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摘 要:出版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出版具有“文明性”“编校性”“科技性”“传播性”“经管性”“实践性”的基本特征,这是出版的基本内涵;出版的研究对象为“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这是出版的外延,也是出版研究的边界;历史悠久的人类出版可划分为“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三大阶段,总体显现“五洲协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版风貌。
出版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表征和实现路径。自从有人类的文明活动,就伴随着人类对出版的探索,出版探索与人类文明是如影随形和互为表里的关系。对于出版内涵、外延、阶段及风貌的思考,是出版研究的基础和原点。
一、六大属性:人类出版的内涵特征
“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和传播的路径和工具。”“所谓‘出版就是一种发表,是通过可大量复制的媒介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 “文明性”“编校性”“科技性”“传播性”“经管性”“实践性”是出版的六大基本属性。
其一,文明性。“人类悠久的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出版记录,而人类出版史本身又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出版与文明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进行文化积累和文明提升的历史。从出版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和演变,同时又是与文字符号的出现、出版载体的创新以及出版技术的改进相伴相生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文中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没有文字符号的文明,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判定文明的主要标准之一是系统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正是这种将“文字符号”与“出版载体”通过一定的“出版技术”结合起来的“出版”活动,才开启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輝煌历程。
其二,编校性。出版承担着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整理、编选、校勘、把关”功能,人类生产的原生态的知识和信息,刚开始都有散乱杂芜、粗疏浅陋的一面,所谓“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有些知识和信息甚至是不适合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出版对人类原生态的知识和信息承担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项工作和任务实际就是出版非常独特的编校属性。“编校性”是出版学科自带的重要又独特的属性,不仅有其思想的逻辑根基,也有实践的应用特色。
其三,科技性。将人类文明的表征之一“文字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在一起,需要一定的“出版技术”,由此才能产生文化作品和文明结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类在探索出版技术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在泥板上“压”,在龟甲兽骨上“刻”,在青铜尊鼎上“铸”,在竹简木牍上“刻”和“写”,在贝叶上“划”,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抄”,在植物纤维纸上“印”,等等。这些直接的出版技术(如印刷术)和间接的笔、墨、纸、砚制作技术等,都有非常突出的科技属性。从雕版印刷、活版印刷、套版印刷,科技的驱动是现代出版业的诞生和迅速爆发的技术支撑。从声光电磁时代到数字出版,还有今天的VR、AR、MR以至人工智能出版,更是富含高新科技的特色。人类的出版史,是人类科技发展史的缩影。
其四,传播性。出版是一种传播行为,因此,“出版”经常与“传播”连用,称为“出版传播”。“传播性”是出版的本质属性之一,但不是全部。出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从传统的出版,到今天的数字出版,出版对内容的复制和发表,本身就是传播活动,具有鲜明的传播特色,从根本看,出版更是一种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的手段。
其五,经管性。出版既有经营性也有管理性,出版研究“也关注出版的经济与产业属性”。出版是涉及策划、编辑、校对、设计、装帧、印制、发行、营销等一系列复杂环节的产业链。出版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更是突显出版的经管属性。无论是对出版人员和出版机构的经营管理,还是对出版流程和编校质量的经营管理,也无论是对出版装帧和出版印制的经营管理,还是对出版发行和出版营销的经营管理,现代出版中,出版的经管属性有增无减。出版的作品,既包含出版内容的意识形态属性,也包含出版产品的商业属性。
