利用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借助历史机遇，走向世界，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

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

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正式把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作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十几年来，学术出版走出去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下面将从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两个视角分别进行阐述。

（一）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的成效

根据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之前，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是版权输出数量的10余倍;到了2017年，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仅为1.61：1（见表1）。可见，版权贸易逆差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走出去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出版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出版走出去的新的增长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核心力量已形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学术出版机构不断壮大。学术出版走出去已具备以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为主体的学术出版水平高、“走出去”经验丰富的核心力量。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这些高端学术出版社专业性强，汇聚了我国学术领域最杰出的作者资源、编辑资源和版权贸易从业人员，具备国际视野和不断推动学术出版多维度、深层次“走出去”的实力。

2.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模式实现多元化

我国自1995年开始统计版权贸易数据，版权输出数据正式成为衡量对外文化传播成效的标准之一。二十余年来，版权输出作为可操作性强的贸易形态，已经发展为成熟的走出去路径，并且依然是目前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渠道。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模式不断创新，呈现多元化态势。当前，已经形成了版权输出、合作出版、资本输出、学术出版物出口等四种模式并存的局面。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不同出版社之间采取不同的走出去方式，而且包括同一家出版社使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

以社科文献出版社为例，该社已经集上述四种“走出去”模式为一身，成为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多面手。社科文献社于2011年成立国际出版分社，集版权贸易、合作出版、海外销售等业务于一体。其中，学术著作书系的合作出版和中文数据库的海外销售是该社“走出去”的两大亮点。在合作出版方面，国际出版分社承担的业务范围，从选题策划到内容推荐，到交给外方出版社之前对译稿的审查，跟进后期的宣传推广，是全流程的负责。这种合作出版的方式从选题源头上解决了供求矛盾，外向型选题的策划及外文版出版过程中的高度参与大大提高了走出去的效率。仅2016年，该社的合作出版物已达到107种。在学术出版物数字出口方面，社科文献社也是排头兵。该社借助自身学术内容数字出版优势，大力向海外大学图书馆、政府机构等数字平台销售中文数据库，取得了良好的效益。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成立了斯维特分社，实现了资本走出去，打通了学术国际化、本土化出版的渠道，这个模式具有创新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模式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实现了多元化创新。从版权输出到合作出版，再到数字内容出口和资本“走出去”，一条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相辅相成的多元化走出去路径已形成。

3.学术出版走出去业绩稳定增长

纵观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状况，無论是从图书品种、数量来说，还是从图书规模、效益上来说，已经形成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以单体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例，2008-2017年近十年来版权输出品种逐年增加，版税收入稳步增长。版权输出品种共计1000余种，版税收入折合人民币共计650万余元，实现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学术出版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虽然近十年来，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依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出版水平与世界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还存在差距

我国学术出版在创新性、规范性方面还存在不足，给“走出去”造成了障碍。科研成果的创新性不够，对于国外出版机构而言，就意味着缺乏借鉴价值，没有引进出版的动力。索引缺失、注释不详、论证笼统等不良学术研究习惯，令我国学术著作的权威性、学术性大打折扣。而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因外方学术出版的要求，需要重新调整或增加相关内容，这无疑会给出版进度造成贻误。

2.学术出版走出去翻译难度大，质量不高

学术著作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对译者的专业背景、学术水平都有要求。而兼具语言能力和学术背景的翻译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译者无法胜任学术著作的翻译，即便完成了翻译，质量也难以达到出版要求。这就给“走出去”的顺利进行造成了隐患。以《明清之际士大夫》（赵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为例，这本书2012年4月20日与韩国中央BOOKS签约输出韩文版，2015年8月，对方表示因译者翻译水平有限，达不到出版要求，又难以找到合适的译者，放弃出版。而后，几经周折，又与文坛出版社签约，在文坛出版社的努力下，终于找到合适译者，这本书的韩文版于2016年年底面世。可见，翻译质量直接影响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进度。

3.学术出版走出去传播效果不够理想

就目前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品种而言，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效果如何呢？大部分走出去的学术著作首印数仅有1000册，甚至几百册。当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学术书本身的专业性和目标读者群规模小的特点决定的，但是在累计销售数量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很多学术书走出去以后没有实现常销，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术著作外版仅印了一次。这说明学术出版走出去传播效果还不够理想，实现了“走出去”，但还没有实现“走进去”。

三、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对策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学术出版走出去虽然成果喜人，但是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将从选题策划、版权输出、政策扶持等几个方面出发，探讨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学术出版走出去。

