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之一：经书是编辑的作品吗

时间：2024-05-04

吴平

摘要：经书的产生、发展与经学相伴，没有经书原典就不会有经学，经学发展、壮大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经书的不断出版与流传。没有经书，图书分类体系里就不会有经部。经部的形成及位列首要地位彰显了经学的影响，促进了经书的繁荣。无论编纂、编撰还是编辑都是古代经书形成的重要方式。儒家思想是经书编辑思想的核心。

此问题缘于我们正在做的“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课题。乍一看，这应该不是问题，书都是编辑的产品。经书也是书，当然也是经过编辑活动后的产物。有编辑活动就会有编辑意识，将编辑意识上升为理念、将编辑观念系统化即逐渐形成编辑思想。因而，研究经部要籍的编辑思想是编辑史、出版史、思想史的一部分，是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但实际从事这一课题研究时，还是不时碰到一些疑惑，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些问题觉得必须厘清：经书是编的还是著的？编辑活动产生以前有经书吗？如果经书是编撰而成，那么孔子不就是编辑家吗？“六经”产生于何时？经学、经部、经书是什么关系？先秦以前经书是编辑活动还是著述活动？编著合一情形下的編辑思想研究这一命题还成立吗？经部书籍有编辑思想吗？何谓编辑思想，等等。解决这些疑问正是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编辑学界就“孔子是否编辑家”开展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场论争有效地将人们对“编辑”概念的理解推向了深入。现在可考的最早图书编撰家当属西周宣王时宋国的大夫正考父;明确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编撰家之一;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编辑学家，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等等。最近，有文以《“述而不作”非孔子编辑思想——兼论目前编辑学界的误读及原因》为题，认为编辑学界多以孔子与“六经”之模糊关系，将“述而不作”直接界定为夫子的编辑思想，无疑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严重误读。文章认为误读的原因有三：坚信孔子乃“六经”编辑者，对“述而不作”本义理解有误，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误读传统的延续。因此，开展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可就古代经籍的编辑活动作深入研究，总结“六经”编辑活动规律，归纳古代经籍编辑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经书伴随着经学而产生与发展，归为经部

“经”字，甲骨文未见，据郭沫若先生在《金文丛考》中的考证，最初为织机之纵线，与横线“纬”相对。“经，织从丝也。从系。”引申后才有了今天所说的“经纬”“经营”之意。春秋战国时代的“经”开始有了经典的意义。《庄子·天下》篇说墨子门人“俱诵《墨经》”，即指墨学经典。此时的“经”可作书籍解，凡书皆可称经。先秦至秦汉所说的“经”，往往指有典范性、纲领性的前代要籍，或先贤、先师之作，含有尊崇、推崇之意。孔子去世之后，儒家经典始称之为“经”。至汉，儒学独尊，儒家经典地位升至百家之上，经与礼、法律齐驱，所谓“礼，王之大经也。”杜预注：“经，纲纪之谓也”。这里的“经”引申为国之纲纪或既定的法规。两汉以后，“经”成为人们对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常也，即常道之义。认为儒家经典是规范，必须遵守的标准。“《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将“六经”之作用分别予以概述，也可观之并理解“易、书、诗、礼、乐、春秋”由本门学派之经而成王朝治国要典，天下之经，正式赋予“经”名。

经学，即治经之学。它以诸经为研究对象，是解释、阐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自春秋战国《易》《书》《诗》《礼》《乐》《春秋》问世，也就有了对它们的传习与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门生弟子等都是经学的创始人与传承人。经学的发展与朝代更迭一样，大一统年代经学也统一，大分裂年代，经学也多门。经学自汉初兴起，经历了两汉时代的今古文学之争、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郑学与王学的对抗、南北朝时南学与北学的分裂、至唐代方得高度统一。又经宋代理学的发展、到清乾嘉学派的形成和今文学的复兴，多次显示出其强大的思想力量，并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发展中意识形态构建的主体。

经书是关于经的书籍。中国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经列于他类之首，显示其突出而重要的地位。“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 《十三经注疏》追溯了“五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之流变，也让后人对经书源流有了清晰的认识。