其六,实践性。出版是人类在思考和探索宇宙自然的文明活动和文化成果,也是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方法和手段,其实践性品格非常突出。没有出版实践,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就不能得到固化和保存,人类自身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也不能得到科学的促进和积极的增强。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出版都将是伴随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项强心智实践活动,只不过是出版的形态可能会从今天的“数字出版”发展到明天高级的“人工智能出版”,甚至后天更加高级的“大脑意识出版”。
二、四大维度:出版研究的外延边界
古今中外的出版现象纷繁复杂,人类的出版活动绚烂多姿,人们对出版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认识各不相同。我们认为“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是出版研究的四大基本维度。这就是出版研究的理论外延和学术边界。
其一,研究出版载体。根据文明演进的发展进程和出版进步的生产力标准,人类在探索出版载体方面,表现出非常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出版载体经历了由硬变软、由大变小、由宏变微、由承载很少的信息量到承载海量的信息量的发展过程。我们把人类文明早期探索出的陶器泥板、龟甲兽骨、金石鼎碑、竹简木牍、纸莎草、贝叶、桦树皮等硬质出版载体阶段称之为“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阶段;把人类此后又逐渐探索出绢帛、羊皮纸、植物纤维纸及塑料布等的软介质出版载体阶段称之为“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阶段;把近两百年来又继续探索出的声、光、电、磁、芯片、云存储等虚拟和半虚拟出版载体和介质阶段称之为“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阶段。“按载体不同将整个人类出版历史划分成‘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阶段,符合历史科学中的生产力标准。”未来出版还将发展到“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这样更加虚化和智能化的出版新阶段。
其二,研究出版符号。出版其实就是运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主要是文字符号,也包括图像符号、音乐符号、科学符号等)与出版载体结合在一起。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这三大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人类出版实践的发生发展和更迭革新。在出版的三大原始要素中,其中最有文化特性和最具文明特征的是出版的文字符号系统。人类文明的出现都是以文字符号的创制为标志的。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文字符号是记录、保存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基础手段和重要条件之一。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中国文字、古印度文字、古玛雅文字等,这些文字符号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类文明和出版历史的大事件,这些文字符号通过人类出版活动得以保留和传承,而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也通过这些出版符号和出版活动得以发扬和光大。出版符号分为“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类出版符号”两大类。“文字出版符号”分为“象形文字出版符号”“拼音文字出版符号”“表意文字出版符号”“混合文字出版符号”四种类型;“非文字出版符号”分为“图画出版符号”“影像出版符号”“乐谱出版符号”“科学出版符号(数理化等公式、方程、定律等)”“声音出版符号”“盲文触觉出版符号”“新型嗅觉出版符号”等。这是我们对出版符号的新思考和新认识。
其三,研究出版技术。人类文明的早期是硬质出版载体,甲骨、钟鼎、石碑、简牍、莎草、贝叶等主要是以刻、画、铸、写等为出版技术手段的。特别是刻和写,是硬质出版载体最常见的两种出版复制技术。因此,人们常常把从事文字工作的专业人员称作“刀笔吏”。名副其实的“出版”或“版印”,实际上要从公元7世纪中国唐代的雕版印刷开始算起。到11世纪,中国宋代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开启现代活字印刷技术的滥觞。15世纪中叶,德国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标志着现代出版业的诞生。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又被称为“钉头文字”)就是用小木棍和芦苇杆,在泥板上刻印或压印上楔形文字符号。莎草纸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适合用笔写画。贝叶上的古印度文字符号适合用铁笔刻划。中国文字符号逐渐方块化的特点,注定其在古代印刷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将以雕版印刷为主要出版技术手段。而西文这种拼音文字字母的组合特点,则非常符合活版印刷的特点。由此可见,出版技术与文字符号系统的特色和出版载体的特性高度关联。近现代以来,人類相继发现“声光电磁”和计算机技术并应用于出版。目前,人类在数字出版技术和人工智能出版方面的探索又取得新成就。