（一）做好外向型选题策划工作是推动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源动力

推动学术著作走出去，首先要积极开发外向型选题。没有适合“走出去”的选题，走出去就成了无源之水。做好外向型选题开发工作，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选题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展现中国当代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下，中国和世界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广泛交流。中国了解世界的同时，更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而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类图书走出去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政治、经济、外交、自然科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在策划选题时，也要着眼于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成果“走出去”，惠及其他国家。例如，由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创造性介入：中国全球角色的生成》《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就是展现中国外交成果和新形势下外交理念的学术著作，目前已实现英语、俄语、韩国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输出。

第二，作者应为某一领域具有国际视野的知名学者。外向型选题需要作者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知名度，只有这样才会在相关学术领域具有“天然”的受众群体。而且在学术规范性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例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作品就具有很强的国际号召力，目前林先生所著《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实现英语、德语、日语、韩语、俄语、塞尔维亚语、吉尔吉斯语等7个语种的输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总之，做好外向型选题的策划工作，需要在“走出去”的视域下考虑选题内容和作者两个方面的问题，为进一步进行版权输出提供源动力。

（二）做好版权输出工作是重中之重

随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出版“走出去”的形式也呈现多元化，而在实践工作当中，最普遍的仍然是“版权输出”模式。要实现学术著作走出去，做好版权输出工作是重中之重。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与国外学术出版社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学术出版”专业性强，并非所有出版社都能够高质量出版学术著作，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著名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所辖出版社做学术出版是共性之所在。这些知名大学出版社是“走出去”的潜在合作伙伴。如欧美地区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亚洲地区的东京大学出版社、早稻田大学出版社、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等。除了大学出版社之外，我们不应忽视一些历史悠久的具有学术声望的大型出版集团或者学术专业出版社，比如施普林格（德国）、培生教育（英国）、麦格劳·希尔公司（美国）、岩波书店（日本）、学古房（韩国），等等。这些出版社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发行渠道，或在学术出版领域坚守信念，以出版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闻名遐迩。

那么如何让这些学术出版社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呢？第一，要通过参加国际书展与外方建立初步联系，了解对方的产品结构。一般而言，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大型书展便可与欧美国家出版社接洽。而合作伙伴目标对象如果是非通用语国家出版社，还需参加区域性比较强的国际书展，比如，首尔国际书展、东京国际书展、吉隆坡书展，等等。第二，要通过版权代理公司与外方出版社建立联系。通过版权代理进行版权输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模式，西方国家大多通过版权代理进行版权洽谈工作。目前，较为活跃的版权代理公司有安德鲁·那伯格博达版权代理公司、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韩国爱力阳版权代理公司、日本UNI版權代理公司，等等。要充分发挥版权代理公司的作用，接洽与自身学术著作产品结构相符的国外出版社。第三，通过译者与国外出版社建立联系。学术著作不同于大众图书，作者常常为高校任教的学者，他们的外籍学生或学术界的外籍同仁也是潜在的译者。这时，译者便成为国内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建立联系的桥梁。第四，版权引进对象也是潜在的版权输出对象。我国长期以来都处在版权贸易逆差状态，版权引进的经验远远大于版权输出的经验。在版权引进的过程中，我们势必会和很多出版社合作，其中合作比较顺畅、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社就是潜在的“走出去”合作伙伴，应该与其保持长期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

2.根据国外出版社的需求推荐优秀学术著作

“翻译出版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文字之后，在传播面上的进一步扩散”。翻译出版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传播效果，让读者接受。而最接近国外读者的就是国外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后，通过书信或面对面交流，了解对方的需求至关重要。以笔者个人的工作实践为例，通过与韩国昭明出版社孔洪（音译）部长交流，了解到对方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至今已经翻译出版了千余部中国学术作品，这些中国主题的作品是其“东方经典著作”书系的构成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社科领域。于是，笔者将本社出版的此类名家大家作品梳理出推荐目录和推荐资料供对方选择，对方经过评估，最终选出了《传统与现代》（陈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潘公凯，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作品作为翻译出版对象，目前翻译出版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只有让国外出版社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学术著作通过他们既有的成熟渠道与相应的读者群见面，以更好地跨越语言的鸿沟，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走得更远。

3.在学术著作版权输出工作中，要强调翻译质量和译文的忠实性

学术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具有专业性、科学性、严谨性，要求译者忠于原文，用语准确，表达通顺地道，在翻译策略上应尽量采取直译的方式，并兼顾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译稿质量关乎学术思想的传播效果，因此，除了获批资助的学术著作本身资助机构有要求全文审稿的情形之外，其他学术著作的译文也应进行把关，以免出现有悖于原意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