“经”非儒家专有。王国维说：“经者，常也，谓可为后世常法者也。故诸子百家同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先秦时期，也还有一批称之为“经”的书籍。分为不同种类：一是典范的著作为经。如《国语·吴语》记吴王夫差兵临晋军“建旌提鼓，挟经秉枹”，韦昭注“经，兵书也”，即古代兵法之类的要籍有“经”一说。这里的兵书非常见之书，必是重要的典籍才会在作战时携带。二是先师著作为经，此著作无论先师自著还是后人增补均可为经。如阐述墨家思想的《墨子》一书，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名篇，《墨经校释》认为“《经》上、下当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当是述墨子口说，但有后学增补。”也有研究者认为《墨经》就是战国时墨子后学发展墨家思想的著作。后学称先师作品当为经。三是宗教典籍为经。亦说荒诞不经亦作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含《山经》（5卷）、《海经》（13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称为“古之巫书”，或许其性质描述并不被众人认可，但从“经”一说中尚还存有宗教典籍之意。上述书籍尽管称“经”但不属经部，区别于儒家“六经”及其由此发展的经学书籍。

《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著录经书分为九类，共103家，3123篇。而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的经部共十类，1773部，20427卷。加上近人孙殿起撰著的《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经部著录图书2502部，21966卷，二者相加，经部图书共4275种，42393卷。这些数字基本上是经部图书的总计。

汉语中的“部”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古代类分图书的单位。如古代文献分为四部：甲部、乙部、丙部、丁部或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经部书籍即经学范畴内的经籍，除此之外，史部、子部、集部中凡有涉及儒家经典的内容也都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

西汉末年，刘歆编的《七略》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图书目录。它把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首创四部分类法，以甲、乙、丙、丁命名。甲部为儒家经典，乙部为子书，丙部是史书，丁部为诗赋。如果以图书内容标记的话，即是经、子、史、集四部。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仍以甲、乙、丙、丁标记类目，而乙、丙二部内容与《中经新簿》相互调换了位置，图书类别成为经、史、子、集序列。南北朝时期，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虽然未采取四部分类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图书四分法以及以经、史、子、集为标记的类目已逐渐得到社会认可。自唐代初年，《隋书·经籍志》确定经部于史、子、集部位置之先，这一部类排序法至清代都未有大的改变，均沿用了这一类分图书方式。历代經部目录所说的“经”即是一部分儒家经典的专指与特称。确定经部位于四部类目之首、明确了统治地位的标志性作品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反映出高度弘扬儒家著作的精神：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其“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类下再分属，如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属下再细分，如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这一类属划分与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家经典前置、居于重要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在子部中也是把一般儒家著作放于子部之首。经学取得如此之成就，首先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出版思想十分强势，把它们视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尊儒重道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仁、义、礼、智”能治国的儒家理念，在王朝的支持与推崇下，“经”类出版物得以持久的兴盛。

经书的产生、发展与经学相伴，没有经书原典就不会有经学，而经学发展、壮大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经书的不断出版与流传。没有经书，图书分类体系里就不会有经部。经部的形成及位列首要地位彰显了经学的影响，促进了经书的繁荣。经书、经学、经部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礼崩乐坏”到孔子编订，逐渐奠基了统治地位，不仅影响了图书文化，更在时代发展中强化了儒家学说，统领了古代思想领域，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先秦编撰或编纂的经书都是编辑活动的产物

