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式写作的掘墓人

韦雨涓

摘要：《今文渊源》是一本有趣的、可轻松阅读的“散文史论”。作者潜心十年，对中国白话散文自五四至今的发展作了一次梳理，以“闲话”笔调娓娓道来。“上编”从“谈话风”入手，围绕胡适、鲁迅、周作人三大重镇的不同特色，逻辑清晰地阐明了白话散文绵延有序的思潮源流。

关键词：书评 学院式写作 文史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庶几可以形容本人初读此书的体验。

一、史也，非也？

此书有两序，一篇是鲲西的《白话散文的源流》，另一篇是郜元宝的《无文时代细论文》，前者明言此书“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后者则提出异议，“该书和完整的现当代散文史恐怕是两回事。作者压根就不打算追求任何大而全的散文史”。本书跋语又透露作者原本是想“写一部‘现代散文史论”的。但成书最终却并没有以“史”命名——是作者的初衷已改，还是作者、序者的认知有别？其中玄机，怕还要从“文学史”的体例说起。

随手翻开通行的各类“文学史”，映入眼帘的多是清一色“蜘蛛网式”的结构章法：以时间起止或朝代更替作篇章划分的依据、以人名或作品名为小节的标题、正文章节下通常又以不同形式的数字设置数量不等的层级……显然，由十六个主题组成并无其他枝节的《今文渊源》，并不属于此类。这或许就是序者不认同此书为“文学史”（或“完整的现当代散文史”），作者亦不盲目站队的原因所在了。

客观来说，相较于中国传统的碎片化、感悟性、点评式的文学批评，此种结构谨严、眉目清楚、逻辑性较强的文学史论，更便于初学者入门，其优点毋庸置疑，尤其当研究对象体系庞大、头绪纷杂时，采用这种体例更易駕驭。但，它先天的缺陷也不容忽视。文学史课程的设置目的兼有作品选读或概论的性质，导致此类书变成了作家作品的介绍，却不能成就文学史。其看似客观实则机械的时间分割、面面俱到实则主次界限模糊的章法，往往使此类文学史捉襟见肘：如此来分析作者或作品，难免囿于章节、时域的束缚，陷其于孤立；如此呈现文学现象，则因视野的限制，缺少必要的融会贯通，每每支离破碎。

另外，此类文学史还因“淡乎寡味”“不能见心得，尤其无以见性情”为人所诟病。且不说在一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里，很难嗅到“个人”的味道。即使是独立编写的文学史，也难以突破体例的惯性，不止一位学者曾对此发出疑问。其末流更是“头绪纷如，东拉西扯”，只堪作入门读物，“学生由此入门以后，再回视其书，亦会觉得它浅陋可哂，不再具有继续深入钻研的价值了。”面对这种缺少“独立立场和个人风格”的文学史写作，张闳甚至不无极端地批评道：“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这一千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就是同一种文学史。”事有两端，物极必反，任何一种形式，一旦失却最初因新鲜而带来的朝气蓬勃，固化甚而程式化之后，难免步入僵局，成为阻滞灵机的枷锁——一旦这种形式失去外力的制约，影响的范围过大，弊病就不可小觑了。如今，这类文学史惯用的“机械干枯”的写作范式文坛独大的局面，加上学术期刊的推波助澜，已经造就了新时代的学术“八股文”——高校里的学位论文及发表于期刊的学术论文，基本因循了“美国式的学院派的套路”，大都有着一副“扑克牌”似的板正面孔，充斥着抽象的专业术语，高深莫测，令人望而生畏。

对于那种“装腔作势华而不实”的学院腔，人们不是看不到弊端所在，但除了个别学者敢于发声质疑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保持沉默。推其原因，一是不愿，“圈养”出来的学院派专家学者，熟谙于既定的规则，缺少足够的魄力、勇气讨伐自己出身的阵营；二是不敢，失却“敢于担当”这一本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宁做乡愿，明哲保身，也绝不去做那招风的大树、出头的鸟；三是不能，束缚于职称体系之中的学人，成日为衣食疲于奔命，已无暇且也没有足够的精力、耐力逆流而上、把冷板凳坐穿；四是不屑，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痴迷于宦海浮沉，贪恋于名缰利锁的所谓“文人”们，早已不识“文化”为何物，乐得“淈其泥而扬其波”。

二、学院式写作的掘墓人

面对积重难返的现状，《今文渊源》的作者刘绪源先生深感忧虑的同时，“无文时代细论文”，勇当起学院式写作的“掘墓人”。早在《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一书中，作者就已经尝试用自己推崇的周氏“谈话风”来写作了，可惜当时虽拥趸者众，星星之火终究没能燎原。近二十年过去了，作者继续突围，以《今文渊源》为营地，身体力行，力求打破学院式写作的桎梏，为文坛输送一股清流。