其四,研究出版活动及成就。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维度,也是传统出版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和对象。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参与出版活动的出版主体(出版人、出版家、出版机构)、出版活动的具体过程(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制作、出版发行、出版传播、出版经营)、出版活动取得的相关成就(出版思想成就、出版作品成就、出版制度成就)、出版活动所依赖的相关条件(出版环境、出版流程、出版创新)等。简言之,就是“出版者”“出版物”“出版事”。“出版者”其实就是作为出版主体的出版人、出版家及出版机构;“出版物”就是出版的实物成就;“出版事”包含的内容较多,包括出版活动、出版过程、出版环境、出版经管、出版规律等。
需要指出的是,出版成就中的出版思想成就和出版制度成就(包括版权制度),是出版研究应该特别加以关注和重视的。
三、三大阶段:“软质”“硬质”“虚拟”出版的发展脉络
我们以出版载体的形质流变作为一级逻辑,把人类出版划分为“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三大阶段,避免了以往出版史分期在载体、技术、符号、活动等方面的逻辑纠缠。
(一)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
人类出版的早期,多采用身边可得物体和实用器物作为出版内容的承载物。因而,出版载体以泥块、石质、骨质、金属器物为主,主要包括泥板、陶器、石碑、墙壁、岩壁、梁柱、玉片、龟甲、兽骨、青铜鼎彝等,具有硬质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类的文明都是由硬质出版开启的。这种硬质载体特征,非常有利于出版内容的长期保持和庄严发布。人类早期的出版内容也多与宗教、皇权相关,因而硬质出版时期的出版载体更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其出版活动更多由官方开展,不具有世俗性的特征。而这种最初形态的出版介质,虽然刻写不易,出版艰难,但仍能简约记录远古事件和人类活动,将古代文明传承后世。古代非洲、两河流域、中国、印度、中美洲等人类古文明发祥地的硬质出版,证实了“出版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这一思想,展现了早期人类文明和出版文化的密切关联和基本特征。
(二)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
软质出版时期在中国是由缣帛开启的,而外国则是由羊皮纸开启的。中国大致在东周之际,外国则大致在古希腊时期。两者出现的时间基本接近,中国略早。因为缣帛的主要功用是制作衣物,作为文图复制载体,其价格是昂贵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8世纪便已开始使用缣帛作为出版载体了,而外国最早出现羊皮纸和“兽皮书记员”的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无论是中国的缣帛还是外国的兽皮,这种载体比简牍和莎草纸等硬质载体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可以折叠和便于携带。但缺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昂贵难得。直到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发明植物纤维纸并经东汉宦官蔡伦的重大改良,一种先进、轻便且低廉的软质出版载体正式诞生,并逐渐成为了整个世界最主流的出版载体。软质出版载体逐渐取代硬质出版载体主体地位的出版史阶段,我们称之为“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阶段。随着中国植物纤维纸发明发展和传扬传播,不要说硬质出版载体不能与其比肩,即使是原有的中国缣帛软质出版载体和西方兽皮软质出版载体也无法比拟。相较于此前的任何出版载体,植物纤维纸质的优越性都是无可争辩的。这种软质出版载体为人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促进提升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
(三)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
“告别铅与火,迎来声光电,奔向数与网”。人类对出版的探索永无止境。在经历“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阶段和“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阶段之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出版历史开始迈入“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阶段。声、光、电、磁于18世纪发明发现,很快被应用到出版领域,人类开启虚拟出版新时代。1946年计算机诞生,虚拟出版进入发展期,人类的出版载体不再局限于一定的物理形态,呈现“虚化”的特征。现在的数字出版则是虚拟出版的当下状态。网络和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深度运用,使得出版流程和出版效益大大提升。在出版载体“虚化”的同时,出版符号则出现与出版载体分离的现象,并从文字符号向图文、声音、影像方向发展。“数字化技术使其体积大大缩小,成为存储在云端的‘虚拟书籍。”信息承载出现“有容乃大”的“海量”甚至“无量”趋势。数字出版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也改变了社会的发展形态,整个社会呈现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态势,虚拟出版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四、五洲协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版风貌