以韩文版《中华文明史》（袁行霈等，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例，笔者在审阅印前全稿时发现了两个问题：①封底中加进了“译者注”中关于“渤海国”的“一家之言”。中韩两国史学界素来对“渤海国”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前者认为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政权，而后者认为是以高句丽遗民为中心，与深受高句丽文化影响的靺鞨族共同建立的独立政权。译者强调分歧并将相关语句放于封底，背离了原著的思想。②“译者注”中将“渤海国”的分歧延伸到“蒙古”和“西藏”历史。尽管语句不多，但足以看出译者在加注释的过程中过于主观，缺乏严格考证，这种片面迎合部分读者民族感情的做法是错误的。笔者在和编辑部沟通之后，对韩方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见：将封底中“渤海国”相关内容去掉，译者注中关于“蒙古”和“西藏”政权历史的个别语句去掉。

学术著作是学术成果的呈现，是学术思想的载体，改变了原意，引导读者去关注分歧，就会背离我们“走出去”的初衷。因此，在版权输出工作中，一定要在合约中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和准确性，并尽可能在印前请专业人员进行审稿，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术著作在异域文化中绽放光芒。

4.同一部学术著作力求多语种、多样化输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度不断加深。而且，很多学者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多，或者出任国际组织相关职务而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专家。这就促成了某一位知名学者或者学者团队的一本书或者系列著作有机会成为多个国家引进出版的目标，成为多语种输出的资源。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袁行霈等）、《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郝平）、《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城）等著作均属于多语种输出的类型。以《中华文明史》为例，目前已经签约的语种包括英语、日语、俄语、韩国语、塞尔维亚语、匈牙利语、印地语等七个语种，已经出版的有英文版、日文版，其他语种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在顺利开展。一本书或者一个系列在一个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出版后，会产生波及效应，要充分利用这样的资源，实现多语种输出。

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内容的平台更加多样化，在版权输出工作中，应该深度开发学术内容的输出形式，在有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推动学术著作以电子书、网络课程等方式进行传播，进一步提高中国学术的对外影响力。

（三）扶持政策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有力保障

我国在图书对外翻译出版领域推行的多项资金扶持政策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财力保障。如：2006年启动了“CBI（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启动了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014年启动了“丝路书香工程”，等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统称为“两个工程”。各项工程资助力度大，资助范围广。例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至今累计资助了国内外出版机构出版的1323个项目、涉及44个语种，共输出5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71个国家的603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2676项，涉及图书2973种，文版47个。“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已和25个国家的61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101项，涉及图书1062种，文版16个。“中华外译项目”累计资助涉及英文、韩文、日文、俄文等9个语种、504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这说明了各项翻译扶持政策的推行对中国图书“走出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学术著作，虽然是文化精髓的载体，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但因其受众群体有限，经济效益普遍较低。对于秉承学术传播信念、翻译出版学术著作的出版社而言，的确会面临成本压力。因此，在促进学术著作走出去过程中，要充分借助“走出去”的各项扶持政策，提高“走出去”的成效。

在版权输出模式下，与国外出版社签约后，要尽可能协助其申请国家资助项目，在财力上为翻译出版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一定的保障，并提高其出版中国学术著作的积极性。如前所述，学术著作目前可申请的项目有“两个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等。要充分了解各項资助的申报模式、申报时间、侧重资助的图书品类。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支持国内出版单位向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输出经典作品，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着力推动中国优秀图书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侧重资助中国主题的优秀学术成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要先行推荐选题，社科基金规划办会组织专家遴选选题，而后公布目录，以供申请。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尽量将版权输出工作做在前，推荐符合“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范围内的著作给国外出版社，在国外出版社有了初步的意向之后，再向资助机构推荐选题，一旦选题被选中，申报成功率就比较高，而且与国外出版社的需求接轨，势必会提高传播效果。例如，韩文版《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林梅村）就是前期和韩国昭明出版社达成初步意向之后，进行图书推荐，从而获批立项的。这种工作模式相当于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机构与国外出版社之间找到了一个“交集”，将市场运作与资助申请有机结合，为学术著作在国外顺利翻译出版传播提供了保障。

四、结语

学术著作代表着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精髓、中国当代发展成果的重要传播载体，因此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十余年来，学术出版走出去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应从三方面着手做好学术出版走出去工作：第一，要做好外向型选题策划工作。外向型选题的储备是“走出去”的前提条件。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着眼于展现中国当代发展成果，邀请具有国际视野、治学严谨的知名学者进行创作。第二，要做好版权输出工作。与国外出版社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了解对方需求，推荐作品做到有的放矢。同时，要重视译文质量，要核查译文是否忠实、准确，以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另外，对国际知名学者的作品要侧重挖掘多语种、多平台输出的潜力。第三，要做好项目申请工作。充分借助国家现有的出版“走出去”各项扶持政策，将市场运作与项目申请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

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学术成果必将在更广大的平台发挥作用，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进而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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