此书旨在探索近百年中国文章产生、发展、衍变的轨迹。作者围绕这一母题，分解出数个主题，各个主题既独立成篇，又相互照应。这种结构布局犹如众星拱北辰，既避免了大而不当，又能突出重点，使关键问题“抓得精准，提得显赫，剖析得深刻”，一改“蜘蛛网式”学院派写作的呆板。

作者很清楚每一章的主题，但行文并不像一般的理论著作那样一板一眼、枯燥乏味，在紧扣题眼的前提下，常常剑走偏锋——每每写到情动处，往往文随情牵，大有溢出话题之外的倾向，但又总能在关键的时候，骤然刹住，回归正题，不会任由自己跑偏。这种理性与感性交融，节制和冲动互相掣肘的特色，不但没有削弱文章的表现力，反而形成游刃有余的弹性，赋予文章进退有度的韵味、感同身受的人情味。上一章汹涌欲现却被一带而过的话题，遭克制后一变而成伏笔，在下一章甚至隔了几章之后才重新冒出。

比如在第十章《文学市场与幽默实验》中述及鲁迅对《论语》的总评价时，作者发表见解：

……指出今后无非向两方面分化，或回归讽刺，或者就是“礼拜六”式的“说笑话”“讨便宜”了。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讽刺家和“礼拜六”之间，还是可以有既不与黑暗社会妥协也不与陈腐传统合作的“幽默家”的存在，但他的“堕入传统”的警告，实在是极有远见的。

此处文字，主要为分析鲁迅对《论语》杂志的批评。其实，作者对鲁迅的“预言”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此处只如蜻蜓点水，并未展开，直到了第十二章“京派散文：‘即兴与‘赋得”中，在分析完钱钟书和梁实秋各自的幽默文风后，作者才又回应前面的话题，揭晓最终答案——“我所指的，就是钱钟书和梁实秋”。

又如在第九章“林语堂与‘礼拜六”中，开篇引了老作家孙犁因不喜报上娱乐性文字而发的感慨：“现在报上的‘周末版，不就是过去的‘礼拜六吗？”作者并未就此问题的是非置喙，仅对此话本身作了点评——“这话说得机智，颇让人有‘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感”——就转向正题了，在第十三章“女性散文，及散文之大小专杂”中才旧话重提，结合作者在文汇报编“生活”版的实际经历，作了生动翔实的回答，并因此引出散文的“纯文学性”创见：

我想说的是，早期的“生活”版上发表的那些令人心动的作品，无论是名家写的，还是像晓木那样倾诉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经历的，都具有“纯文学”的性质。所谓“纯文学”，其实也可以改称为“真文学”，其要义并不在于出身的高贵，而更在于有无真情实感，即有无文学的“真生命”；当然，同时，纯文学还须有一定的“先锋性”，但这先锋性也并非专指形式上的新异，而毋宁用一句老话来概括，即“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关于散文的纯文学性，以后还会说到，此处先放下不表。

此处的“放下”，遂有了下一章“新散文的危机与回归”中的“拾起”。在第十四章中，作者又从散文的“纯文学性”延展开来，进一步对散文的创作规律，作了条分缕析的归纳。正所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种写法既避免了喧宾夺主，又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格外饱满好看。如此者，在书中还很多，此处不赘。

作者在对散文历史的梳理和写作规律的探寻中，不忘实践自己所主张的“谈话风”。“谈话风”追求行文的从容淡定、平白清浅、丰饶有味，耐咀嚼，这也正是此书的主要风格，主要体现在作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鲜明的文字个性上。

书中语言非常有特色，直白鲜活、生动简洁，善用短句，铿锵有力，不拖泥带水；很少使用专业术语，口语、文言、成语的运用驾轻就熟，在文中穿插游走，十分妥帖；一改学院派通篇逗号、句号的拘谨和单调，大胆运用叹号、破折号、问号，使得文章活泼有生气；文似看山不喜平，“然而，且慢”等转折词的运用，又使文章峰回路转，节奏紧凑而不窘迫。

作者善于化用研究对象的文句、模仿其口吻来评述其特色。如形容鲁迅杂文的东施效颦者只会“一味攻击，弄得文章满口柴胡，趣味全无”，又“巴不得把自己充气放大，做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样子，以此吓唬对手”，真正的鲁迅却从不这样“刻薄表演”，“说空话”“骂大街”，而是真正有话要说，实实在在的鲁迅也从不逞匹夫之勇。