在探索人类出版的历史进程中,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古今人类共同奋进,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接力奋进、协同发展的出版状态和风貌。
(一)非洲:硬质出版“木秀于林”,软质出版“稍逊风骚”,虚拟出版“尚属起步”
1.古代非洲的硬质出版“木秀于林”
人类最早从非洲丛林走出,非洲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也是人类出版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黑格尔把非洲分成“非洲本土”“欧洲的非洲”和“亚洲的非洲”。古代非洲的硬质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非洲史前无文字记载时期的岩画出版阶段。“史前岩画,是指刻或画在史前洞穴、岩壁或露天岩壁上的原始壁画。”“非洲是世界上现存人类古老岩画最多的大陆之一。”南非布须曼岩画及坦桑尼亚古岩画,反映了非洲史前人类对自然的思考和自我的认知。二是非洲象形文字诞生后的铭文出版阶段。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原始的图画文字发展成了象形文字。三是莎草纸作为出版载体的纸草纸出版阶段。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的莎草纸,这是人类出版史上影响深远的出版载体。纸的英文名称Paper即得名于莎草纸papyrus。莎草纸的硬质略软的独特性能,又开启了人类出版从硬质迈向软质过渡的新航程。
2.古代非洲的软质出版“稍逊风骚”
古代非洲的软质出版则较为逊色。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世纪末,中国造纸术沿“丝绸之路”经中亚、西亚传入北非,非洲第一家植物纤维质的造纸厂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开罗设立,工匠在造纸过程中,不断创新改进技术,推陈出新,在原有造纸原料麻、桑等植物中加入本地盛产的棉花,生产出品质更为精良的纸张。公元1100年前后,摩洛哥首都菲斯建立了造纸厂。莎草纸遭遇前所未有的劲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更有意义的是,中国造纸术不但在非洲全境传播,而且“跨海远传”至欧洲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直接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發生发展。
3.近现代非洲的虚拟出版“尚属起步”
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给出版业带来的变革是世界性的,没有哪个地方能够避开软质出版向虚拟出版的变革态势,非洲也不例外。2016年,非洲地区互联网用户已达3.4亿,但是非洲大陆的虚拟出版业远远落后于世界整体水平,一方面是出版内容的匮乏,一方面是技术的落后。因此,非洲大陆的虚拟出版产业形势较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更为严峻。非洲的虚拟出版刚刚起步,还有较长的追赶之路。
(二)亚洲:硬质出版“三峰并峙”,软质出版“中国领跑”,虚拟出版“近身跟跑”
1.古代亚洲的硬质出版“三峰并峙”
西亚是古代硬质出版的高峰之地。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是目前发现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字符号系统,有五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他们还创造了独特的硬质出版载体——泥板,书吏在泥板半干的状态下用芦苇笔或小木棍“压印”上一头大一头小的楔形文字(钉头文),形成人类最早的书制形式——泥版书。此外两河流域还有一些石质(汉谟拉比法典)、木质、陶质等硬质出版形式。
南亚是古代硬质出版的另一座高峰。大约公元前3000年,古代印度人就创造了印章文字,古代印度河文明毁灭后,印章文字失传,到再次出现文字已是阿育王时期的铭文,后演变为梵文。南亚对于人类文明史和出版史的最重要贡献是距今2500年前独创的贝叶这种硬质出版载体,他们在贝多罗树叶上用铁笔刻画图文符号,再擦上颜料或油料使图文清晰,制成“贝叶书”,因佛教经典多用贝叶制成,因此又常称“贝叶经”。“梵夹装”是他们独创的装帧形制。唐僧西天取经,取回的就是梵夹装的“贝叶经”。
东亚中国硬质出版的地位极其崇高,与两河流域、古印度共同构成“三峰并峙”的古代亚洲硬质出版格局。在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探索方面均有大成。出版载体:陶器、石器、玉器、甲骨、青铜、铁券(丹书铁券)等,简牍是我国硬质出版的“主要载体形式”,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硬质出版载体的杰出贡献;出版技术:中国古代硬质出版的主要技术有刻、铸、抄、描等——在甲骨上刻、在青铜上铸、在陶器上描、在简牍上刻或抄;出版符号:中国的汉字符号系统虽经结绳字、鸟虫字、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发展演变,但从未中断,因此中华文明得以连绵性传承,这是出版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贡献。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没有中断,其实就是我们汉字的文字符号系统没有中断。因此,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汉字文字符号系统,爱护我们五千年的出版文化和出版文明。
2.东亚中国:软质出版“领跑世界”