编辑、编撰、编纂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区别吗？可以将编撰或编纂说成编辑吗？

先说“编”“辑”。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会意的“编”字，左右结构，左边是龟册，右边是丝绳，也便是将皮筋或丝绳串联在一起的龟册。西周后期，简策取代了龟册，“编”指编连简策的绳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编”为“次简也。从糸，扁声”。段玉裁注：“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即把竹简依次编连。“编辑”中的“辑”古通“缉”，泛指车舆，引申义为聚集、收集。“编”与“辑”合成一个词，分别取其收集、编次的引申义。《史记·孔子世家》：“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编次”二字恰是按次序编排的形象表达，也是编辑活动最原始、最基本的反映。“编缉”一词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使用的。《魏书·李琰之传》中有“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的记录。《南史·刘苞传》中赞刘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缉，筐箧盈满”。此时“辑”“缉”相通，“编缉”与“编辑”同义。但那时不可能有今天专门的专职编辑，编辑工作是由学者兼任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唐，书写的物质材料从简策改为纸张，“编”字由“编绳”引申为“书卷”，例如唐代韩愈《进学解》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编”字，便是名词，指书卷。作动词解释的“编”字，也由编次竹简衍化为成书手段，如编纂、编撰、编造。自唐高宗、武后时期（650-704年）以后，“编缉”逐渐为“编辑”所取代，“编辑”遂成为一规范词。唐高宗仪凤元年《颁行新令制》中称“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此“编辑”包含“编次”与“辑集”双重含义，是现在“编辑”的近义词。唐代，雕版印刷术出现后，有规模的图书生产成为可能。随着印刷技术越来越先进，对印刷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产生了专门整理加工手稿编印成书的专业，现代意义上的编辑逐渐形成，编辑也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

近代的编辑既指一专门职业，也明确表示为新闻出版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

现代“编辑”一词，如1983年版的《辞源》解释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明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做编辑工作的人”。编辑的本质属性是将精神的、意识的思想凝聚于文字符号的再创造智力活动。因此，许多关于“编辑”的定义都达到一个共识，即都是将编辑活动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都承认其基本特征是对文化成果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

现代编辑工作的前身是文字档案整理工作，是从殷商时期主管占卜祭祀、记言记事、保管和整理政事档案的史官工作延伸发展而来的。那时的史官公认为是品行高尚、有学问的人，可独立编撰，也可编辑、编纂。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无“编撰”“编纂”词条。在“撰”的释义中解释为“著作;著述。如撰文;编撰。”随后以《汉书·扬雄传下》举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论语》是辑录体，《法言》正是西汉扬雄摹拟《论语》体裁写成的。这也可说明“编撰”同“编辑”之近义。再看“纂”字。“纂”字下释义“编纂;编辑”。由此结合起来看“撰写”之“撰”、“修纂”之“纂”，固然含著述、整理之意，但也都有“编辑”之义。故可以得出大量史籍以及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字是著述、编辑和编纂合一的作品。如孔子“编次”《六艺》，“笔削”《春秋》，刘向、刘歆对宫室藏书进行“校书”“校理”“摩研编削”，这些字与词均表明的是编辑活动，古人所从事的文籍工作即是现代编辑工作的一部分，所说的“编次”“笔削”“校理”“摩研编削”便是“编辑”一词出现之前的近义词或同义词。《辞海》中没有找到“编纂”“编撰”的词条，而“编辑”下有五种含义，定义为著作方式的是第4种，即“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作品片断、汇集编排成一部或一套作品的著作方式”。或者说明编辑可以包括编纂或编撰;或者说明编辑等同于编纂或编撰。

因“编辑”一词出现较晚，且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可沿用学界通例、统一采用不同的称谓。如史书称“编修”，佛经称“编译”，子书称“编撰”，文集称“编辑”，辞书称“编纂”，等等。古代经书，有称“编撰”的，如“古籍编撰”，有称“编辑”的，如“古籍编辑活动”，无论编撰还是编辑都是古代经书形成的重要方式。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便是将编纂、编撰的经部重要书籍统一纳入广义的编辑活动范畴进行研究。

孔子为“六经”所做的正次序、核同异、辨正误等工作就是图书编辑从事的文化选择、编次编订、阙疑整理、提升质量的工作。

三、儒家思想是经书编辑思想的核心

一般来说，研究书籍编辑家的编辑思想主要通过二方面展开，一是在编辑生涯中关于书籍编辑的看法、认识、理念以及思想。这一方面偏重于理性分析;另一方面是书籍编辑过程中具体的方法、技术、原则等，偏重于实践。在曾经做过的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以及现在进行的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等课题中，曾遇到不同人对编辑思想的怀疑，其中多是对古代经书是否是编辑的作品、经书完成是作者的思想还是编辑的思想等方面产生的怀疑。在对经书、经学、经部进行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肯定无论编撰或编纂的经书都是编辑活动的产物，也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古代编辑家的杰出代表