作者还喜欢用形象的比喻来概括研究对象的特点。如指出俞平伯《杂拌儿·自序》里极突兀、跳跃性的写法，是学禅宗公案“秃头秃脑的句式”；将林语堂的小品和周作人的散文对比后，说林仿佛知堂老人身边“口无遮拦、反应奇快的顽童”。

作者视野开阔，艺术感觉敏锐纤细，善于作比较。对研究对象的评论是建立在熟读作品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体验式、思辨式的批评方式。既吸取了直观形象的中国传统点评式评论的精髓，又与强调评论的诗性、散文性的“日内瓦学派”不谋而合。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套现成的理论，虽然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吸收，但那只是整理思维的工具，捕鱼的“筌”，成文之后就大部分消弭在文字肌理中了。在《尝鼎一脔·附记》中作者透露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对每一个述及的对象，要“在大体把握了这位作家的风格之后，再去寻找较有代表性的引文”。也就是说，不是带着已有的成见去找材料，因为即使在“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的书里，也有可能挑出几句你所需要的文字来”，论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分析之上的，是“尝鼎一脔”，而非“瞎子摸象”。作者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作者的评论，寥寥数语便能一语中的，却并不疾言厉色令人生畏，而是促膝谈心式的娓娓道来，亲切有余味。如他评被以讹传讹的周氏兄弟的嫌隙：

绝望，然而反抗，这就是鲁迅。他仍坚守在原地，毫不退让。周作人本来也和他站在一条壕堑里，但不久就走开了。他们的分道扬镳，不在那些言情小说看多了的研究者所说的兄弟吵架，也不在鲁迅到上海后的所谓“左转”……

作者在对研究对象品评之前，必先把相关作品烂熟于心，忠于自己的直觉，而非屈己就人——既不曲意奉承，也绝不故意抹黑。对诸位先贤的特点抓得很精准，近似白描，以心感心的文字中透着浓浓的人情味，如“胡適是个忙人，也是个平易而顶真的人”，“鲁迅是既严肃又爱笑的”，“鲁迅的骨头确实硬，但胆子并不太大”，“鲁迅是深刻的，固执的，绝不动摇的”，“林语堂做事投入，聪明过人，常做一件成一件”。

除了对文本非常熟悉外，作者还能将研究对象的逸闻趣事信手拈来。如谈到《雅舍小品》的写作，作者讲述了一则梁实秋与其女部下的美丽“八卦”，故事很短，不过三言两语，既诙谐逗趣地交代了小品写作的背景，又点明了“谈话风”散文会因谈话对象的不同而大异其趣的道理，虽有打趣的意思，但到底及时刹住，不堕俗趣。

作者并没有把研究对象扁平化，而是用发展的、欣赏加批判的眼光，搜罗证据，抽茧剥丝，去掉表面的渣滓，使“层层累加”的帘幕被一层层拉开后，再略加按语，引导读者悦纳。这些观点往往是令人信服的，虽有时也不免武断，且作者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自得，但因其心诚，绝无轻视读者的意思，所以不至引起反感。

作者常把自己摆在一个读者的位置，有了阅读的新体会，就急于跟同道分享，情不自禁要指给你看，比如他评《两地书》中某一封信时说：

这封信，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宛若一曲思想的交响，“必无”或“可有”两大主题反复交织，真是好看极了。

再如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的一段话：

多么清浅明白，不慌不忙，而又是十足自信的，并隐含一种内在的兴趣。

上述种种特色使得此书毫无学究气，浸润着生活体会、创作经验，亲切有味，很接地气——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烟火气”。这种“烟火气”可能与作者特殊的教育和职业经历有关。据作者自述：“我的完整的学历，严格地说，只有小学六年。”其余除了“靠自己看书”外，还因为“遇到很多老师”及“更多不是老师的老师”——给过他忠告和鼓励的友朋、带他入行的编辑前辈、组编稿过程中结识的作者（多是现代文坛耆宿）。加之作者早年小说创作的经验，不仅使他远离学院式写作的窠臼，也赋予他局外人的视角。长期的编辑实践、写作生涯总结出来的为文经验，又让他比常人拥有更敏锐的判断力。

《今文渊源》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形式新颖、创见迭出、文字省净、气韵生动、特别耐读……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笔者以为还是此书的体例，也就是这种不像文学史的“史论”的写法。它或许确如郜元宝序中所言是“破除目前积重难返的装腔作势华而不实的学院腔而简化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