东亚中国,在人类软质出版的创新发展中,继续硬质出版的辉煌高阶,又上层楼,清代之前在出版载体、出版技术、书籍形制方面取得骄人成就,“领跑世界”。近现代软质出版才日渐落后。出版载体:早在公元前8世纪春秋甚至更早中国就探索出绢帛这种软质出版载体,因价格昂贵,推广不易。中国真正的软质出版时代应该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发明造纸术开始算起,后经东汉蔡伦重大改良后,经“一带一路”传向世界各地,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主导型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在拓印、印章、制版印染的共同启发推动下,中国发明雕版印刷术,此后,又相继发明活字印刷技术、套版印刷术及饾版拱花技术,中国古代的印刷技术与植物纤维纸完美匹配,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软质出版跨越发展;书籍形制:中国在软质出版的书籍形制上多有创造——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丰富多变。
3.亚洲的虚拟出版“近身跟跑”
虚拟出版开启于十八世纪声光电磁的发明发现,从录音录像技术初步发展的虚拟出版萌芽期,到计算机革命的虚拟出版发展期,再到数字出版的虚拟出版当下期,欧洲和北美一直是处在“领跑”状态。亚洲,特别是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70年奋发进取,终于赶英、法、日、韩,与领跑者美国处于“近身跟跑”状态。
(三)欧洲:硬质出版“尚有特色”,软质出版“创新有成”,虚拟出版“较为先进”
1.欧洲的硬质出版“尚有特色”
欧洲文明同样是由欧洲的硬质出版开启的,欧洲出版自史前岩画开始,在石碑出版中发展,在莎草出版中壮大,主要书写载体每一个阶段的转变都是出版文明的递进。距今12000年的西班牙北部桑提亚纳德玛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1875年被牧羊人发现,被称为“史前西斯廷”,“受伤的野牛”极负盛名。法国拉斯科洞窟岩画被赞誉为“史前卢浮宫”。而传自埃及的古希腊莎草纸出版、古希腊陶片出版及古罗马的墙体出版、蜡版出版、木板出版等,都是欧洲“尚有特色”的硬质出版成就。
2.欧洲的软质出版“创新有成”
欧洲的软质出版创新成就巨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出版载体。公元前8世纪左右莎草纸传入古希腊,逐渐被广泛使用。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国王和埃及托勒密国王在图书馆建设的竞赛中互不相让,帕加马国王计划使用非常手段劫走托勒密王国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阿里斯托芬尼斯。愤怒的托勒密国王将馆长投入监狱,并禁止向帕加马出口莎草纸原料,帕加马王朝被迫开始推广使用羊皮纸。羊皮纸的英文单词“parchment”正源于帕加马城名称的音译。欧洲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启软质出版新时代,一为羊皮纸,一为植物纤维纸。
出版技术。中世纪,欧洲出版业一直处于手工抄本阶段,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出版业未得到较大发展。15世纪中叶,被誉为“近代印刷业之父”的古腾堡发明新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从羽毛笔到铅活字,从抄书人到印刷机,从小作坊生产到大规模的机械印刷,欧洲的出版业凭借新的印刷技术发展壮大。工业革命又使出版业实现器械化大生产,欧洲最早迈入现代出版新阶段,并跨入世界舞台中央。
出版符号。欧洲的出版文字符号经历了从腓尼基字母到希腊文、再到拉丁文、最后分裂形成欧洲诸语的发展过程。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影响,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形成,它只有輔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智慧的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中加入元音系统,使拼音文字的表意能力大大增强,降低了辅音系统带来的歧义。罗马帝国兴盛时期,希腊字母被拉丁字母取代。罗马帝国分裂,拉丁字母逐渐分裂发展成英、德、意、法、俄、西、葡、波等欧洲主要的现代语言。
3.欧洲的虚拟出版“较为先进”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曾据此成为“日不落帝国”。但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受战争创伤较重。美国则在战争中获利,跃升为头号强国,此后,信息和网络技术一路领先。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时代,欧洲的技术基础加上与美国的天然盟友关系,因此在新一轮虚拟出版发展中,欧洲的虚拟出版仅次于美国,是“较为先进”的。
(四)美洲:硬质出版“可圈可点”,软质出版“后来居上”,虚拟出版“一马当先”
1.古代美洲的硬质出版“可圈可点”
美洲大陆最早的硬质出版成由美洲印第安人创造的。玛雅象形文字是玛雅人在公元前后创造的,是世界上较早成熟的古老文字之一,有象形,有会意,有形声,是一种兼有意形和意音功能的文字。字体分“头字体”“几何体”“全身体”。玛雅文字至今能译解的不足三分之一。玛雅人在前古典时期创造了类似中国毛笔的玛雅毛发笔,也存在记述宗谱、战争、国王世系的石刻硬质出版。印加石质出版多为宗教图腾与壁画。海拔2300米的马丘比丘遗址主要是陶器出版、石质出版及骨质出版等硬质出版作品。1479年的阿兹特克历法石,是表现阿兹特克人独特时空观的石质出版。
2.美洲的软质出版“后来居上”
