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与民营合作，为出版社带来了什么

易图强

在现行出版体制下，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要想进入出版领域，就必须与国有出版社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双方的合作先后出现过多种方式，起初主要是单纯的书号买卖，如今已不多见。目前双方主要有三种合作方式：挂靠出版社、项目合作、注册合资公司。在实际运作中，规模较大的民营文化公司经常采取复合型的合作方式，即同时采用上述三种方式与不同的国有出版社进行合作。同一家民营文化公司或工作室也往往会根据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合作方式，如挂靠一家出版社一定时期之后脱离出去，再选择另一家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毫无疑问，不管哪一种合作方式，都以书号为基本纽带。离开了书号，合作无须存在。

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与国有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总的来说是互利双赢。一方面，合作使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迈过了不能从事出版的政策门槛，挤进了出版领域；另一方面，合作也给国有出版社带来了一些机遇。

降低了出版社的出版风险

1994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5卷本作品集，但他是纯文学作家，引进其作品集又需要几十万元，市场风险很大，该社无力承担，只好与民营文化公司合作。结果这套纯文学丛书在几个月内销售10多万套，成为1995年国内书业神话之一。1999年，美国人罗伯特·T·清崎授权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富爸爸穷爸爸》的中文简体字版，条件是首印不低于5万册。但此前引进版财经类读物在国内发行超过1万册已属不错的业绩。因此，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决定引进投资方，于是找到了自由投资人汤小明。汤小明为此专门注册了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并为《富爸爸穷爸爸》项目组投入启动资金80万元。后来此书在我国的销量突破了200万册，码洋近5 000万元。

迫使出版社更快地去适应市场

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7本的丛书，有一民营文化公司愿意出30万元收购。但出版社认为，如果自己发行成功，利润更大，而且可以带动社内其他图书的销售，于是决定自己做。然而，几年过去，这套丛书一直亏损，数千册书躺在库房里蒙尘。多年以后，某民营文化公司仅用几千元租下这套书的版型，新版上市即受到市场欢迎。新版发行的成功，既证明了选题本身的生命力，更证明了民营文化公司的活力、效率与能力。相信不少国有出版社就是在反差如此明显的对比中感受市场、认知市场、适应市场，从而学会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游泳的本领。

意味深长的是，进入2l世纪，国有出版社纷纷借鉴民营文化公司的机制，在异地(主要是北京)注册成立图书中心或文化公司：例如，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金丽红和黎波组建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后经改制更名为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设立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创办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等等。此类公司或中心介于国有与民营之间，均采用“国有的资本，市场的机制”的商业模式，既保持国有出版社的政策优势，又引人民营文化公司灵活高效的经营方式，可视为国有出版社向民营文化公司学习之举措。

优势资源与知名度双丰收

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策划运作的畅销书、品牌书都是冠以国有出版社的名称出版，除了圈内人员，普通读者、社会大众只认出版社而不知居于幕后的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于是，随着这些畅销书、品牌书的迅速流行、广泛传播，国有出版社的亮相率得以增强，形象得以提升，影响得以扩大。知名度得以提高。笔者对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黑镜头”系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行天下旅游丛书》、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金河仁系列”与《窗边的小豆豆》等畅销书与品牌书慕名已久，但直到撰写此文时才知道在它们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民营文化公司。再如，民营策划人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资注册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策划运作的社会科学学术图书，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至于国有出版杜通过合作获得的管理费和销售利润则是众所周知。

整体而言，出版社与民营的合作绝非只是对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有利，实际上对国有出版社也有益。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从合作中借鸡生蛋，得利，国有出版社从合作中草船借箭，得利又得名。不少人以为，国有出版社与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的合作是在培育自己的掘墓人，这对于某一家或某一些出版社来说。或许有可能，但对于我国整个出版业来说，则断然不会如此!