《易》《书》《诗》《礼》《乐》《春秋》等是文字产生以后、约西周时期、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图书。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的文字记载说明夏代就已有图书出现。《论语·子罕》载孔子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可作孔子编辑《诗经》的史证，也是他编辑思想的实践基础。而经孔子整理和编订上述书籍之后，“六经”与儒家思想更加紧密，书中观点广为流传。至汉，“经”成为儒家原始典籍的专称。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孔子与“六经”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能理解为什么会有“易更三圣”的说法和孔子“次《春秋》”、“序《尚书》”等在书籍内容及形式上下功夫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编订工作。“经”已不是一般的书籍，而是“法”的体现，“道”的呈现，“理”的原典。作为中国最早的编辑家之一，孔子“志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的态度、品质与精神成为今天图书编辑的榜样。

（二）孔子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六经”的阐释

在“六经”编辑中，孔子有过不少倡导、维护儒家道统的言论，是其编辑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编辑思想体系中重要的内容。孔子对“六经”的编订依托的是深厚而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在对书籍进行系统整理和新的诠释中形成儒家思想之“经”。

仁政是儒家学说的道德标准，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政是他的理想国，也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中的孔子语录既有哲理又有追求。如“《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从中可理解他所认为的政治是什么，即将对父母、对兄弟的感情引申到社会中，也就是从个体情感扩展上升到群体社会中，这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他认为社会进步的基础应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上。這种“仁爱”思想自然会在书籍编辑中有所体现。如《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表示天地在自然无意中表现出仁爱、情爱的意义，将中国上古重德传统进一步作了阐释，更使之得以升华。《论语》里的“仁”是儒家理想中的人道的代表。“孝”“弟”“忠”“恕”即是“仁”道。在一个“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的社会里，孔子开创私学，广招弟子，创言德治，大力提倡仁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孔子借编订先人典籍，反对异端邪说。

再如儒家重礼，不仅包含礼仪，也包含各种文化现象、文明准则等等。孔子在《礼记·哀公问》、《礼记·仲尼燕居》分别都进行了说明。“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它表达了礼的意义和文明规则。

孔子爱学习，注重教育，追求完美的道德与人格。如“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强调的就是培养优秀品德之重要。在《周易·系辞》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卦爻辞的论述，大都是针对人的品德修养而言的。

（三）“六经”的编辑原则、方法与儒家政治理想密切相关

在儒家思想指引下，“六经”的内容完整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仁爱精神与道德准绳，而具体的编辑方法又更加完善、更加丰富、更加明确了儒家思想，从内容到手段方法都保持着一脉相承的体系。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范文澜先生总结的三种“六经”编辑的方法都是离不开孔子的思想与信仰，即他把编辑修订图书视做传播儒家之道、宣传仁政理想社会的工具，将儒家思想作为“六经”编辑思想的核心。“述而不作”“无征不信”“多闻阙疑”“择善而从”等等的编辑原则与方法在“六经”中多处可见。为了施行“仁政”，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力求完整、全面、系统地保存先王典籍本来的面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是他认可的、最好的编辑标准。孔子对仁政的坚定信仰成为文献编订的重要指导思想，儒家学派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强力推进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核心。

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他所整理的文化典籍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产生了至高无尚的权威。“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其实，不仅是《春秋》，《易》《诗》《书》《礼》中也都有体现，“六经”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随着儒学力量的壮大，社会对经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从口授改为竹帛后，更加有利于传播，更多的儒家学者加入著书立说的队伍，疏通训解，阐发微言大义，为儒家学说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尤其体现于经部书籍中。孔子是古代经书原典重要的整理、编订人，他所编辑的“六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经部图书编辑中形成的原则与方法影响了编辑思想体系的构建，成为中国编辑思想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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