美洲大陆土著人最早使用石片、木片等硬质载体作为书写材料。后来新移民少量使用羊皮纸这种软质出版载体,大量使用的是从欧洲带来的植物纤维纸。157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造纸厂,中国造纸术正式传入美洲。美国,1694年第一家造纸厂出现在费城,仅有4名造纸工人;1638年,坎布里奇出现第一个印刷所;1744年出现第一份学术期刊。美国现代软质出版“后来居上”,形成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软质出版中心,领导现代软质出版世界潮流。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多伦多明星报》也是软质出版的佼佼者。
3.美洲的虚拟出版“一马当先”
美洲的虚拟出版主要以美国为代表,“一马当先”是对美国虚拟出版的准确描述。美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硅谷原创能力极强。Apple、Facebook、Twitter、Google、Amazing、EBay、Yahoo、LinkedIn、Tripadvisor等网络公司领跑世界虚拟出版。美国的虚拟出版开启既早,发展且快,虚拟出版已渗透公众生活方方面面,彻底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虚拟出版当下状态的数字出版有如下特点:数字阅读产品增长迅猛;有声读物如雨后春笋;数字出版物分拆销售成为新趋势。
(五)大洋洲:硬质出版“史迹稀见”,软质出版“发展较晚”,虚拟出版“紧追不舍”
1.大洋洲的硬质出版“史迹稀见”
大洋洲有一定量的岩画出版,澳大利亚复活节岛有较为集中的分布。澳大利亚北面有“汪吉纳风格”“米米风格”“X光线风格”等岩画群。昆士兰州劳拉崖壁画,大约有12000年的历史。部卡么龙西山上有塔斯马尼亚岛岩刻的分布,可能是当地祭祀仪式的一种风尚记录。新西兰的毛利“木雕”出版,较有特色。总的来说,大洋洲的硬质出版的史迹遗存比其他四大洲少很多。
2.大洋洲的软质出版“发展较晚”
大洋洲的现代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传入较晚,中国造纸术于19世纪后期才传入,1868年,墨尔本附近建立起第一家造纸厂,造纸术从自西汉发明后开启传播之旅,从中国出发,经过2000年的环球旅行,纸和造纸技术终于传遍五大洲。1788年,英国输送囚犯的舰队,带来澳大利亚第一台印刷机。1795年,总督亨特任命有印刷经验的囚犯乔治·修斯充当政府印刷工,印制政府文件。1803年,出版《悉尼公报》。
3.大洋洲的虚拟出版“紧追不舍”
澳大利亚是奉行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是继美、英之后的第三大英语图书市场国。其虚拟出版产业在世界总体居中等地位,但大部分大型出版商都属于美、英出版商的分支机构。出版业中数字出版占比“22%”,但实现了一本书的多端阅读。其虚拟出版基本处于“紧追不舍”的状态。
参考文献:
1.万安伦.中外出版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
2.萬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8(4):20.
3.田建平,黄丽欣.出版学学科属性新探[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0.
4.孟宪实.学人寄语[J].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2017(10):2.
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
6.斯大林.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27.
7.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
8.郝振省.出版史研究的新视角[J].出版发行研究,2017(10):1
9.万安伦,王剑飞,李宜飞.出版载体视角下的出版史分期[J].中国出版,2018(4):44.
10.万安伦,曹楚,周家翠.阿基米德FM有声书场景构建的得失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8(10):61.
11.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谢诒征,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51-166.
12.傅志毅.非洲史前岩画的世俗性审美初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4):154.
13.李安山.非洲古代王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
14.万安伦,崔潇宇,刘苏.论汉文版式竖排转横的历史动因与影响[J].现代出版,2018(5):69.
15.万安伦,王剑飞,李仪.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三大源头[J].中国出版,2018(18):59.
16.肖东发,于文.中外出版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2.
17.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1.
18.侯霞.甲骨文与玛雅文象形字取象方式比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0.
19.年度国际出版趋势报告·澳大利亚分报告[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08-23.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及影响研究”(17BXW04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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